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的曠世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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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青年]

三、中央4月4日的指示信，打開了濫抓濫殺的大門。在這場紅色狂潮中，約有6350餘名黨政軍幹部死於非命

　　時間到了1931年春光明媚的4月。4月4日，王明把持下的中共中央，從上海發來了《中央給閩粵贛特委信——目前的形勢和任務》，根據特委劉肅“社黨”的報告，作出了具體的指示：“閩西的社會民主黨、江西的AB團及其他地方的改組派等，都是敵人積極地打入到黨內和紅軍中來從事破壞活動。從蔣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個的聯係和計劃的，必須予以最嚴厲的手段來鎮壓!”

　　鄧發、林一株等人閱過此信，精神格外振奮。在這之前，他們對於處決林梅汀等17名“社黨”分子、出兵討伐傅柏翠，心裏有些不安。現在，得到中央的首肯，說明他們是幹得對的!林一株尤其激動，在其後的傳達中央指示的會議上，林一株喊出了“抓盡一切社黨分子，殺盡一切社黨頭於”的口號。

　　會議結束的當晚，林一株指揮抽調來的一個營，將與盧肇西一道被捕的紅12軍的40多個排以上幹部，每人用長繩捆住一隻手，在火把光的照耀下，由全副武裝的戰士押著“移牢”。當經過一處僻靜的山坡時，突然停下來，宣布對這些人處以死刑。為要節省子彈，沒有開槍，一律用馬刀砍，用梭鏢刺，然後挖大坑集體掩埋。臨近午夜子時，林一株親自指揮一個排，一鼓作氣地處決了曾牧春、謝憲球等15名“社黨”分子。

　　肅委會夜以繼日地在行動，不停地抓人殺人。各縣的肅委會也不甘落後，掀起了清肅“社黨”的高潮。有的地方層層加碼，以示鬥爭的堅決。改組後的永定縣委作出規定：“如有各級黨部及機關不堅決地執行肅反方針，宜當徹底改造。”“應把反‘社黨’工作中表現猶豫的堅決清除出黨。”而在實際做法上，隻要有人被認為肅反行動不力，或表現出思想上的猶豫，就會被戴上“社黨”分子的帽子，抓起來予以刑訊。這使得幹部人人自危，被迫表現出積極投入鬥爭的姿態，以求自保。一時間，肅“社黨”成了黨政軍機關、民眾團體一切工作的重心。

　　 運動鋪開，各地抓捕的“社黨”分子越來越多。按照休一株在虎崗審判大會上宣布的三條懲辦原則，起初的半個月，各機關、單位和部隊無論抓捕犯人還是處決犯人，都得上報肅反委員會，取得批準。後來要抓要殺的人越來越多，肅委會來不及作出批複，：卜脆下發了一個文件《閩西蘇維埃政府第25號通告》，作出了新的規定：“如有迫不及待要先處決的，可以先執行，再補報到本政府追認。”

　　第25號通告的新規定，打開了濫抓濫殺的總閘門。狂潮起處，人頭紛紛落地。被處決的“社黨”分子，十有八九是各級黨組織、蘇維埃政權中的中堅分子，相當部分是閩西各地紅色區早期的創始人。不少地方一次又一次地宣布破獲“社黨”機關，出現的名稱由“社黨”支部，上升到總部，直至各級“特委”。閩西蘇區的最高紅色政權——閩西蘇維埃政府，35名執委與候補執委，半數以上的人受到牽連。有的正在主持會議，就被突然而至的保衛幹部，用一根繩子反捆兩臂，鎖住喉結，在人們的目瞪口呆中押走。中共龍岩縣委，曾三次宣布破獲“社黨”地下縣委；就是一些區鄉的少年先鋒隊，也發現了“社黨”組織。

　　之所以那麽多的黨員、幹部被打成“社黨”分子，主要是根據口供抓來的，抓來就審，以刑逼供，然後按口供再抓，越抓人越多。判定“社黨”分子沒有明確的界限，按照特委的文件規定，一些平時工作上犯有錯誤，或者消極落後的幹部，一概可以視做“社黨”分子。正如特委在“特字一六二號”文件中規定的那樣：“這些分子，雖然不是社黨成員，但實際上是社黨的表現，是社黨發展的對象。”左傾到了極點的肅反路線，有如一張疏而不漏的天網，隻是需要，什麽人都可以收捕其中。

