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報》副刊,2009年6月26日 2009年4、5月號《人民文學》連載張翎最新力作、長篇小說《金山》。連續兩期連載一部長篇小說,在《人民文學》的曆史上實屬罕見。 《金山》取材於19世紀下半葉廣東開平村民跨洋過海去加拿大追尋黃金夢的史實。整部小說,以等待為軸,展開的是尋夢、追求夢、實現夢、最終夢被現實無情打碎的漫長的曆史過程。 男主人公方得法,一個殺豬人的兒子,在晚清最黑暗的時期,跟著一個叫紅毛的同鄉坐船前往北美。北美被這些早期移民稱為“金山”,他們冒死跨海去尋找一個夢想中的烏托邦。方得法在第一次中回國時,和小說的女主人公六指(關淑賢)定下一個約定,那就是他承諾要把妻子六指接到加拿大。他一生奉守這個交換過龍鳳貼的約定故事是推動小說前進的動力。 但是,男主人公方得法和六指半個多世紀的生死之戀,最終卻未能實現他許下的諾言。六指等了50多年,竟陰差陽錯終究不能與方得法生活在一起。每一次的團圓努力和團圓等待中,男女主人公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和犧牲。這裏有政治事件,也有人物的性格使然。小說傳奇般的故事穿插著加中兩國各自的社會重大事件,包括兩次世界大戰、排華排日、人頭稅、百日維新、辛亥革命、中日之戰、解放戰爭,以及土改,直到二十一世紀的經濟全球化。小說揭示出人物命運與曆史的關係,人物的悲歡離合,生離死別的背後,有著人為操縱的曆史事件的支配,它與曆史密不可分,亦是對曆史的形象化的演繹。 方家第一代方元昌因意外之財而發家,因吸食鴉片而敗家。 方得法是方家的第二代,在鄉人紅毛的引領下,懷揣“金山夢”遠走北美,開始了他的人生曆險。然而在加拿大,華人備受歧視,不但進入這個國家要受到各種“衛生檢查”的羞辱、資格認定的欺淩,而且在為這個國家貢獻勞力(修鐵路等)的時候,還要遭受到洋人工頭的壓榨盤剝,而工程的艱險則使他們每每要付出生命的代價。華人的到來盡管為加拿大的繁榮和發展注入了活力,歧視性的排華法案卻依然付諸實施,華人要將家眷接來團聚必須支付高昂的“人頭稅”,於是來到加拿大的方得法,不但親身體驗到了“身在番邦為異客”的種種屈辱和淒苦,而且他與家人長期“妻離子散”的境況,也為他後來的人生悲劇,埋下了悠遠的伏筆。方得法在加拿大辛苦一生,最終隻能湊足讓兩個兒子方錦山和方錦河進入加拿大的“人頭稅”,將妻子六指帶到加拿大團聚的夙願,終生沒能實現。 作為方家第三代,方錦山和方錦河在加拿大雖然力爭上遊,並與印第安人和白人女性產生過情感、欲望糾葛,但最終,他們仍然擺脫不了華人的宿命,複製了與他們的父親同樣的人生悲劇——族裔層麵遭受歧視,家庭層麵承受痛苦。與此同時,留在家鄉的六指和方錦繡,則伴隨著20世紀中國曆史的戰亂、動蕩以及翻天覆地的變化,也在忍受著分離的痛苦、人生的煎熬和命運的作弄。 方家第四代,已分屬中國和加拿大兩個不同的世界。方錦山的女兒方延齡出生在加拿大,既無故鄉生活的經驗,更談不上對家鄉的記憶,她與那些在開平出生的耀鍇(錦河之子)和懷國、懷鄉(錦繡的子、女),已毫無相同之處。然而,他們雖然生活在太平洋兩岸的金山和開平,卻遭遇著同樣的人生悲劇:方延齡背負著華人的族裔原罪,一生不幸;耀鍇被日機炸死,懷鄉則被槍殺。 方家到了第五代,已經不再是純粹的華人——方延齡的女兒盡管會說中文,但已是一個形貌“異化”的外國人艾米·史密斯,如果不是祖上在家鄉開平留下了獨特的曆史印記——開平碉樓“得賢居”,她大概已和自己血統中的華裔族性接不上曆史的淵源。為了完成母親方延齡交待的任務,她來到了祖先居住過的開平,並在無意中,開啟了自己身世和家族的那扇曆史之門。而門一旦打開,她的人生從此走入了一個新的境界:她終於找回了一個屬於她卻幾乎被她丟棄了的世界。 |
7 評論 |
2009年8月11日,由《人民文學》雜誌社、中國作協創研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聯合主辦的張翎長篇小說《金山》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旅居加拿大的本書作者張翎專程回京,與北京出版集團總編輯鍾製憲、副總編輯曲仲、北京十月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總經理陳明俊、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常務副總編輯韓敬群、《十月》雜誌副主編周曉楓以及著名評論家胡平、何向陽、彭學明、閻晶明、梁鴻鷹、施戰軍、吳義勤、陳曉明、張頤武、白燁、陳福民、李建軍、等一起參加了研討會。