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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理群：我們為什麽需要魯迅？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我們為什麽需要魯迅？”
為什麽要選這麽一個題目？還是先從一件小事說起。一位同學告訴我，他看了在學校放映的電影《魯迅》，非常感動。我對這部電影的印象也很不錯，能拍成這樣，是很不容易了。在拍攝過程中，編劇和導演曾經征求過我的意見，因此我注意到編劇的一個陳述，強調魯迅“兼有‘兒子’、‘丈夫’、‘父親’、‘導師’、‘朋友’等幾重身份"，整部電影也是圍繞這五方麵來展開的，著重從日常生活中來展現魯迅情感的豐富，同學們看了電影以後，覺得親切而感人，這說明電影是成功的，它有助於年輕一代走近魯迅。但我可能受到魯迅的影響，喜歡從另一麵來看來想，於是，就有了這樣的疑問：“今天我們花了這麽大的人力、物力來拍這麽一部大型彩色故事片，難道僅僅在於告訴今天的觀眾：魯迅是一個好兒子，好丈夫，好父親，好朋友嗎？”這其實就內含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問題：曆史與現實生活中，我們中國並不缺少好兒子，好父親，好丈夫……但我們為什麽需要魯迅呢？這正是我們所要問的：魯迅對於現代中國，對於我們民族的特殊的，僅僅屬於他的，非他莫有的意義和價值在哪裏？
提出這樣的問題，並不是無的放矢：因為在當下的思想文化界，魯迅研究界或隱或顯地存在著一種傾向：在將“魯迅凡俗化”的旗號下，消解或削弱魯迅的精神意義和價值。這又顯然與消解理想，消解精神的世俗化的時代思潮直接相關。
是的，魯迅和我們一樣：他不是神，是人，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但，魯迅又和我們，和大多數中國人不一樣：他是一個特別，因而稀有的人。因此，我們才需要他。這樣說，強調這一點，不是要重新把他奉為神，重新把他看作是“方向”，“主將”，“導師”——這些說法，恰恰掩蓋了魯迅真正特別之處。
魯迅從來就不是任何一個現代思想文化運動的“主將”，無論是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是30年代的左翼文學、文化運動，他都是既支持，參加，又投以懷疑的眼光。
魯迅從來就不是，也從來沒有成為“方向”，他任何時候（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可能成為“方向”，因為他對任何構成"方向"的主流意識形態，以至“方向”本身，都持懷疑、批判的態度。
而且，魯迅還向一切公理、公意、共見、定論……提出質疑和挑戰。——畫家陳丹青按胡塞爾的定義：“一個好的懷疑主義者是個壞公民”，斷定“不管哪個朝代”，魯迅“恐怕都是壞公民”，這是確乎如此的：魯迅就是一個“好的懷疑主義者”和“壞的公民”。
魯迅也不是導師。從古代到現代，到當代，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有一個“導師”和“國師”情結，這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傳統。魯迅是提出質疑和挑戰的少數人之一。他在著名的《導師》一文裏說，知識分子自命導師，那是自欺欺人，他提醒年輕人不要上當。但他又說，我並非將知識分子“一切抹殺；和他們隨便談談，是可以的”。在我看來，他也這樣看自己：他不是“導師”，今天我們讀者，特別是年輕讀者如果想到魯迅那裏去請他指路，那就找錯了人，魯迅早就說過，他自己還在尋路，何敢給別人指路？我們應該到魯迅那裏去聽他“隨便談談”，他的特別的思想會給我們以啟迪。是“思想的啟迪”，和我們一起“尋路”；而非“行動的指導”，給我們“指路”，這才是魯迅對我們的意義。
而魯迅思想的特別，就決定了他對我們的啟迪是別的知識分子所不能替代的，是他獨有的。
魯迅思想的特別在哪裏？同學們從我剛才連說的三個“不是”——不是“主將”，不是“方向”，不是“導師”，就可以看出，魯迅在整個現代中國思想文化體係、話語結構中，始終處於邊緣地位，始終是少數和異數。
他和以充當“導師”、“國師”為追求的知識分子的根本區別，就在於他從不看重（甚至藐視）社會、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的中心位置，他也不接受體製的收編，他願意“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他就是要在體製外的批判中尋求相對的思想的獨立與自由。——當然，他更深知，完全脫離體製的控製是不可能的，獨立和自由極其有限，他甚至說，這是“偽自由”：他連自己的追求也是懷疑的。
