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國（1919-1993）時任空4軍第一政治委員，中共第九屆候補中央委員
1971年9月20日，王維國被隔離“審查”。
1978年4月，王維國被開除黨籍。
1980年7月28日，王維國被宣布逮捕。
1981年4月4日，經總政保衛部偵查終結，王維國被移送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
在由總政負責審判的九一三事件中的三個軍級幹部，胡萍、顧同舟分別被判11年，而王維國因他在法庭上抗辯九個半天，態度不好，被加刑三年。幾乎所有同案犯都在宣判後被釋放。黃吳李邱雖沒有刑滿，也都保外就醫了。隻有王維國結結實實坐滿了14年監獄，1985年獲釋後，還要“享受”三年的被剝奪政治權利。
王維國在“審查”初，曾在逼供信下違心交代：1971年9月8日，於新野從北京到杭州，路過上海，對我說，主席和廣州軍區的領導同誌談了話，……軍委辦事組的五位同誌挨批，等於批了首長。首長宣傳毛澤東思想，革命幾十年，現在受欺，誰能服氣？我說我也沒有想通。於新野說不通有什麽用？得叫咱們的飛機說話。我問他那是怎麽弄法？於新野講，北京他們作了研究，首長已有指示。他們在北京搞掉北京那一幫，我到陳勵耘那裏開會，叫他搞這（指毛澤東像）。搞了以後，首長一掌權，那我們的政治地位就不同了。第二天於新野從杭州回到上海說，如陳勵耘那裏搞不了，回北京時一定路過你這裏，你搞。搞後如有困難就暫時到天目山去打遊擊，準備叫江政委來幫助你們。
1980年總政接手林彪一案後，王維國推翻供詞，說於新野根本就沒有對他說過謀殺毛澤東，他更沒有和於新野密謀。空5軍政委陳勵耘也同樣翻供，推翻了他與於新野密謀殺害毛澤東，被免於起訴。而王維國雖然也成功翻供，但他在法庭上的強硬態度，卻使他罪加三年。
王維國在法庭上說：什麽我要謀殺毛主席，毛主席還接見我呢！什麽政變？我們一開始就是反對張春橋的！那個時候，天天不睡覺，我還以為是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誰知道成了反革命！你們先說我怎麽謀害江青、張春橋，後來又問我怎麽同他們勾結，兩個鼻孔都叫你們出氣！
1982年2月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起訴書[1982]軍檢訴字第1號，起訴王維國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策動叛亂案。3月3日，公訴人對王維國提起公訴，主要是所謂的“三國四方會議”，上海小組，教導隊，向周宇馳報告毛主席離開上海等。最後公訴人說：被告王維國在法庭調查期間，對有些犯罪事實拒不承認。對他的這種態度，請法庭在量刑時予以考慮。3月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院[1982]刑字第3號刑事判決書，說王維國已構成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和策動叛亂罪，判處有期徒刑14年。扣除判決執行前羈押，至1985年9月19日止。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剝奪其二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二級解放勳章。如不服判決，可從接到判決書的第二天起，十日內提出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王維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1982年4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認為王維國的上訴無理，予被駁回，維持原判。
