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裕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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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習近平的中國夢

(2013-08-19 16:27:55) 下一個


【前言】
前不久習近平主席提出要走群眾路線,很多人都說習總是在向左轉,風言風語,人心惶惶。中國是一個沉迷於路線之爭的民族,往往執著於表象和內耗,其實習總的用意並不在左轉,而是在於“中國執政黨正在逐漸喪失群眾基礎,長此以往,執政基礎便將腐蝕掉,因此要重走群眾路線,增強民族凝聚力”。習的群眾路線也就是林肯當年說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而絕不是毛發起文革的老路。

正因如此,習總的“中國夢”提法實質上便是群眾路線的神來之筆,一個長期迷失在追逐物質繁榮中的民族必須要找回精神上的追求,否則這個民族便有淹沒在利益爭逐無窮內耗的洪流中的危險。中國夢”確實抓住了很多中國人的心聲,也捉住了歐美主流媒體的想象力,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共產黨曲高和寡陽春白雪的宣傳工作還沒有取得的成績。

但是什麽是中國夢,恐怕很少有人能說得明白,而要從戰略執行的高度予以實質性的細節性闡述恐怕更是難上加難,所以習的中國夢最後很有可能會和“三個代表”和“和諧社會”一樣作為一個冠冕堂皇的口號被曆史遺忘甚至是調侃,這會是習的悲哀,也是中國的悲哀。

在建設了成就驚人的物質王國之後,中國亟需建設一個厚德載物的精神王國,尋找中國夢會是一個關鍵的開始。

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在於如何詮釋並實現中國夢。
【正文】

最近看到【經濟學人】【外交政策】和【大西洋周刊在討論到底是紐約時報的托馬斯·弗裏德曼還是【大西洋周刊】的姆斯.費洛世給了習近平以“中國夢”的靈感,不免莞爾。其實“中國夢”的提法緣起何處並不重要,令筆者驚訝的是習近平的中國夢竟然捉住了這些殿堂級的西方主流媒體的想象力,這是之前的“三個代表”和“和諧社會”所沒有做到的,可謂中國重金打造“軟實力”以來最為成功之案例。


 

西方評論員有說中國夢是抄襲美國夢;也有說中國夢說辭假大空,缺乏實質性的細節,不接地氣。筆者以為模仿美國夢並無傷大雅,因為如今連好萊塢都會從中國的影視作品乃至中華文化中汲取靈感,此乃交流也,有利於世界之大同。但中國夢不接地氣之嫌確實值得我們深思的。畢竟,中國夢的提出在於要把如今愈漸一盤散沙的中華民族重新緊緊地給凝聚起來,中國夢便是現時中國的統一戰線和群眾路線,缺乏統一戰線和群眾路線的執政黨會漸漸喪失執政的基礎。


 

那麽應該如何給中國夢接地氣呢?如何避免中國夢在無數口水歌,主題晚會等等形式主義的官樣文章之後淪為網絡文學調侃的對象呢?也許我們能從美國夢最初的定義中尋找到答案。1931年,詹姆斯·特拉斯洛·亞當斯在【美國史詩】一書中是這樣描述的“美國夢絕不僅僅是汽車和高收入,而更多的在於每一個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憑自己的能力實現最高的社會地位和認可,不論他們出生時的富裕狀況和家庭地位。”在經濟學裏,一個社會成員或社會群體從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轉到另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從一種社會地位向另一種社會地位,從一種職業向另一種職業的轉變的過程叫做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社會流動性可以通過代際收入彈性和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等指標來衡量。看得出,美國夢和中國夢都可以通過社會流動性很好的量化,從而接上地氣。


 

在舊中國,社會流動性受到所謂“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製,新民民主主義革命歸根結底可以說是一場近代中國久受壓抑的社會流動性強勢反彈的革命。那麽如今中國的社會流動性又如何呢?根據澳洲國立大學和堪培拉大學去年的一份研報現時中國城鎮人口的父子間收入彈性為0.63,父女間收入彈性為0.97,這表明了中國的城鎮乃是全世界社會流動性最低的地方。從近代中國的曆史乃至世界曆史的經驗來看,這樣的城鎮極有可能成為引發社會動蕩的火藥桶,在城鎮社會流動性明顯改善之前,中央有必要控製好城市化的速度,因為在社會流動性極低的情況下,盲目的城市化就好比像是往炸藥桶裏塞入更多的火藥。


 

那麽今天中國的社會流動性為何如此之低?


 

其一,罪在戶籍製度。中國的戶籍製始於1958年的《戶口登記條例》此後,戶口成為了與就業、教育、醫療、退休、住房等掛鉤的社會管理及福利體係的基礎之一時至今日在人口大規模流動、上億農民工進城的大背景下,原有的與出生地或上一代人出生地相聯係的戶籍製,依然存在成為城鄉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


 

其二,國營企業過度壟斷了收入再分配,從而使GDP增長很難向大國民滲透。一個非常誇張的事實是,2010年,中國移動和中石油兩家央企的利潤就超過了同年中國最大500家私企利潤的總和。壟斷企業還占據了全國總工資收入的55%。雖然國營企業對國家收入再分配形成了很高的壟斷,但其解決就業的效率卻遠遠落後於私營企業。根據匯豐銀行的研報在2010年之前18年私營企業每年平均創造300萬個就業機會,而與此同時國企每年平均裁員230萬,集體企業平均裁員170萬。


 

其三,從古至今,教育都是中國人改變際遇的最大助力點,也是經濟學界公認改善社會流動性的最重要因素,可是中國的教育體係在培育人才方麵卻堪稱失敗。根據麥肯錫的研報中國人才缺口中國工程和金融方麵的畢業生隻有10%左右具備全球化企業的雇用價值。中國大學生往往擁有過度的理論知識(Know-What)而缺乏在實際工作環境中解決問題的能力(Know-How和Know-Why)。中國教育弊端揭露的很多,但筆者認為最關鍵者乃是要把高等教育職業化和把職業培訓作為福利普及給農民工。麥肯錫指出到了2020年中國將有2300萬過剩低端勞動力,但高等人才就業市場將麵臨2400萬的缺口,如果這些人才缺口不及時彌補,中國將麵臨高達2500億美元的機會成本。執政黨已經無法承受教育失敗之惡果。


 

綜上所述,中國夢要接地氣,必須要通過社會流動性來量化。一個可行的思路就是,鑒於城市化成了目前中國GDP增長,權力尋租和官員政績的主要驅動力,中央可以把城市化的優先權給予那些在改善社會流動性方麵卓有成效的地區。在提高社會流動性的攻堅戰中,針對戶籍製度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改革難免傷筋動骨,麵臨既得利集團的阻力巨大,社會成本政治成本經濟成本都會很高。而如果分配的不是既得利益的銀行戶頭,而是知識/技能,打造人才資產,則不存在既得利益的阻力,也不存在上訴種種巨大的摩擦成本,實乃中國夢實現之捷徑。

作者:公民經濟學家吳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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