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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金 鐘
● 編按：劉曉波「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地」之說，最初發表在本刊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號。二十年來為此飽受辱罵。本文回憶當年情景，並對曉波的文章貢獻作出評析。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海外和香港台灣的中國人大多數為之感動、興奮，伴隨著這樣巨大的榮譽，「名滿天下，謗亦隨之」，那是難免的事。一方麵是視他為仇敵，四次將他投入監獄的那架如山的國家機器，另方麵來自自由的人性社會。人無完人，劉曉波當然也不例外。就像外麵的總統選舉那樣，候選人之間的互相攻擊，有時可以達到「慘不忍睹」的地步。不過，曉波涉及的主要是一些觀念形態和道德評價的問題，比較「見仁見智」。 其中有一條和我有關。那就是他說「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地」。這句話是二十二年前他接受我的訪問時談到的。刊登在《解放月報》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號上。為了這句話他在八九學運失敗後的大批判中遭到猛烈地咒罵和攻擊，我的訪問被收進官方出版的《劉曉波其人其事》中，鑒於曉波當年在青年和大學生中的影響力，這句被定性為「賣國主義」的話，幾乎是聽聞曉波的人都知道，也是官方大力抹黑他的一個不容置疑的「罪狀」。 本刊初期的賣點：人物專訪 過了二十年，現在又有人翻出這句話來攻擊他或是責備他，也有一些人來找我求證。為此，本刊今期（ 頁）便將當年訪問全文，予以發表。我不能代表獄中的曉波說話，但我有責任向公眾交待當年採訪的狀況及我的看法。 發表這篇「史料」，不單是為曉波的觀點作必要的澄清，為研究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生平事蹟，提供一份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而且曉波獲獎意義重大，對他的研究也就成為中國極權主義及其反抗運動研究的一部分。 一九八八年，啊，距今已是一代人的時間！（最近會見幾位來港讀碩士的大陸學生，他們都是那時出生）那時的北京，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節。我們這本雜誌才創刊一年多，當時刊名叫《解放月報》，是先社長許國（哈公）先生擬定的，哈公八七年六月去世後，刊名續用到八九年底，一九九○年一月起改名為《開放雜誌》至今。從創刊起，我擔任雜誌的總編輯。人物專訪是每個月的必備節目，由我一手負責。還記得有人告訴我，當時蛇口的負責人袁庚很愛看《解放》上「許行的評論和金鐘的專訪」。許行先生是我們創刊顧問，香港資深政論家，至今仍是本刊的主要撰稿人。 那時人物訪問是每期的「主菜」，最初是以本港文化界名人為主如李翰祥、黃霑、倪匡等，以此爭取本地市場。訪問方式利用月刊篇幅較大，可以做比較深入的探索。尤其當時很受意大利名記者法拉奇的影響，她那些人物專訪都很長，又很可讀。記得她訪問鄧小平，大陸隻發表二千字的摘要版，香港則可以看到上萬字的全文，非常過癮。因此，我有樣學樣，拿個錄音機，到處窮追猛打。一般人物訪問大約四千字左右，但劉曉波這篇長達八千字。 「三百年殖民地」論的出處 曉波在八十年代中期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因為批評美學家李澤厚而名聲鵲起，被稱為「黑馬」。八八年六月，他成為中國第一批被授予博士學位的青年學者。