　　中共永定縣委，是處決曾牧春後改組的，由原縣委常委、秘書長張覺先代理書記。張主持縣委工作正好25天，就被縣肅反委員會主席在全縣的黨團聯席會議上宣布是暗藏的“社黨”，就被逮捕起來。同時被捕的還有縣委常委、組織部長鄭世明等13名幹部。這些被破獲的“社黨永定縣黨部”成員們，隻在臨時牢房裏關押了一夜，每個人“過堂”一次，翌日上午一處山野荒地就成了他們的歸宿。一個代理縣委書記，竟由一個縣委屬下的肅委會主席主宰了命運，在“肅反中心”論指導下，當時政權混亂情形，由此可見一斑。

　　中共杭武縣第五區的區委書記伍超然，沒有及時按照縣肅委發來的名單抓捕“社黨”分子，第二天下午就被趕來的特派員下令逮捕，被抓的還有區委的主要幹部12人。第三天上午，第五區舉行公審大會，集體處決這個升格為“社黨杭武特委”的成員們。根據杭武縣肅委會1931年6月1日編的《革命法庭》記載，這12個幹部都是20歲左右的青年，最小的才16歲。

　　濫抓濫殺的紅色狂潮，衝擊著閩西蘇區的每一個角落，引起黨內外幹部、群眾的極大恐慌，不少的幹部被迫避居山林，有的村莊的農民也集體逃離；至於紅軍部隊當中，有的戰士害怕突然間災禍臨頭，相邀開小差逃走；還有些地方的幹部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被迫進行武裝對抗。

　　杭武縣第三區，因為沒有在討伐傅柏翠時跟著去打北四區，從區委書記何登南、縣赤衛大隊直屬的三大隊政委陳錦玉，到一些鄉蘇維埃幹部、赤衛隊戰士，共有200多人被指控為“社黨”分子，拘押於縣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白砂鎮。暫時沒有被抓的大隊長李真、副政委張純銘、副大隊長邱子庭等人，眼看著這麽多的同誌、戰友，將要背上“社黨”分子的黑鍋做死鬼，大家又氣又急，就扣押了專門檢查肅反工作的肅反委員會副主席羅壽春，強硬地逼迫他手寫了釋放關押在白砂鎮的200多名“社黨”分子。拿到條子之後，李真指揮第三大隊圍住了幾處臨時牢房，迫使守衛人員放出了這些人。

　　中共閩西特委在獲知這一消息後，認定是一場“社黨”發動的反革命暴動，立即調集紅12軍一個團開赴杭武第三區，消滅第三大隊。5月29日，被包圍的第三大隊除少數人突擊逃走，大部分被繳械拘捕，前幾天被救出來的人也多數重新被捕。6月1日，特委召開緊急會議，作出決定：“對於已經歸捕的‘社黨’分子，應多方設法審訊，以破獲其整個組織，同時要很快地處決!”(見於《中共閩粵贛臨時省委關於杭武第三區事變的決議)

　　巨大的災難降臨了。路邊的許多群眾心房在顫抖，在痛苦地流血。他們閉上雙眼，不願意目睹那悲慘的一幕：李真、張純銘等第三大隊的幹部，包括許多戰上，被武裝押送到村埂外的山腳下，從那兒傳來了一陣陣槍聲……

　　紅色狂潮的猛烈蕩滌，使得閩西蘇區元氣大傷，損失極其慘重，究竟有多少黨政幹部和紅軍官兵蒙冤而死，曆史檔案沒有留下確切的記載，隻是在上世紀80年代，經過各級組織和民政部門的調查核實，才大體有了一個數字，即能夠統計到的有姓名的受害者、犧牲者，計有6352人(見於1986年5期《黨史通訊》中《閩西“肅社會民主黨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

　　從保留下來的曆史材料中，可以看到當年“印記”。中共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2月19日，在給閩粵贛省委的信中講道‘：“這一非常事件，給閩西黨的創傷是嚴重的，黨員人數由原來的8000人減為5000人不到。”閩西團特委1931年7月12日在給蘇區團中央的報告中，也講到團組織陷於癱瘓的情狀：“全區30個區委中，隻有1個區委能勉強維持工作。團的組織生活及中心工作任務，發生極大的困難。尤其是新幹部幼稚，一切工作秩序都錯雜無緒。” 、 比各級黨政組織解體、渙散更為嚴重的是，在麵臨國民黨軍隊第三次“圍剿”的嚴重敵情下，大批紅軍指戰員在清肅運動中無辜受害，致使戰鬥力嚴重削弱。中共閩粵贛特委於1931年5月1，日給永定縣委的信中，不能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紅12軍在這次清肅之後，內部的確萬分成問題，戰鬥兵的減少，指揮員的缺乏，以及士氣勇氣的減低，這決不是東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決的。”由於紅軍力量的削弱，國民黨軍隊加緊了對閩西的進攻，蘇區的紅色政權由原來的48個區，銳減到22個。
四、閩西的“肅反”受到嚴厲批評，“災星”林一株受到嚴懲。周恩來抵閩西後，全力糾正肅“社黨”的錯誤

