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我評價: 人格壞透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張瓊華、1912年結婚，旋即被拋棄，但未離異，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無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是日本女子，1916年戀愛同居，後被拋棄，五個子女。再就是於立群，（1916-1976）被稱為“抗戰夫人”，1938年初與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1979年3月縊死於北京故居。另外，他還有婚外情人三五個。本文摘自2012年4月27日《黃花崗》，作者西風獨自涼，原題為《也談郭沫若的人格問題》。

1957年11月12日，毛澤東率郭沫若等赴蘇聯莫斯科參加慶祝“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紀念活動，期間會見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圖源：VCG）

郭沫若每每讓我想到餘秋雨，作為文革時期的文棍之一，新時期的餘要文化苦旅了，並公然宣稱替利益集團代言很正常。他們這種毫無自由精神、文人操守和氣節可言的知識分子，似乎在任何時代都能如魚得水。

1928年，36歲的郭沫若通過自己創辦的《文化批判》和《太陽月刊》攻擊魯迅“終究不是這個時代的表現者”，“阿Q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再不要專事骸骨的迷戀，而應該把阿Q的形骸與精神一同埋葬掉”，說魯迅“蒙蔽一切社會惡”、“麻醉青年”，是“反動的煽動家”，比“貪汙豪紳還要卑劣”。還在署名“杜荃”的《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裏寫道：“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是一位不得誌的法西斯諦”。

郭沫若1937年回國後，寫過《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的他，“恭恭敬敬地向蔣委員長懺悔過去的罪過，要求蔣委員長饒恕他，他要獻身黨國，將功折罪，回去馬上寫了《蔣委員長會見記》”，說蔣的“眼睛分外的亮”，“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戰的決心”。

1948年郭沫若發表措辭嚴厲的檄文《斥反動文藝》，把沈從文界定為“桃紅色”作家，朱光潛界定為“藍色”作家，蕭乾則是”黑色”作家，“我們今天打擊的主要對象是藍色的、黑色的、桃紅色的作家，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著，必須毫不容情地舉行大反攻”。

沈從文壓力很大，非常緊張，想用保險片自殺，割脖子上的血管，最後徹底告別了自己心愛的文學事業。

郭沫若隨便也報了一箭之仇——1931年，沈從文發表《論中國創作小說》，認為郭沫若寫小說不行，喜歡“用英雄誇大的樣子，有時使人發笑”，隻能寫詩，寫雜文，就是不能寫小說，因為他“不節製”的文風使他寫的小說一無是處。

1949年12月，毛澤東乘火車出訪蘇聯，正值斯大林70大壽。郭沫若發表《寫給斯大林元帥70大壽》：

原子彈的威力在你麵前隻是兒戲

細菌戰的威脅在你麵前隻是夢囈

你的光暖使南北兩冰洋化為暖流

你的潤澤使撒哈拉沙漠化為沃土

1953年，郭沫若為杜甫紀念館的題下對聯：

世上瘡痍詩中聖哲

民間疾苦筆底波瀾

1958年，毛澤東說：“光搞現實主義一麵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願看。”聞到味道的郭沫若，毅然推翻自己先前認為李白、杜甫是中國“詩歌史中的雙子星座”的定論，發表《李白與杜甫》，把留下千古絕唱“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聖拖出來鞭屍：

“杜甫僅僅是記錄，作壁上觀，並沒有鬥爭，也沒有製止。杜甫的目的隻是想完善封建統治，是改良主義，不是要推翻唐王朝的封建統治。石壕吏為什麽不抓杜甫，這說明杜甫有特權，屬於地主階級。”

1955年，胡風問題由文藝思想之爭、宗派之爭被升級為與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郭沫若發表了《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和《請依法處理胡風》：

“像胡風這樣的人，他二十年來，一貫地在革命的內部進行反革命的破壞工作，這是明知故犯、怙惡不悛的最頑惡的反革命分子。在今天對這樣的反革命分子，我個人認為，應該嚴厲地鎮壓，比幾年前鎮壓反革命的時候要更加嚴厲地鎮壓！”他主張對胡風及“胡風分子”們處以死刑！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一次國際會議上當眾朗誦：

親愛的江青同誌，

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

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我們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郭評論毛澤東的詩詞和書法：“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了詩詞的頂峰。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了書家的頂峰。例如以這首《清平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了。龍岩多寫了一個龍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沒有句點。這就是隨意揮灑的證據。然而這幅字寫得多麽生動、多麽瀟灑、多麽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著豪放不羈的氣韻。在這裏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的人，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個第一’原則，極其靈活地、極其具體地呈現在了我們眼前。”

