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是一個獨特而神奇的人物。無論批評家們用何種手段審視他，仍舊無法從中得出絕對真實的結論。他的身上具備了人類的多重性，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方式來理解他。哈姆雷特對蓋登思鄧的挑戰給了每一個試圖了解他的人機會：“你可以找出我身上一切秘密的中心”。但卻沒有一個人成功。
真正的難題就在於哈姆雷特來源於現實，我們每次一都會對他產生不同的印象。理解文學形象和理解現實人物一樣，我們的視角取決於我們采用何種方式來探究。哈姆雷特的形象是如此完整，就好像一位老友或親屬，我們彼此的關係隨著每一次的拜訪而發生改變，而他總是能帶給我們驚喜。這也就是使觀眾們熱愛這個人物的原因，對情節的永不厭煩。
哈姆雷特自身的矛盾性讓人們更貼近這個任務。他是一個堅定的革新者，強迫自己遠離埃爾西諾；同時他也是丹麥人民崇拜的偶像，人民的英雄。除了霍拉旭以外他沒有朋友。他憤怒、沮喪、失落，並且憂傷；他狂躁、歡喜、熱情且活力四射。他陰暗而賦有毀滅性，自我憎惡而仇視命運。但與此同時，他是一個存在主義思想者，勇於直麵和承擔生命中的一切際遇。 “我們蔑視占卜，萬事自有其存在之道。”
哈姆雷特不僅積極行動於自己的人生，並且長於巧妙地觀察生活。他意識到了丹麥社會的腐化（以他的叔父克勞迪斯為代表），同時明白任何社會頑疾都不能單純的歸咎於一個人身上。他認識到人類的勞動並不總與收獲並存，盡管他說：“人不能使我歡喜”，但我們身上的矛盾之處也激發了他的興趣。“人是何等巧妙的一件天工！理性何等的高貴！智能何等的廣大！儀容舉止是何等的勻稱可愛！行動是多麽像天使！悟性是多麽像神明！”
在巧妙觀察周遭世界的同時，哈姆雷特還樂於自我批評。在他的獨白中，他譴責自己行動的失敗和措辭的傾向性。
哈姆雷特在玩弄和操縱文字方麵的技巧令人嫉妒。他迷惑他所謂的朋友羅生克蘭和蓋登思鄧——他“隻能當做有齒的毒舌那樣信任”的朋友——通過對理想的描述來轉移他們的注意力，好像他們對乞丐的讚賞甚至超過了國王。並且帶領他們去尋找波洛涅斯的屍體。他通過巧妙的語言，公開嘲笑波洛涅斯的古板陳腐幹擾了他的理性。他不斷地同克勞迪斯進行爭辯，後者盡管意識到了哈姆雷特智慧的威脅，卻在自我保護方麵顯得聰明不足。
文字是哈姆雷特堅定地夥伴，他的武器，他的防禦。在《君臣人子小命嗚呼》中，一部戲在之後被搬上了大銀幕。戲劇家和影視劇作家湯姆·斯托帕想象了《哈姆雷特》中的各種文字遊戲。在其中一幕，他的角色揮舞一付由文字組成的網球與球拍。哈姆雷特毫無疑問堪稱文字界的皮特·桑普拉斯。
但與此同時，文字也是哈姆雷特的禁錮。他審視和分析了自己所處情境的每一個細微之處卻因此貽誤時機。這使他猶豫不決，優柔寡斷。他浪費了自己的智慧，陶醉於自己一手造出的文字組合之中；為了與自己的父親，太陽神許珀裏翁更為相像，他將自己的熱情和欲望燃燒殆盡。當他指責克勞迪斯“毫不和我父親相像，如我之不與赫鳩裏斯相像一般”時，他認識到自己被文字束縛，無法將真實的劍轉刺回去。哈姆雷特依然是凡人，由於文字的控製他身處困境，無法為自己被殺的父親報仇雪恨。
“我真是一條蠢驢！慈父被人殺害，我這個為人子者，受了天地的鼓勵要去為父報仇，如今竟像娼婦似的空言泄憤，像村婦賤奴似的破口咒罵，這未免太勇敢了！”（第二幕第二景）
自大約1603年《哈姆雷特》首次公演之日起，他同文字之間充滿矛盾對立的關係就深深吸引了觀眾。而關於他性別身份的爭論同樣或吸引或趕走了人們。
哈姆雷特是否愛上了自己的母親？他角色中精神分析的側麵支持了弗洛伊德的理論即哈姆雷特對母親懷有非正常的感情。他對繼父的厭惡之情極其明顯，並且對繼父和母親的亂倫關係深惡痛絕。但他的恨意是否來源於嫉妒，他對母親的依戀是否影響了他同奧菲利亞的感情，這種戀母情結是否隻是臆斷。沒有哪個推斷是毫無破綻的。
哈姆雷特的愛情世界受到他禁欲主義和清教徒屬性的影響。同當時生活在英國的清教徒們一樣，哈姆雷特在愛情和性愛方麵持禁欲主義。喬特魯德對克勞迪斯的撫慰所表現出的喜悅讓哈姆雷特深感震驚，而他對女性明顯懷有鄙夷之意。他對克勞迪斯和喬特魯德的關係所爆發出的憤怒來源於他對性行為的疏遠，也來源於他的母子之情。
哈姆雷特的內心深處可能是一個極端厭惡女性的人，害怕愛情就是由於對女性的恐懼。他利用性別上嘲笑和諷刺的語言傷害奧菲利亞，並且指使她進修道院。這又是一個文字遊戲，在這裏修道院隱含了節欲和墮落。在修道院中，奧菲利亞要立誓保持貞潔；而在妓院，她則會成為下賤的性工具。
是不是弄清楚哈姆雷特究竟是真瘋還是裝瘋就能徹底了解他的本性呢？一個瘋子是否能自如操縱命運，就好像哈姆雷特利用羅生克蘭和蓋登思鄧扭轉局麵一般？或許他像狐狸一般，工於算計而心思狡黠。再或者他自己對瘋狂的想象——他古怪的性情——看似麵具或偽裝實際上卻是他的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