　　7月中旬的閩西，正值盛夏炎熱，中共閩粵贛特委的人事有所變更。7月8日，特委書記鄧發奉調瑞金，其職務由盧德光接任。7月12日，從上海繞道香港再抵閩西的盧德光來到永定。

　　張鼎丞、郭滴人等人，包括下來檢查工作的閩粵贛省委組織部長羅明，敏銳地意識到一種轉機的到來。他們分別找盧德光，介紹蘇區肅“社黨”的情況。盧聽了他們的反映，又到了各地察看，強烈地感覺到大規模的肅“社黨”運動給蘇區帶來了嚴重的危機，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他感到憤怒，用兩天的時間向中央寫出了反映閩西肅“社黨”情形的報告。7月18日，盧德光主持特委會議，作出一項重要決定：撤銷肅反委員會，成立閩西蘇維埃政府政治保衛處，以郭滴人為處長，林一株降為副處長。

　　隨著改製的各縣政治保衛局，接到了上級的通知：今後不可隨意處決“社黨”人犯地不可再憑審訊口供抓人，抓人須經保衛處批準。

　　猶如潰倒的堤壩得到了修堵，攔住了洶湧的水流，濫抓濫殺的現象得到遏製。不久，更大的轉機接踵而至：8月下旬，中央給閩西發來了指示信，對閩西如此大規模地清肅“社黨”，表示了非常的驚訝和不滿，嚴厲批評閩西的肅“社黨”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擴大化、簡單的懲辦主義和依靠刑訊三大錯誤。這是人們所看到的第一個對閩西肅“社黨”持全麵否定的文件。

　　此時黨中央對閩西肅“社黨”的態度與以前大相徑庭：4月4日中央在給特委的指示信中，是“采取最嚴厲的手段來鎮壓”，這究競是怎麽回事呢?

　　這時候的中央，有一個誰在主持各蘇區肅反工作的問題。六屆四中全會後的兩個多月內，打著“執行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旗號而上台的王明中央，是由共產國際代表米夫通過王明、向忠發等人，實際操縱中共黨的。因此，4月4日發給閩西的指示信，帶上了比立三路線還要左傾的印記。時至1931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有所變動，周恩來重新主管軍委，情報、通訊、鋤奸都歸屬於他。中央於8月下旬發給閩西的指示信，正是周恩來依據了盧德光的客觀翔實的報告而寫的。

　　中央的來信，使閩西蘇區情況突變。9月28日，正在睡覺的林一株突被叫醒，保衛處的行動科長與4個戰士出現在他麵前。科長說了一句“上級決定審查你”，戰士們便毫不客氣地給他穿上棕繩“馬甲”。同是這天晚上，原肅委會副主席羅壽南、閩西蘇維埃政府文化部長張丹川、勞動監察部長熊炳華等8人，分別由保衛處逮捕。

　　9月29日上午，閩西蘇維埃政府發出第97號通告，宜布林一株為閩西“社會民主黨”的特委書記，張丹川、熊炳華等人均係特委成員。

　　又是一聲炸雷落地，將軍民們震得目瞪口呆：原來杯一株幾個人才是隱藏在革命隊伍內的社會民主黨頭子!難怪，這些窮凶惡極的反革命，殺害了我們那麽多的同誌，還留他幹什麽，為許許多多冤死的同誌報仇!越快越好!特委書記盧德光不管走到哪裏，都有人圍住他發出泣訴和呼籲。

　　罪惡累累、民憤極大的林一株，到底難逃罪惡。在他被捕的第3天，被插上了“社黨”萬惡分子的字牌，押到野外伏法。與之斃命刑場的還有羅壽春、張丹川等8人。他們是背著同一罪名赴黃泉的。

　　將林一株等人從速正法，對於穩定肅反造成的混亂局麵，安撫義憤難抑的民心，是有必要的。但是宣布林等8人為“社黨”首領，同樣是毫無根據的羅織罪名。地主家庭出身的林一株，個人品質惡劣，政治上野心勃勃，為要達到個人的卑鄙政治目的，利用肅反大權為非作歹，這是事實，但給他戴上那樣的罪名，卻是錯誤的做法。其實，他哪裏又是什麽“社黨”的特委書記呢?

