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授們全都成了勤勤懇懇的工匠

[轉載]陳平原：今天，大學教授們全都成了勤勤懇懇的工匠

已有 190 次閱讀2015-10-27 00:33|個人分類:邊看邊說|係統分類:觀點評述

本文是9月28日陳平原教授在北京大學召開的“建築與景觀的‘白話說’茶座”上的主旨發言，特予本版刊發。陳教授從非己所長的建築說到一向傾注心力的新文化研究，綿綿情懷蘊含在字裏行間。

建築的風華絕代與學問的博大精深，二者相輔相成

八年前，《建築與文化》雜誌社組織大學建築專號，我應邀撰寫了《老房子：大學精神的見證人與守護者》（《建築與文化》2007年5期），其中提 及：“大學校園的曆史感以及文化氛圍，一如石階上的青苔，必須一點點長出來，而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這方麵，老建築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老學生對於大學的記 憶，一半是給自己傳道授業解惑的著名學者，另一半則是曾經留下了青春印記的校園建築。……在這個意義上，建築的風華絕代，與學問的博大精深，二者是相輔相 成的。”

之所以越俎代庖，談論非我所長的建築，主要緣於對都市研究的興趣。從2000年在北大開設“北京文化研究”專題課起，十五年間，我指導過十篇以 北京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組織過四場“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的國際會議，還在北京大學出版社主持都市研究叢書。很遺憾，所有這一切，都以文史為主，極少 牽涉建築。

十年前，在《想象北京城的前世與今生》（《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4期）中，我談及：“同一座城市，有好幾種麵貌：有用刀劍刻出來的，那 是政治的城市；有用石頭壘起來的，那是建築的城市；有用金錢堆起來的，那是經濟的城市；還有用文字描出來的，那是文學的城市。我關注這幾種不同類型的北 京，但興趣點明顯傾向於最後一種。”這裏牽涉專業背景，但也與我的隱憂有關：在城市改造中失落的，不僅僅是古老的建築，還包括對於這座城市的曆史記憶。也 正因此，談及當下中國城市，我常念叨那些正迅速消失的“老房子”，以及對於“老房子”的記憶與陳述。

四年前，應《人民日報》之邀，我撰文談“曆史文化名城”的保護，以下這段話，因故被刪去了：“千百年留下來的東西，大有深意，但都很脆弱，必須 小心嗬護，哪經得起你用推土機加金融資本的‘辣手摧花’。在目前這個環境下，我不怕領導沒有雄心，也不怕群眾沒有欲望，我怕的是政績優先的製度，迅速致富 的心態，這上下結合的兩股力量，使得眾多‘古城’日新月異，在‘重現輝煌’的口號下，逐漸喪失其‘曆史文化’價值。”（參見陳平原《“保護”才是“硬道 理”——關於建設“曆史文化名城”的思路》，《同舟共進》2011年3期）。我沒說“曆史文化名城”就是“老房子”，隻不過，“新房子”有一言九鼎的領導 與腰纏萬貫的開發商保駕護航，不愁不勢如破竹；反過來，“老房子”勢單力薄，如風燭殘年，且沒能為代言人提供什麽回報，這才需要有人文學者站出來為其呐 喊。

知其不可而為之，某種意義上，正是五四新文化人的精神傳統

並非城市規劃或建築學方麵的專家，我的話自然是“說了等於白說”。明知沒有力量，為何還喋喋不休？如此特立獨行，無視學科邊界，知其不可而為 之，某種意義上，這正是五四新文化人的精神傳統。近年不斷有專家站出來，指責五四新文化人讀書不夠多，對外國學問理解不透徹，對中國曆史論述不準確，理論 闡發更是不全麵、不係統、不深刻。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請別忘了，那是一個大轉折的時代，屹立潮頭的，是一批學識淵博、興趣廣泛、勇於挑戰成規的人 物，而且，他們主要是借大眾傳媒發言。