於是，毛的這些失誤和硬傷都化做詩詞和書法的頂峰，且上升到了“四個第一”的政治高度。

1976年郭寫《水調歌頭》批鄧，四人幫被逮捕，馬上又寫《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把四人幫罵了個狗血淋頭。

然而，這一切都比不上這篇奇文：人民日報1949年8月14日頭版發表了郭沫若寫於1949年8月12日的文章《中蘇同盟四周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四周年紀念日在北平新華廣播電台對全國的廣播詞》（節選）：

“這些歪曲中的另一個例子是關於外蒙古的獨立的。在這一點上我想多說幾句。反動分子企圖煽動某些中國人的大漢族主義的感情，反對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國家。但是請問。外蒙古附屬於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對於外蒙古人民究竟給了些什麽福利呢？難道不是某些中國的侵略主義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經濟方麵壓迫外蒙古人民，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脫離中國而獨立的要求嗎？我們自己在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雙重壓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難道一定要強迫外蒙古人民跟著我們殉葬嗎？我們在雙重壓迫之下，稍微有點覺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難道外蒙古人民就不應該有點覺悟，不應該有解放的要求嗎？

“認真說，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們爭氣些，比我們覺悟的早，比我們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蘇聯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幫助，而比我們早解放了。我們假如是站在大公無私地立場，我們倒應該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學習地。更那裏有什麽理由跟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地後麵，來對蘇聯“憤慨”呢？再請問，由於外蒙古的獨立，在蘇聯方麵究竟得到了些什麽呢？豈不是和我們一樣，僅僅得到了一個鄰邦？”

問題應該是——外蒙古脫離了我們之後，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實告訴我們，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幾年國民黨政府派到庫侖去監視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畢回重慶，曾經在報上發過談話。“庫侖街頭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無線電。”這是國民黨說的話，而且是有報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後，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產不是都已經充分地提高了嗎？

“人民中國和人民蒙古今後應該是親密的兄弟，我們不能夠固執著那種宗主和藩屬的落後觀念了。那是絲毫也不足引為光榮的！

“今年四月，我們中國代表團到歐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參加擁護世界和平大會的時候，外蒙古代表團的團長齊登巴而先生，曾經為我們革命戰爭的輝煌勝利向我們致敬。他說：“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稱霸的時候，蒙古人民是寢息不安的，今天民某中國做了東方的盟主，我們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請看看蒙古朋友們的這種坦白的風度吧。難道我們不應該有同樣坦白的氣概嗎？”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人們或多或少都失去了正常的心態，但像郭沫若這樣的大學者，踐踏知識分子的良知，把自己變成一條亂咬胡捧的小醜，也確實是觸目驚心的個案，對解析中國讀書人內心深處對權力的恐懼和獻媚心理不無裨益。

附：關於郭沫若的個人生活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張瓊華、1912年結婚，旋即被拋棄，但未離異，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無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是日本女子，1916年戀愛同居，後被拋棄，五個子女。再就是於立群，（1916-1976）被稱為“抗戰夫人”，1938年初與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1979年3月縊死於北京故居。

另外，他還有婚外情人三五個：彭漪蘭（安琳），南昌起義途中的“革命伴侶”，1927年10月底，起義失敗後回到上海，在內山書店樓上同郭度過短時“蜜月”後被拋棄，下落不明；他的小姨妹於立忱（1912-1937），於立群的胞姊，被拋棄後自殺；黃定慧（黃慕蘭，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時期的一代風流，武漢市黨部婦女部長，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某某某等，姓名不詳，隻知太過多情，將性病傳染給了郭沫若，並殃及安娜。

在北伐時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謝冰瑩向我們詳細揭示於立忱自殺的內情：

“這是半個世紀前一個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醜郭沫若的真實故事。

於立忱長得亭亭玉立，皮膚又白又嫩，兩道柳眉、配著滿口貝齒，說起話來有條有理，一見就給人親切可愛的印象，這正是當記者的標準條件。唉！誰曾料到，這樣一個聰明、美麗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這是一個秘密。一天，於立忱告訴我，她要去醫院割盲腸炎，我按約定的時間去醫院看她。護士說她在產房，孩子都取出來了。在產房，立忱看到我，搖搖頭，一串熱淚滾了下來。我連忙安慰她。