　　處決林一株，並不標誌著閩西蘇區肅“社黨”的運動徹底結束。在各縣的政治保衛局，還關押著不少的“嫌疑犯”，等待處置。另外，對於這場死了那麽多人的政治運動，到底是個什麽樣的說法?如何做好善後工作，這些問題都擺在那兒。盧德光與張鼎丞、郭滴人等人，為此多次計議過，打算開完全蘇“一大”再說。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張鼎丞和郭滴人都是代表。會議結束的翌日上午，兩人結伴來到沙洲壩元太屋，看望已經是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

　　由紅軍總政委出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見到閩西蘇區地方黨的兩位領導人，非常興奮，拉住兩人的手問長問短。話沒有說多久，毛主席將心中掛記已久的事提出來：“聽說閩西的肅‘社黨’搞得蠻厲害，現在是怎麽個樣子?”

　　張鼎丞、郭滴人正是帶著這個問題來向毛澤東討教的，不由地向他詳細訴說起來。

　　毛澤東聽完張、郭的感情沉痛的匯報，不由地神色黯然，喟然長歎，沉聲而道：“太可怕了，這樣地搞，不等敵人來打，我們自己就要垮台的。這樣所謂的鬥爭要立刻停止，馬上放出那些還在關押的人!”隨後，毛澤東問起傅柏翠的情況，並說：“像他這樣的同誌，應該團結，尊重，決不能往外推，他留在閩西，作用會更大的，可惜呀!”

　　在臨別之前，毛澤東批了500元銀洋給閩西，用於善後工作，撫恤被害同誌的家屬。

　　張鼎丞、郭滴人回到閩西後，在特委的支持下，以閩西蘇維埃政府的名義下發文件，指示各縣的政治保衛局，五條件地釋放所有被關押的“社黨”嫌疑分子，堅決停止抓人。各級蘇維埃政權要對被害人員的家屬予以撫慰，擠出財力加以撫恤。隨後，特委與閩西蘇維埃政府聯合組織了6個工作組，來到各縣督察這項工作。

　　閩西蘇區對肅“社黨”嚴重失誤的自我糾偏，很快地得到了一位“中央大員”——前來就任的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的支持。

　　周恩來是1931年12月上旬離開上海的，於12月18日到達長汀。一路上，他與沿途護送的人員談話，與駐地幹部交談，了解到閩西肅“社黨”的情況，劉閩西肅反失誤所造成的損失及嚴重後果十分憤慨、焦慮。12月18日在長汀住下來的晚上，他給中央政治局寫了一封急信。信中寫道：“我進入蘇區雖隻3日，但沿途所經，已見閩西在解決社會黨問題上，造成的惡果是非常嚴重的。”信中尖銳地指出：“閩西的肅反有許多的失誤，靠的是刑訊逼供，他們處理的方法之錯誤，如中央曆次所指示的殆過之無不及。”周恩來在信中講道：“目前問題已很嚴重，建議中央作一有力決議指示此間，以便盡快處理這一事件。”

　　周恩來的“伍豪自中區來信”，轉到了中央。中央政治局在經過研究之後，專門針對性地發出了指示信，對閩西蘇區肅“社黨”的嚴重失誤，再次作了嚴正批評，指出：“這種錯誤在閩西蘇區已經造成非常嚴重的現象，若不及早糾正，閩西蘇區的發展與鞏固是絕對不可能的。……閩西肅‘社黨’嚴重失誤，在於肅社黨的鬥爭不但沒有造成廣大工農兵群眾對於社黨的仇恨，對於共產黨的熱烈擁護，而且反使群眾懼怕共產黨，使群眾對共產黨采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從而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現象。”“中央一刻也不能容忍這種錯誤的繼續存在，要求閩西黨組織立刻同肅反中的嚴重錯誤作最堅決的鬥爭，最徹底地站在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上，檢討在肅反問題上所犯的不可寬恕的錯誤。”

　　1932年2月下旬，中共閩粵贛蘇區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長汀縣城召開。周恩來在會上傳達了中央關於閩西肅“社黨”的指示。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沉痛地承認“省委在指導肅‘社黨’中犯了重大的指導性錯誤。沒有從階級力量的劉比上來觀察‘社黨’，誇大了‘社黨’的力量，不相信群眾幾年來在土地革命中的力量。這就發生了唯心的推測，和肅反中心論，甚至對黨員對群眾都不敢相信。(見於《中共閩粵贛蘇區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1932年3月14日)

　　至此，曾在閩西蘇區洶湧澎湃的紅色狂潮，被徹底遏製住了。其後，隨著對這一事件展開的各種調查證明：所謂的社會民主黨，在閩西蘇區根本不存在，純係子虛烏有!乃是一場完全錯誤的曠世冤案!