這就說到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研究。不說專業著作《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觸摸 曆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新文化”的崛起與流播》（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這裏隻引前些天接受《鳳凰周刊》的專訪。 當被問及《新青年》是如何獨領風騷的時候，我的回答是——《新青年》之所以能在眾多雜誌中脫穎而出，關鍵在於和北京大學結盟。《新青年》影響最大的時期， 是中間的第三卷到第七卷，那時候，絕大部分稿件出自北大師生之手。最開始的兩卷雖也有一定影響，但它之所以能風靡全國知識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與北大的結 盟。

在結盟前，其作者群主要是陳獨秀的《甲寅》舊友，結盟後則基本上是北大師友；結盟前，其發行陷入危機，結盟後發行量陡增到1.5萬份，除了社會 影響巨大，雜誌本身還可以盈利。到第四卷之後，主編甚至對外宣稱“不另購稿”，也就是說，對於世界、對於時事、對於文學革命或思想啟蒙等各方麵議題，其同 人作者群都能包攬完成。與北大結盟後，《新青年》的整個學術影響力和思想洞察力，得到了迅速提升。所以說，陳獨秀的北上是決定性的一步。

其實，關於“《新青年》的特異之處，在於其以北京大學為依托，因而獲得豐厚的學術資源”，十八年前為“回眸《新青年》”叢書撰序時，我就談過了 （《學問家與輿論家》，《讀書》1997年11期）。事後想想，這麽說也不全麵，還應該轉過來講——北大教授之所以能在新文化運動中發揮那麽大的作用，與 其深度介入《新青年》的編輯有關。

百年後回望，當初不以理論建構見長的《新青年》，卻能在“體係”紛紛坍塌的今日，憑借其直麵人生、上下求索的真誠與勇氣、理想與激情，感召著無 數的後來者。而這，對於當下的我們——尤其是學院中人來說，是有很大的刺激與啟迪的。具體說來，就是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在學院與社會之間、在同行與大眾之 間，我們這代人，到底該如何選擇、怎樣突圍。

今天的中國大學，教授們全都成了勤勤懇懇的工匠

想當初，為了保護北京古城，梁思成先生曾激烈抗爭；到了弟子羅哲文，口氣明顯緩和多了。因為，“奮力保護古建築的同時，羅哲文麵臨更多的，是無奈”（參見張黎姣《羅哲文：一世書生終無奈》，2012年5月22日《中國青年報》）。對於新時期北京的城市建設與文物保護，侯仁之先生提了不少很好的建 議，也發揮了作用，可到弟子李孝聰一輩，已無力影響開發商與地方政府，“唯一的安慰在課堂”（參見吳亞順《李孝聰：行走於曆史與現實之間》，2015年6 月13日《新京報》）。寄希望於學生日後成為建設部長或城市規劃局長，在我看來有些虛幻。不是不可能，而是屁股決定腦袋——老學生們即便依稀記得當年課堂 上的教誨，也不見得願意落實。

並非弟子不努力，而是時勢變了——政府越來越自信，開發商越來越有力，至於學者，或言不由衷，或力不從心。北京地表的新建築，我不相信中國建築 師們沒有過抗爭，隻不過胳膊擰不過大腿。最近二三十年，中國城市急劇擴張，規劃師與建築師大有用武之地；但在我這樣的外行人眼中，戰績很不理想。專門家尚 且無力挽狂瀾於既倒，像我這樣的業餘愛好者，更是隻有暗歎的份。如此局麵催人反省，為什麽學者們會變得如此軟弱無力？

不能說今天中國的大學教授，全都拒絕“鐵肩擔道義，妙筆著文章”；問題在於，既然他們的“文章”不被今天中國的讀者接納，更不要說激賞了，其“道義”也就很容易隨風飄逝。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學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訓練有素且才華橫溢的教授們，很可能真的學富五車，可就是沒有能力與官員及公眾展開良性互動，進而影響社會進程。我們既受製於意識形態，也受製於資本邏輯，還受製於學院體製。