有一點值得說明，無論是起訴書，還是判決書，都沒有提到王維國謀殺毛澤東，也沒有提到王維國知道謀殺毛澤東，這說明王維國的抗辯是部分成功的。
可是，王維國又有哪些“罪行”證明他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策動叛亂呢？
1969年6月下旬，空4軍根據葉群、江騰蛟指示，成立“上海小組”，對外叫“專案組”，主要是為林立果找對象。
1970年6月，王維國、江騰蛟陪林立果遊長城，並合影、錄像。
王維國（1972年3月21）日交代：廬山會議上，晚飯後，吳法憲找我和陳勵耘，說你們要擁護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以後，林立果打電話給上海組的秘書韓洪奎，叫韓告訴我、陳勵耘在會上發言，就說毛主席謙虛而不當國家主席，你們還是說設國家主席好。
王維國（1972年3月11日）交代：1971年春，吳法憲到上海，在回北京之前，吳告訴我，你在廬山的錯誤給上海市委的兩三個負責同誌檢討一下，就可以了。
1971年4月9日，空4軍成立教導隊，抽調106名幹部、戰士。
1971年8月7日上午，林立果要李偉信給王維國送靈芝草和水果。王維國要李偉信轉告林立果：部隊形勢不錯，請副部長放心，準備進行骨幹整風。
1971年9月10日下午，周建平（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和鄭長華（空4軍軍長）正在開會，王維國來了，說毛主席從杭州到上海，叫他們兩個人留一個主持會議，另一個人和他去見毛主席。毛澤東專列停在上海西郊吳家花園的支線上。周建平讓鄭長華去，他主持繼續開會。因為張春橋不在上海，隻有王洪文和王維國由汪東興陪著上了毛澤東專列，毛澤東在會客廳見了他們（如果王維國要謀殺毛澤東，這是最好的機會）。開完會，周建平給鄭長華打電話，問需不需要他去。鄭長華說，王維國還在毛主席專列上，沒有下來。23時，周建平被鄭長華叫到虹橋機場休息室，他看見鄭長華正在抽煙，問有事嗎？鄭長華說：毛主席明天要接見上海市和三軍負責人，已經派飛機去接許世友了。
9月11日一大早，周建平到機場安排專機。但天氣不好，飛機一直不能起飛。鄭長華來電話，說如果市委同誌來了，請他們回去。過一會兒，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等來了，當時張春橋不在上海。他們來接許世友，也準備等毛澤東接見。周建平說：天氣不好，許司令可能不來了。但沒有想到，許世友不顧天氣情況飛來了。汪東興、王維國、鄭長華都來迎接。毛澤東在專列上早等得不耐煩，許世友一下飛機，汪東興就接他坐車走了。王維國也要上車，汪東興一揮手，沒有讓他上。鄭長華坐在沙發上抽煙，王維國躺在床上休息。一直等到中午12時，王洪文和許世友來了。毛澤東沒有留王洪文、許世友吃飯，許世友說他餓，要趕快吃飯。在上海的地盤上，當然應該由王洪文招待，周建平和鄭長華問我們去不去？王洪文說，去吧去吧，這樣，大家就都到錦江飯店吃飯去了。在錦江飯店，為等市革委會的人，又等了一兩個小時，許世友一個勁嚷嚷肚子餓。吃飯中間，王洪文接了一個電話，說毛澤東乘專列走了。王洪文把許世友叫過去，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
王洪文恐怕是知道點情況的，否則九一三事件前他不會說“他們”要動手了。王洪文本不想讓在座的幾位空軍知道毛澤東專列走了，所以他和許世友“咬耳朵”。可是許世友飯也不吃了，他想再見毛澤東一麵，大張旗鼓馬上要坐飛機回南京。這樣，王維國等人也就知道了毛澤東離開了上海。
此時，王維國大大鬆了一口氣。連續幾天沒日沒夜地“伺候”，他太累了，回到家中倒頭就睡。等一覺醒來已經是22時多。快半夜了，他忽然想起於新野說過，毛主席到上海可能有些指示，要他早點給他們打個招呼。王維國就給北京打了個電話，周宇馳接的。王維國告訴他毛主席離開上海了。那個時候長途電話都由總機接轉，並且都有話單登記，所以王維國這個電話的撥打時間從總機那裏可以查到。如果王維國知道什麽陰謀，他應該在第一時間報告北京，決不會過了十個小時才打電話。