[文學青年]

中共早期的曠世冤案
2004年11月15日06:41 作者：曉農　 來源：光明網


閩西蘇區的曠世冤案“肅社黨”

　　一、隻因會上錯呼口號，團政委等17人被誣為“社民黨”受到處決

　　1931年春節前夕的閩西，氣候尚有幾分清冷。長汀縣南陽“龍田書院”的操坪上，中國工農紅軍第12軍，正在召開一個多數官兵聞所未聞、新鮮而又生疏的紀念大會——紀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先驅李卜克內西、盧森堡。

　　大會由軍政部主任李任予主持。他操著廣東口音高聲講道：“寄(這)個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都是德國人，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是他兩個人創建的。他們積極領導德國的革命運動，成為第二國際的左派領袖。後來，第二國際墮落為修正主義，他們與之作了堅決鬥爭，在柏林領導工人起義。起義遭到失敗，兩個人都被反動政府逮捕，遭到殺害，為國際共產主義事業獻出了生命……”

　　台下的官兵們對這兩個事不相關外國人，聽得半懂不懂，隻知道這個盧森堡還是一個女性，如果活到今天正好60歲。

　　李主任的報告結束了，台下的幾千官兵，按照時興的與會規矩，鼓起了掌。出於激情，第100團團部的青年幹事吳拙哉，呼地站起身子，伸出右臂高聲領呼口號：’“堅決擁護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

　　跟著吳拙哉呼喊口號的隻有幾十個人，因為這是兩句平時不曾聽過的口號。對於大多官兵們來說，這事就像風吹行雲那樣過去了。

　　第100團的團部政治幹事兼保衛幹事卻坐不住了，找到團政委林梅汀，說吳拙哉喊的兩句是反動口號，一起喊的人是“社會民主黨分子”。林政委嚇了一跳，馬上鄭重地向對方說：“你不得亂來，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但保衛幹事依舊堅持：“他們不是社民黨分子，為什麽呼喊社民黨萬歲?”林梅汀勸說道：“你亂說這些呼口號的人是‘社民黨’，那可不得了，要腦殼掉地的!”

　　保衛幹事走了後，林梅汀坐下來，心裏被一種說不清楚的情緒緊緊地攫住。他的不安，與當時的政治形勢有關，這時的閩西蘇區，正處在大規模肅反運動的前夜。

　　首先是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反對各國社會民主黨”的指示，一再發來電令和文件，強調“加緊反對改組派以及社會民主黨的欺騙政策”。中央在不久前下發的《中國共產黨對目前時局宣言》中指出：“在譚平山的第三黨破產後，鄧演達的社會民主黨又開始發現了，社民黨所提出的綱領，就是將西歐一切改良主義的欺騙搬到中國來，反對領導中國革命的共產黨，反對中國的蘇維埃革命。”根據這種理論，把持中央的李立三，以其左傾的目光，把“社會民主黨”看成是中國革命然險的敵人。

　　來自中央的政策，恰合時宜地成為中共閩粵贛臨時省委、閩西特委在黨內開展肅反運動，以扭轉局勢的意念。特委對於前一段時間在軍事鬥爭、土地革命各方麵受到的嚴重挫折，不是從身身的原因去總結教訓，而是隊左傾觀念出發，判斷黨內、軍內混進了“改組派、社民黨”，必須來一番大規模的清肅。另一方麵，與之毗鄰的贛西南蘇區，正在如火如荼地打AB團，前不久爆發了驚震黨內、軍內的“富田事變”，很多人都知道，贛西南那邊已經殺了很多的人……

　　林梅汀想到這些，再也坐不住了，到外麵去找保衛於事。可是，他向很多人打聽，都說沒有看見。林梅汀這下有些發慌了，然而又僥幸地想：“事情不至於有那麽嚴重吧。”隻讀過3年師塾的林梅汀，錯過了一個轉瞬即逝的機會，這不但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還由此引發了六七千人罹難其中的曠世冤案!