她說“我告訴你，將來你要替我申冤，答應不答應？”

我說：“沒有問題，當然答應。”

這時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淚說：“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這樣一個卑鄙無恥、人麵獸心的大騙子！三年前，他拚命追求我，說他和安娜根本沒有感情，更談不上愛。他說自從愛上了我之後，他下決心要擺脫安娜，正式提出離婚，然後和我結婚，可是自從我受騙懷孕之後，他的態度突然改變，對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裏的孩子已經三個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這時我才大覺大悟，才知道他原來是寡廉鮮恥的，人格掃地的大騙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實在無臉麵見人了，我要自殺。我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後，就真的自殺了。（《於立忱之死》，《傳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郭沫若是與安娜自由相愛結合的，他不僅在婚姻存續期間就與安琳、與於立忱等發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從1937年始，借回國之機，把安娜連同五個孩子一起徹底拋棄，另尋新歡。（當時長男和夫20歲，次男郭博18歲，三男佛生15歲，女兒淑子13歲，四兒郭誌鴻6歲）此後從不給這群孤兒寡母寄一封信，匯一文錢，任他們輾轉掙紮，啼饑號寒，被日本警憲鐵蹄踐踏，皮鞭抽打，其境況遭遇，苦不堪言。

當《改造日報》記者陸立之先生於1947年前往東京安娜住處時，麵前一片慘景：室徒四壁，空無一物，全家僅靠一點山芋充饑。見中國的記者到來，安娜涕淚交流，哽咽難語，她隻能斷斷續續地泣訴：郭“他不應該是這樣。自從他走掉之後，我們，我和孩子們都為他擔驚受怕，他卻音信全無，把這個家全忘了。如果說是戰爭阻隔，信息不通，這也是借口胡說，這裏還是不斷的有中國人的消息，我就讀到過他回去後寫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轟炸中來去》，說自己光榮的見到了蔣介石……。”（《上海灘》1995年11月28日）

郭沫若對他自己本人的評價是：我不是個“人”，我是壞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確實是壞透了”。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走投無路，開始了長達10年之久的日本流亡生涯。在這種險惡背景之下。支撐家庭生活重擔的是無怨無悔的安娜，而郭沫若的六根依舊未能清靜，大約在1933年前後，郭沫若在外尋花問柳，染上性病，並且傳染給安娜，一時間手足無措，為此不得不寫信給恩師小野寺直助先生，懇求他介紹關東地區的專家名醫給予治療。本文摘自網絡，作者佚名。

萬年郭沫若

郭沫若曾經在日本渡過漫長的留學生活，並且，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整整十年，可以說，郭沫若青春最好的時光奉獻給了日本。這個被魯迅罵作“流氓加才子”的大文豪，由於其文化大革命的騎牆草作風，更加上要把骨灰撒在大寨的做作表現，留給後人諸多詬話。

事情回到1911年的一天，郭沫若接到一封家信，信上說，母親已給他訂了婚。女家是蘇溪鎮的張家小姐張瓊華，和遠房的叔母是親戚。因為是門當戶對，母親又親自去看過本人，說女子人品好，在讀書，又是天足。似乎都合郭沫若的心意，所以沒經他本人同意便把婚事定了。

舊式婚姻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郭沫若不便拒絕，隻好趁這一年的年假回故鄉草草完婚。

喝了交杯酒後，新郎和新娘才第一次見麵。揭開新娘頭上的臉帕時，郭沫若心裏怦怦直跳，他屏住呼吸想要看個仔細，但昏昏然隻見一雙三寸金蓮，一對翹天的猩猩鼻孔。郭沫若在極度失望中返身走出了洞房……張瓊華從入門的第一天起，就嚐到了“無夫即無主”的難處。

婚後第五天，鬱鬱寡歡的郭沫若便坐船去成都了。這一年的暑假他曾回家居住，但每晚都睡在廂房的長凳上，絕不和張瓊華同房。這位被重重封建禮教緊緊束縛的女子，獨守閨房，孝敬公婆，對郭沫若從未產生過哀怨的情緒。

1916年8月，在日本東京的聖路加病院，郭沫若認識了年僅22歲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即後來的郭安娜）。佐藤富子的父親是牧師，母親出身於日本士族家庭，雖說談不上富裕，但在明治四十年代能夠讓女兒接受中等教育並脫離農村走向都市，可以看出佐藤的家族是開明和富有遠見的。

