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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正文

轉載:任誌強大器晚成:黨媒姓黨舉國嘩然 作者:馮崇義

(2016-03-22 16:20:42) 下一個
    尚在演化過程中的“任誌強事件”,值得關注。2016年2月19日上午,中共黨魁習近平視察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三家頂級國家媒體,並於當晚主持召開中共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高調宣示“ 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必須姓黨”,舉國嘩然。一貫在網絡上口無遮攔而有“任大炮”綽號的地產大亨、網絡大V任誌強當晚在微博上公開與習近平叫板,質問“人民政府啥時候改黨政府了?花的是黨費嗎?”他還在辯論中進一步質疑,是否黨與人民已經“徹底的分為對立的兩個陣營了?” 而且,任誌強大聲疾呼,“當所有的媒體有了姓,並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時,人民就被拋棄到被遺忘的角落了!” 基於“ 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包括政府本身,都是國庫開支,任誌強強烈要求,既然用的是“納稅人的錢”,就必須“ 為納稅人提供服務”、而不是隻服務於某黨某派。任誌強用納稅人和國家主人身份“妄議中央”的這些言論,觸動了黨的敏感神經,引發多家官方媒體對他進行密集圍剿,開列的罪名五花八門,殺伐之聲鋪天蓋地,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2月28日責令新浪、騰訊等社交媒體關閉任誌強微博賬號,並明文禁止任誌強用別的網名注冊新帳號。網信辦的底氣是如此之足,還破例公開對此一封號行為作出解釋,指控“任誌強微博賬號持續公開發布違法信息”。任誌強黨組織關係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區黨委2月29日發布《關於正確認識任誌強嚴重違紀問題的通知》,聲明西城區委將嚴格按照《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對任誌強作出嚴肅處理。坊間紛紛猜測任誌強會遭受開除出黨、甚至於被捕入獄的處罰。
    但是,以黨紀國法處罰任誌強的後續行動被詭異叫停,對任誌強的“文革”式大批判在持續十天之後也嘎然而止,據說是習近平本人由於遭到同僚們聯手阻擊而知趣退讓。3月1日中紀委網站轉載《中國紀檢監察報》文章《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在緊接著召開的人大、政協兩會上,非但沒有一些人所預期的擁戴“習核心”的鼓噪,一些政治局常委成員反而以對逆耳忠言的鼓勵來暗挺任誌強。兩會期間甚至有人以“忠誠的共產黨員”的名義在互聯網上發布《請習近平同誌辭去領導職務的公開信》,列數習近平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專權亂政的過錯和經濟惡化、內外交困等嚴重後果,並要求習近平辭職。這種峰回路轉背後的權力博弈與運作,充滿謎團與玄機,整個事態還在以多種方式繼續發酵。“任誌強事件”在政治上似乎意味著習近平三年以來高歌猛進的獨裁造勢遇到了意外阻擊、習近平在中共高層政治鬥爭中遭遇了滑鐵盧。年來關於習近平將在十九大人事中安排贏家通吃、甚至於將其本人的兩屆任期製重新變為終身製的政治傳言甚囂塵上、表忠勸進之類的造勢愈演愈烈。任誌強勇拂逆鱗,是否會成為扭轉時勢的破局之舉,有待觀察。蓋因今上熱衷帝王權術,小小挫折未必能促使他完全收斂。
    不過,本文的著墨之點不是政治預測,而是任誌強此舉對其生命曆程的轉折性意義。拙著《中共黨內的自由主義》曾係統探討從陳獨秀到李慎之等一大批中共黨員經過不同途徑從專製主義者轉變為自由主義者的心路曆程。筆者還發表過幾篇論文,通過個案研究深入剖析趙紫陽這一改革開放過程中的黨國中堅人物,揭示他經曆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實踐上的艱難曲折和思想上的長期思考而最終皈依自由主義、徹底服膺議會民主。愚見認為,退休地產官商任誌強冒著巨大風險勇敢挑戰黨魁習近平的黨天下思想,完成了向自由主義者的壯麗轉變。“朝得道、夕死足”,任誌強此生無憾矣!而且,作為一位交遊甚廣、名滿天下的“紅二代”重要成員,年逾花甲的企業家任誌強在政治逆流中華麗轉身、公開與黨國極權主義價值理念決裂而皈依自由主義,具有不尋常的意義。