　　再說那個年輕的團部保衛幹事，因反映的情況未得到團政委的重視，不覺心裏有氣，又找到了閩西蘇維埃政府肅反委員會主席林一株。

　　畢業於福建集美師範學校的林一株，任過中共龍岩縣委秘書、宣傳部長。1930年2月，閩西蘇維埃政府成立，他擔任秘書長、文化部長，同年11月改任裁判部長，12月兼任肅委主席。當他聽完保衛幹事的講述後，眼睛瞪得溜圓，神情變得緊張起來，決斷地說：“這是嚴重的情況，馬上開會研究!你也參加肅委的會議。”

　　在臨時召集的肅委緊急會議上，林一株的講話像鼓點一樣敲在人們的心上：“我們正要抓‘社黨’分子，現在他們自動跳出來了，還等什麽呢，我們要以決然的手段，勇敢地撲滅這些反革命!”

　　與會者的心情緊張起來。近幾個月，特委一直為閩西到底有沒有社會民主黨所困惑，感到這場運動無從下手，而現在“社黨”分子突然冒出來了，會議在幾近一邊倒的情形下作出了立即在第100團肅反的決定。

　　2月10日，離春節隻有7天。林一株親率調來的一個連，在第100團駐地，首先逮捕了林梅汀。當被棕繩鎖住喉嚨的林政委，又看見吳拙哉等60多個官兵俱被五花大綁押走時，覺得身子就像掉進冰窟，萬分後悔當初沒有把保衛幹事追回來……

　　傳統的春節喜慶，不能遲緩肅“社黨”分子的步履。正月初三，中共閩西特委、閩西蘇維埃政府，同時發出兩個通告。第一號通告強調了肅“社民黨”的重要性，指出：“各地立即根據閩西政府最近頒布的關於社會民主黨的罪惡與事實，嚴密清查這些暗藏活動的反動派，迅速消滅這些最危險的敵人。”第二號通告著重對下一步的清肅鬥爭作出布置：“對‘社黨’的主要首領，應連同其口供押解到閩西蘇維埃政府審理，一般成員由各縣肅委會處理。對其重要首領，應當嚴辦，一般成員在公布其行為後，令其自首。”通告特別地強調。“千萬不能輕易地處理!”

　　這兩個通告的發布，等於宣布閩西不但有“社民黨”，而且還有龐大的組織。

　　3月2日，正是農曆正月十五的前一天，由閩西蘇維埃政府召開的“閩西工農兵審判反革命社民黨分子大會”，在永定縣的虎崗召開。

　　上午10時，在3000多雙焦慮不安的目光中，荷槍實彈的戰土押出了一長串繩捆索綁的“社黨”分子，走在最前麵的是林梅汀。僅僅20天時間，這個團政委已經脫形得讓人難以辨認了，渾身?虧垢傷痕累累，昔日英姿不複存在。顯然，他受到殘酷的折磨。吳拙哉等人都受到了刑訊，有的被鉻鐵燙爛了胸脯，有的被木杠壓斷了雙腿。

　　審訊大會開始，在人們屏息凝神的聆聽中，擔任大會主席的林一株，借助鐵皮喇叭筒，發出震撼人心的聲音。肅委主席宣布了部分“社黨”分子的罪行和職務。

　　“原100團政委林梅汀，係社民黨特委宣傳部長；

　　“原100團長黃洪，係社民黨特委組織部長；

　　“原100團參謀長江桂華，係社民黨特委常委；

　　“原100團團部青年—1：事吳拙哉，係撲民黨特委宣傳部宣傳科長……”

　　被宣布為社民黨重要分子的名單，共有34個。更令與會軍民們為之震驚的，是林一株宣布，立即將林梅汀、吳拙哉等17名“主犯”，執行槍決!

　　不僅人頭攢動的會場上出現了不安的騷動，就是被武裝看押的60多個“社黨”分子，也炸了營，有的被嚇得發出驚恐絕望的叫聲，有的扭動著繩捆的身子發出憤慨已極的抗議。但他們的行動馬上被戰士們壓下去了。林梅汀的雙眼呆瞪瞪地朝前望著，喉嚨裏像啞巴一樣吐不出字來，隻是“啊、啊”地叫著，原來林的喉結已被一根細小的鐵絲給勒住了，鐵絲的兩頭扭捆在後頸上，一扭動就痛疼難忍，這是他無法呼喊的原因。