八月，就被挪威奧斯陸大學邀請去講學，十一月結束。他在挪威期間，我已追到他，電話邀約寫稿，他在十月和十一月已分別給我們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講大陸的氣功熱，另一篇是〈混世魔王毛澤東〉。這篇批毛文章令我十分驚訝，因為那時他才三十三歲，文革初還是小學生，竟然對毛時代看得那樣透徹、準確，批判的力量那樣犀利。我急於想見他的惺惺相惜之情，可想而知。這時香港傳媒對他還不熟悉。 挪威講學完後，他又要去夏威夷大學講學，也是三個月，再去紐約哥大，可見他當時的名氣已不同一般。赴美前轉道香港，停留大約三四天，我記不得還有甚麼活動，但我的訪問是來之前已預約的。那天，我們約在軒尼詩道星港酒店二樓咖啡座。當時還有謝平等女記者在座，協助錄音、攝影。大家十分專注，對談中氣氛活躍，曉波略有口吃，但表述流暢，很有自信。約談了兩個鐘頭。他離開香港後，我們還有聯繫。到哥大做訪問學者時，天安門學潮起，他四月下旬飛回北京。 究竟「三百年殖民地」之論，是怎樣說起的？問題在哪裡？這話出在訪談的尾聲： 問：你認為現在的中國社會處在歷史的甚麼發展階段？ 劉曉波：還沒有走出農業文明。 問：是不是要補資本主義的課？ 劉曉波：必須補課。 問：那麼，今天中國的路線還是順著農業社會的慣性在走？ 劉曉波：是的。不過，它在調整它的專製，因為它麵臨危機。 問：中國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進嗎？ 劉曉波：不可能。即使一兩個統治者下決心，也沒有辦法，因為沒有土壤。 問：那甚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呢？ 劉曉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問：十足的「賣國主義」啦。 劉曉波：我要引用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的一句話：「工人沒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 問：你是說，中國還要走香港的路？ 劉曉波：但歷史不會再給中國人這樣的機會了。殖民地時代已經過去了，沒有人會願意再背中國這個包袱。 由此可見，劉曉波的意思是要在中國實行英國在香港推行的資本主義政策，起碼需要三百年，才會變得和香港一樣好。他並不是要中國再去當誰的殖民地，他說得清楚：「殖民地時代已經過去了，沒有人會願意再背中國這個包袱」。我的插話，十足的「賣國主義啦」，是在問他的「三百年殖民地」的主張，可能會遭到指責，他怎麼應對？於是引來他以馬克思一句話，申明他不在意別人說他賣國、叛國，並以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為榮。 肯定殖民地的歷史作用不動搖 可能有人會問：為甚麼不乾脆說三百年資本主義，而要說「殖民地」這樣難聽的字眼？ 我想，曉波這樣說有兩層內涵。一是對殖民地的評價。我們見證過香港回歸全過程的人，知道香港回歸最根本的問題或困擾，就是對殖民地的評價。如果我沒有記錯，九七回歸前，港大最後一次民調中，「你最後選擇一次香港前途」的統計中，超過一半的回答是「維持現狀」，即維持英國人管治的現狀。為甚麼搞「一國兩製，港人治港」？皆出於此：香港人認為殖民地好過共產專製，當然也好過清朝帝製。道理婦孺皆知。隻是由於北京揮舞「民族大義」大帽子，無人敢出聲而已（甚至北京有膽在一九七四年迫使聯合國將香港從殖地名單中刪除，因為聯合國支持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 劉曉波不僅是一個學識淵博、有獨立思考的人，而且也是一個悟性很高，觸覺敏銳的人，初到貴境，香港的景觀一定對他內心有很大衝擊。因此，訪問中「三百年殖民地」一語脫口而出，卻是他理性基礎上的有感而發。 