僅這個電話，就可以充分證明王維國對“兩謀”絲毫不知情。
9月12日7時，王維國把還在睡覺的兒子王大璋（複旦大學物理係學生）叫起來，讓他到北京去一趟。告訴林立果和周宇馳，關於廬山批評問題，可能三中全會上要重提一下。周總理給毛主席有個電報，馬上要開三中全會，接著開四屆人大。三中全會開成擴大的，每個軍都要有代表參加。主席講：看來他們一是有點害怕，二是有點硬幹，沒有認真地檢討。黃永勝我以前不認識，是在他當了總長以後才跟他談過。……這些是人民內部矛盾，主要是檢討一下就可以了，跟陳伯達不一樣。王維國說：因為主席說，陳伯達就不讓他檢討了，告訴他們早點向主席檢討，這樣好些。
這是王維國發自內心的想法。
王維國為什麽這個時候要派兒子王大璋到北京？這不是陰謀嗎？王維國認為既然答應過於新野，總要有個交代。他根本沒想到會發生後來的事情。
王大璋乘民航飛機從上海順利起飛，15時到達首都機場。李偉信開著嘎斯69來接，16時多到達西郊機場工字房。李偉信把王大璋帶到林立果的房間，於新野正在忙著下麵條，桌上堆著天府花生之類的零食。16時30分，林立果、周宇馳坐車回來了，於新野、李偉信迎了出去。然後，隻有林立果、周宇馳進到房間，聽王大璋轉述。王大璋最後說：父親說這是內部矛盾，早點表個態。林立果反應很快，說感謝你們的關心。這說明王政委對我們感情很深。毛還沒有看出你父親跟我們有這個關係。今後要想法跟王洪文搞好關係，少提林副主席，特別不要提我。大約半個小時後，王大璋被李偉信送到東交民巷。……說好如果9月13日早上接到李偉信的電話，就直接到西郊機場。如果沒有接到電話，就自己想辦法回上海。因為沒有接到李偉信的電話，王大璋就坐火車走了，9月14日回到上海。王維國問兒子王大璋，在北京遇到什麽事情？並反複問：李偉信講誰要離開北京？王大璋說林立果。他要幹什麽？避避風。到哪裏去？廣州。你怎麽知道？這是王大璋猜的，他們要路過上海，肯定是去廣州。因為王大璋聽顧同舟的兒子講過，廣州給林彪蓋了一所房子，廣州還有個小分隊。
9月12日18時多，周宇馳對李偉信說：明日有架大飛機去上海，另外還有兩架飛機直飛廣州，一架林彪坐，另一架黃吳李邱和其他人坐。你們乘伊爾-18去上海，到了上海再去廣州，設法叫飛機上八、九十個穿黃褲子的警衛部隊下來，給他們找好住的地方，換上上海小組、教導隊去廣州。周宇馳要李偉信把依爾-18飛機要去上海的情況，通知上海小組的蔣國璋（空4軍軍務處長），並要蔣立即報告王維國。周宇馳還補了一句：對這種行動意味什麽，電話不好講，請他自己考慮。
9月13日北方（北京、北戴河）發生了什麽，南方的王維國一無所知。
9月14日，王維國對剛從北京回來的兒子王大璋說：據他們說，有一架飛機要過來，可是到現在還沒有過來。而且講丟了一架飛機，他們會到哪裏去呢？王大璋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王維國打了幾個電話，誰都聯係不上，怎麽全都“蒸發”了？他意識到可能出事了。於是他叫人帶兩瓶感冒藥坐火車到北京，給江騰蛟送去。他哪裏知道，這時江騰蛟已經自首了。
9月15日，江騰蛟老婆李燕平到車站見了來人，叫他趕快回上海。並托他帶回一張紙條：周、於已自亡，李被他家接去，家當都賣光了，我們也沒辦法。
看到紙條，王維國才知道真的出大事了。
但是，王維國並不知道出了什麽事。
五天後，王維國被捕。他交代：1971年3月下旬的一個晚上，我和江騰蛟去看林立果，江騰蛟提出：趁我們都在上海，把周建平、陳勵耘都找來談談。第二天晚上周建平到上海，林立果和江騰蛟有個計劃，先給陳勵耘和我談，再接周建平來，以示區別。（3月31日）晚上10點多鍾（在上海嶽陽路招待所），林立果講，廬山鬥爭，吳法憲指揮給搞壞了，首長很生氣，以後軍隊就老受壓，抬不起頭來，軍委辦事組現在正在受壓，發展下去還不知怎麽樣，首長很傷心。陳講，我們要保衛接班人；江講，誰想搶班也不行，我講，接班人是幾十年革命鬥爭的曆史形成的……。林立果說：我們得準備我們的力量，要多團結一些人，發展我們的力量。江西的程世清要團結，不然福建、江西、江蘇對上海、浙江就形成一個包圍圈……。我們部隊還得進行點地麵作戰的訓練……。我問陳勵耘，我們仿製了一種打五四式手槍子彈的小型衝鋒槍，缺少子彈，陳政委能不能給我們搞點銅。陳講不大好搞。把周建平接來後，周建平也談談南京的形勢……。林立果講，在南京支持周副司令，杭州支持陳政委，上海支持王政委。由江政委拉總，咱們得準備力量，不能光等著挨打。