研討會由《人民文學》雜誌主編、著名文學評論家李敬澤主持。 《金山》是張翎醞釀二十餘年的心血力作,今年在《人民文學》雜誌第4、第5期刊載後,贏得學界與讀者一致好評,日前小說單行本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鄭重推出。小說從清末華工方得法遠赴加拿大淘金修鐵路講起,詳細地描繪了方家四代人在異國他鄉的卑苦的奮鬥曆程,以及他們與故土廣東親人的悲歡離散。小說以個體和家族命運為切入點,把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屈辱的近現代史和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國族興衰有力地納入了敘述。它不僅是一部將赴加華工的命運首次引進當代文學視野的敘述實踐,同時也是一次探討國際大背景下國族身份與認同的重要的史詩式書寫。作品縱橫捭闔,波瀾壯闊,跨越了一個半世紀浩繁的光陰和遼闊的太平洋,從同治十一年到2004年,從廣東開平到加拿大的溫哥華;它又謹小慎微,步步為營,對個體命運與曆史有深刻的體察與還原,它的澎湃的寫實激情以及信手拈來的新鮮而又詳實的異國經驗,都讓我們不得不對宏大敘事和經典現實主義的力量充滿敬意。 張翎寫《金山》並非心血來潮,從第一次無意間在洛基山山腳下發現修築鐵路的華工的墓碑開始,這個故事已經在她心中醞釀了二十餘年。2003年夏天,她受邀參加海外作家回國采風團,在著名的僑鄉廣東開平第一次看到了後來成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碉樓,碉樓裏的一件粉紅色的舊式夾襖,如電流般再次深深觸動了她敏感的神經,激發了她的寫作靈感——“裹在這件年代久遠的繡花夾襖裏的,是一個什麽樣的靈魂呢?這些被金山伯留在故鄉的女人們,過的是什麽樣的日子呢?在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的隔洋守候中,她們心裏,有過什麽樣的期盼和哀怨呢?” 從動筆到殺青,她耗費了整整五年的氣力。張翎自言,這是在“塵封多年且被人遮掩塗抹過的曆史裏尋找突破口”,因此“這本書和現代都市小說的書寫方式有著極大的不同,它所涵蓋的故事發生在一個巨大的曆史框架裏,而且它牽涉到的每一個細節都很難從現代生活裏簡單地找到依據。必須把屁股牢牢地黏在椅子上,把腳實實地踩在地上,把心靜靜地放在腔子裏,把頭穩穩地縮在脖子中,準備著久久不吭一聲地做足案頭研究——極有可能會在這樣長久的寂寞中被健忘的文壇徹底忘卻。” 張翎並不是職業作家,她賴以謀生的工作是多倫多一家診所的聽力康複師。她在幫助病人在嘈雜的世界裏捕捉聽得見的聲音的同時,也在曆史深處努力捕捉著祖先們那幾乎被遺忘的微弱卻真實的聲音。她用女性作家纖柔豐盛的浪漫情懷和悠長婉約的語言演繹著山川巨變、滾滾風雲中跌宕奇突的人物命運。她表示,祖國文學界多年來對她的支持和關懷,讓她非常感動,也非常感謝。 與會者認為,《金山》跨越重洋,在當代文壇橫空出世,注定會成為2009年乃至近幾年中國文學一個重大事件。在日益空乏寒窘、日益浮誇躁動的當下,《金山》以它幾近“笨拙”的嚴謹紮實,以它對時代風雲以及人物命運的貼心貼肺的把握,以它瓷實飽滿而富於表現力的語言,以它的力量和深情,讓我們眼前一亮。《金山》代表了海外華語文學寫作的高度;《金山》,以及其他一批重要作品的出版,說明海外華語文學寫作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文學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金山》是一部傳奇,但它是一部用堅實磚石構造起的傳奇,作者將對人物心靈和命運的想象與對人的條件、環境的確切考證和把握融為一體。這在中國當代作家中幾乎難得一見。李敬澤說,“張翎結結實實地給國內作家上了一課,她交給我們的是基本的現實主義寫法的ABC。從紮實的細節考證到認真到幾乎較真的寫作態度,張翎的工作倫理令人敬佩。張翎可以說是當代華語作家中經典現實主義的唯一繼承人。”其次,《金山》講述了中國人百年來的海外秘史和痛史。