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獨特的讀書法

林彪: 做書的主人，學書中滲透著的具有一般指導意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用啥學啥”，而不是為了“係統”、“完整”而“讓書本牽著鼻子走”。

獨特的讀書法

我到林辦的第一個工作日是為林彪抄寫讀書卡片。卡片內容不是林彪自己選出來的，而是林彪出題目，由秘書李春生從書上查找的。

那天上午一上班，李春生就給我抱來一摞書，有馬、恩、列、斯的著作，有《毛澤東選集》，也有其他人的著作。書中夾著許多一指多寬、三寸來長的白紙條，從夾了紙條的地方打開書，可以看到李春生用鉛筆畫的一個個括號，每對正負括號之間的那段文字，便是應該抄寫在卡片上的內容，也就是林彪要讀的“書”。李春生交待我上午抄完，說下午便要給林彪看。

卡片是專門印製的，64開紙大小，正麵上方依次印有“分類”、“標題”、“來源”和“編號”、“年月日”，“內容”以下印有橫格，正反兩麵可以抄寫二百多字。不過，很少有寫得滿滿的時候，大部分卡片內容有一百多字，有的隻有幾十字。

為林彪抄寫卡片是我的一項重要工作。我的字寫得並不好，隻是工工整整，從不敷衍，所以林彪願意讓我抄寫。有一段時間曾經試用打字機打印卡片，林彪認為不如我寫的好，便放棄了。在林辦工作七年，由我製作的讀書卡片不下萬張，都是李春生查找我抄寫的。

李春生，江蘇常熟人，1936年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高材生，在1964年調林辦前是解放軍政治學院哲學教員，矮個子，極善辯論，常口銜白沫，侃侃而談，不論馬、恩、列、斯的著作，還是費爾巴哈、黑格爾的 “本本”，他都能像背“三字經”一樣順口背出一段，因而秘書們送他雅號“學者”、“小夫子”。由於他常年戴一副深度近視鏡，又被戲稱為“眼鏡”。1966 年8月，張雲生調林辦後，他被降格為“小眼鏡”。因為他常年啃書本，不諳世故人情，不善辦理事務，葉群也叫他“書呆子”。

李春生走後，我便一張一張抄寫起來。因為要給林彪看，我用楷體抄寫，努力寫得工整些，每個字的大小、間距都差不多。如果抄錯了，我會撕毀重來。

好在每張卡片內容都不算多，快到中午的時候，一摞書裏的紙條就被我抽完了。正當我準備交活的時候，李春生走進來，又給我放下一摞書，要求我抓緊抄寫，在下午兩點前交給他。我不敢怠慢，決定放棄午飯。當我在下午兩點前抱著書和抄寫的一遝卡片放到李春生麵前的時候，他又遞給我幾本夾著紙條的書，對我說，“下午把這些抄出來，”然後指指桌麵上還沒有夾紙條的書本說：“這些我看完再給你。”

這是我到林辦的第一個工作日——沒有吃午飯。

在以後的日子裏，我發現李春生看書的速度極快，準確地說，他不是在看書，而是在翻書。他既能快速準確地從《馬恩選集》、《列寧全集》中找出某篇著作，又能快速準確地從這些著作中找出有關論述，然後用括號一一標記出來。聽說，李春生的前任李德也有這個本事。

從浩瀚的馬列主義著作中尋章摘句，然後製成語錄卡片，通過讀語錄卡片來學習馬列主義理論，這就是林彪的讀書法。1965年他學習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的時候，除了讀語錄卡片外，還要李春生把書中闡述的理論關係用圖表體現出來，然後由我抄寫在一整張圖畫紙上，掛在客廳裏供他閱讀。林彪還用過“剪貼法”來讀書：在讀一篇文章或是一本書時，選擇他認為 “有用”的話剪貼起來。據老秘書講，一本《共產黨宣言》被他剪到最後隻剩下“大工業、大機器”幾個字。

