陳光誠是中國山東臨沂的一個盲人，關於他的話題在國際國內已經熱鬧了幾年。最近，因為陳光誠離開臨沂老家，進出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又起波瀾，甚至成為中美關係中一個令人矚目的敏感點。這樣也好，原來遮遮掩掩，現在可以敞開點說了。為陳光誠之事，媒體多次給我打電話，我都拒絕發表意見。在這裏統一說一下。很多討論陳光誠事件都借此討論中美關係，都在國家層麵、國際關係層麵上說的很大，而我更想說說陳光誠這個人，我們不該忽視他。
陳光誠祖輩都在山東臨沂，陳家在當地有點影響。現在有很多文學作品喜歡描述一個家族的曆史風雲、百年變遷之類，事實上，陳光誠家在臨沂生活居住多年，陳氏家族與當地村民也有漫長而複雜的關係。例如，陳光誠祖輩中有人曾經因在當地的刑事犯罪被民國政府判處死刑，至今還有當地人為此而聲討陳家；陳光誠的父輩中有人當了共產黨幹部，當地現在還有人說陳家在村裏靠著幹部背景搞特權等。但是，我們現在很難用這種陳年舊事來證明陳光誠本人就是壞人或好人。事實上，我覺得陳光誠從小就值得同情。
陳光誠並不是天生盲人，而是小時候突然因病致盲。將心比心，這種事發生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不幸，不管是他本人還是家人，如何麵對這樣的突變，都是難題。陳光誠兄弟不少，他最小，因此，家長和兄長疼愛這個橫遭不幸的小弟也就可以理解。陳光誠本人因此而特別要強，或者產生一些過於自我保護、自尊心過於敏感、生怕受傷害的心理，我認為也很正常。錯綜複雜的曆史背景、鄉村文化背景和陳光誠的個人遭遇，形成了陳光誠乃至陳家與當地一言難盡的關係，要理清頭緒，短時間裏亦非易事。與村民聊起陳光誠，任何一件事，不同的村民都能扯出很遠的曆史、不同細節的切入點。簡單說，陳家在他們世代居住的村子裏，與村民們形成了複雜的恩怨關係。
恩怨交織、矛盾頻生，這幾乎是中國任何一個人際關係密切而複雜的鄉村社會的必然。城市生活有時因為人際關係相對簡單，能夠避免在此類問題上花費更多精力，也算一個清靜。但中國共生、共存、共依的鄉村的確有很多現代城市生活難以理解的複雜性。本來，有矛盾很正常，傳統的鄉村社會自有一套解決此類矛盾的規則和機製。與陳光誠相關的某些矛盾，有時也會引出個人與基層管理、地方政府的矛盾，這也沒什麽大不了。首先，所有地方，此類矛盾都很常見，隻要有心解決就行。其次，山東臨沂這幾年發展不錯，老區民眾還有較為樸實的觀念，解決矛盾的動力遠遠大於激化矛盾的傾向。因此，陳光誠與村民乃至與基層政府的矛盾，暫且不論雙方是非，在鄉村規則和地方政府層麵，都有解決的渠道。有些矛盾超出了鄉村基層的調節範疇，例如計劃生育問題，這與國家政策有關，不是鄉村自身能夠解決的。如果把這種矛盾與原有的複雜人際關係交織在一起，不僅不能解決此類矛盾，隻會激化原有矛盾。