在中國人對全球化背景下自我的身份定位越來越迷惘和焦慮的時候,《金山》的出現恰逢其時,它帶領我們回到上兩個世紀先僑們的血淚曆程,回到故事的源頭——幾代中國人是如何用自己的血淚奮鬥不息,在異國他鄉篳路藍縷、前仆後繼殺出一條生存之路。今天這個時代,每一個中國人身上仍然附著這些“金山伯”的靈魂,正麵與負麵的東西都累積在心中。它關乎中國經驗中深沉無聲的層麵——中國的普通民眾如何在近代以來的全球化進程中用血淚體認世界,由此孕育出對一個現代中國的堅定認同。 張翎,1957年生於浙江杭州,後隨父母移居浙江溫州。她僅上過兩年初中,16歲參加工作,在溫州郊區的一所小學當代課老師,在工廠開過車床。1979年考入複旦大學外文係,畢業後分配到北京煤炭部工作,做科技翻譯。1986年辭職赴加拿大留學,分別在加拿大的卡爾加利大學及美國的辛辛那提大學獲得英國文學碩士和聽力康複學碩士。現定居於加拿大多倫多市,在一家聽力診所任主管聽力康複師。在一篇文章中,張翎曾這樣描述自己在北美的漂泊生活:“十年裏,我在加拿大和美國之間漂泊流浪,居住過六個城市,搬過十五次家。常常一覺醒來,不知身為何處;我嚐過了諸多沒有金錢沒有愛情也沒有友情的日子,見過了諸多大起大落的事件,遇到過諸多苦苦尋求又苦苦失落的人……”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張翎開始在海外寫作並發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郵購新娘》(台灣版名《溫州女人》)、《交錯的彼岸》、《望月》(海外版名《上海小姐》),中短篇小說集《雁過藻溪》、《盲約》、《塵世》等。曾獲第七屆十月文學獎(2000),第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優秀散文獎(2003),首屆加拿大袁惠鬆文學獎(2005),第四屆人民文學獎(2006),第八屆十月文學獎(2007),《中篇小說選刊》雙年度優秀小說獎(2008)。小說多次入選各種轉載本和年度精選本。其中篇小說《羊》、《雁過藻溪》和《餘震》分別進入中國小說學會2003年度、2005年度和2007年度排行榜。中篇小說《餘震》被改編為馮小剛導演的09年重頭大戲《唐山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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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把屁股牢牢地黏在椅子上,把腳實實地踩在地上,把心靜靜地放在腔子裏,把頭穩穩地縮在脖子中,準備著久久不吭一聲地做足案頭研究——極有可能會在這樣長久的寂寞中被健忘的文壇徹底忘卻。” 海外作家寫作踏實。作品近來是國內一景。越來越受到文學界、出版屆的認同。 是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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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翎 我把一生的呐喊都放進《金山》 文/安頓 8月8日,8點40分。上島咖啡。 紅耳環、白上衣、白底紅花連衣裙、白涼鞋。自上而下,眼前女子的裝束隻紅白兩色。唇紅齒白之外,她有黑亮的眼睛。 她那正在本報連載的小說的封麵,也不過紅白黑三色。 小說的名字叫《金山》。她叫張翎。 前一天晚上,她自加拿大多倫多飛來,與眾多閱讀過《金山》的評論家和讀者有約,先在北京,後在上海。 近日,一部正在高調開機宣傳的電影,《唐山大地震》,導演是馮小剛,原著作者是張翎。她已是一位“老”作家,寫作十幾年中,分別獲得過國內的“人民文學獎”和“十月文學獎”,加拿大的袁惠鬆文學獎。海外堅持用母語創作的新移民小說作家中她算得上領軍人物之一,而且,她是業餘作家——主業是多倫多一家醫院的聽力康複師。生在溫州的她16歲離開學校,當過小學教師、車工,以初中二年級的水平靠自修考上複旦大學英美文學專業,1979年,她的成績是浙江省外語類考生的第一名……這些信息集合起來,再加上《金山》這部約50萬字、以清末赴加拿大淘金的先僑、修築太平洋鐵路的華工為主要人物的家族小說,看起來讓她頗具傳奇。 眼前的張翎說自己時,小心地躲開了類似傳奇這樣的字眼,她溫和婉轉,努力把自己和這種界定區分開。