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
人的一生就那麽幾步最重要，走對了就是過來人，走錯了就得後悔一輩子。決定父親一生命運得就是西安事變。
當然，西安事變前，父親對共產黨有一些模糊的認識。我曾經問父親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你為什麽參加革命？”
父親的回答很簡單，也沒什麽新意：“為什麽？還不是找出路，混口飯吃。”
“那怎麽偏偏幹上共產黨？”我不甘心，還想從他嘴裏挖出點激動人心的豪言壯語。
“呃”父親頓了頓，沉思著說：“那倒是有點思想基礎。我在中學時接觸過共產黨，知道一些共產黨的主張。”
啊，陝西漢中這鬼地方會有共產黨？漢中在中國曆史上出過兩次大風頭：一次是楚漢戰爭劉邦“高祖因之以成帝業”，留下了張良留侯廟，韓信拜將壇等遺址。另一次是三國，“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添了些武侯墓，武侯祠，定軍山等景點。我曾經在早春天氣坐火車經過那裏，但見車窗外如處子般靜謐的漢水緩緩流過碧綠的田野平川，飄灑著細碎雪花的烏沉彤雲把北邊的秦嶺和南麵的大巴山籠罩在灰色的紗霧中。這塊與世隔絕，雖偏僻卻談不上貧窮的土地讓人想起的隻有田園牧歌，世外桃源，那有絲毫血與火的革命氣息。看著我拉長下巴，滿臉懷疑的模樣，父親笑了：“真的。我們中學有一個老師還是陝南紅軍的創始人，當了紅軍的軍長。後來被國民黨給槍斃了。”
我鑽進了廢紙簍，發現那位老師就是陝南紅二十九軍軍長陳淺倫。陳淺倫在漢中聯立中學當過訓導主任，父親當時正在那兒上中學。紅四方麵軍進入陝南後，陳淺倫組織了一支兩千多人的隊伍，當上了軍長。不久，紅軍內部收編的神團在馬兒崖叛變，陳淺倫和政委李艮一起遇害。他老兄的革命行動到此結束，但他在父親的心中卻淡淡地留下了一絲刻痕。
二
陳淺倫死後，漢中的革命形勢相當灰暗。父親的“鴻鶘”之誌回歸到一條古老而又規矩的攀升途徑：考大學，留洋，衣錦還鄉，變相的秀才舉人進士之路。一九三六年夏天父親，叔叔和同學樊向貴，邵國文等人到西安報考大學。
從地圖上看，漢中到西安的直線距離並不遠，但中間隔著一架氣勢巍峨雄渾的秦嶺。李白吟：“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主要說的就是它。曆朝曆代的四川割據政權隻要喪失了秦嶺天險都堅持不了幾天。那時從漢中到西安沒有火車，交通不便。樊向貴見過些世麵，到過西安，他馬上想到漢中西門外有一個國民黨軍的兵站，兵站內有運輸車輛來往於西安漢中之間。當時的丘八也不是人人都壞，他們許多人對純樸的青年學子抱有好感。一個老兵司機聽說來意後很爽快地答應了他的要求，讓他們幾個人第二天隨他的車去西安。父親不知道那天晚上奶奶什麽時候才睡覺，隻知道那天晚上爐火爆裂的蹕叭聲特別響。第二天一大早奶奶把哥倆兒所有要用的衣物零碎都準備好，還有兩條煮熟的臘羊肉和一大包帶著熱氣的白麵鍋魁。父親知道那是家中最後的一點積蓄。爺爺去世後，家中沒有了經濟來源，日子一直過得緊巴巴的。他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奶奶以後該如何過日子。奶奶笑著說：“傻孩子，媽媽守著家還會餓死？家裏的物什典當典當就夠過日子了。你出門在外的可得自己當心，帶好弟弟，別丟三拉四地讓人笑話。”說完從胸前掏出一個小布包，裏麵是捂熱的幾十塊大洋，塞到父親的懷中。父親出門時，奶奶孤單地坐在黑洞洞的堂屋中，她手中的橢圓小紙扇軟軟地搭在漆蓋上，無力從椅子上站起。父親記得奶奶試圖淺淡地笑笑，卻隻顧得上關注哥倆兒的舉手投足。這就是奶奶留在父親心目中的最後印象。
汽車在峰回路轉的秦嶺山道上行駛。敞蓬車廂裏的弟弟和同學似乎沒有感覺到崇山峻嶺獨有的高處不勝寒，拉著薄單擠在一起睡著了。父親卻有些傷感的睜著眼睛，他沒有記住那些山高穀深，重巒疊嶂，雲氣迷離，岩壑清幽的迷人美景，卻記住了當時的汽車不是燒油而是燒的木炭。幾十年後盡管我一再以科學原理對其質疑，父親卻始終沒有改口。
三
