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裕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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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習大大要架空李克強，親自掛帥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這是一份吃力不討好的活，本應該撂給李克強的，就像無為而治的濤哥撂給寶哥。寶哥喊了十年改革，到頭來還是什麽都沒改，最荒廢十年就是把黨國往深淵裏送。改革在中國已經是改不下去了，難怪那些公知瘋狂叫囂不搞憲政不搞政改，改革就沒法改，他們的意思無非是中國共產黨不自掘墳墓準備下台，中國就沒法改革了，這麽要命的話，他們不好意思說或者沒膽直說，所以猶抱琵琶半遮麵的在這裏欲說還休。
改革為啥改不動了，因為再改下去就觸及了祖製，而祖製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命根子，動不得。
習大大沒有像濤哥那樣無為而治的奢侈，所以隻有帶刀上陣全力以赴了。
筆者在【中國反腐可一勞永逸】 中提出財產權製度是中央改革包括整頓吏治的重中之重後，得到了很多善意的慎言勸誡。大意無非是財產權製度的變革將觸及政權的根基，險之又險，需慎之又慎。縱觀中國之曆史，政權的根基根本就不是祖宗之法--不可觸碰的財產權製度，而是中央集權是否擁有對財富再分配的絕對主導權。曆朝曆代的革命，無非源於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平衡被徹底打破，而中央集權又無法實現再平衡。是否擁有對財富再分配的絕對主導權便是其中的關鍵。如果中央集權不具備這個主導權，那麽事實上就出現了利益集團割據的局麵。
中央集權的衰弱往往預示著政權的更迭，因為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再平衡如果不能通過和平的改革來實現，那結局就隻能是周武革命。祖製實無險可守，不改革必亡，改革雖如闖地雷陣，但有生機，且回報極高，這一點商鞅變法可茲明證。
1.公有製淪落成了康師傅們的藩鎮
中央集權不管曾多麽強大，一旦利益集團割據的局麵根深蒂固，便無力回天，這一點唐朝的藩鎮割據便是個慘痛的教訓。今天的中國“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說，這不得不令人警醒。在筆者的眼中，今日的央企便頗具昔日藩鎮之風。
首先，央企集團體積龐大，且嚴重打破了各利益集團（中央集權，官僚資本，私營資本，士紳和庶民）之間的平衡 。國營企業過度壟斷了財富再分配，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惡化，從而使GDP增長很難向普通消費者滲透。一個非常誇張的事實是，2010年，中國移動和中石油兩家央企的利潤就超過了同年中國最大500家私企利潤的總和。壟斷企業還占據了全國總工資收入的55%。雖然國營企業對國家收入再分配形成了很高的壟斷，但其在解決就業和拉動固定資產投資方麵的效率卻遠遠落後於私營企業。根據匯豐銀行的研究報告，2010年私營企業提供了44%的就業機會，而在1992年這個比例是2%。在2010年之前18年私營企業每年平均創造300萬個就業機會，而與此同時國企每年平均裁員230萬，集體企業平均裁員170萬。與此同時，國有企業在全國固定資產總投資中的占比從04年的61% 下降到了 41%；私營企業在全國固定資產總投資中的占比從04年的10% 上升到了21%。一個無可回避的抉擇就是，中央必須破除國營企業對收入再分配的過度壟斷，讓私營企業在財富創造和就業創造當中發揮主導作用，要不然大量資源通過壟斷形成的腐敗，尋租，資本外逃和投機來配置就無法實現效益最大化，甚至會產生嚴重的社會淨損失。
其次，央企集團的崛起不但體現在經濟力量上，更體現在政治力量上 。一個引人矚目的事實就是，十八大選出的中央常委裏麵有不少來自央企係統。許多手握重權的政府職能部門的高管來自央企係統。央企的掌門人還是出任地方大員的熱門人選。不熟悉中國曆史的人會說，央企高管懂經濟，懂經濟的人從政於國有利；熟讀中國曆史的人會深憂，央企係手握重金，如今又手握重權，若放任而為，則必將形成官僚壟斷資本集團。按老百姓的說法就是，央企大員有銀子打點官場，又有官場內部的同門接應，天下早晚是央企大員們的。
官僚壟斷資本集團的形成便是今日中國中央集權所要麵對的“藩鎮”格局。央企本是為祖製--公有製保駕護航的，但如果放任其肆意擴張，則必形成功高震主的“藩鎮”集團。公有製初期，毛澤東曾提倡“東風壓倒西風”，但中央集權的奧秘不在於“東風獨大”，而在於東風和西風之間的平衡。中華民族素來是一個沉溺於內鬥的民族，一旦利益集團割據的局麵根深蒂固，往往很難打破，這就是為什麽“自商鞅以來，若無強力的中央集權自上而下的推動，改革便往往胎死腹中”的原因。藩鎮局麵自唐中形成便延續了兩百多年，直到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才被打破。為了防止未來中央集權被官僚壟斷資本集團大大削弱，現在極有必要對央企集團實行“杯酒釋兵權”。要不然，中石油出生的康師傅的崛起隻是一個開始，下一步就是央企藩鎮全麵接手國家機器。