六四之後，雖然九四年我在北京和他見過一麵，後來電訊上也有交往，卻從未提過這「三百年」的往事。二○○七年一月是本刊二十週年，我約了幾位朋友寫點紀念文章，曉波從北京發來一篇〈我與開放雜誌結緣十九年〉稿子。文中主動談起八八年那次訪問，寫道：「第一次踏上殖民統治造就的自由港，感覺真好！我接受金鐘先生的採訪，感覺更好！」他說，一句「三百年殖民地」的即興回答，成為中共迫害他的「典型證據」，但他不會為自己辯解，「特別是民族主義佔據話語製高點的今日中國，我更不想收回這句話。」 他用一句話來解釋那犯眾怒的「三百年殖民地」之說。即「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經過長期的西化過程方能實現。」文章最後表示對《開放》的深情感激。拜讀之餘，感慨係之，我寫了一段按語謝謝他。還有甚麼比這種編者和作者之間的心心相印更珍貴的呢？ 另一層內涵是個人風格。常說「文如其人」，許多知名的知識份子都有其言談作文的鮮明個性。劉曉波被稱為「黑馬」，那放言無忌、一針見血的表達方式，已成為他的標誌。但語言誇張、偏激輕狂，不僅在古今文壇上屢見不鮮，而且，往往表麵上憤世嫉俗、目空一切，實則包含某些超前的智慧。這種情況，曉波在這篇訪問的「八大批判」中幾乎處處可見。例如，開頭談中國教育製度，他說大學畢業生百分之九十五、碩士生百分之九十七、博士生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廢物。這樣偏頗的判斷的實質是甚麼？他歸結為中國通過教育「把人變成一個奴隸」。可見他的標準不是指學數理化，而是指學生沒有獨立思考能力。換言之，他說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地，這個三百年的量度隻是表示一個「長期」的概念而已。 以觀念的誇張而言，中國近代不乏先例，著名維新派思想家譚嗣同為變法圖強，主張出賣幾乎半個中國的領土，他被清廷戳殺時三十三歲，和曉波八八年同歲。更出名的是毛澤東青年時代發表文章，主張分裂中國，反對統一，成立二十七個國家，毛那時不到三十歲。曉波的三百年論和他們相映成趣，放在言論自由層麵視之，根本扯不上甚麼言責。 懂得新聞自由的遊戲規則 即使身為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先生，為了借款倒袁，多次向日本人許諾，革命事成後將東北三省讓給日本......大陸學者公開指出，不能將這些主張和言論扣上「賣國」帽子。 有人問我，既然你知道這句話「很離譜」，為甚麼不幫他刪去？可以減少他的「罪過」。這問題比較大陸，卻值得加以說明。不錯，不少人對「新聞自由」的運作是不太了解，以為可以罵罵共產黨就是自由。其實，在專業麵上，新聞自由涉及不少理論和操作上的問題。香港和台灣現在都有了新聞自由，但二者的遊戲規則不盡相同，雖然彼此都麵對一個嚴禁新聞自由的紅色政權。一九八六年名記者陸鏗經過許家屯的幕後公關，獲準去中南海採訪開明派總書記胡耀邦，胡口無遮攔，說了一些中共高層的事，陸鏗滿載而歸。幾天後，胡要求看訪問稿，陸委婉搪塞，先步發表在《百姓》雜誌上（陸是該刊社長）。雜誌傳到北京後，對胡環伺已久的元老們勃然大怒。不久，胡黯然下台，接受陸鏗訪問是一大罪狀。 這個可以載入新聞史的經典個案，回答了前麵的問題。即陸鏗是自由社會的獨立記者，他不是去赴宴，而是去採訪。胡應該知道他不是新華社記者，該談不該談的主動權在你被訪問者手中。若不便談者，可以顧左右而言他。既然談了，記者有聞必錄，滿足讀者知的權利。有些話可以交待：可說不可發。君子協定。但胡和他的助理對這些規矩，全不在意。後果、風險，他們應該心中有數。然而，竟釀成了一個「一言喪邦」的大事件。能怨誰呢？胡總書記。陸鏗沒有錯，還成為他職業的驕傲。 看訪問稿──可以去問問記協，被訪者如果要看記者的訪問稿，那是被視為「新聞審查」的行為。如若不便，你可以不接受訪問（或是以看稿為先決條件並取得記者的同意）。 我和曉波的訪問完全沒有這些問題。