陝西的省城就是西安。這座今天掙紮在危機生態邊緣的灰色城池一度是中華文明的輝煌中心。西安，古稱長安，號稱中國七大古都之首，絲綢之路的起點。電腦網友們興高彩烈提及的天漢盛唐就建都於此。當年，這座舞台上演的帝王將相文治武功和詩人騷客風流佳話留下了數不清的遺產遺址供炎黃子孫們胡思亂想。國內國外無數暴發戶和冤大頭乘坐各種現代化交通工具蜂擁而來，為三秦人民創建了新時期的美好盛世景象。很可惜我沒有去過西安，對名聞遐爾的始皇陵，兵馬俑沒什麽印象，隻記得剛工作時老師講到武則天的無字碑：‘千秋功罪，任人評說’，頗有些神往。回家後告訴父親，父親不以為然：“隻怕那是武則天沒辦法自己評說，未見得是她崇高。”事實可能如此，但我寧願相信中國曆史上真有一個心胸開闊，不計身後名的的帝王。
一九三六年的西安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了濃墨重采的一筆。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緊接著，日本人野心不已，步步緊逼，熱河淪陷，華北危急，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北平學生喊出了“華北雖大，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的口號。當時的陝西局勢錯綜複雜，天才的權術大師蔣介石這次不知吃錯了什麽藥，居然把張學良的東北軍調到陝北剿共。老蔣的本意是一箭三雕：一不讓剛結束長征的紅軍疲憊之師獲得喘息之機，二借機削弱實力雄厚的東北軍勢力，三還可以讓強龍張學良壓製陝西地頭蛇楊虎城。借刀殺人之術真是被他玩得爐火純青。但老蔣就忘了東北軍是一支國破家亡後背井離鄉的“哀”兵，軍心不穩。張學良是公子哥兒當家，在腥穢汙垢的近代史政壇上還保留了一絲最後的天真。結果是張楊聯姻並和第三者中共紅軍眉來眼去，三位一體把西安弄成了紅白不分的灰色地帶。
父親到西安後沒有馬上感受到空氣中的騷動因子。樊向貴投靠了他遠房叔叔。父親，叔叔和另外幾個同學住進了古城西北角一家簡陋廉價的公寓，平時基本就是蹲在房間裏複習功課。父親的誌願是考上西安城外的武功農學院。武功農學院在那時頗有些名氣，解放初，他們育成的小麥新品種“碧瑪一號”在中國北方冬小麥區大麵積推廣，吹響了中國的綠色革命的號角。父親的國文和數學考試成績在當年陝西考生中名列第一，但英語卻吃了個零蛋(這可能就是我在美國呆了十年英語還啃哧啃哧的遺傳基因)，結果名落孫山。父親當時很氣不過，把英語考卷的第一個詞barley硬記下來，回來查字典才知道是大麥，幾十年沒忘。叔叔和樊向貴，邵國文等人也一樣，都沒有考上大學，彼此同病相憐。那個時候，許多學生畢業即失業。沒有門子可鑽的人想謀職業，隻好那裏招生就到那裏報考。幸好西北公路局培訓練習生，隻考數理化不考外語。父親和叔叔仗著數理化成績優良竟去創關，居然雙雙收到錄取通知，哥倆兒高興得又蹦又跳，呆在西安就等著開年入短訓班謀取生活費。父親甚至開始盤算怎麽回鄉，討那家的閨女做媳婦了。
與此同時，樊向貴倒越來越活躍了。他有一個遠房叔叔，曾經做過楊虎城手下的高級參議，所以視野比父親開闊，政治嗅覺也敏感得多。樊向貴的數理化外語可以說是門門懂，樣樣瘟，考啥啥考不上，隻等著叔叔給他找份工作，恰好他叔叔又去了南京，一時半會兒沒著落。他在西安的親戚朋友多，閑著也是閑著，便成天東家跑，西家串打探消息。後來我對父親說八九學運頭子王丹成績特次，先讀生物係混不下去了才轉到沒人願讀的曆史係，父親哼著鼻子，輕蔑地說：“隻有那些學不起走的學生才熱衷於政治。”一天樊向貴跑來對父親說：“真是黑雲壓頂，寒風怒號呀。”原來西安發生大規模的群眾遊行示威，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特務軍警開槍打傷一名小學生，群眾非常激憤，決定到臨潼直接向蔣介石請願。一路上大家熱淚盈眶地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打回老家去”“驅逐日寇出中國”等愛國口號。