2.打破央企藩鎮格局
筆者研究了世界許多國家國企改製的經驗，發現俄式或者英式的私有化方案都不適合中國，因為中國的財產權製度極不健全，資產價格形成機製（包括股市和債券市場）也極不健全。俄羅斯的私有化最終變成了土豪階層強取豪奪國有資產的盛宴，其經驗教訓慘不忍睹，不得不引以為戒。最適合中國國企改製的方案恐怕是新加坡經驗。
曆史學家 在探討大國興衰時，往往過度關注外部事件，特別是與軍事相關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Glenn Hubbard和Tim Kane在其著作【製衡-大國興衰史 】中研究了羅馬, 中國, 西班牙, 奧斯曼, 日本, 大英帝國和美國的曆史，卻得出了另一種結論：大國衰弱一般始於內變，經濟治理的無能，利益集團的固化和製衡缺失，這些情況往往在外部危情出現前就早早的在腐蝕大國的根基。在中國，央企形成的“一花盛開百花殺”的壟斷局麵，及其經濟和政治勢力的迅速膨脹，正在造成一種製衡嚴重缺失的局麵。從蔣潔敏到李東升的中石油係反腐脈絡揭示了央企的藩鎮勢力已經嚴重侵蝕了國家機器的核心，若不及時扭轉這趨勢，病毒攻心則無力回天。
可將國資委改組成一個淡馬錫似的私人控股公司，負責對所有央企資產的管理，通過監事會和董事會製度的健全來分離所有權和經營權，切斷了央企係集聚政治權利的捷徑，徹底破除央企係的官本位。
3.腐敗的根源
中國腐敗之所以嚴重，其阿克利斯之踵就是公有製和官本位二位一體，使得官僚壟斷資本易於形成。當下，中國政治改革要有希望，前提隻能是健全財產權製度（重點是私有化），在此之前嚐試華盛頓式民主隻能慘敗收場，特別是類似普選一類的（這方麵的例子有：俄羅斯的休克療法成了寡頭強取豪奪國有資產的自助餐；印度的民主長期陷入腐敗，低效的泥沼）。財產權使得人們富有責任感，這是華盛頓1930年代研究遏製共產主義在本土蔓延的結論，為此聯邦政府建立了兩房機構使美國成果“房主社會/ownership society”。
中國曆史上從來就沒有尊重過財產權製度，以往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眼下是公有製，實際上就是官僚所有製。私有化這一關中國非過不可，否則改革便無以為繼，尤其是政治改革，沒有對私有財產的尊重，就沒有利益範圍的定義，經濟利益多元化的局麵就無法形成，最重要的，是形成不了堅實的契約文化，而這正是民主實踐的基礎。
通過這些經改，中共可以推遲包括憲政在內的大幅度政改。憲政這玩意是公知們後羿射日的尤物，但你問老百姓憲政是啥玩意，老百姓沒幾個能懂，老百姓圖的就是實惠，比如你把農村土地給了農民，農民就說黨好，管你憲政不憲政，換了當家人，這地還是我的嗎？這就是屁民關心的。所謂一物換一物，一物降一物。隻有推出這種經改，中國才能在賀衛方們的憲政衝擊波下把天下坐穩。
4.再不變就要亡黨亡國
當我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檔中看到：“完善產權保護製度。產權是所有製的核心。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製度。公有製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製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我如釋重負，由衷欣喜。我沒有因言獲罪，而且現在的中共中央政治智慧非凡，讓人充滿希望。
這一年以來中央處理了許多央企係統出來的高官，特別是石油係統的。包括中央委員，國資委主任蔣潔敏在內的許多掌握實權的大員紛紛落馬。更為重磅的是財新網關於周濱腐敗問題的一係列報導，讓人們懷疑這次反腐可能要打破“刑不上常委”的不成文規定。
通過這一列針對央企係出身的中央及地方大員的反腐風暴可以看出中國政治版圖的一個危險變化就是，央企係已經滲透進了中央權力的核心並漸漸向地方實權 機構蔓 延，保持這種趨勢，央企係的金權和國家機器的政權將完成徹底的融合，中國有變成徹頭徹尾的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的危險，而在所有的腐敗當中，金權 和政權結 合形成的腐敗是最可怕的。也許到那一天，連總書記都係出央企係，到那時候想再改革，很可能就無力回天了。
習近平打央企出來的大老虎很讓人振奮，但怕就怕這種打擊隻停留在派係鬥爭的層麵上，而沒有意識到央企係正在從經濟領域全麵逆襲國家機器，這將對中共的執政力和改革前途造成致命的威脅。
央企的改革和反腐一樣事關中共的生死存亡。
情勢如此威逼，利益集團如此船堅炮利，改革退無可退，進難以進，這恐怕就是習近平主席親自掛帥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原因吧。
第一。國企改革的必要性。
為什麽國企利潤高就要改革？莫名其妙。
第二。國企要改到哪裏去。
完全沒有講。而且也沒有說明改革有什麽好處。
第三。保護私有財產。
現在已經有大量的私有企業，再提保護私有財產，具體含義是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