我發現林彪讀書有很明確的目的性，總是圍繞著他當前考慮的問題來讀書。一個時間段，圍繞一個什麽專題製作卡片，主要從誰的書上選擇卡片內容，都是林彪自己提出的，秘書隻需照他的要求看書，從書中把相關論述查找出來就行了。1964年10月到1965年初，他主要是圍繞軍隊工作要“突出政治”這個問題讀書。所以，那段時間製作的卡片都是馬、列、毛澤東關於政治與經濟、政治與軍事、政治與業務、政治與技術的關係以及物質與精神的相互關係等有關論述。1965年春他重點學習毛澤東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和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製作了大量關於唯物主義認識論和唯心主義先驗論有關論述的卡片。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林彪集中的讀書活動少了許多，直到 1969年初為準備“九大”政治報告，他才一麵讓陳伯達起草那份《為把我國建設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報告稿，一麵自己著手研究馬列主義關於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這方麵的論述，為自己在“九大”作口頭報告做準備。

林彪說，“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實際上，是他自己讀書學習的切身體會。

林彪為什麽不去一本一本地讀馬列原著，係統地、完整地掌握馬列主義理論，而隻熱衷於讀書中的語錄呢？這個問題也許可以從林彪1960年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找到答案。在那次講話中，林彪說：“什麽東西是 ‘完整’的、‘係統’的？我說這些都是糊塗觀念。不同的對象，應該有不同的學習方法，對自然科學的學習，是應該比較係統的。比如說，學數學、物理、化學，前麵不學，後麵就沒有辦法理解。對社會科學，就不一定那樣去學，這是另外一種對象。社會科學無非是曆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它是用不同的形態，滲透在每一個問題中間去的。在個別中間有一般，這個一般就是曆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你學一部分東西，就可以了解這個一般。”“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他們並沒有編出一本書，叫你從第一課學到最後一課。”“搞什麽‘完整的’那一套，把那個東西神秘化，費力大，得不到什麽好處。費力很大，使用很少。”“應該是用啥學啥，需要什麽東西，學什麽東西。”林彪強調：“我們要站在書上來讀書，不要爬在書下來讀書。要批判地讀，要吸收地讀。書應該為我服務，而不是我為書服務。讓書牽著鼻子走，我不幹。”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林彪讀馬列著作的態度和方法：做書的主人，學書中滲透著的具有一般指導意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用啥學啥”，而不是為了“係統”、“完整”而“讓書本牽著鼻子走”。

林彪認為，圍繞專題做卡片是讀馬列著作的好方法，卡片法幫他從本本中跳了出來。

1964年3月，林彪口授說：“經典著作有黑格爾文風，難讀。”“卡片辦法解決了食古不化、融會貫通、茫無頭緒、浩如煙海的困難。早有此法，思想就會更成熟，費力會更少。”

林彪在盛讚卡片法的同時，對怎麽看書、怎麽選語錄、怎麽做卡片也有過明確要求。他交待秘書說：“看書做卡片。卡片分兩類，一類是基本卡，一類是臨時卡。比如宗教、藝術、道德；又如農業合作化等等，可以隨時查找，做臨時卡。而曆史唯物主義這方麵的問題做基本卡。”“書主要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這些著作中主要是看曆史唯物主義方麵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最重要的理論貢獻是曆史唯物主義。如生活、生產與消費、技術工具的作用；如論人的作用、思想的作用以及上層建築的作用；社會生活、社會劃分為階級、階級鬥爭；論黨、論無產階級組織政黨之必要等等。這些問題都是散在他們的著作中，（通過做卡片）把分散的論點按問題集中起來。凡屬於同一內容、同一含義的都要，字句差不多的也要，不要怕重複。隻有一兩條就記不住，有幾十條就可以加深印象。”林彪說，這樣學力量就夠，才可能，不然力量不夠，也不可能。這也要集中精力打殲滅戰。

林彪從讀馬列語錄中嚐到了甜頭，因此他就倡導部隊幹部戰士學習毛主席語錄。從指示解放軍報每天結合頭版頭條內容刊登一段毛主席的話，到指示總政編輯出版《毛主席語錄》，“像發武器一樣”發給部隊每一個幹部戰士，都是基於他自己學習馬列著作的體會，從當時部隊文盲成分多，幹部戰士文化素質普遍偏低的實際情況出發做出的決定。士兵和老百姓讀毛選四卷有困難，讀《毛主席語錄》就比較容易。《毛主席語錄》是林彪發明的現代《論語》。通過它把毛澤東思想普及給全中國人民，應該說是一個創舉。