    “紅二代”習近平入承大寶之時,世人本來對他抱有打破中國政治停滯之厚望。中共十八大前後,本是中共重啟政改、走向憲政轉型的難得機會窗口。當時,高調 “唱紅打黑”而以文革方式毀害法治的薄熙來、連同主導“維穩體製” 、鐵腕打壓公民社會的周永康被聯袂掀翻,頑固勢力陣腳大亂潰不成軍,體製內外健康力量迅速匯集而發出凝聚共識、推動憲政轉型的呼聲。走馬上任的習近平中央如能把握這一勢頭和機遇順勢而為,憲政轉型的一些關鍵步驟會是水到渠成,包括市場經濟秩序的完善、法治製度的構建、公民社會的崛起等等。
    然而,中華民族在左顧右盼中又一次遭逢不幸,習近平在麵臨多種選擇時作出了倒行逆施、大步後退這一對國家民族最壞的選擇。薄熙來高調 “唱紅打黑”,隻是在中國一個局部運用民粹主義手腕製造恐怖、勾引民眾。現在人們看到的是在全國範圍內推行薄熙來的未競事業,在助長“紅色文化”回潮、激活專製蒙昧的文化基因、厚顏無恥地通過各種媒體宣傳個人、不遺餘力地製造個人崇拜、以行政權力踐踏法律毀壞法紀、以黨國權力擠壓民間資本等等方麵,都比薄熙來有過之而無不及。人們也看到對周永康“維穩體製” 的全麵繼承,並且更加理直氣壯、肆無忌憚,公開向普世價值、公民社會以及憲政理念宣戰,將公檢法重新定位為黨的“刀把子”而全麵強化其從事政治迫害的專政職能,將周永康維穩十年期間因為體製內外健康力量的製約和抵製而無法撲滅的公民社會、以及以博客與微博為主的網絡政治評論也摧殘殆盡。具有影響力而不受官府控製的公民社會組織幾被全麵關閉、民間非政府組織的海內外資金來源被切斷、維權律師以及其他維權人士被成批抓捕、黨國不待見的時評類網絡大V被全麵封殺、各類媒體以及校園裏的異端思想和言論受到全麵清剿。
    與嚴酷打壓公民社會以及自由民主思想結伴而行的是一黨專政的強化和領袖獨裁的死灰複燃。改革開放以來所確定的“黨政分開”思路被徹底拋棄,在一切戰線上都力圖全麵恢複改革開放以前的“黨的一元化領導”、特別是將經濟事務及“法治”全麵納入黨的軌道。習近平迅速集中權力而形成領袖獨裁的“成果”,更加令人目瞪口呆。習近平已公開擔任的黨國頂級要職務至少有十個,包括中共中央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外事/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等,遠遠超過當年並不直接負責日常經濟事務及日常黨務的“甩手管家”毛澤東。有人懷疑,習近平是否要步毛澤東的後塵再搞一次“文革”?鑒於毛澤東當年進行政治清洗的教訓鮮血淋漓,在當今中國再造一位不受有效製約而握有生殺予奪之權的領袖,對於權利意識已經覺醒的公民而言,是可忍孰不可忍!
    作為“紅二代”的一員,任誌強本是今上鐵杆擁躉。但是,他對今上之支持,同時帶有改革開放更上層樓之期待。今上倒行逆施、與現代政治及現代價值背道而馳的種種荒唐舉措,給任誌強帶來深深的憂慮,也促使他進行更深入的讀書思考。按照任誌強的夫子自道,他與軍、政大院哺育出來的多數同輩一樣,選擇政府單位和國家企業安身立命,也具有他們“這一代人”的共性,“不隻是為了自己的事兒忙活,都是在考慮一個時代、一個國家”。(《任誌強:我們這一代人的轉軌》,《南方周末》2013年10月31日)不過,任誌強雖然出身於老革命及副部級高幹家庭、自命不凡,但遭逢亂世、中學時代就下鄉務農當兵,蹉跎幾十年歲月。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人到中年投身商海,才算真正開始自立的人生,而且直到九十年代末才進入高等學府當研究生,惡補不足之知識、特別是與經商直接相關的民法和商法方麵的知識。這樣一種身世、教育、人生背景以及利益糾纏,使任誌強思想特別糾結、向自由主義者的轉變姍姍來遲。
    本來,支撐現代正常國家與社會的自由主義價值,以及現代社會成功運作了幾百年的市場經濟、憲政民主政治、文化多元等製度安排,在現代世界早就是常識。但是,黨化教育的長期熏陶、洗腦、欺騙和遮蔽,對國人心智造成嚴重損害,使得現代社會常識以至於基本思維邏輯的確立也格外艱難。任誌強克服障礙而向現代價值和知識敞開心靈,主要不是通過書齋中的苦思冥索,而是通過實戰商海、受盡無法化解現實生活與黨國意識形態相互脫節的折磨,才逐步領悟現代文明的真諦。當然,認真讀書仍然是任誌強能夠修成正果、實現思想飛躍的重要一環。任誌強具有可貴的自學和獨立思考能力,網絡大V的地位使他有機會與網民廣泛相互啟蒙和砥礪,並促使他為了追尋答案而博覽群書,從而使他的現代信念、思想和知識不斷突進、深化與升華。他與網友的交流顯示,2014年退休之後他有機會係統研讀了哈耶克、波普、米塞斯等人的大部頭自由主義經典,終於徹底厘清現代自由開放的社會中權利與權力、個體與群體、私人與公共、法製與法治、公民與國家之間應有的正確關係,重構個人的信仰與知識譜係而脫胎換骨。
