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可以從儒教世俗化中得到

也許可以從儒教世俗化中得到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在論證宗教信仰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時認為，即便按照效益最大化的法則以純粹的目的—手段合理性做出行動也具有其文化的意蘊，市場取向的活動不隻是按照經濟利益而且也是按照經濟文化、企業文化進行的。今天西方社會對工作的執著還帶有禁欲主義清教的痕跡。進而言之，包括日本人在內的亞洲人以“工作狂”著稱，歐洲人以享樂聞名，其中都有文化因素的作用，各種眼花繚亂的權力運作的“背後”都有各種政治文化在起作用。

他認為文化對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意義，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他詳細論證了西方民族在經過宗教改革以後所形成的基督教新教文化，孕育了一種資本主義精神，韋伯將這種資本主義的精神定義為一種擁護追求經濟利益的理想，而這種精神對於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1895年，韋伯是從農民工問題開始的。農民工問題是走向現代化的國家在經濟騰飛之後普遍出現的問題，但韋伯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並不僅僅局限於經濟，事實上，他試圖指出在純粹經濟學範圍內，這一問題無法獲得恰當的理解與真正的解答。

韋伯用幾年時間對東普魯士的農村進行了田野調查，研究材料顯示從19世紀70年代起，這一地區的人口流動在發生變化，大量的德國雇工（在韋伯看來，也代表了較高的文明水準）流出了這一地區，而波蘭農民（代表了落後的文明標準）在此地卻愈來愈占有優勢，這是前所未有的情況。韋伯認為，形勢消長的原因在於：像波蘭人這類斯拉夫民族，不知是天性使然，還是曆史形成，對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期望都較低。韋伯從這一具體的實證事例中得出的結論是：

物競天擇的結果，並不一定像我們當中的樂觀者所想的那樣，總是使更高等、或更有經濟頭腦的民族勝出。……人類曆史上，劣等民族勝利的例子實在不少，當一個人類社群出於社會組織的原因或種族特征的原因，無法適應環境時，其知識和精神方麵的光芒就會消失。

也就是說，經濟發展有時並不有利於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文化進步，至少並不總是有利於文化進步，相反，衝突、鬥爭、文化的衰落等等倒可能是這種經濟發展的結果。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市場經濟前提下，競爭並不總是優勝劣汰的，相反，倒可能是劣勝優汰。東普魯士地區的情況就是這種劣勝優汰的一個實例。在文化上處於較低位置的波蘭人，有史以來第一次在與德國農民的競爭中獲勝，這是農業市場化的一個後果。

遵循韋伯的思路，日本的森島通夫(1973)把日本經濟的成功歸因於西方科技和日本精神，而日本精神主要是中國儒學和日本原有的神社思想相結合的產物，主要是指:敢於犧牲自我，以效忠自己的國家和天皇的集體主義精神，森島認為，日本在經濟起飛的過程中，儒教的世俗化和日本的騎士氣質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韋伯認識到，合理的精神卻並非能夠輕易獲得，它需要在價值觀和信仰上的內在轉變。 他一方麵注意到了中國的“營利欲”和功利主義特征，發現“中國盡管有形形色色的異端裁判，但是較之不寬容，起碼較之加爾文清教的不寬容，有遠為博大的宗教寬容，此外，還有廣泛的物資交換自由、和平、遷徙自由、職業選擇自由、生產方式自由以及絲毫沒有對商人習氣的厭惡：所有這些都未能讓近代資本主義在中國出現。正是這個典型的營利之國反倒可以研究：營利欲、高度甚至極端推崇財富以及功利主義的“理性主義”本身，都同近代資本主義了無緣份。” 韋伯將其原因歸結為中國“理性主義”與清教徒“理性主義”的本質不同，他認為“儒教理性主義意味著理性的適應世界；清教理性主義則意味著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為如此，中國“單純的冷靜和節儉同“營利欲”和重財結合起來，還遠不是典型的近代經濟職業人階層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也不能產生這種精神。”

但在另一方麵，韋伯則預言：“十有八九，中國人將會很能幹地——很可能比日本人更能幹地——將現代文化地區已在技術上和經濟上充分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加以同化。”這表明，現代經濟增長所要求的產權安排並不一定與特定的宗教形式相聯係，但卻一定需要特定的價值觀和信仰支持。事實上，中國的經濟增長並不一定需要來自於新教倫理的資本主義精神，這種理性主義同樣也許可以從中國人的儒教世俗化中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