她說她是康複醫生,每周在診所工作四天,每天的寫作時間是在晚上,九點到十一點十五分之間,不熬夜、極少失眠。她有穩定的收入,和諧的家庭,她“不確定丈夫一定特別了解”她正在寫的東西,卻可以確定“他給了最多的尊重和自由並承擔了很多本該分擔的家務”。她特別說到,這些年寫作沒能帶來明顯的經濟收益,直到今年進入了影視世界才算是“見到了一點錢”,既然如此,寫作不能賴以生存,能養活自己、幫補家庭的,仍是那個固定的、白日裏須得精心的職業。況且,還要為退休後仍保持中產生活水準而努力——“太窮和太富有的人都不能有純粹的寫作”,這是張翎堅持“業餘”的基本理由。 因為堅信自己的寫作會因業餘而純粹、因不為生計所累方得以不為物欲和名利所誘惑,她在1986年遠赴美國後轉道加拿大的留學生涯中,用十年時間老老實實讀完兩個能謀生的學位,建立了一份穩穩當當、實用的事業,完成了基本的經濟基礎建設,然後,才重拾自少年時代已暖在懷中的文學夢想。這樣看來,張翎是個沉得住氣的人。 一本書就像一個孩子,總會帶上創作者的某些特征。對於章法嚴謹、史料翔實、氣場一以貫之的《金山》來說,張翎的這種沉得住氣自始至終滲透其中。她書中的男人和女人們都在等,等團圓、等踐約、等太平……他們能等得起也必須等得起,也許恰恰源於帶他們來到世上的小說家原本就是個等得起的人——張翎與《金山》這個題材的邂逅,發生在1986年,而真正動筆開始寫,已是20年之後。 在《金山》的自序中,張翎寫了20年中的兩個契機,與冥冥中的人物們初相遇和被這些人“逼”得非要動筆不可。1986年和2003年。 1986年的張翎尚未成為今天衣食無憂的她,和很多早年出國的留學生一樣,也為生計奔波,偶爾心懷落寞。於是初相識發生在加拿大卡爾加裏市的郊外。一片被雜草掩蔽住的墓碑上麵寫著廣東話發音的中國名字,時間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和二十世紀初。他們是那些出現在曆史教科書中,被稱作先僑、豬仔華工或者苦力的中國人,而且,他們的壽命都不能算長。“在大洋那頭以芭蕉為背景的村落裏,他們曾經有過什麽樣的日子?在決定背井離鄉走向也許永遠沒有歸程的旅途時,他們和年邁的母親,年輕的妻子,或許還有年幼的孩子,有過什麽樣刻骨銘心的訣別?當經曆了‘浮動地獄’之稱的海上航程,終於踏上被淘金客叫做‘金山’的洛基山脈時,他們看到的是怎樣一片陌生的蠻荒?”這是自那時起常常會從心底翻上來的疑問,這些疑問會加快她盡早讓生活穩定下來的步伐——她確信自己是可以代他們書寫答案的,哪怕隻是曆史的一個小小局部。 然而,10年後,當她真正穩定下來,從容地鋪平了稿紙、拉開架勢寫作時,她仍然沒去碰這個始終蟄伏心底、時時泛起漣漪的題材。時機仍然未到,機緣尚淺。 2003年,張翎隨海外作家回國采風,來到廣東的僑鄉開平,在這裏,她第一次見識了成為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碉樓。這是清末民初出洋撈生活的男人們將一個一個銅板寄回家蓋的。在一棟尚未成為旅遊景點的碉樓中,她輕輕打開已多年無人觸碰的梨木衣櫃,看到了那件後來多次出現在她的回憶之中的金線繡花夾襖,夾襖的袖筒裏,藏著一雙已經掛絲的長筒絲襪。那一刻張翎覺得她是這件衣服的主人——可能等了一輩子卻終不能圓金山夢的女人——一直在等的人,她注定要替她書寫至今隱秘的心事。這是一次閃電般的觸動,但我們已經知道,這個張翎是沉得住氣的人,以後的兩年中她無數次撫摸記憶裏的這一段,與無數個可能穿這樣衣服的舊式女人交談,但她不寫,她還沒準備好擔當她們和她們客死異鄉的男人們的代言人,她要等自己把心上的最後一點躁氣撫平。 調研工作開始於2006年,《金山》殺青在2008年的聖誕節。 作為小說,《金山》是虛構的,但張翎為了這本虛構的小說,以曆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方式鑽研她所要描述的那個時代的史料,長達兩年半。她的工作方式在寫作類似尋根小說、家族小說的作家中並不多見。而這段穩坐冷板凳的考據和采訪的日子,給她帶來了源源不斷的寫作資源,也給她帶來一個又一個解讀金山客命運的新鮮角度和鮮活範本。知名加籍華文作家陳河說:“3年前聽說張翎要寫一個華工修築洛基山鐵路的長篇時,我曾說過寫這麽個題材可能會像再修一條鐵路一樣工程浩大,是否過於艱難?現在小說擺在眼前,讓我能讀出張翎這些年所付出的如當年的華工一樣的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拚命精神。