當時的郭沫若，是官費留學生，每月從國民政府那裏享受33日元的獎學金。在當時，幾個人合租一屋，租金隻需1.5日元，而每月的夥食費8.5日元也綽綽有餘。正是在這等寬鬆的環境下，郭大文豪詩興大發，並有閑情逸致與佐藤小姐花前月下、甜蜜私語。應當說，當時兩個年輕人走到一起是體現了自由愛情的力量，郭沫若為追求佐藤寫了100多封情書，而佐藤小姐陶醉於郭沫若的才華橫溢，毅然辭去工作與郭沫若同居，為這，在他們的第一個兒子出世後，佐藤甚至與父母斷絕了關係。

這段浪漫甚至富有一些傳奇色彩的愛情故事，最終以安娜的人生悲劇而告終。1978年6月，郭沫若逝世後，安娜甚至連追悼會的新聞報道也沒有看。安娜膝下的子女，對郭沫若更是不敬而遠之。二兒子郭博曾在記者麵前這樣評價父親：“對於家庭，郭沫若是個罪人。”一言既出，四座皆驚。

安娜一家，為何對郭沫若如此感冒？如此不願諒解呢？

現在許多專家學者將原因歸結為郭沫若的私生活問題。確實，郭沫若在個人私生活方麵是相當糜爛的，當年他作為官費留學生，在日本拈花惹草，這裏不多詳述。典型的案例如：南昌起義途中的“革命伴侶”安琳，1927年10月，起義失敗後回到上海，在內山書店樓上兩人度過短暫的蜜月時光，後來此事無疾而終，安琳下落不明。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走投無路，開始了長達10年之久的日本流亡生涯。在這種險惡背景之下。支撐家庭生活重擔的是無怨無悔的安娜，而郭沫若的六根依舊未能清靜，大約在1933年前後，郭沫若在外尋花問柳，染上性病，並且傳染給安娜，一時間手足無措，為此不得不寫信給恩師小野寺直助先生，懇求他介紹關東地區的專家名醫給予治療。

郭沫若在日本玩得更大的當屬和於立忱之間的一段情。於立忱出身於名門，是民國初年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出身於書香門第的於立忱，亭亭玉立，大家閏秀。作為《大公報》記者，大約在1934年被報社派駐東京。在東京的日子裏，郭、於兩人過從甚密，據說於立忱後來參加東京的示威，高喊反日口號，被日方驅逐。在回上海不久的1937年5月，於立忱突然自殺，留下了“如此家園、如此社會、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的絕命詞。

於立忱之死，至今仍是一個迷，但與郭沫若有密切關係，這點不容置疑。據謝冰瑩的回憶，於立忱曾經為郭沫若而墮胎，郭沫若拚命追求於立忱三年，口口聲聲稱與安娜沒有感情，決心要擺脫安娜，但於立忱懷孕後，郭態度突然改變，吞吞吐吐敷衍。於立忱由此大徹大悟，明白郭原來是這麽一個人格掃地的人物。謝冰瑩的回憶是一家孤證，可信度如何，仍有待繼續考證。但於立忱的自殺，是郭沫若一塊難以擺脫的心病。郭回國第四天，就前往中國公墓憑吊於立忱，並很快與其妹妹於立群相識，當於立群將於立忱的遺詩轉交郭沫若時，郭沫若雙手微顫，竟一句話也說不出。出於對於立忱的負疚之情，郭沫若坦言要將愛她姐姐之心轉移到於立群身上。從這裏也可以看出郭沫若對於立忱是投入得很深的。

因為於立忱的關係，郭沫若對《大公報》的感情變得相當複雜。起初郭對《大公報》欣賞有加，後來《大公報》當家人張季鸞追求於立忱，郭非常感冒，兩人遂成為“情敵”，郭就再也沒有說過《大公報》一句好話。於立忱既逝，抗戰期間張季鸞和《大公報》主編王芸生到武漢，郭陪同遊玩，正當小船離開小島之際，王芸生開玩笑說：“郭先生，可不要腳踩兩隻船啊”。一語雙關，搞得郭沫若“滿臉通紅”，從此留下對王的憤恨之心。王芸生在文革期間吃足苦頭，這是後話。

有必要指出的是，郭沫若既然如此喜歡於立忱，那又為何臨陣脫逃呢？許多人將之歸結為郭沫若的家庭責任感，郭沫若曾經也作過詩，說自己就象是隻風箏，欲往高處飛，但最終仍有繩子束縛著。