　　會場上的騷動被製止了。林一株接著宣布今後對“社黨”分子的懲辦原則，概括起來有三條，即三個殺字：一、對已捕獲的“社黨”分子，凡家庭出身不好的予以處決；二、在“社黨”內部擔任科長以上的負責者，判處死刑：三、隱藏在黨、政、軍領導機關內的“社黨”分子，也予以最嚴厲的懲處——槍決。在全場人聽得毛發悚然的氣氛中，肅委會主席發出森冷莊嚴的號召：“各地的肅委機關，要繼續努力地破獲未被發現的‘社黨’機關及其黨羽。”

　　 林一株的講話一結束，林梅汀、江桂華、吳拙哉等17人，被行刑隊押往刑場，執行處決。刑場設在虎崗3裏外的荒山坳。一陣槍聲響過，閩西蘇區第一批破獲的“社黨首領”的靈魂連同軀殼，長留在行人罕至的荒嶺上。行刑之前，林梅汀和吳拙哉等人喊起了“打倒社會民主黨!”“共產黨萬歲!”的口號。

　　可悲的是，這些人直到死的時分，還不知道“社會民主黨”究竟是何怪物，而他們恰恰被誣為“社黨首領”!

二、林一株毫無根據地宣布傅柏翠為閩西“社黨”首領，將“閩西王”從革命陣營中趕走

　　處決林梅汀等17人的當晚，林一株指揮特行隊進行了兩次重大行動。首先在紅12軍的3個團當中，抓捕了40多個“社黨”成員，全是排以上連營幹部，職務最高者為102團政委盧肇西。接著，特行隊逮捕了永定縣委書記曾牧春、縣委組織部長謝憲球等15人。

　　盧肇西在閩西算個名氣不小的人物。1928年6月，他擔任過永定暴動的副總指揮，後來調任紅四軍二縱隊政治部主任，曾被紅四軍前委派往上海與黨中央取得聯係，建立了上海至閩西的地下交通線。他既是閩西特委成員，又是中共閩粵贛臨時省委委員。

　　盧肇西首先受到了線香火燒身的刑罰，接著倒懸吊起用藤鞭抽打。他的身上皮焦肉爛，血肉模糊，但他仍舊呻吟著申辯：“你們打死我，我也不是‘社黨’。……

　　 兩天這後，對盧肇西的再次弄訊，增加了一項新的審問；”傅翠是不是你們的領導人？“盧肇西矢口否認。永定縣委書記曾牧春，也在再次提審中被訊問到同樣的問題。

　　盡管盧肇西、曾牧春等人否認傅柏翠是“社黨首領”，但在3月6日下午，閩西蘇維埃政府發出了第23號通告，公開宣布傅柏翠是閩西“社黨”總首領，他的家鄉古蛟區是“社黨總部”，號召蘇區軍民與傅柏翠進行堅決的鬥爭，打。他的身上皮焦肉爛，血肉模糊，但他仍舊呻吟著申辯：“你們打死我，我也不是‘社黨’。”……

　　兩天之後，對盧肇西的再次刑訊，增加了一項新的審問：“傅柏翠是不是你們的領導人?”盧肇西矢口否直至把“社黨”消滅為止。

　　傅柏翠為何等人物，時年35歲的傅柏翠，福建上杭縣蛟洋人，曾留學日本，參加過孫中山的同盟會和中華革命黨。回鄉後領導民眾查清縣知事丘嘉謨侵吞公款5萬餘元的事實，將這個上杭最大的官紳扳倒在地。1926年，傅柏翠被委任為國民黨上杭縣黨部秘書兼黨委，旗幟鮮明地支持閩西的農民運動。次年“四一二政變”之後，他受到了國民黨右派當局的通輯。經中共福建省委負責人羅明，與之推心置腹地長談多次，在羅的曉以大義的感召下，傅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按照省委指示，在蛟洋辦起千餘人槍的農民自衛軍，形成與反動軍閥郭鳳鳴公開對抗的局麵。郭多次派兵攻打蚊洋，均被傅部擊退。蛟洋成了“農民的世界，共產黨的天下”，傅柏翠被民眾譽為“閩西王”。

　　1929年3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轉戰到閩西，毛朱聯名寫信給“閩西王”>，邀他趕來“見麵一敘”。傅柏翠在古田的遊魚壩收到信，隨即帶人連夜趕到紅四軍駐地。對朱毛心懷仰慕的“閩西王”，與他們一見如故。毛澤東向傅交代了幾項任務，其中一項是集中上杭的地方武裝，組編為紅四軍第四縱隊，由傅任司令員。同年6月19日，第四縱隊配合紅四軍主力，攻克閩西重鎮龍岩。是年9月，傅部又打頭陣奪取了400年來無人破取的“鐵上杭”。同年12月，已是前委委員的傅柏翠，在上杭古田參加了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