沒有對前驅華工的心靈相通和感恩懷念,是寫不出這樣的小說的。” 在《金山》之後,張翎開始創作一部新的、依舊以金山客為主要人物的小說,《阿喜上學》。結束這次回鄉之旅,她仍會回到加拿大做醫生、做“業餘”作家。距離,使她有可能保持獨立創作的姿態,也有可能實現作家與曆史的平靜對視。實際上,這也是張翎在《金山》從一顆小小的種子直至長成一棵大樹的漫漫20年中磨礪出來的眼光和態度。 四個關鍵詞解讀張翎與《金山》 ◆對話◎采寫/安頓 ■關鍵詞之一:傾訴——如果不讓我寫小說,那麽有一天你會看到個頭頂上冒青煙的女人坐在多倫多地鐵裏,眼看就要爆炸,那就是我。 安頓:《金山》在你的創作生涯中是一本什麽樣的書? 張翎:20多年前就想寫這個題材,但一直等到現在,想想是因為巨大的懼怕,我知道這本書會扒我一層皮,但真的開始展開書寫的環節,我發現它不是扒一層皮,而是兩層。它是我一生創作的巔峰,不管別人怎麽看。我把一生的呐喊都放進去,又是很隱忍的呐喊。這本書裏的人物看起來一輩子都很窩囊,沒做過驚天動地的大事,但在他生命的某一刻中突然爆出特別的響聲,把一生的窩囊積累成一聲呐喊。這種狀態可能也是我的狀態吧。 安頓:生活中你是特別有傾訴欲的人嗎? 張翎:是!我曾給人舉例子,如果不讓我寫小說,那麽有一天你會看到個頭頂上冒青煙的女人坐在多倫多地鐵裏,眼看就要爆炸,那就是我。我們這個社會,想說話的人太多,想聽話的人太少。幸好,我能寫小說。 安頓:從1986年到2006年,你的生活和《金山》的創作無關。謀生軌道和內心軌道平行著,而同時你又在潛心結構自己喜歡的故事、最終成為《金山》。它是你的寄托嗎? 張翎:有可能。20年中,看得見的生活和它都沒關係,看不見的生活、很內心的東西,或許都和它有關。20多年來都在積攢著力氣,為了最終能把它寫出來。寫的時候,我吃不消的,是體力,寫完的兩個月,生了一場病,而且非常不愛說話,很沉默。我覺得人被極度震撼時表述的不是語言、不是眼淚、不是呐喊,而是沉默。我記得當年看《辛德勒的名單》。電影結束,沒人動,沒人鼓掌,音樂終止將近10分鍾,鴉雀無聲。終於有一個人站起來,走出去,接著又一個人,這樣,觀眾們沉默著一個個走出去……我寫完《金山》,就是這個感覺。無法言說的壓抑。那兩個月,就像抑鬱症一樣,說不出的哀傷,沒有以前寫完小說後的興奮。我想這可能是我一輩子攢下的力氣的爆發,隻是我自己一直不知道。 ■關鍵詞之二:隱匿——我覺得從《金山》中看不出作者的性別是一句很好的讚美,這是我希望自己做到的。 安頓:初讀《金山》,難以分辨作者的性別。和以往一些女性特征明顯的文學作品相比,《金山》是缺少女性特點的文本,幾乎找不到女性書寫過程中本能的自我嵌入。你是有意識這樣做嗎? 張翎:我願意寫有曆史根基的故事。在我的小說裏,沒有都市白領,沒有寫跟我同代、同時期的人,因為我覺得太近了,沒有能力去寫。寫當代題材,我也會追溯到曆史背景中去。如果離開根去寫葉子,我會心存疑慮,會有恐懼感,認為那可能站不住腳。這點在我的所有作品中都一樣。如果說有不同,在另一方麵。以前我的小說大部分以江南為背景,那是個人的故土情懷、童年記憶,不可能忘記。但寫了一段時間後,我發現我把這個領域窮盡了,寫完了,自己都厭倦了。江南的細膩仿佛金縷玉衣,而我這些年的經曆全部是在北方,北京是北方,加拿大就是更北的北方,我覺得已經要撐破了故鄉給的那些細密針腳,開始變得冷靜、粗糲、實際,學會了大氣。如果說以前的作品中多少還有些女性視角的體現,到了《金山》就幾乎不見了,麵對這樣的題材,也不可能有、不敢有。我沒做刻意的隱藏,也可能是因為心存敬畏。一個作家如果不能跟自己的作品保持理性的距離,就會失去整體的理性判斷。我覺得從《金山》中看不出作者的性別是一句很好的讚美,這是我希望自己做到的。 安頓:你在隱匿了性別之後,隱匿了判斷。在《金山》中,你的人物不斷做出人生的一個又一個選擇,每個選擇都基於判斷,而這裏麵沒有你、沒有張翎,看不到你的心情、感受。 張翎:我不能容忍作家介入判斷。我認為各人有不同的職責,判斷屬於政治家、社會學家、老師,而作家的職責,是描述真實。能麵對自己的內心做出真實的描述,這是一個普通作家和一個好作家的區別。小說家的功能不是批判現實,而是呈現現實,沒有粉飾、沒有加進自己的主觀意向地呈現,如果說有判斷,那是小說中的人物通過他們的命運故事來表現的。我的小說裏麵有判斷,但那是我的人物在判斷而不是我。作家加入到作品之中去發出個人化的聲音是我最不喜歡的,就在我剛剛開始寫作寫得並不成熟的時候,我也要求自己不要這樣做,我要求自己“零度介入”。《金山》也不例外。 ■關鍵詞之三:老實——我願意用最老實的方式去寫我筆下那個同樣老實、沉默的人群。 安頓:《金山》在結構上是傳統的,在一些小說家、劇作家追求先聲奪人的現在,你采用保守、老實的創作方式,循序漸進、娓娓道來,不覺得這樣可能會失去一部分性急、前衛的讀者嗎? 張翎:這跟我在複旦受的傳統英國文學教育有關。我上學時看小說很多是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作品,哈代、狄更斯、艾略特他們,到現在閱讀的偏好也還是傳統講故事的小說。對過於先鋒、沒有故事的小說,我看不下去。所以我寫小說,會首先確定這是個好故事。另一方麵,選擇老實笨拙的寫作方式,也跟心態有關。我沒有期待。沒想過我的小說會帶來大麵積的叫好,會有多麽暢銷。寫《金山》特別自由,完全不在意別人給所謂移民小說規定的那些套路,什麽種族歧視、血淚仇、個人奮鬥、融入主流……完全沒有,完全打碎,我以客觀、自由的方式麵對主人公和他們的生活,除了曆史和細節的真實決不允許“戲說”之外,我的創作狀態絕對自由。我寫作時對市場沒有指望,也不在乎會不會有人看了開頭覺得這本書平鋪直敘、不具特色、失去最初的興趣。這些因素不會左右我,我願意用最老實的方式去寫我筆下那個同樣老實、沉默的人群。 安頓:這種老實的寫作中,最痛苦的是什麽? 張翎:這要從做調研開始說。別人看史料是看時代背景,我看細節。每看到一本書、一份史料,就會多一些細節、多一個角度。我聽在開平長大的老朋友講他的童年,會一直聽下去,陶醉其中。那感覺太奇妙了,世界變得越來越大,不知道哪裏才是底,因為總有新發現,這個調研永遠沒有盡頭,可以永不停止。我必須告訴自己,可以了,必須要刹車了,再走下去要迷路。但我很享受這個過程。如果從寫小說的角度來說,看三分之一也可以寫一本書。這時我才決定必須要坐下來開始寫。對我來說曆史的框架並不是最難的問題,最難的在於細節重構。你把曆史背景確定下來,必須要做的就是還原當時的生活狀態,這要依靠細節。《金山》的人物並不生活在我們的時代,因此這些細節必須精準。我不想我的書裏有完全站不住腳的細節出現。有時候為了一個十行字的敘述要調查三天。這種較勁,有時候也是很痛苦的吧,就像摸進了一條黑隧道,難以自拔。 安頓:這是你說的“笨人寫笨書”。這本“笨書”中還有一個“笨”,就是大量細節被你“壓榨”。一些寫長篇小說的作家麵對精彩細節,有時會充分、細膩、一唱三歎地說很長,在敘述上做加法。《金山》相反,能被做加法的細節三行兩行說完就完了,可補充的空間極大、留白極多,非常節製。在細節的取舍上,你除了老實,也夠狠。自己覺得嗎? 張翎:這和我的性格有關。我是力求簡潔的人,不要的東西,扔得很快,毫不猶豫。我剛出國時,為生活奔波,不斷搬家,每次搬家帶走兩個箱子,攤開來,生活必備的一切都有了,慢慢的有了一屋子東西,又要走,要把這一個屋子再精簡成兩個箱子,你說有多難?我每次都能很快做好。這樣到了寫小說,我覺得說得夠了,就好了,不用囉嗦,而且,我寫《金山》用到的細節,是一小部分,還有三大簍沒用到,不用這樣小題大做。我覺得作家在情節的安排和細節的運用上應該有斷臂的勇氣,這也是種理性的力量,很多動人的東西,不是因為長,而是因為有力。如果《金山》日後要修訂,我還會精簡,現在回頭看,有些地方還不夠簡潔,還是說多了。我在海外這麽多年,並不從一開始就順利,很多時候也孤立無援,這種時候需要立即作出決定,要什麽,想好了,好,爬起來往前走,沒時間也沒條件磨磨蹭蹭,眼淚是給別人看的,在根本沒人看你哭的時候,哭沒有用。我的這種性格決定了筆下的人物都果決、幹脆。我的寫作也是這樣,這本書有很多毛病會陸續被指出來,但囉嗦絕對不會是毛病之一。 ■關鍵詞之四:市場——寫作是單純的事,市場是寫完之後冒出來的雜念,一閃而過,且可遇不可求。 安頓:《餘震》已經開拍了,你對《金山》有這方麵的期許嗎? 張翎:沒有。 安頓:如果《金山》拍成電影或者電視劇,你會親自編劇嗎? 張翎:應該不會,我沒有時間,還有很多想寫而沒寫出來的東西在等著,我忙著往前趕。而且,我知道我目前還超越不了自己,去做編劇,重複一遍,沒有意義。 安頓:你在海外堅持華語寫作,而你有能力用英語寫,那樣你會更出名、有更多的錢賺而不是像現在這樣要靠診所的工作來養活愛好,你有那麽多好故事,完全可以去做編劇,為什麽不呢? 張翎:很簡單,那不是我想要的。在海外的華人作家真是源於愛才去寫,沒有對這件事的愛來支撐,很苦。我寫了這麽多年,就是《餘震》賣了版權算有了收益。至於《金山》,它的市場價值還無法期待。