在這裏許多學者將之歸結為郭沫若的家庭責任心。但隻要看看郭沫若1937年回國後，斷絕與安娜一切聯係，與於立群再結秦晉之好，就可以看出所謂郭沫若的家庭責任心是虛幻的。筆者的推測是：不是安娜的賢妻良母，也不是孩子們的嗷嗷待哺牽住了郭沫若的心，而是安娜的日本人身份對郭來說是塊有用的擋箭牌。當時的郭沫若有其算計，如果拋棄安娜投入於立忱的懷抱，那麽說不定日本憲兵哪天就會驅逐他們出境。而當時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對郭的通輯令仍然有效，因此，出於保身的目的，郭沫若選擇了留在安娜的身邊。

對於郭沫若的風流本性，安娜作為傳統的日本女性，抱有相當寬容和忍耐的立場，據郭沫若自己寫的文章回憶，安娜當時對郭沫若與安琳之間的“革命伴侶”關係了如指掌。安娜非常平靜地向郭問起此事，郭坦率地承認愛安琳。安娜望著熟睡的孩子們說，是我阻擋了你們的結婚，如果沒有這幾個孩子，我會成全你們的。

在男女問題上，安娜的忍耐是有目共睹的，既便是郭後來患性病，即便是郭與於立忱鬧得風風雨雨，安娜能忍都忍了，能寬容的也都寬容了。但人到晚年，安娜及其家人為何要“冷眼”麵對郭沫若呢？這其中仍有隱情。

1937年，郭沫若獲得蔣介石的恩赦，終於可以返回中國。蔣介石為何寬恕他，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但可信度比較高的一種是：郭沫若在甲骨、金文研究方麵的成就引起了日本政界頗具發言力的元老西園寺公望的注意。1934年上海《社會新聞》第七卷第四期就曾刊出《郭沫若受知西園寺》一文，稱西園寺十分讚賞郭的古文字研究才能，特地在別墅中親自設宴招待郭等等。1937年，國民黨內的親日派張群、何應欽等人希望進一步溝通與日本的關係，郭沫若與西園寺的特殊管道或許派得上用場。因此請示蔣介石取消對郭沫若的通緝令，讓他回國再作安排。

郭沫若接此消息，樂不可支，回到國內，蔣委員長親自接見，郭大文豪頓時一股暖流湧上心頭，連夜寫就美文《蔣委員長會見記》，此文雖不長，但以肉麻的口吻稱頌蔣的手是如何的溫暖，眼睛是如何的明亮，抗日的決心是如何堅定等等，文革中郭吹捧毛澤東的那一套，在這裏已顯現雛形。

郭沫若在文章中描繪了他如何依依惜別，如何親吻安娜的額頭，如此凝視熟睡的孩子，如何忍痛拋家棄小投身抗日洪流等等，寫得纏綿，寫得摧人淚下，有詩為證：

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

去國十年餘淚血，登舟三宿見旌旗。

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

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

郭沫若的這套春秋筆法，安娜在晚年給予明確的否定。郭沫若是瞞著安娜，偷偷回到了中國。作為安娜，身為郭家的人，死為郭家的鬼，風風雨雨那麽多年，共度難關，對於郭沫若回國抗日的主張，安娜肯定會做出尊重的選擇，至少，她決不會將郭沫若出賣給日本憲兵，在這裏，郭沫若為何又要如此匆忙地落荒而逃呢？唯一合理的解釋是：郭又可以自由自在地回到祖國，安娜這張日本牌，在郭眼裏已沒有太多的利用價值，當年他想和於立忱結秦晉之好而不可得，這回他終於有了機會。郭沫若在抗日的崇高口號下，實際上是堂而皇之地將安娜與孩子們無情拋棄掉。

郭沫若回到中國後，馬上與於立群搞得火熱，在漫長歲月中，他竟未給安娜寫過一封信，寄過一文錢，任這群孤兒寡母輾轉掙紮，受盡人生磨難。1947年，《改造日報》記者陸立之在東京見到安娜，當時安娜室徒四壁，空無一物，全家僅靠一點山芋充饑。安娜悲極哽咽，痛訴郭沫若的無情與冷酷：“鼎堂（郭沫若）不應該是這樣。……他音信全無，把這個家全忘了。如果說是戰爭阻隔、信息不能，這也是借口胡說，這裏還是不斷的有中國人的消息，我就讀到過他回去後寫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轟炸中來去》，說自己光榮的見到蔣介石……”

