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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我交了北京大學“培養費“?還是被訛詐勒索了?
王利民
2016年1月17日
2014年,因為家庭的悲痛事,我在網上提到了1999年我要交北京大學兩萬二千元人民幣
作為四年本科(每年2500元)、三年研究生(每年4000元)“培養費”的事。此時,才
突然意識到,我很可能當年被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幾個老師訛詐勒索了。
1999年春夏,我接到了美國倫斯勒工學院的錄取和全額獎學金通知。在隨後的出國手續
辦理時,先好像是聽同學說(抑或是在實驗室裏偶爾聽說)要交培養費才能出國。到管
理生命科學學院研究生成績單的彭燕(女,當年50來歲的樣子,體型較高偏瘦)桌邊,
我第一次正式被直接告知,需要交如上所述的培養費才能辦理最終的成績單和開啟出國
手續。當時,管理本科生成績單的孟玉平(女,當年也是50來歲的樣子,體型稍矮較胖
,與彭燕是在同一個辦公室,位於老生物樓的二樓樓梯口)似乎也在旁聲明是這麽回事
。我在與要出國的同班同學偶爾交談中,問到交培養費的事,他們卻說沒有交培養費一
事,我當時還以為同學是在涮我呢。到1999年的6、7月份的某天午飯時,反正天氣比較
熱了,我在46樓的宿舍,接到46樓值班室的喊話,要我到值班室接電話。電話裏,彭燕
叫我趕緊去交培養費,地點是在未名湖岸邊的那“德、才、均、備”四齋裏的一個,但
卻稱沒有必要告知我具體辦公機構或房間號,隻稱對方正在等著我,去了就是。具體是
哪個齋,我現在記不清楚了,但是依稀記得是靠近博雅塔那一端的兩個齋中的一個,麵
對著未名湖的尾巴。我就匆忙騎自行車過去,進去樓裏,冷清清的。來回在一樓二樓轉
兩圈,隻見到一樓樓梯口的一個小房間裏有人。這個小房間是在樓道往裏走的那一端,
緊挨第一排樓梯,隻有一個辦工桌,非常狹小,並且門處沒有任何機構牌匾,裏麵也沒
見有頻繁辦公的文書跡樣。當時,這個男的還站在辦公桌旁,扭頭向窗,窗外沒啥動靜
,我瞧不見他臉(2017年7月31日作者注:是否有窗,我記不太清楚。但是,站著,扭頭讓後腦衝著門口,而他麵對的地方卻又沒有什麽可以凝注的,這些細節是絕對準確的)。我就問,請問這是交培養費的辦公室嗎?他轉過頭來,說是。他當年
年紀看似四十來歲,約一米七的個頭,體型看似健實。我就掏出兩萬二千元現金,他數
了之後,僅說數目對了。我說,沒有收據嗎?他說,不用收據,他會告訴彭燕的。我不
行,他就給我寫了個那種一式幾聯的那種小紙條收據。我就這樣交了這兩萬二千元的所
謂“培養費”。
我其後辦理的最終成績單,研究生階段的,中、英文本在同一個信封,兩頭蓋的公章為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研究生教務專用章”,個人章為“彭燕”;本科生階段的,中
、英文本在各自的信封,中文本蓋的章是“北京大學教務處”、“簽封人:曹惠榮印”
,英文本蓋的章是“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務專用章”,個人章為“孟玉平”。這些
成績單,全部是在老生物樓的那個二樓樓梯口辦公室辦理的,我不記得有“曹惠榮”這
樣一個人,我倒依稀記得,孟玉平用不同的章蓋本科生階段的兩種成績單。現在,在網
上搜索不到“北京大學”的“曹惠榮”,但是能搜索到本文中提到的其他人。
如今,網上搜索的結果顯示,好像北京大學後來真地對自費出國留學的人索取“培養費
”。但是,我現在認為,1999年我所交的兩萬二千元人民幣,是被這些老師(可能還有
其他同夥,比如管理學生工作的沈揚,女)訛詐勒索了。如果是被訛詐勒索了,我要求
北京大學當年涉事的那些人,不帶息、不管通貨膨脹、全額退回贓款,匯總轉寄給我在
國內的老母親。我老家的地址,特色共產黨們是有記錄的。
如果你現在回國工作了,完全可以憑手中的收據,去當初付款的部門谘詢辦理手續、按規章製度要求退回高校培養費。如果沒有回國工作,就沒辦法要求退款了。畢竟,國家培養一個人才的花費不少,人才報效祖國理所當然。如果人才外流,那麽支付培養費也是理所當然,畢竟那都是納稅人的血汗,不容浪費呀。
我是畢業後出國的,也是要交培養費。不過不用回學校了,交到本地教委辦公室。現在還記得收據上的簽字:馬巨山
記得後來大學收學費後可以從培養費中扣去的,後來慢慢就取消了
八九後實行非直係僑台屬又未服務五年的自費出國留學申請者交納培養費後,我使盡解數混得一個資格。出示了六年工齡證明(大學前兩年,碩士後三年,退出博士後又是一年)。辦事部門的回答是博士前的工齡不連續,隻能各算一年。最後要交七千四百元補兩年的服務期。雖然當時這對一個窮書生是天文數字,親友相幫也過了這關。後來一想,我在讀博時一進去就弄了個免修這個免修那個,隻上了馬列主義和第二外語兩門必修課。算下來一門課的培養費是三千七。這在八十年代可是夠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