三年中我在加拿大飛來飛去做調研、鑽圖書館、回國多次到廣東實地考察,這些錢是自己花,沒人報銷,這個費用與我的收益是不成比例的。但我畢竟不靠寫作生活,生活不成問題,而《金山》是我為自己寫的書。現在有人喜歡,我已經很滿足。寫作是單純的事,市場是寫完之後冒出來的雜念,一閃而過,且可遇不可求。 從《金山》看到我們自己 ◆參照◎采寫/安頓 ■黎全恩(維多利亞大學地理係榮譽教授、加拿大華埠曆史研究專家、加拿大勳章獲得者): 2006年的一個晚上,我接到來自多倫多的陌生電話。那人自我介紹叫張翎,從中國來,想了解一些加拿大的華工曆史。在我的印象中,中國來的移民都在忙乎適應環境,不太有人關注早期華人曆史。當時我有些驚訝。她後來又告訴我她是作家,正在寫一本有關早期華工生活的小說。剛開始時我沒把她的話當真,這樣的話題很難三言兩語講清楚。當談話深入下去,我才覺出她的厲害,我發現她對這段曆史已有相當的了解,顯然她是讀了很多相關書籍並在檔案館做過功課的。後來我們的聯係多起來,有時她能在一天裏發好幾個郵件給我。她的問題很具體,釘得很死,比如“1910年期間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地下水處理係統是怎樣的?”“華工的子女和洋人一起上學嗎?有女孩嗎?”等等。這樣的問題我不能輕易回答,得很認真對付。盡管她是小說家,完全可以虛構曆史,可她卻把史實和細節的準確看得很重。在讀過她的小說之後,我感覺她的小說其實是“故事形式的曆史”(history in the form of story)。我深為她的嚴謹治學和創作態度所感動,我們從此成為朋友。 ■張雁(加拿大《環球華報》創辦人、社長): 和張翎認識,緣起於十多年前我在加拿大創辦華文周報時,非常希望能夠連載既吸引讀者、又有品位的長篇故事。因為情趣和理念相投,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朋友。一個報人,一個作家,一個居於西岸的溫哥華,一個住在東邊的多倫多,相隔幾千公裏、一年見不到幾麵,卻有一種相知和默契。為寫《金山》這本書,張翎需要到維多利亞和溫哥華收集早年華工曆史資料,就住在我家。 別看張翎書寫得不錯,方向感卻極差(用她自己的話是“弱智”),在國外生活二十多年,居然不敢開車,那張駕駛執照在她的皮包裏隻是個擺設。她在溫哥華收集資料,我全家和報社的員工,還有溫哥華的一些文友,都給她當過司機。連我兒子也在路口等過她,怕她不認得路。 這兩年她為了小說《金山》的素材收集,跑遍了東西兩岸的華工遺址采訪曆史研究學者和知情人,這不僅完全是她自費而且還花掉了她所有的年假。她在西海岸的省市檔案館都查過資料,但更多的是在溫哥華的中文圖書館裏工作,因為這個中文圖書館的資料不聯網,她無法在多倫多查尋。她在圖書館一呆就是一整天,中午就在附近的唐人街買個盒飯。這個圖書館不大,卻有一間小黑屋,藏了許多有價值的東西。聽張翎說,那間小屋裏堆放著幾十年前在舊式錄音帶上存錄下來的老僑口述曆史,還有一捆一捆老僑用正楷字手寫的關於家族的回憶錄和日記。張翎拿著一本記得滿滿的筆記本回到家來和我們一起吃晚飯,我們聽見她歎氣,說這些東西都舊成這樣了,再不整理成數碼信息,就要化成灰塵了。可是,錢在哪裏呢? ■韓敬群(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金山》責任編輯之一):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能夠出版這本書,我本人能夠成為責編之一,完全是機緣巧合。《十月》副主編周曉楓說她讀到一本小說,是近些年讀過的最好作品。我花了一整天一口氣讀完,讀得昏天黑地,讀得神清氣爽。做了這麽多年文學編輯,已經多年沒有過這樣的閱讀感受。十天左右,我們和張翎就談妥了出版事宜。 這本書的題材是能夠引起很多人共鳴的。他鄉的拚死掙紮以及故鄉的深情守望,這樣的主題,其實也不止是講華僑。在國內生活打拚的人,也一樣是在“異鄉”和“他鄉”之間糾結纏繞掙紮,對書中的情感,不需要出國,一樣能夠體認。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麵,《金山》貫穿將近一百五十年的中國近現代史的煙雲,通過一個個血肉豐滿的細節,可以幫助我們中國人看清自己,看清自己在當今世界上的位置。通過阿法,麥氏,六指,錦山,錦河等這一個家族幾代人,我們好像能清楚地看到中國人的形象,看到我們自己,以及我們的先人。