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10)
2012 (229)
2013 (184)
2016 (160)
設身處地,換個角度看問題,總有不同的境界。
1969年,五名來自瑞士的聖加侖大學學生,自發舉辦了聖加侖研討會(St. Gallen Symposium),推動以對話和辯論的方式,和平解決政民間的矛盾,也是作為對1968年歐美各地連續發生大規模學潮、工潮和各式民權運動的一種反思。
五名學生的“對話運動”自此成了5月的國際年度盛會,邀請當今和未來的各領域領袖及知識分子,針對所關注的課題對話和辯論。
根據資料,當年也稱為“六八運動”的學潮和民眾抗議活動,都是為反越戰、反資本主義和反官僚精英,也大都以警民衝突收場。這和近年在歐美興起的反全球化、反政治腐敗和反官僚體製的大背景“似曾相識”,今天似乎回到了“六八”的曆史大現場。如果可以如時下流行的穿越時空劇一樣,當時那場運動,我們會怎麽試著了解?
現實裏沒有如果,曆史的距離與時間的沉澱,卻讓我們看到“如果”的另一麵——另一些可能,另一些智慧(不隻是教訓)。
今年聖加侖研討會的主題是“顛覆的兩難”(The dilemma of disruption),探討時下各種顛覆式變化的源起,和國家與社會須麵對的抉擇與對策。研討會的官網並沒有五名學生發起人的資料或介紹,這是挺令人意外的。
這些青年如果當時是20多歲的學生,今天應七八十歲了,他們和當年許多參與“顛覆”的青年,會怎麽看今天被瞬變科技和經濟所“顛覆”的世界?50年前和今天的人類通病是什麽,各種主義與體製的頑疾又是什麽?為何人類一直重複著曆史錯誤?
知名牛津大學曆史學教授賈頓·艾什(Timothy Garton Ash)在今年的研討會上發表演講,就當前的民粹主義和充斥著互聯網世界的假消息,指出了縱橫連通的網絡世紀,卻出現了人類更自我封閉、更互相排斥的吊詭現象。“而這正侵蝕著人類所推崇的民主精神。”
他說的是,流動信息科技與網絡世界,盡管讓人們更容易發聲和讓信息傳千裏,但大家都比過去更排斥異己,其結果是產生更多對立麵與容不下他人的唯我獨尊陣營。“結果是大家隻聽到自己所同意或所願意接受的意見和新聞。”
古希臘的智慧與民主社會體製,崇尚的是民眾言論的自由與平等——能造福民眾知情權的言論與信息自由,以及人人都有發言權的言論平等。後者尤其重視讓各方都有機會陳情、辯論,最後再根據各方的辯解和立論做決定。賈頓說,這正是尊重各方話語權及海納百川的民主與自由,即使最終的決定或決策不是你所屬意的,但都有機會發言和傾聽。
他因此認為,這和當前的網絡霸權、網絡欺淩的情況大不相同,大家都要搶先說,而不是聆聽;更在意的不是對談,而是放大自己的利益與關注,最終違背了民主自由的真諦。
這的確是個問題。人類本就是由不同的他人來豐富自己的生命,漠視和改變這樣的相互關係,執意以自己為優先,從個人到國家的矛盾與爭端自然不斷。
設身處地,換個角度看問題,總有不同的境界,互聯網所帶來的視界也才是世界。
剛落幕不久的年度新加坡華語電影節,今年帶來了好些中港台和本地製作的紀錄片和短片。除了觀賞這些青年導演的作品外,還有機會跟他們交流,了解紀錄片或電影題材的取角、信息與內容的鋪墊,無論喜不喜歡或同不同意,至少聽到他們的聲音。
其中一部紀錄片《河北·台北》,是台灣青年導演李念修所創作。當天看完後因為要看另一部紀錄片,錯過了她跟觀眾的對談,但從台灣媒體之前的訪問中知道,這紀錄片是她應父親的要求做的,用了整15年時間拍攝,近距離記錄原籍河北的父親早年參與國共戰爭,後來離鄉遷居到台灣的故事。期間,她特地到大陸尋訪父親的故鄉,並核實了父親跟她提起的許多陳年往事。
在去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特別訪問中,李念修也提到,因為有機會到大陸采訪,能從另一個角度看父親年少的經曆和國共曆史,就會“開始反思曆史究竟是誰寫出來的。雖然是同一件事情,但他們說的跟我們講的完全不同。”
生命中的許多他們,的確為我們帶來許多不同的視角和體會,自己生活圈子裏的所見所聞,並非就是事情或是事實的全部。
各地現在對經濟全球化的焦慮與不滿,除了因政策偏差或政治腐敗等問題造成外,有多少是因為信息不流通導致對開放經濟的誤解,或因各政黨互相玩弄民粹與社會情緒所引起的?
情緒容易被綁架,政治領導人在設法解除中低收入社群對經濟轉型和巔峰性科技衝擊就業的擔憂時,不能隻是期望民眾擁抱與“包容”日新月異的科技,而更要充分利用科技來“擁抱”與包容較跟不上轉變的社群,幫助他們更放心過渡。同樣,從政府到民眾,如果隻願意從自己的角度和熟悉的圈子看問題,就還是會被鎖在固有的思維和成見裏,無法設身處地尋求更有意義的協商和方案。
國際上一些醫療機構,現在對臨終病人采取的設身處地護理,很有啟發性。它們突破常規,讓臨終病人可以如願在醫院裏偶爾抽抽煙,喝喝酒,隻要不會使病人身體情況突然惡化。據報道,本地一些臨終關懷機構也開始有這樣的伸縮性。其中一機構的發言人受訪時說,這不是關於改變管製,而在於聽聽臨終病人的需要。另一家機構的發言人也說,任何條規和指導原則是為保護病人,當有關條例對臨終病人已沒有意義時,還死守條規就是缺乏同理心。
瞬息萬變的科技,應該讓我們的世界與社會更有同理心,換個角度,設身處地,創造包容與雙贏。生命中,不是隻有我們。
(網絡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