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講“正統”、“道統”，同化力極強的文化結構與傳統來說，這樣的“好的懷疑主義者”，這樣的體製外的，邊緣的批判者，是十分難得而重要的。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幸虧有了魯迅，也許還有其他的另類，才形成某種張力，才留下了未被規範、收編的別一種發展可能性。
我們這裏所說的“收編”，是一個廣泛的概念，不隻是指體製的收編，也指文化，例如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收編。這就說到了魯迅的另一個特別之處：他的思想與文學是無以歸類的。魯迅因此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談蝙蝠》，文章特意提到一則寓言：“鳥獸各開大會，蝙蝠到獸類去，因為他有翅子，獸類不收，到鳥類去，又因為它是四足，鳥類不納，弄得他毫無立場”。魯迅顯然將他自己看作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蝙蝠”。這是很能顯示魯迅的本質的：他和自己所生活的時代，存在著既“在”又“不在”的關係；他和古今中外一切思想文化體係，也同樣存在著既“是”又“不是”的關係。他真正深入到了人類文明與中華民族文明的根柢，因此，他既能最大限度地吸取，“拿來”，又時時投以懷疑的眼光，保持清醒，既“進得去”（而我們許多人都隻得其表，不得入門），又“跳得出”（而我們一旦入門，就拜倒在地，被其收編），始終堅守了思想的獨立自主性、主體性。他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無立場”，正是從根本上跳出了“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和“站隊”意識，而對一切問題，都采取了更為複雜的分析態度，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表達的纏繞性。這也就使他最易遭到誤解與各方攻擊，在現實生活中，他就不得不時時處在“橫站”狀態中。但這同時就使他的思想與文學具有了許多超越時代的未來因素，是同代人，甚至後幾代人（他們常常拘於二元對立不能自拔）所不能理解，或隻能片麵理解，而要在曆史的複雜性逐漸顯露之後，才能為後來人所醒悟。或者說，當後來人麵對更為複雜的現實時，魯迅思想與文學的啟示性才真正得以顯示，並獲得新的現實性。我們今天讀魯迅著作，總能感到他仍然生活在我們的現實中，其原因即在於此。
為什麽要選這麽一個題目？還是先從一件小事說起。一位同學告訴我，他看了在學校放映的電影《魯迅》，非常感動。我對這部電影的印象也很不錯，能拍成這樣，是很不容易了。在拍攝過程中，編劇和導演曾經征求過我的意見，因此我注意到編劇的一個陳述，強調魯迅“兼有‘兒子’、‘丈夫’、‘父親’、‘導師’、‘朋友’等幾重身份"，整部電影也是圍繞這五方麵來展開的，著重從日常生活中來展現魯迅情感的豐富，同學們看了電影以後，覺得親切而感人，這說明電影是成功的，它有助於年輕一代走近魯迅。但我可能受到魯迅的影響，喜歡從另一麵來看來想，於是，就有了這樣的疑問：“今天我們花了這麽大的人力、物力來拍這麽一部大型彩色故事片，難道僅僅在於告訴今天的觀眾：魯迅是一個好兒子，好丈夫，好父親，好朋友嗎？”這其實就內含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問題：曆史與現實生活中，我們中國並不缺少好兒子，好父親，好丈夫……但我們為什麽需要魯迅呢？這正是我們所要問的：魯迅對於現代中國，對於我們民族的特殊的，僅僅屬於他的，非他莫有的意義和價值在哪裏？
提出這樣的問題，並不是無的放矢：因為在當下的思想文化界，魯迅研究界或隱或顯地存在著一種傾向：在將“魯迅凡俗化”的旗號下，消解或削弱魯迅的精神意義和價值。這又顯然與消解理想，消解精神的世俗化的時代思潮直接相關。
是的，魯迅和我們一樣：他不是神，是人，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但，魯迅又和我們，和大多數中國人不一樣：他是一個特別，因而稀有的人。因此，我們才需要他。這樣說，強調這一點，不是要重新把他奉為神，重新把他看作是“方向”，“主將”，“導師”——這些說法，恰恰掩蓋了魯迅真正特別之處。