所以,《人民文學》的編者按說,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從小說中感到共同的悲愴,共同的血氣和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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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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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頓:你在海外堅持華語寫作,而你有能力用英語寫,那樣你會更出名、有更多的錢賺而不是像現在這樣要靠診所的工作來養活愛好,你有那麽多好故事,完全可以去做編劇,為什麽不呢? 張翎:很簡單,那不是我想要的。 首先祝賀張翎, 她的確是海外一大幫靠專業謀生家庭,靠寫作娛悅自己的人群中一個非常傑出,非常優秀的人物。但上麵的話讓我有些感慨。看文章的人,也許體會不到用母語寫作和用第二語言寫作的差異, 但寫文章的人可以,遣詞造句,情感色彩,語言內涵,等等,這中間巨大而微妙的差別,足可以把一個真正寫字的人給弄瘋。這個壇子裏據我知道僅有三位可以用英文寫作的人,老逸士,朱曉棣,非馬,他們比我更有能力來討論這個問題。 如果“有能力用英語寫,更出名、有更多的錢賺”,為什麽不呢? 這使我想起了兩年前看到的一個報道,印象深刻,因為被報道的主人公原來和我同一個工業係統,不熟,但認識,他很多次評為“先進生產者”或“標兵”,報道說他在美國隨團考察時“謝絕”一個國際公司的“高薪聘請”。我們在國外工作的人,都知道一份工作的來之不易,我不太不理解這位標兵如此草率地就拒絕了一份大公司的高薪工作。 中國式的某些記者或者說文人,有一種很可惡的習性,捧人的時候,腦海裏有一套他們習慣性的固定思維模式,這個模式的力量非常強大,被捧的人很容易就被繞進去,然後興高采烈地跟著他們的思路往前走。 中國人寫的大部分傳記文學沒法看,就是這個道理。原本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一個人,就這樣活活被這些人給糟蹋了。糟蹋人的人,和被糟蹋的人,心情都不錯。 老牛寫這些字,無意得罪任何人,特別是張翎女士,隻是對我們中國人文化現象上的一點感慨而已。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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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就頂一下老牛吧。 我也用英文寫過小說,發表了,沒費多少勁, 可自己覺得十分不爽,不爽的事情自己不願多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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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的某些記者或者說文人,有一種很可惡的習性,捧人的時候,腦海裏有一套他們習慣性的固定思維模式,這個模式的力量非常強大,被捧的人很容易就被繞進去,然後興高采烈地跟著他們的思路往前走。 中國人寫的大部分傳記文學沒法看,就是這個道理。原本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一個人,就這樣活活被這些人給糟蹋了。糟蹋人的人,和被糟蹋的人,心情都不錯。” 老牛,我這次在國內當然看到了許多“隨地吐痰”、“大聲喧嘩”、“爭搶座位”等人們。我現在的理解是“他們根本不知道”。 素質的提高,靠周圍環境和文化的熏陶,當然罰款能“馬上”解決問題。 我們在西方多年,潛移默化被影響後,是羞於吹捧和拍馬,尤其是光天化日下赤裸裸中進行的。但中國式的某些記者或者說文人根本不知道,本質是缺乏自信和自愛。這難道不是中國貪官下水犯罪的根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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