陳光誠的問題在於，當他間斷地離開鄉村，浮光掠影地接觸了另外一套解決矛盾的理論和方式。很多離開鄉村進城的昔日農民都有此遭遇。然而，一般人如果往返於城市與鄉村之間，他會理解兩者之間的差異和不同社會背景下的選擇。陳光誠則不同，他因為是盲人而顯得身份突出，它與當地鄉村的某些矛盾又具有普遍性，於是，陳光誠遭遇了很多同樣狀況的人所沒有的經曆——有人發現了陳光誠，便以物質利益為誘餌，鼓勵陳光誠將矛盾導向唯一的方向。因此，當陳光誠又回到村裏，他的處境變得非常奇怪：他試圖用一知半解的國際規則來解決鄉村矛盾。有人也許會說，國際規則是先進的，鄉村規則是落後的。即便如此，首先，改變鄉村規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這要有個過程；其次，陳光誠所認定的國際規則，由於外部力量的金錢引導，使得解決矛盾的可能性發生變味：它並不在乎矛盾的解決，而在乎將矛盾引向國家體製層麵的政治衝突。於是，本可以在鄉村解決的矛盾，由於外部勢力的故意刺激而引發陳光誠的激烈與強硬，水漲船高地導致雙方輪番強硬，使得矛盾未能緩解而趨向激化。
這是我認為陳光誠第二個值得同情的地方。陳光誠受教育程度並不高，視覺障礙妨礙了他係統全麵的學習，視覺障礙以及鄉村關係導致的性格因素，使得他對矛盾的解決有過於強烈的個人色彩。外部勢力用大筆金錢引誘他所導致的結果是，在不全麵的認知狀態下，陳光誠與鄉村社會的矛盾衝突，隻剩下唯一的解決方式。這個唯一的解決方式，就是陳光誠高度個人化的方式。我們也許可以說他偏執或衝動，但事實上，這也是外部勢力所希望的將矛盾普遍化、政治化的結果。又因為金錢和外部榮譽的引導，以及陳光誠本人的認知不足，在陳光誠那裏，他隻以為那是對他個人有利的方式，而認識不到這是一個極度敏感的全國政治性問題。例如，稍微不符合陳光誠本意的解決方案，他就認為那是對他的歧視和不公，而沒有意識到，他在某個時段被炒作，是因為他在此時已經成為茉莉花革命的工具，但他自己並不知道；陳光誠也沒有意識到，他在另一些時段裏被拿起來，是因為他已經成為海外反華勢力鼓動騷亂、鼓動顛覆的棋子。
陳光誠很不幸地被中國的敵對勢力利用了，成為敵對勢力在中國達到政治目的的工具。對於其他人，這種利用更多是互相的、自願的，因而不值得同情。但陳光誠對此沒有清醒的認識。這是他的不幸，也是我對他感到同情的原因。陳光誠並不清楚自己是被別人的其他目的所利用，隻以為別人是為了幫助他實現個人權益。他過於敏感和倔強的性格，使得他與鄉村的矛盾徹底激化，變成國家體製層麵的交鋒，或者是陳光誠個人誤認為隻有超越國家才能解決。例如，陳光誠曾對我說：他希望聯合國來調查並解決他的問題。從中也可看出，陳光誠在外部勢力的誤導下，把他與山東鄉村的個人矛盾當成了利比亞問題、伊拉克問題、伊朗問題等重大國際問題，使得本來有可能解決的小問題失去了所有解決的可能性。那些以改變中國體製為目標的外部勢力以及國內代理人，如此利用和耍弄一個盲人，於心何忍？我與一些盲人有過較為密切的接觸，他們很多人願意同我聊天，或說說心裏話，其中，有些盲人還是“成功”人士。我認為，盲人心理與常人很不相同，盲人知識結構也普遍不如正常人，他們自我意識更敏感，自我保護意識更強，因而顯得更加脆弱。社會應給他們提供不同於常人的方便，這沒錯，也適用於陳光誠。但是，在盲人不明就裏的情況下，將他推入政治漩渦，在我看來是很不人道的殘忍之舉，而這正是某些外部勢力連帶國內崇洋媚外“公知”所做的。他們害了陳光誠，使得中國鄉村乃至地方政府提出的所有解決方案都不可能實現，在陳光誠被外部勢力誤導的意識中，都成為對他的再次迫害。例如，去年我見到陳光誠時，曾經建議他到醫院全麵檢查健康狀況，但他拒絕了。他認為那會成為對他的迫害，甚至可能使他有生命危險。我意識到，與盲人陳光誠的交流、溝通，直到取得信任，要有極大的耐心。把陳光誠推入政治漩渦的行為，至少對於陳光誠本人是極不負責任的。
