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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風來*我2014年的閱讀書單 精選
已有 3023 次閱讀2014-12-30 13:10|個人分類:教育沉思|係統分類:觀點評述|關鍵詞:閱讀 教育 中國夢 推薦到群組
等風來*我2014年的閱讀書單
杜彥君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
2014年12月30日,紐黑文的天空依然是那麽湛藍,朵朵白雲點綴著,仿佛一幅幅印象派油畫。早晨起來,在耶魯大學校園跑了11公裏,沿途多是上百年的大樹,三五成群的鬆鼠隨處可見。這樣蔚藍的天空,這樣成道的大樹,在北京已經極少能見到。北京的天空原本不是這樣的。蔣夢麟先生曾回憶到20世紀20年代的北京:“北京滿城都是樹木,私人住宅的寬敞的庭院和花園裏到處都是枝葉扶疏、滿長青苔的參天古樹。如果你站在煤山或其他高地眺望北京,整個城市簡直像是建在森林裏麵。根據由來已久的皇家規矩,北京城裏是隻許種樹,不許砍樹。在北京城住過的人,很少人會忘記蔚藍的天空下屋瓦閃閃發光的宮殿和其他公共建築。”
簡單的早餐後,直奔耶魯大學斯特林紀念圖書館(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斯特林圖書館是耶魯大學最大的一個圖書館,1931年建成,收藏有4百萬冊圖書。12月初來到耶魯大學安頓好的第二周周末,我第一次踏進這座像教堂一樣的建築。一進門的中廳兩側眾多的拱頂以及穹頂上富麗堂皇的壁畫,彰顯其哥特式風格,讓人頓時肅人起敬。在這裏,我查到了2本在中國大陸買不到的關於“晉商”的書。斯特林圖書館起碼有2層集中分布有中文圖書,耶魯大學的其他圖書館也有一些我感興趣的中文書。想起2010年,自己想買曾獲普利策獎的《槍炮、病菌與鋼-人類社會的命運》,可惜該書2006年出版過之後,沒有再印。2011年,我踏進台灣的一家誠品書店,在暢銷書的展台上看到了此書,作者賈雷德·戴蒙德 的另一本著名的《崩潰 : 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也在出售。我當時納悶“為什麽同時獲得美國普利策獎和英國科普圖書獎的書,在中國大陸不及時加印呢?作為翻譯過來的書,國家的出版業是基於什麽樣的原則,選擇什麽書,選擇什麽時候加印呢?為什麽在台灣,我第一次踏進書店就買到了,還不是在書架上擺放,而是在展台上當暢銷書賣呢?而且這本書當時已經在台灣第40多次印刷了!”
來耶魯圖書館看的第一本書,正是蔣夢麟先生的自傳《西潮與東潮》。蔣夢麟先生是北京大學曆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曾任國民黨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行政院秘書長,是近現代著名的教育家。該書1945年在美國出版,被哈佛大學遠東研究所定為重要的參考書之一;1957年譯成中文,在台灣出版,台灣青年幾乎人手一冊,在台灣20世紀50年代的“文化沙漠”裏,這部書被當時的年輕人視為“人生教科書”。可惜,這麽好的書,我到30多歲了才知道,2006年大陸第一次印刷了5000冊,到現在還沒有售完。為什麽上初中、高中甚至大學時,沒有老師給我們列過一個閱讀清單,把這些富有思想性、啟發性的書籍,推薦給我們呢?為什麽等我30多歲了,才由於機緣巧合去閱讀胡適、黃仁宇、錢穆、蔣夢麟等人的書呢?最好的書,是富有思想性的,書中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觀念,常常能啟發人思考。比如,我以前認為最成功的教育方法,不是灌輸知識,而是激發學生的興趣;蔣先生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理想、希望和意誌可以說是決定一生榮枯的最重要的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啟發一個人的理想、希望和意誌,單單強調學生的興趣,那是舍本逐末的辦法;隻有以啟發理想為主,培養興趣為輔,興趣才能成為教育上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中國以前是一個重實用的國家。這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息息相關。重實用本無可厚非,但如果太過於注重實際,就不是一件好事了。中國文化重視“道德”與“實用”,而西方文化重“理智”。同樣一件東西或一個現象,美國人看到,多半會說“很有趣!”,中國人可能多半會說“這有什麽用處?”。在這種態度下,探求究竟地球圍繞太陽轉,還是太陽圍繞地球轉,是無關痛癢的問題。我們也不會為沸水的膨脹力而大傷腦筋,我們會認為瓦特太傻了!我們倒是對沸水的嘶嘶聲更感興趣,因為這種聲音可以使我們聯想到煮茶待客的情調,那該多麽富於詩意!現在的中國,依然還是“重實用”,大學選專業,傾向於選那種比較好找工作的技術性專業,看不起曆史、哲學、政治、教育等不實用的學科。蔣夢麟和比他晚幾年到美國留學的胡適,都是選擇農學作為自己的專業,後來都放棄農學轉為教育學。因為他們後來都明白了一個道理:中國作為農業大國,農科固然重要,但是還有別的學科對中國更重要;除非我們能參考西方國家的近代發展來解決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那麽農業問題也就無法根本上解決。現在,社會上都在提“中國夢”,提“中國複興”。這說明什麽?說明我們近代落後了,各方麵存在問題了,需要迎頭趕上西方發達國家。而隻有高瞻遠矚的知識才能徹底了解問題的本質,國家的領導者需要深知西方文化的發展過程,對中國的發展前途具有遠大的眼光。如果急功近利,不肯研究中國實際問題的症結所在,不必根據曆史學、社會學、科學等知識,就能把事情辦好,夢想終究停留在夢的階段。我們應該認真研究曆史,想清楚一些重要問題,例如“為什麽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為什麽文藝複興沒有發生在中國?”;教育是實現國家複興之根本,因為教育的結果就是造就人才;沒有人才,複興是空談;那“中國的教育的出路在哪裏?”要想回答這些問題,需要了解中國的曆史、政治、社會,了解中國人的人性等方方麵麵。
說到教育,中國不是沒有過成功的教育。蔡元培先生是1916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由於五四運動,他離職了。1919年9月他又回到北大擔任校長,對北大進行了改組。新設總務處,由總務長處理校中大小事務,教務長負責教務。校中最高立法機構為評議會,會員由教授選舉;評議會有權製定各項規程,授予學位,並維持學生風紀。北大於是走上了“教授治校”的道路。蔡元培本人充滿了西洋學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臘的自由研究精神;他有不涉及政治“為學問而學問”的信仰。因此,在他的帶領下,“學術自由”、“無畏地追求真理”、“教授治校”成為了治校的準則。什麽樣的規則,就有什麽樣的格局。這種治校準則下,造就了當時北京大學人才薈萃的輝煌。二戰時期,西南聯大之所以能培養出那麽多大師級的人才,也離不開梅貽琦校長實施的“教授會”、“學術自由”等治校原則。在實現“中國夢”的今天,如果單單從教育本身出發去解決教育問題,而不考慮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那隻能解決一些細枝末節,而不能解決教育問題的根本。國家首先要有政治體製上的改革,要敢於放權給學校,中國的教育才有希望。
2014年閱讀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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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蔣夢麟自傳》,團結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