老蔣在華清池把機槍都架起來了，準備學生一到就突突。他聲稱：“對這批學生，除了拿機關槍打以外是沒有辦法的。”張學良趕到十裏鋪極力攔阻，學生們根本不聽。請願學生們高唱“鬆花江上”，感動了在場的東北軍將士，全場愛國情緒高昂。張學良急了，站在土堆上對學生高聲保證：“一周內以我將以實際行動答複學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們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張學良於死地’。”這個保證是如此擲地有聲，父親幾十年後談到它都不禁流露出敬佩的神情。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淩晨，父親和叔叔在公寓臨街二樓的十平米小房間裏睡得正香。突然窗外“砰，砰，砰”傳來幾聲脆響，接著四麵八方炒豆似炸裂聲此起彼伏。哥倆兒不約而同被衣坐起，隻覺得渾身漱漱發抖。叔叔悄聲問：“哥，出，出什麽事兒了？”
“怕，怕，怕是打槍。”父親談到這裏我好像還能感覺到他的舌頭在結巴，牙齒在顫抖。
槍聲一陣緊過一陣，尖銳刺耳的嘯鳴劃破長空，搖撼屋宇。叔叔緊靠著父親，兩人
望著屋外漸漸發白的夜空，提心吊膽，莫測深淺。槍聲漸漸稀疏，窗下傳來急促的腳步聲。父親畢竟年紀稍大，像做賊一般輕手輕腳摸到窗邊，用不聽使喚的雙手費了很大勁才把窗戶打開，縮著腦袋向外張望。天色仍然灰暗得嚇人，父親什麽都還沒有看清楚就覺得一道白光直射過來，嚇得他目眩心跳，接著又是“巴巴”幾槍。有人暴喝道：“他媽的找死？關窗，不準望外看。”接著幾個身穿黃軍裝的丘八像流火從狹窄的街道上飛速跑過。父親壓根兒沒顧得上關窗，踉踉蹌蹌後退幾步，硬挺挺地坐在樓板上，背脊發涼，四肢僵硬，汗毛倒豎，喉嚨犯緊。“我當時就像在打擺子，隻等著不可預知的大禍降臨。”父親後來說得很認真。“從丘八的口音可以判斷他們是陝西人，但西安不是楊虎城的地盤嘛，難道是十七路軍嘩變？也不像抓學生，抓幾個手無寸鐵的學生至於這樣大動幹戈嗎？別是紅軍打進城，發生了暴動。再就是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火並？”父親越想越糊塗，越糊塗越嘀咕，越嘀咕越不敢大聲哼哼，最後隻好大口喘粗氣。
天光大亮後，槍聲也漸漸平息下來，街道上慢慢恢複了往日的喧鬧：咯吱咯吱的開門聲，稀裏嘩拉的漿洗聲，僻韃僻韃的腳步聲和咿呀咿呀的小推車聲。父親和叔叔擦了擦臉，拍打了身上的塵土，躡手躡腳蹭下樓來，準備到過街的小攤上要一份鍋魁夾豆腐乳做早餐。他們一到公寓門口就看見麵帶驚恐的人們三三倆倆聚在一起，交頭接耳卻誰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兒。
“真嚇死人了。長這麽大沒聽過這麽厲害的槍響。”
“開始還以為是誰家放鞭炮，後來一想，不對呀，誰家這麽早過年。”
“怕是誰把咱九娃哥(楊虎城)給惹火了。”
“八成是丘八和憲兵們幹上了。那邊住的不是中央憲兵團嗎？槍響就那兒響得凶。”
“嗨，管他牛打死馬還是馬打死牛，不與咱老百姓相幹，少管閑事，少惹是非。”
路人慢慢散開，該幹什麽都各自幹什麽去了。父親有些不甘心，仗著膽子順著小巷往大街上溜，想探聽更多的消息。突然看見樊向貴兩眼放光，氣喘籲籲跑過來。他那張細皮嫩肉，白裏透紅的園臉蛋騰著煙霧，讓人想起白生生，泡蘇蘇的發麵饅頭。
一看見父親樊向貴便把手中拽住的一份報紙高高舉起，不停揮舞，惹得那身半新的
蘭布長袍下擺飄蕩，好像一麵風中翻飛的大旗。
“黎吉昌，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樊向貴老遠就開始叫喊。
父親一把抓過報紙號外，兩眼死盯著大標題，卻仿佛根本不認識那幾個中國字。四下本已散開的人群不知從那裏全部湧了過來，把手持報紙的父親團團圍住，卻把空著手的樊向貴擠到一邊，急得樊向貴大叫：“讀一下，把號外給大家讀一下。”立刻得到所有人應和叫好。父親很不習慣這種大場麵，他退上街沿，雙手微微顫抖激動地大聲朗讀：“特大消息：張楊兩將軍聯合兵諫，活捉蔣介石。”