魯迅從來就不是任何一個現代思想文化運動的“主將”，無論是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是30年代的左翼文學、文化運動，他都是既支持，參加，又投以懷疑的眼光。
魯迅從來就不是，也從來沒有成為“方向”，他任何時候（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可能成為“方向”，因為他對任何構成"方向"的主流意識形態，以至“方向”本身，都持懷疑、批判的態度。
而且，魯迅還向一切公理、公意、共見、定論……提出質疑和挑戰。——畫家陳丹青按胡塞爾的定義：“一個好的懷疑主義者是個壞公民”，斷定“不管哪個朝代”，魯迅“恐怕都是壞公民”，這是確乎如此的：魯迅就是一個“好的懷疑主義者”和“壞的公民”。
魯迅也不是導師。從古代到現代，到當代，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有一個“導師”和“國師”情結，這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傳統。魯迅是提出質疑和挑戰的少數人之一。他在著名的《導師》一文裏說，知識分子自命導師，那是自欺欺人，他提醒年輕人不要上當。但他又說，我並非將知識分子“一切抹殺；和他們隨便談談，是可以的”。在我看來，他也這樣看自己：他不是“導師”，今天我們讀者，特別是年輕讀者如果想到魯迅那裏去請他指路，那就找錯了人，魯迅早就說過，他自己還在尋路，何敢給別人指路？我們應該到魯迅那裏去聽他“隨便談談”，他的特別的思想會給我們以啟迪。是“思想的啟迪”，和我們一起“尋路”；而非“行動的指導”，給我們“指路”，這才是魯迅對我們的意義。
而魯迅思想的特別，就決定了他對我們的啟迪是別的知識分子所不能替代的，是他獨有的。
魯迅思想的特別在哪裏？同學們從我剛才連說的三個“不是”——不是“主將”，不是“方向”，不是“導師”，就可以看出，魯迅在整個現代中國思想文化體係、話語結構中，始終處於邊緣地位，始終是少數和異數。
他和以充當“導師”、“國師”為追求的知識分子的根本區別，就在於他從不看重（甚至藐視）社會、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的中心位置，他也不接受體製的收編，他願意“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他就是要在體製外的批判中尋求相對的思想的獨立與自由。——當然，他更深知，完全脫離體製的控製是不可能的，獨立和自由極其有限，他甚至說，這是“偽自由”：他連自己的追求也是懷疑的。
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講“正統”、“道統”，同化力極強的文化結構與傳統來說，這樣的“好的懷疑主義者”，這樣的體製外的，邊緣的批判者，是十分難得而重要的。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幸虧有了魯迅，也許還有其他的另類，才形成某種張力，才留下了未被規範、收編的別一種發展可能性。
我們這裏所說的“收編”，是一個廣泛的概念，不隻是指體製的收編，也指文化，例如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收編。這就說到了魯迅的另一個特別之處：他的思想與文學是無以歸類的。魯迅因此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談蝙蝠》，文章特意提到一則寓言：“鳥獸各開大會，蝙蝠到獸類去，因為他有翅子，獸類不收，到鳥類去，又因為它是四足，鳥類不納，弄得他毫無立場”。魯迅顯然將他自己看作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蝙蝠”。這是很能顯示魯迅的本質的：他和自己所生活的時代，存在著既“在”又“不在”的關係；他和古今中外一切思想文化體係，也同樣存在著既“是”又“不是”的關係。他真正深入到了人類文明與中華民族文明的根柢，因此，他既能最大限度地吸取，“拿來”，又時時投以懷疑的眼光，保持清醒，既“進得去”（而我們許多人都隻得其表，不得入門），又“跳得出”（而我們一旦入門，就拜倒在地，被其收編），始終堅守了思想的獨立自主性、主體性。他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無立場”，正是從根本上跳出了“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和“站隊”意識，而對一切問題，都采取了更為複雜的分析態度，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表達的纏繞性。這也就使他最易遭到誤解與各方攻擊，在現實生活中，他就不得不時時處在“橫站”狀態中。但這同時就使他的思想與文學具有了許多超越時代的未來因素，是同代人，甚至後幾代人（他們常常拘於二元對立不能自拔）所不能理解，或隻能片麵理解，而要在曆史的複雜性逐漸顯露之後，才能為後來人所醒悟。或者說，當後來人麵對更為複雜的現實時，魯迅思想與文學的啟示性才真正得以顯示，並獲得新的現實性。我們今天讀魯迅著作，總能感到他仍然生活在我們的現實中，其原因即在於此。