從王維國的交代中，王維國和周建平、陳勵耘都不知道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所以也根本聽不懂林立果話中話。
總之，王維國對“兩謀”一無所知。
1985年，王維國坐穿了牢底，被遣送河北老家。
王維國回到他出生的河北石家莊元氏縣萬年村。這是元氏縣最北邊的一個大村莊，現歸馬村鄉所轄。它位於常山郡治（今元氏故城）北6公裏，距當時曆史名山封龍山10公裏，又距古驛道不遠，進退自如，劉秀的行營曾設在此。現在東有京廣鐵路、107國道，西有裝院路，四通八達。全村土地肥沃，地勢平坦。不僅交通便利，萬年村的曆史也非常悠久，據清同治《元氏縣誌》記載：東漢建武4年(公元28年)，漁陽太守彭寵、湯郡太守張豐作亂，光武帝劉秀率軍平叛，皇後陰麗華伴駕從征，在此村誕生顯宗劉莊（漢明帝）。所以此村始稱萬歲村，因歲、年同義，以後又改稱萬年村。東漢永平五年(公元62年)，漢明帝劉莊巡視鄴地。在封龍書院收徒講學的學者李躬建言：“帝生於元氏，可予優撫。”於是，漢明帝降詔免元氏縣田租更賦6年。因此東漢初期，萬年村就比較繁榮了，亦是規模較大的村莊。
王維國就出生這樣一個有輝煌背景的古老村莊中，他的父輩有幾百畝良田，土改時被定為地主。也正是如此，他才能畢業於石家莊師範學院元氏分院。
1938年4月，王維國投身抗日，在河北元氏縣委機關工作，6月入黨。任元氏縣獨立營指導員、遊擊大隊主任。1940年3月參加八路軍，9月任師新編11旅教導隊指導員，營教導員。1941年11月任山西昔東獨立營副政委，50團副政委兼團長，1946年2月任太行軍分區34團政委，1946年10月入晉冀魯豫中央局黨校學習，8月任中原野戰軍9縱隊73團團長、政委，豫西軍區警衛1團政委，警衛2旅4團政委，河南軍區警衛1團政委。1950年12月任河南軍區政治部青年部部長，1952年7月任空軍陸戰第1師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54年6月任空軍師副政委、政委。1960年6月晉升為大校軍銜，1961年2月免職待分配，1962年2月任空4軍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67年2月任空4軍第2政委，上海市革委會常委，1968年1月兼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主任、臨時常委、書記。1969年3月任空4軍第1政委，1970年3月兼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1971年1月兼上海市委常委。
1985年，王維國出獄時，被告之開除了軍籍，括弧黨籍也開除。王維國罵起來：黨章規定，開除黨籍要本人參加，支部大會通過，上級黨委批準。我什麽時候參加過支部大會？上級黨委什麽時候批準的？文件呢？會議記錄呢？我幾十年的黨齡，你一個括弧就把我括掉啦？算啦，我也不革命了，我革夠了。我出來時把軍裝扔在裏頭，統統不要了！我現在準備去做一身白西裝，戴上一頂紳士帽，再提上一根文明棍，就這樣到處逛逛。怕什麽，就這120斤！
王維國任空4軍第一政委時很胖，而他的晚年很瘦。
(0 bytes) (4 reads) 09/07/2015 postreply 20:1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