我的基本判斷是：今天中國的大學教授，如果還想堅守自家立場，單靠辦講座、寫文章，已經很難影響社會了。原因很多，這裏單說學院體製本身的局限性。今天的中國大學，學科邊界越來越嚴苛，評價體係越來越精密，教授們全都成了勤勤懇懇的工匠，在各自的小園地裏努力耕耘，鼓搗自己的大課題小課題以及好論文壞論文，而無暇他顧。並非真的“兩耳不聞窗外事”，隻是日漸喪失對公眾發言的興趣與能力。想想五四時期的《新青年》，以及二三十年代的《語絲》、《獨立評論》等，那時的教授們不時穿越學科壁壘，借助自己創辦的思想文化刊物，直接對公眾發言，而且，“拿自己的錢，說自己的話”。

如果從業人員都躲在象牙塔裏，最終可能葬送整個學科的前途

教授們說話，要讓老百姓聽得進去，除了啟蒙立場，還得調整自家的思維習慣與表達能力。這就說到了白話文運動的功業。五四新文化人提倡白話文，最 初確實是“有什麽話，說什麽話；話怎麽說，就怎麽說”（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年），但很快就由“白話”轉向了“白話文學”。借用周作人的話 說，就是：“以口語為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糅調和，適宜地或吝嗇地安排起來，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統製，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語文 來。”（《〈燕知草〉跋》，1928年）這種“有雅致的俗語文”，既不同於引車賣漿者流，也不是學院裏的高頭講章，如果一定要比附，大略等同於晚清出現的 與“著述之文”相對應的、兼及“如話”與“美文”的“報章之文”。

將近二十年前，我談及那時影響很大的《讀書》雜誌思想上追摹的是《新青年》，文體上學習的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的《語絲》（魯迅《我和〈語 絲〉的始終》，1929年）。《語絲》中除了雜文與小品，還有不太被關注的“論學說理”之文：“這種大學者所寫的小文章，其文體特征不易界定，隻知道其跨 越‘文’、‘學’邊界，蘊藏著某種一時難以言明的智慧。”（陳平原《雜談“學術文化隨筆”》，1996 年9月21日《文匯報》）對於這種以知性為主，而又強調筆墨情趣的“學者之文”，我有強烈的認同感。

在我看來，找到恰當的對象（故事或論題）不容易，找到恰當的文體更難——對於社會的影響，後者或許更長遠。記得梁啟超的《新民叢報》，陳獨秀的《新青年》，魯迅、周作人的《語絲》，胡適的《獨立評論》，儲安平的《觀察》，都是有很鮮明的文體特征的。

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談論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新青年》，以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讀書》，是想引出一個重要話題：思維、學識、立場等，與 文體之間存在著某種密切聯係。當年參與新文化運動的北大教授們，借助《新青年》等平台，縱橫馳騁，迅速躍進，帶動了整個中國思想界的思考，深刻影響了社會 進程，至今令人神往。

可是，這種上下求索、不問學科、兼及雅俗的寫作方式，在現有體製下，不被算作“學術業績”，因而被很多精於算計的年輕教授們輕易地拋棄了。這實 在有點可惜。既經營專業著作（“著述之文”），也麵對普通讀者（“報章之文”），能上能下，左右開弓，這才是人文學者比較理想的狀態。不僅建築師有必要走 出設計室，麵向公眾，闡述自家理念，普及專業知識，影響輿論並培養讀者；所有被現有的院係科室條條分割的專門學者，都有這個義務。可以有“不問天下事”的 專門家，但如果從業人員全都躲在象牙塔裏，或忙於完成“甲方”的委托，而不願意與公眾展開深入淺出的對話，讓人家明白你們的“苦心孤詣”，最終可能葬送整個學科的前途。

或許，當我們反省今天中國的人文學者為何越來越沒有力量時，在金錢、立場、思想、學養之外，還得將學科邊界、文體選擇及其背後的利益計算考慮在內。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946-931257.html 此文來自科學網蔣永華博客，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