　　作為深孚眾望的“閩西王”，傅柏翠為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竭忠盡智，辛勞奔走，立下了不可低估的功勳。然而毛澤東、朱德離開之後，以鄧發為書記的中共閩粵贛特委，不能正確地對待傅柏翠，“閩西王”連連受挫。

　　1930年春，受到蘇聯大辦集體農莊的啟發，傅柏翠也要在蛟洋摘集體耕種的試驗。特委認為這是破壞蘇區的土地革命，並指責傅與共產黨對抗。3月中旬，閩西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傅負氣不參加，但他還是當選為政府執委、財政部長。傅柏翠因與特委意見不合，不願就任。不久，特委派閩西蘇維埃政府秘書長林一株，來到蚊洋找傅柏翠，要傅抽出一部分槍交特委使用，包括傅本人使用的勃朗寧手槍。“閩西王”勃然大怒，將林轟走，然後寫信給特委反對“黨霸”。12月初，在閩粵贛省黨代會上，鄧發與林一株指責傅柏翠“對抗黨的路線、違反組織紀律”，開除了傅的黨籍。為要削弱“閩西王”的勢力，特委將上杭北四區的13個鄉的黨政組織及其黨員幹部，一概摒棄在黨外。這樣一來，黨員、群眾大有意見了，以至於特委派的幹部進了北四區，群眾憤怒喊打。特委遂說這些人隨傅柏翠“反水”了。在這錯綜複雜的情形下，林一株等人駕空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毫無根據地宣布傅柏翠是閩西“社黨首領”，並對盧肇西、曾牧春等人搞刑訊逼供，給傅戴定帽子。

　　以傅柏翠在閩西的實力和政治影響，第23號通告的宣布，讓許多軍民驚疑交加，大惑不解：“這是怎麽一回事?”

　　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按耐不往心頭的焦慮，拉上特委宣傳部長郭滴人，來到肅委會找林一株：“這麽大的事情，怎麽能隨隨便便地宣布?”林一株傲然回道：“什麽叫隨便，不是經過了特委嗎，”

　　張鼎丞、郭滴人向林一株要證據，林一株高聲說：“證據，當然掌握了，要不然怎麽會抓人?你說，誰能擔保盧肇西不是‘社黨’分子?”看見張、郭二人發愣，林一株不耐煩地說：“有問題你們找特委吧。我們肅委會的任務就是肅清一切反革命的改組派和社民黨!”說完，竟撇下二人出門而去。

　　3月下旬，紅12軍101團及永定、上杭兩縣的赤衛大隊共2500餘人槍，由林一株指揮，兵分兩路向蛟洋進發，討伐傅柏翠及北四區的“叛逆分子”。“閩西王”獲知軍情後，緊急動員北四區的所有幹部群眾，加上所掌握的部隊，組成3000多人槍的軍力，嚴陣以待。林一株不敢貿然開進蛟洋，隻在北四區邊緣地方尋機作戰。這兩支原本同屬於紅軍的武裝力量，緊張地對峙了10餘天，最後以林一株率隊退走而告終。 閩西特委派兵剿擊傅柏翠，將“閩西王”從革命陣營中推了出去。此後傅柏翠離開上杭來到福州，國民黨省政府主席方聲濤當麵委任他為龍岩縣縣長，被傅拒絕。不久，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中統頭子陳立夫，也想把“閩西王”拉到身邊，傅柏翠亦不買賬。後傅終於與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的蔡廷鍇牽上了線，在其後發生的“福建事變”中，傅柏翠曾熱心幫助共產黨。

　　在紅軍長征以後，“閩西王”回到了閩西，利用他的力量和地位，對紅軍遊擊隊幫助很大。1949年5月，他統領2400多國民黨軍政人員通電起義，投歸人民，配合解放軍進占閩西。1986年，90歲高齡的傅柏翠重新加入了共產黨。傅曾一再地聲明：“我不但不是什麽‘社黨總首領’，而且這個組織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對於這一點，鄧發後來在延安也明確說過：“今天來看，閩西蘇區根本沒有什麽‘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對傅柏翠和許多的同誌，是冤枉了他們。”

　　這些都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