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對人民負責 對曆史負責——三議“一國兩區”

本人在“再議一國兩區”一文曾引用胡吳會談時他們講的話，胡錦濤提出要“深入思考和認真規劃兩岸關係發展”，吳伯雄則說“期待開拓兩岸關係的新局麵”，後來會見賈慶林時又表示“應當鞏固成果，穩步向前推進”。我不知道胡錦濤準備讓誰來“思考”誰來“規劃”，吳伯雄又期待誰來“開拓”，成果如何“鞏固”，推進又如何“穩步”？你們老是喊“存異”“化異”的口號，可就不見你們雙方哪一位站出來說“異”是些什麽？如何存（存這個字太消極了）？又如何“化”？你們的建議中常用修飾詞，如“思考”要“深入”，“規劃”要“認真”，“成果”要“鞏固”，“推進”要“穩步”。我擔心“深入”之後沒有下文，“認真”之後沒有結果，“鞏固”成了“難固”，“穩步”成了“止步”。你們都有從政壇上退出的一天，實在不希望你們賦閑時回望這一段再“空悲切”。 老百姓對未來的美景也存一份憧憬，也寄托一份希望，但他們更重視的是現在，是眼下。即使是中華民族統一大業這麽重大的問題確實需積以時日才能逐步有所進展，他們也已無奈地表現過無數次的耐心，可花拳繡腿、光說不練，卻不能獲得他們由衷的讚賞。 曆數兩岸領導人，從台灣的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到現在的馬英九，大陸的毛澤東、華國鋒、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到現在的胡錦濤，都有過各自對兩岸關係前景的表述，但似乎沒有一個人真正提出如何“化異”，更沒有人提出具體方案，他們好像向遺體告別那樣，向“異”默哀，然後繞著走半圈看半圈，最後走開，你們說悲哀不悲哀？一個甲子已經過去，一個方子卻仍未開出。 江澤民的“江八條”，台灣領導人幾乎是“不屑搭理”，原因是什麽？沒有抓住要害，沒有放下身段，沒有了解台灣的實情，沒有了解台灣的民意。 本人不揣冒昧、不懼“位卑”，妄議國是、指點江山，大膽提出“司馬六條”（很對不起諸公，情急之下，以一個多小時寫下的博文，肯定不能字斟句酌，既無法保證條條都對都好，也無法保證作為一種政策建議的嚴謹。）——草率、粗糙，是它可能獲得的評價。各位一定要鼓勵鼓勵，至少放在會議桌上的不是一張白紙，大家隻能大眼瞪小眼，或者是“顧左右而言他”，“今天天氣——哈哈哈”。“司馬六條”提了6條，你們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全部還是不同意哪一條，隻要有一條是大家同意或半同意的，就先把它肯定下來，我們還可以征集“王三條”“李四條”“趙五條”“張七條”或者“孫九條”，從這些“條”中再找出無爭議或爭議小的，如此繼續下去，還拍搞不出個“陸、台多少條”？我們這個社會是個生產“批評家”的社會，批評別人，一套又一套，叫他拿個建議，他就是拿不出來，嗚呼哀哉！ 我想給胡溫領導提點建議，你們如何踐行對人民負責、對曆史負責肯定都有自己的一套謀劃，隻是你們在位時間已不是以年計，而是以月計、以日計，當下，如何“隻爭朝夕”，是你們應該首先考慮的。鄧小平前期後期都有汙點，這裏暫不多議，但“小平同誌 你好”畢竟是遊行隊伍中自發打出的橫幅，人民對他在中國曆史轉型的關鍵時刻高舉改革開放的大旗，引出來後邊的中國經濟奇跡——不是亞洲四小龍，而是東方的巨龍，印象極深，體現了對人民負責，對曆史負責。（他的至理名言是“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雖也曾被理論家們“詬病”，但人民的反問卻馬上讓“理論家”們閉嘴——抓不到老鼠總不能叫好貓吧？！）在港澳問題上的“一國兩製”也是我們這位鄧大人對曆史的貢獻。當然鄧小平的權威地位可以讓他以“不爭論”堵住“說三道四”者的嘴，你們即使下令不爭論，也不見得有人聽，可我倒覺得，這些大事讓各族、各界爭論爭論卻不是什麽壞事，報紙、雜誌可以開專欄，電台、電視可以安排檔期，讓大家暢所欲言。 一個好領導往往是在別人抓耳撓腮苦思不出什麽辦法時，拿出辦法，解決難題，並取得好的效果。即使一時也拿不出高招，能從善如流而非嫉賢妒能甚或閉塞言路，也是值得稱讚的。你們如果對“司馬六條”的作者的勇氣（僅僅是勇氣）表示嘉許，把他吸收進“協商委員會”，他絕對從命，並宣布不要任何報酬（差旅費恐怕還是要報的吧）。 我還想給馬英九、吳伯雄提點建議。“司馬六條”的提議人如此為台灣人民呐喊（保不住已有人在查我的家底，看我是不是收過台灣當局什麽好處，為什麽那麽賣力地要為台灣政府擴大國際空間呐喊、獻策）你們是否也給我一個什麽銜（諸如一國兩區籌委會之類的）為堵別人的嘴，本人在此也聲明：台灣、大陸，一視同仁，既然未向胡溫開價要報酬，給你們谘詢當然也應該是免費的（還得附注：差旅費也得讓報銷）。 我真誠地希望，兩岸領導人都能對人民負責，對曆史負責，在統一大業中立大功。 隻要你們真的這樣做了，人民不會忘記，曆史必將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