    任誌強在2015年有兩篇博文特別引人注目。一篇與習近平提倡共產主義理念的講話針鋒相對,批評黨國“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欺騙性,指出“我們不僅要有遠大的理想,更要活在現實之中。先腳踏實地的解決好眼前麵臨的製度建設問題,先要讓中國人對這個能讓人民分享民主與自由的製度充滿信心,先要實現穩定的六邊形收入結構,先要讓法律真正能保護人民的生命與財產的安全,先要讓中國人能容入世界共同的價值觀。否則又如何實現共產主義呢?總不會是讓世界人民都融入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吧!”(任誌強:《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任誌強2015年的另一篇長文,提綱挈領地回顧了他的人生經曆和思想行程,論證中國必須進行係統的製度變革,才能解決它所麵臨的一係列重大問題。他寫道:“ 當我退休之後,觀察了社會更多的現實生活之後,聽到、看到、了解到更多的曆史真相之後,卻多了更多的疑惑。中國共產黨未來將如何帶領中國民眾實現共同富裕的夢想?把中國建設成一個能容入世界政治、經濟的大格局之中,真正實行共和的法律製度,讓權力關進民眾監督控製的籠子,每個人都充分享有民主、自由的權利,充分得到世界各國的尊重,擁有自豪的公民尊嚴,並實現民富國強的目標?。······中國如何處理好黨與人民、黨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如何解決法律至上的原則?如何讓人民擁有對權力的監督能力?如何用法律保護公民的自由、民主、生而平等的權利,私有財產的合法權利?如何讓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起到社會的監管作用?如何讓社會與製度來約束與製止腐敗?如何讓稅收服務於社會的發展與民眾的福祉?如何讓市場決定資源的配置和價格?如何讓共和替代暴力鬥爭?如何讓中國與國際接軌?如何讓民富而國強?如何實現‘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任誌強:《黨啊,我的母親》)顯然,任誌強在質疑黨國嘖嘖不休的“三個自信”。
    其實,“ 共產主義理想”如果隻是馬恩原初設想的物質極其豐富、個人全麵發展的美妙烏托邦,沒有人有必要反對這樣的烏托邦。問題在於,黨國所弘揚的“共產主義信念”,落腳點卻是在共產主義旗幟下推行暴力專政和政治迫害。那些頑固不化的“紅二代”們,往往以維護“黨的利益”、“國家利益”或“崇高理想”來為他們的暴政開脫。但是,眾所周知,在共產主義黨國,“黨”正是通過壟斷政權和國家財產而居於社會支配地位的“新階級”。(吉拉斯:《新階級》)這個“新階級”在它所統治的所有國家都製造專製、貧窮和無窮無盡的災難和,終於人類曆史無情拋棄。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蘇東波”,在其策源地淘汰了“新階級”的統治,宣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崩潰、破產和喪魂落魄。“新階級”的殘餘在中國、朝鮮、越南、老撾和古巴這五個國家雖然躲過一劫,但也隻是苟延殘喘、充滿變數。既然共產主義運動大勢已去,延長共產主義黨國的努力所顯示便隻是冥頑和蠻橫。即便是具有一定現實意義的習記反腐,雖然頗能吸引那些擔心國家和自己的前途命運而又不能擺脫奴性、憎恨貪腐官吏而又崇拜權力、隻知經濟腐敗之害而又不知政治腐敗之惡的民眾,包括哪些被譏為“腦殘”的“五毛”和“自幹五”,但因為習記反腐的目的是通過打擊個別官員來強化日趨衰微的 “新階級”,而且采取的是公然破壞法治的手段,由黨的紀委繞過司法機關選擇執法(猶如明代的東廠和錦衣衛),從曆史發展的長時段角度看,也具有反動意味。畢竟,腐敗的本質是以權謀私,所謀之“私”,既包括財貨美色,也包括權勢權位。由共產黨人及國家幹部構成的“新階級”,其經濟生活的特權根源於政治特權。在一黨專政的國家,腐敗是製度性腐敗,政治腐敗比經濟更根本、更有害。醫治腐敗的唯一良方是憲政轉型、建立民主法治的製度。依靠強化黨的政治特權和專政地位來“反腐”,不啻飲鴆止渴。