安娜的這段哭訴，已明明白白地透露出郭沫若是存心拋棄安娜與孩子這個客觀事實。在這裏，有這樣一個問題：郭沫若為何要做得如此絕情？如果他要追求愛的自由，當年和安琳、於立忱之間的事，安娜根本就無力阻攔，郭沫若根本無需如此興師動眾。再說，郭沫若可以甩掉安娜，那五個孩子畢竟是親骨肉，虎毒不食子，何況人乎！

要解開這個謎底，仍需聯係當時的政治環境。郭沫若回國後，他很快積極地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創作素材，這是郭從十九路軍的指揮者陳銘樞那裏聽來的。這素材說的是十九路軍有位團長與日本女子結了婚，兩人相親相愛，家庭美滿。“一·二八”事件那天晚上，是他在閘北打響了對日抗戰的第一槍。“七七”盧溝橋事變後，他決心奔赴國難，與妻子離婚。在離婚席上，妻子當著證人的麵對丈夫說：“你是軍人，處在國難嚴重的時刻，正是你應該效命疆場的時候，請你不要顧慮我……”

郭沫若說起這悲劇素材時情緒相當激動，可以想像，這裏多多少少滲透著他的影子，但需要指出的是，郭沫若在這裏有明顯地將拋棄安娜的行為合理化的潛在動機，同時，這對恩愛的團長夫妻，為何一定要走向離婚的結局呢？難道不離婚就不能去抗日嗎？在這裏，郭沫若沒有做出具體的解釋，安娜的日本人身份，將給他的未來政治仕途帶來負麵影響，這點郭沫若有相當的認識，因此，快刀斬亂麻，盡快與於立群結合，徹底切斷與安娜的一切聯係成了郭沫若自我獨善的最佳選擇。

知書達禮的大家閨秀安娜，他可以寬恕郭沫若的不檢點，但當她徹底明白郭沫若這種自私的本性時，她的忍耐也達到了極限，她至死無法原諒郭沫若，大概在這裏可以找到真實的答案。

郭沫若對不住安娜，他實在是沒有臉麵麵對安娜。1951年，安娜要求見郭一麵，郭托辭拒絕。當時的安娜可能是氣不過，直接衝到了北京西城大院胡同五號郭家大院。郭沫若回家見到安娜就如老鼠見了貓，推托去換衣服從後門“落荒而逃”，並向有關部門求助如何“擺平”安娜。安娜徹徹底底看透了郭沫若的為人，以後再也沒去找郭的麻煩。倒是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看不下去，先是給了安娜一個副部級的待遇，並將她安置在大連，委托大連大學的校長李一氓全麵照顧安娜的生活，毛澤東在開會見到郭沫若之際，偶爾還會關心地尋問郭是否給安娜寄了生活費。

上世紀70年代，安娜曾回日本省親，主要是為了處理留在日本的房產。回中國後，1975年她去北京見了郭沫若一麵。彼此年紀都大了，許多事隻能封存於記憶中。安娜麵會郭沫若的目的是向他通報日本房產處理的事情。這多多少少有點先斬後奏的味道。但安娜有相當的主見，在日本受了那麽多苦，她有權來處理這房產，但處理完畢，向郭沫若通報一下，安娜認為這是必要的禮節，這裏可以看出安娜的良好修養和素質。郭沫若在這個問題上，對安娜的做法沒有任何不滿，他一直保持沉默，或許這是他最好的選擇。這是兩位老人生前的最後一次見麵，他們回憶了當年在日本的生活片斷，氣氛是相當好的。

1994年8月，安娜在上海去世，享年百歲。安娜結束了她波瀾起伏的一生，但她對郭沫若的愛與恨，作為一個永恒的話題，仍將延續下去。

1988年，北京文藝版《郭沫若傳》詳細記錄了郭沫若的幾位婚外情人：

彭漪蘭（安琳），南昌起義途中的“革命伴侶”，1927年10月底，起義失敗後回到上海，在內山書店樓上同郭度過短時“蜜月”後被拋棄，下落不明；

於立忱（1912-1937），於立群的胞姊，被拋棄後自殺；

黃定慧（黃慕蘭，1907- ，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時期的一代風流，武漢市黨部婦女部長，定居山西省；

妓女×××等，姓名不詳，隻知太過多情，將性病傳染給了郭沫若，並殃及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