我抄寫的讀書卡片到了林彪那裏，他會先讓秘書或內勤念給他聽一遍，然後再精挑細選，反複研讀。從我每次給他念卡片的情形看，他聽得很認真，對感興趣的卡片會讓挑選出來，隻有他讓選出來“留下”的卡片他才會自己拿著看。常常是，幾十張、上百張卡片讀完後，留下的不過一二十張。而當林彪戴上老花鏡或拿起放大鏡用自己的雙眼閱讀這些卡片的時候，又會扔在地毯上一些。經過這樣一遍遍閱讀、篩選程序剩下來的卡片常常僅有幾張、十來張而已，這才是林彪留著自己反複讀的“書”，而“書”中哪些字句是“有用”的，哪些字句是“廢話”，他還要甄別。

林彪對他選定的“書”讀得很認真，邊讀邊用紅油筆在 “書”上圈圈畫畫、勾勾連連。有的句子下麵畫一條橫杠，有的畫兩條橫杠；有的在某個字、詞上畫一個圓圈，有的畫兩個圓圈；有時把這一句與那一句用紅線連起來，有時也會把這個字與另外一行的那個字用紅線連起來；有時還會在卡片上寫下心得體會，有時也會把心得體會寫在另外的散紙上，或者口述讓我們記錄下來。

所有林彪讀過的卡片，親筆寫的或讓我們記錄下來的心得體會，葉群都精心整理，妥善保存。

說林彪“不看報，不看文件”確實接近事實，說林彪“不讀書”或說他隻翻藥典，則離實際太遠。林彪是個愛讀書、善讀書、善思考的人，讀書貫穿在林彪的日常生活中。

文化大革命前，林彪就擁有私人圖書室，有馬恩列斯、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文史哲學、釋儒兵道、農桑醫藥等等，各種各類的書籍幾千冊，都是林彪幾十年來讀過的。葉群視為珍寶，要我兼管。翻閱這些紙張有些泛黃的書籍，可以很容易地發現林彪在書中眉、腰處或扉頁上寫的讀書心得，尤其是在他讀過的馬列主義著作中，林彪的批語更是密密麻麻，隨處可見。這些批語或是所思所得，或是對書中觀點、人物、事件的臧否，都胸臆直抒，毫無掩飾。下麵列舉幾例，可以看出林彪讀書的態度：

例一，林彪讀《共產黨宣言》後寫道：“論團結的書。以論敵團結起，以論自己團結終。”

例二，林彪讀《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一書時，感悟團結與鬥爭的哲學，寫道：“斯氏（指斯大林）有錯：隻鬥不團，隻團不鬥，皆錯。”“隻鬥其壞部分而團其好部分[對一個對象皆當又打（壞部分），又拉（好部分）才對]。”

例三，林彪在讀《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時寫道：“為六億人口衣食住行的滿足而鬥爭，離此則文不對題；黨要在增加衣食住的供應上去努力，為民生而奮鬥。”“缺糧食，糧食第一。缺啥啥第一”。“一切以能增加生活資料為原則，何方法能達這些目的即用何法。”林彪把“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求”，稱作“為大眾主義”，說必須“從大眾經濟需要上規定政策。”

例四，林彪讀《大學》和《四書章句集注》時寫道：“孰為大（一）格物——萬事之首，不脫離實際，（二）民主——治國之首，不脫離群眾”，“政治之本為德”，“德為先，愛民為先”，“愛民並從生產上治國安邦”是“得天下、保天下之總路線。”

例五，林彪讀《毛澤東選集》後寫了一個“座右銘”：“反熱情主義[以此語代替‘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更易警惕些，並代替反主（觀主義）、反教（條主義）等名詞]。”

林彪認為“最易不覺得犯的錯誤是憑熱情辦事，把熱情當了政策。最重要的是自覺的防犯熱情主義的錯誤，就能保證勝利。”

他說，“斯毛（指斯大林、毛澤東）之區別於人者在憑熱情還是不憑熱情。”

從以上寥寥數例便可以看出，林彪讀書不僅很多，而且不走過場，學而必思，有感必發，有得必錄，因而他對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很熟悉，常能脫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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