我們在這裏已經討論到了，魯迅這樣的中國現代思想文化中的少數，異數，這樣的無以歸類的“蝙蝠”，對今天的中國思想文化界，今天的中國讀者的意義。
首先，它是一個檢驗：能否容忍魯迅，這是對當代，以及未來中國文化發展的寬容度、健康度的一個檢驗。而我們這裏所發生的，卻是人們爭先恐後地以各種旗號（其中居然有“寬容”的旗號）給魯迅橫加各種罪名。盡管明知道這種不相容是魯迅這樣的另類的宿命，今天的新罪名不過是魯迅早已預見的“老譜襲用”，但我仍然感到悲哀與憂慮，不是為魯迅，而是為我們自己。
當然，任何時候，真正關注，以至接受魯迅的，始終是少數：一個大家都接受的魯迅，就不是魯迅了。我曾在《與魯迅相遇》裏說過：“人在春風得意，自我感覺良好的時候，大概是很難接近魯迅的，人倒黴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滿了困惑，甚至感到絕望，這時就接近魯迅了”。換一個角度說，當你對既成觀念、思維，語言表達方式，深信不疑，或者成了習慣，即使讀魯迅作品，也會覺得別扭，本能地要批判他，拒絕他；但當你對自己聽慣了的話，習慣了的常規，常態，定論，產生不滿，有了懷疑，有了打破既定秩序，衝出幾乎命定的環境，突破自己的內心欲求，那麽，你對魯迅那些特別的思想、表達，就會感到親切，就能夠從他那裏得到啟發。這就是魯迅對我們的意義：他是另一種存在，另一種聲音，另一種思維，因而也就是另一種可能性。
而魯迅同時又質疑他自己，也就是說，他的懷疑精神最終是指向自身的，這是他思想的徹底之處，特別之處，是其他知識分子很難達到的一個境界。因此，他不要求我們處處認同他，他的思想也處在流動、開放的過程中，這樣，他自己就成為一個最好的辯駁對象。也就是說，魯迅著作是要一邊讀，一邊辯駁的：既和自己原有的固定的思維、觀念辯駁，也和魯迅辯駁，辯駁的過程，就是思考逐漸深入的過程。在魯迅麵前，你必須思考，而且是獨立地思考。正是魯迅，能夠促使我們獨立思考，激發我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他不接受任何收編，他也從不試圖收編我們；相反，他期待，並幫助我們成長為一個有自由思想的，獨立創造的人——這就是魯迅對我們的主要意義。
而我還想強調一點：我們今天所麵臨的，是一個矛盾重重，問題重重，空前複雜的中國與世界。我自己就多次發出感慨：我們已經失去了認識和把握外在世界的能力，而當下中國思想文化界又依然堅持處處要求“站隊”的傳統，這就使我這樣的知識分子陷入了難以言說的困境，同時也就產生了要從根本上跳出“二元對立”模式的內在要求。我以為，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魯迅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無立場”的立場，對一切問題都采取更為複雜的纏繞的分析態度，就具有了一種特殊的意義。而魯迅思想與文學的獨立自主性，無以歸類性，由此決定的他的思想與文學的超時代性，也就使得我們今天麵對我們自己時代的問題，並試圖尋求新的解決時，魯迅的思想與文學或許是一個特別值得注意和重視的精神資源。
更難能可貴的是，魯迅同時又是一個能夠將自己的思想追求變為實踐的知識分子。他的前述邊緣的，異類的，反體製的思想立場，注定了他在現實社會結構中，必然站在社會底層的“被侮辱和被損害者”這一邊，為他們“悲哀、叫喊和戰鬥”：這正是魯迅文學的本質。同時，他又懷著“立人”的理想，對一切方麵，一切形式的對人的個體精神自由的侵犯，對人的奴役，進行永不休止的批判，因此，他是永遠不滿足現狀的，因而是“永遠的批判者”：這也正是魯迅思想的核心。魯迅曾提出一個“真的知識階級”的概念，其主要內涵就是以上所說的兩個方麵：永遠站在底層平民這一邊，是永遠的批判者。這也是魯迅的自我命名。這樣的“真的知識階級”的傳統，在當下中國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這是我們今天需要魯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麵。