最近，陳光誠進出美國駐華大使館，使我對陳光誠再次感到深深的同情。在某種意識形態不負責任的片麵灌輸下，陳光誠認為中國是他的地獄，美國是他的天堂，隻有到了美國，他的問題才能解決，而且他相信美國一定會熱情幫助他。事實呢？我去年與陳光誠交談了半小時，已經意識到與他交流的困難。如果他是一個正常人，也許可以靈活采用很多其他交流方式，例如當頭棒喝、不憤不啟等。但對於陳光誠，我認為極大的耐心是唯一的方法。我相信，駱家輝先生已經體會到與陳光誠交流的難度，因為，盲人有較強的自我封閉性。當某種政治勢力把某人當成被利用的工具，為了使這個工具發揮良好的作用，也需要這個“工具”的配合。然而，就陳光誠的現實條件來說，要讓他自覺地配合，實際上很有難度。於是，拿陳光誠的陳年舊事敲打中國時無成本的便利，到了與陳光誠麵對麵時，美國人便發現，很難讓陳光誠在未來高度配合美國的政治意圖。於是，陳光誠在美國人那裏的未來價值大為減弱；於是，美國人不願意收留他了。因為陳光誠由於認知和性格等原因，即便繼續成為美國政治的工具，也將是一件很不稱手的工具，難以實現低成本且高效，很有可能隻是高成本而低效，甚至無效。於是，美國人宣布陳光誠“自行離開”。於是，對美國和國際規則滿懷期待的陳光誠感到被拋棄。這是我對陳光誠深感同情的第三個原因——你們欺騙了他，讓他對你們充滿了希望，你們卻拋棄了他。你們自私的政治圖謀激發了他的幻想，又被你們自私的冷漠無情地撲滅。如果是一個正常人，也許能就此認清你們的本質，但是，對於一個殘障人士，他也許難以在短時間裏徹底認清你們的本質，他甚至不會像正常人一樣，在發現被欺騙後深深地懊惱與悲哀，他對你們的幻想不容易徹底破滅，這才是真正的悲哀。
說一個故事。某天，路上來了一輛汽車。汽車停下後，車內扔出一條狗。汽車又開走了，再也沒有回來。此後幾個月，這條狗一直守在被扔下的地方，它隻靠路人的一點施舍過活，翹首望著路上過往的車輛。小狗希望它的主人會回來接走它。它也許還在回憶過去與主人的親密，它也許不相信主人已經徹底地拋棄了它，它還堅守著它的忠誠，一個被背叛和拋棄的忠誠，一直到死。這個故事說的是狗，我不希望它成為人的故事。但事實上，把陳光誠當成工具利用的那些勢力，某種程度上的確沒有把陳光誠當成一個真正的人，隻是把他當成實現自己目的的工具。為此，我對盲人陳光誠感到無比的同情。又因為他難以擺脫你們將他推入的政治漩渦而感到無奈。我認為，陳光誠一切問題的解決隻有靠中國，而你們卻讓陳光誠誤以為隻有靠你們才能解決，從而使他很長時間裏失去了與中國共同解決問題的願望和機會。你們誤導了他，當他來到你們麵前，你們虛偽地表演了一把高尚，讓他依舊帶著中國無法解決他的問題的國際思維，又殘忍地把他扔給了中國，你們把一個弱勢的盲人當成了一條無用的、不再喜歡的狗。你們當初把他當成政治工具是殘忍的，如今把他拋棄，是更加殘忍的。而陳光誠本人對此也許還沒有清醒地認識，還沒有徹底看清你們的殘忍，還對你們抱有殘障人士特有的幻想，這也許將成為他難以擺脫的悲劇。我同樣痛恨配合美國欺騙陳光誠的國內勢力，你們把一個本可以調解的矛盾，利用盲人的認知不足和性格缺陷，推到了高度激化的極端。你們關心的並不是陳光誠本人，隻是你們自己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