毛澤東當年治國,為了打擊共產黨人及國家幹部經濟生活上的特權而維護黨的“純潔性”,以政治清洗為內核的各種運動連綿不斷,其禍國殃民遠甚於幹部階層經濟生活方麵的腐敗。習氏登基之初,筆者就擔心他的“認知錯亂”和“黨國情結”將給國家民族帶來災難。(參閱馮崇義:《習近平的黨國情結》;馮崇義:《紅二代的信仰與認知錯亂》)習氏三年多來的所作所為似乎還表明,他不僅無法擺脫極權主義價值理念,而且也無法擺脫極端腐朽落後的幫會意識,以為隻要對黨忠誠就可以為所欲為,為了黨的江山就可以專製獨裁,為了“黨的利益”就必須封殺“反黨”言論、迫害異議人士、鎮壓“敵對勢力”。按照這樣的套路來“治國理政”,隻會偏離正道而再次從現代性倒退到前現代、重新激活極權主義的幽靈和妖魔、全麵疏離各行各業已經覺醒的民族精英。
    這樣一種政治格局以及中國在錯誤軌道上墜入深淵的危險,終於造成“紅二代”的進一步分裂,已經皈依現代價值理念的任誌強與黨魁習近平分道揚鑣。任誌強長習近平兩歲,而且都有長於大院、少年失學、上山下鄉、投身行伍的經曆,深知“紅二代”中頑固分子的教育殘缺、思想陳舊和知識貧乏。但是,任誌強似乎尚未對習近平完全喪失信心。他在被禁言之前向習近平喊話,意在讓習老弟認清現代政治理論中關於政治權力來源及政權合法性的根本理念。他使用的是“紅二代”能夠完全聽懂、按照馬克思主義道統也順理成章的語言。難怪學養深厚的女俠蔡霞能夠迅速著文旁征博引《中國共產黨章程》、《黨內政治生活若幹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護條例》以及有關馬列“經典著作”為任誌強做全麵辯護。(蔡霞:《黨章黨規保護任誌強們的黨員權利》)
    習近平徹底拋開媒體的公共性而挑明“媒體姓黨”,既公開把黨與馬克思主義話語中神聖無比的“人民”剝離開來,也公開抵製、阻斷執政黨與國民之間的委托代理關係。共產黨人在暴力奪取政權之後拒絕辦理必要手續、通過大選來建立民選政府,一直無法解開政權合法性缺失的死結。君主專製被推翻之後,現代政治的最高原則是“主權在民”,政府或政黨行使的隻是代理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既然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執掌國家政權的政黨或政府就必須得到全體人民的授權。全民自由參與、公開公正的大選,則是唯一能夠被利益相關各方都一致接受的授權程序。中共拒絕大選這一落實公民主權的唯一正當程序,也就無法獲得政權的現代合法性,隻好用“曆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等無聊說辭來搪塞。隨著廣大中國公眾的權利意識和公民意識的覺醒和提高,“黨天下”以及維護“黨天下”的各種蒼白無力的流氓說辭,都已變得不能接受。在回敬黨媒、黨棍對他的圍攻時,任誌強以通俗易懂的商業語言闡明國家的歸屬和“黨”對公民主權的僭越:“ 董事會受股東的委托代表股東管理、經營公司。但公司是屬於股東的,不是屬於董事會的。這是常識!”這樣一個簡單比方,擊中竊國者的要害、申明公民主權的神聖不可侵犯和憲政轉型的法理依據。一位與任誌強不共戴天的黨國辯護士這樣攻擊任誌強對習近平的挑戰: “任誌強發聲,看似寥寥數字,但用心很深,目標精準,其西方憲政民主的思維已經深入骨髓”。(王海:《任誌強是西方憲政民主的傳聲筒》)這種攻擊,與攻擊任誌強”黨性的泯滅、人性的猖狂”同樣狠毒、也同樣準確。
    我在“紅二代”登基時就著文指出,黨國江山沒有“紅三代”。無論從主觀條件還是從客觀條件而言,中共黨國都不可能傳到“紅三代”;無論“紅二代”如何折騰,都不可能改變這種結局。(《馮崇義:《習近平的黨國情結》)一些“紅二代”妄圖延長紅色江山的瞎折騰,到頭來都不過是帶著癡心夢想增加中國憲政轉型的代價而已,於人於已都有害無益。黨國第一代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投身憲政運動長達十年之久,提出的兩項主要要求就是開放黨禁、開放報禁;中共掌權以來,實行的是恰恰是與民國時期不可同日而語的黨禁和報禁。欺世逆天,莫此為甚。時至今日,“紅二代”的責任和出路,唯有投身憲政轉型贖罪補過、換取世人的諒解和社會的和解。世界潮流不可抗拒,何去何從不待智者而知。有理由期待,越來越多的“紅二代”在未來幾年內會像任誌強一樣華麗轉身。 (博訊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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