有人在貶低魯迅的意義時，常常說魯迅隻有破壞，沒有建設。他們根本不理解魯迅思想本身就是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建設性貢獻，是20世紀中國和東方思想文化遺產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就具體操作的層麵，在我看來，也很少有人像魯迅這樣為中國的文化建設和積累而漚心瀝血，這自然是否定者視而不見的。魯迅早就說過：“我已經確切的相信：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魯迅是把這樣的信念化作日常生活具體行為的。早在20年代，他就提倡“泥土”精神，提出“不要怕做小事業”。直到1936年去世之前，他還呼籲“中國正需要做苦工的人”。他自己就是文化事業上的“苦工”，僅1936年生命最後一段曆程，他就以重病之身，編校了自己的雜文集《花邊文學》、小說集《故事新編》，翻譯《死魂靈》第二部，編輯出版亡友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編印《〈城與年〉插圖本》、《〈死魂靈〉百圖》、《珂勒惠支版畫選集》，還參與編輯《海燕》、《譯文》等雜誌。他的生命就是耗盡在這些點點滴滴的，具體瑣細的小事情上，但他生命的意義，也就體現在這些在魯迅看來對中國，對未來有意義的小事情上。這倒是顯示了魯迅“平常”的一麵：魯迅經常把他的工作，比做是“農夫耕田，泥匠打牆”，這正是表明了魯迅精神本性上的平民性。這是魯迅的平凡之處，也是他的偉大之處。在我們今天這個浮躁、浮華的，空談的時代，或許我們正需要魯迅這樣的文化“苦工”。
首先，它是一個檢驗：能否容忍魯迅，這是對當代，以及未來中國文化發展的寬容度、健康度的一個檢驗。而我們這裏所發生的，卻是人們爭先恐後地以各種旗號（其中居然有“寬容”的旗號）給魯迅橫加各種罪名。盡管明知道這種不相容是魯迅這樣的另類的宿命，今天的新罪名不過是魯迅早已預見的“老譜襲用”，但我仍然感到悲哀與憂慮，不是為魯迅，而是為我們自己。
當然，任何時候，真正關注，以至接受魯迅的，始終是少數：一個大家都接受的魯迅，就不是魯迅了。我曾在《與魯迅相遇》裏說過：“人在春風得意，自我感覺良好的時候，大概是很難接近魯迅的，人倒黴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滿了困惑，甚至感到絕望，這時就接近魯迅了”。換一個角度說，當你對既成觀念、思維，語言表達方式，深信不疑，或者成了習慣，即使讀魯迅作品，也會覺得別扭，本能地要批判他，拒絕他；但當你對自己聽慣了的話，習慣了的常規，常態，定論，產生不滿，有了懷疑，有了打破既定秩序，衝出幾乎命定的環境，突破自己的內心欲求，那麽，你對魯迅那些特別的思想、表達，就會感到親切，就能夠從他那裏得到啟發。這就是魯迅對我們的意義：他是另一種存在，另一種聲音，另一種思維，因而也就是另一種可能性。
而魯迅同時又質疑他自己，也就是說，他的懷疑精神最終是指向自身的，這是他思想的徹底之處，特別之處，是其他知識分子很難達到的一個境界。因此，他不要求我們處處認同他，他的思想也處在流動、開放的過程中，這樣，他自己就成為一個最好的辯駁對象。也就是說，魯迅著作是要一邊讀，一邊辯駁的：既和自己原有的固定的思維、觀念辯駁，也和魯迅辯駁，辯駁的過程，就是思考逐漸深入的過程。在魯迅麵前，你必須思考，而且是獨立地思考。正是魯迅，能夠促使我們獨立思考，激發我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他不接受任何收編，他也從不試圖收編我們；相反，他期待，並幫助我們成長為一個有自由思想的，獨立創造的人——這就是魯迅對我們的主要意義。
而我還想強調一點：我們今天所麵臨的，是一個矛盾重重，問題重重，空前複雜的中國與世界。我自己就多次發出感慨：我們已經失去了認識和把握外在世界的能力，而當下中國思想文化界又依然堅持處處要求“站隊”的傳統，這就使我這樣的知識分子陷入了難以言說的困境，同時也就產生了要從根本上跳出“二元對立”模式的內在要求。我以為，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魯迅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無立場”的立場，對一切問題都采取更為複雜的纏繞的分析態度，就具有了一種特殊的意義。而魯迅思想與文學的獨立自主性，無以歸類性，由此決定的他的思想與文學的超時代性，也就使得我們今天麵對我們自己時代的問題，並試圖尋求新的解決時，魯迅的思想與文學或許是一個特別值得注意和重視的精神資源。