換言之，他知道他在做甚麼，他當然也會把握自己的分寸，顯然，他以為那些議論，是不會「以言入罪」的。從人民日報對他的大批判可以看出，他遭到清算的言論何止我這篇訪問，包括他的著作、演講和文章，統統上綱。何況「三百年殖民地」之說，他在其他媒體上也發表過對殖民主義的看法，同樣離經叛道。 現在，曉波戴著「賣國主義」的汙名和諾貝爾獎的桂冠在鐵窗下度日。他的冤孽，雖然還有「黑手」問題和零八憲章，但作為中國言論犯的代表人物，「三百年殖民地」之說將作為文字獄的著名個案載入史冊。 從八八年的訪問到零八憲章，漫長的二十年中，我和曉波一起不過幾個鐘頭。但是，除了坐牢之外，他沒有間斷和《開放雜誌》的關係。持續地寫了近百篇文章。每在夜靜人深拜讀他那些凜然正氣、一字不苟的政論時，我常想到，這樣埋頭苦幹，總有一天會成為中國的索爾仁尼琴。這一天來得比我想像要早。 需要補充的是，在互聯網無所不在的今天，更凸顯曉波青年時代言論的可貴。他那篇〈混世魔王毛澤東〉，迄今還是討毛檄文中的高峰之作，被中共當局視為「反共反人民的重磅炸彈」，不敢拿出來示眾。無疑，因為批判的力度和深度點中了要害。一個專訪、一篇文章──都是他一九八八年經過本刊留下的青春足跡。這是我們二十多年上千篇佳作中的精品。我們很幸運地看到曉波的才華和激情，今天還在閃耀他獨特的光芒，發揮影響力。 秀才造反二十年，不在乎失敗 曉波的個人品質，有兩點特別突出。 一是坦誠。敢於麵對真實的自我，承認自己的不足和錯誤，然後反省、懺悔，而且敢於公開。八八年那次訪問中我就有所感覺。例如他坦承英語不行，是他「最大的悲哀」和局限；他到處演講，為什麼？他說一是自我感覺好，二是為了掙錢。他說錢是一種自我評價，少了不去；他反感權威們成天教訓年輕人，他也不要做師爺；他罵馬克思以「廉價理想」誤人，也承認自己在文化沙漠中長大，看過馬克思全集四十多卷，很欣賞馬的批判精神...... 二是身體力行。曉波痛恨知識份子光說不練，隻說不做（並不見得公平）。六四他放棄哥大進修，毅然飛回北京，劉賓雁對我說他是「飛蛾撲火」，他卻得意忘形，要做「黑手」。最後絕食，在千鈞一髮之際促成學生撤離廣場，也算實踐他的和平非暴力理想。二○○八年策劃零八憲章，成功地完成一次現代「公車上書」。這應該是曉波有言有行的兩大記錄。這兩筆帳，記入了中共的生死簿。他們不會理睬你怎樣設計和平轉型，怎樣宣稱「我沒有敵人」。諾貝爾獎，更讓常委們認定「劉曉波」是整個西方敵對勢力的一張牌、一個棋子，來難堪他們，最後推倒他們──於是，曉波成為最後一個強大的共產黨政權的不共戴天的仇敵。 這就是二○一○年冬季的中國局勢。破壞中南海穩定大局的維權運動、民運、法輪功、民族分離主義、黨內改革派......全部聚焦在這個獲得世界最高榮譽的錦州犯人身上。 這是諾貝爾獎一百一十年來沒有發生過的事。中國多少英雄豪傑的夢想啊，一個楊振寧，紅太陽也對他畢恭畢敬。獎來了，得主竟是一個罪犯，這真是世界級的幽默。中國人那張老臉往那兒掛呀。可是，我們曉得，中國讀書人的憂國傳統至少超過一千年。多少士人磕破額頭向皇帝上書，又有多少謀政圖變而「頭顱擲處血斑斑」！一九八九的大學生起義，令曉波刻骨銘心，他就是那種死心眼，不認輸。 在理念上，在信仰上，他絕對不是妥協派，他是造反派，憑一支筆打天下的鐵桿造反派。請讀讀本文提到的訪談與文章（ - 頁）──能夠發表這樣談話與文章的人，還能妥協？我不相信。人民日報把他抽得體無完膚，說他受了西方文化的毒害──誰會相信？ 有道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曉波造反已經二十多年。還不知道哪年哪月成功。諾貝爾是獎勵他的失敗，繼續失敗。我看他是不在乎失敗的。成功不必在我。二十二年前，他就對我說過，他「想做一個真實的人，而且把它貫徹到底。」 （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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