更難能可貴的是，魯迅同時又是一個能夠將自己的思想追求變為實踐的知識分子。他的前述邊緣的，異類的，反體製的思想立場，注定了他在現實社會結構中，必然站在社會底層的“被侮辱和被損害者”這一邊，為他們“悲哀、叫喊和戰鬥”：這正是魯迅文學的本質。同時，他又懷著“立人”的理想，對一切方麵，一切形式的對人的個體精神自由的侵犯，對人的奴役，進行永不休止的批判，因此，他是永遠不滿足現狀的，因而是“永遠的批判者”：這也正是魯迅思想的核心。魯迅曾提出一個“真的知識階級”的概念，其主要內涵就是以上所說的兩個方麵：永遠站在底層平民這一邊，是永遠的批判者。這也是魯迅的自我命名。這樣的“真的知識階級”的傳統，在當下中國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這是我們今天需要魯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麵。
有人在貶低魯迅的意義時，常常說魯迅隻有破壞，沒有建設。他們根本不理解魯迅思想本身就是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建設性貢獻，是20世紀中國和東方思想文化遺產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就具體操作的層麵，在我看來，也很少有人像魯迅這樣為中國的文化建設和積累而漚心瀝血，這自然是否定者視而不見的。魯迅早就說過：“我已經確切的相信：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魯迅是把這樣的信念化作日常生活具體行為的。早在20年代，他就提倡“泥土”精神，提出“不要怕做小事業”。直到1936年去世之前，他還呼籲“中國正需要做苦工的人”。他自己就是文化事業上的“苦工”，僅1936年生命最後一段曆程，他就以重病之身，編校了自己的雜文集《花邊文學》、小說集《故事新編》，翻譯《死魂靈》第二部，編輯出版亡友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編印《〈城與年〉插圖本》、《〈死魂靈〉百圖》、《珂勒惠支版畫選集》，還參與編輯《海燕》、《譯文》等雜誌。他的生命就是耗盡在這些點點滴滴的，具體瑣細的小事情上，但他生命的意義，也就體現在這些在魯迅看來對中國，對未來有意義的小事情上。這倒是顯示了魯迅“平常”的一麵：魯迅經常把他的工作，比做是“農夫耕田，泥匠打牆”，這正是表明了魯迅精神本性上的平民性。這是魯迅的平凡之處，也是他的偉大之處。在我們今天這個浮躁、浮華的，空談的時代，或許我們正需要魯迅這樣的文化“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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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V-02009 發表評論於 2015-07-07 18:15:34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裏也對魯迅作了很高的評價：「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 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 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 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 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描寫魯迅的電影，應該把這內容搬是銀幕
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要麽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麽他識大體不作聲。一個近乎懸念的詢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羅稷南先生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聲。
中國需要聖賢出來解決問題。
魯迅被毛XX封為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不是因為魯迅這個噴子噴得狠，噴得凶，而是因為魯迅生活的時代好。劉小波這個噴子也噴得夠凶的：三百年殖民地，也許還不夠！但這個劉噴子隻能當黑手，因為劉曉波生活的時代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