這就是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也是影響父親一生的重大事件。父親回憶西安事變時頗為感情地形容：“寒風冽冽，夜幕沉沉。熾熱的岩漿砰然爆發，憤怒的江河洶湧決口，一座酣睡的古城被驚醒了。”他的藏書中有不少關於西安事變的著述。隻要經濟許可，他幾乎是見一本就買一本。
然而，事發當天人們還來不及品味她的偉大意義。西安的大街小巷十分平靜，甚至可以說比平時冷清了不少，因為稍大的商店幾乎都沒有營業。好像發生強烈地震後呈現的寂靜，混沌狀態。樊向貴比父親大兩歲，平時也比較關心政治，知道上那裏去尋找青萍之末。他帶著父親等人跑到西安中學，想先找幾個同學打探消息。一進校園，發現裏麵像翻了鍋。操場，教室，宿舍以及各處走廊上到處是人，成群結隊，七嘴八舌，議論紛紛。有的慷慨激昂發表演說，有的平心靜氣分析局勢，有的你爭我吵麵紅耳赤，還有的沒什麽事幹就扯著嗓門狂呼海叫。人人臉上都露出喜悅神情。“這下好了，中國有救了。”“槍斃老蔣，抗日有望。”“老蔣不死，魯難未已。”“要抗日，老子第一個報名。要去就去東北軍。”大家紛紛寫標語，畫宣傳畫，準備上街遊行。奇怪的是這次樊向貴很沉得住氣，不像以前看到熱鬧就往前衝。他除了自言自語幾句“沒想到這就是張學良的保證，沒想到他會用把老蔣抓起來。真是言而有信真君子，敢做敢為大丈夫。”外，就隻是在人叢中穿梭打聽同學的下落，完全不介入任何情緒化的活動。父親幾次按捺不住想衝上去和別人辯論，都被樊向貴拉住。他對父親說：“這些人太幼稚，沒法和他們辯論。殺蔣放蔣事關重大，隻有張楊兩將軍權衡利弊才能決定。現在我們要腳踏實地地幹些實事。首先就是走上街頭，走入社會，宣講抗日救國的主張，團結誌同道合的朋友，為共同的目標而奮鬥。”
就這樣，蔣介石自以為“和諧”的“安定團結”局麵在西安崩潰了，中國軍民長期被壓抑的抗日怒火仿佛從地底下噴溢而出。風雪嚴寒包圍的古城沸騰了，到處是抗日口號，到處是救亡歌聲。父親幾個人也開始精神亢進，一連幾天跟著樊向貴東奔西跑。忘記了吃飯，忘記了喝水，忘記了冰天雪地和自身單薄的寒衣。他們去慰問即將開赴潼關前線的東北軍西北軍將士。樊向貴居然混進了西安社會名流慰問團，登台對士兵們聲稱：“你們悲壯哀蒼的出師行列，堅定整齊的前進步伐，使大地動容, 人神振奮。”
父親他們參加了在革命公園舉行的群眾大會。大會上，張學良和楊虎城發表了告東
北軍西北軍將士書：
“我們的國家，已到了生死關頭，真是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我們必須鞏固我們抗日救國的戰線，去與一切破壞我們的惡勢力相拚，方能實現我們的主張，才能收複我們的失地，才能湔雪我們的一切國恥。”“我們需要團結，我們需要奮鬥，我們必須不辭一切光榮勝利的犧牲。”
“這是我們起來的時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湯湯，我們光榮的勝利，就在目前，我們一定要到黃龍痛飲的。”
“我們一定要不辭一切艱險犧牲，去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與自由，去達到我們最後的勝利！”
張學良時稱少帥，正是風流倜儻之際，其鐵杆粉絲也不比俄羅斯總統普京少。他在台上一亮相，全場歡聲雷動。一個風騷少婦身穿米色錦緞絲棉旗袍，腳踏高跟鞋衝上台去，在張學良胸前別上一朵紅花。轉身對台下大聲喊道：“我是婦道人家，不會扛槍，不懂軍國大計，為抗日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我隻能懇求趙四替我們婦女同胞照顧好少帥的身體。少帥的健康是全國真心抗日民眾的福氣，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所有漢奸賣國賊的噩夢。我們就是要讓這些王八蛋天天吃不好，睡不香，早日滾出東北，滾出中國。”父親身邊的兩個女師學生激動的手拉著手在原地轉圈跳躍：“幸虧中國還有少帥，少帥能救東北，少帥能救中國。”“哎呀，你說我怎麽就不能是趙四，我怎麽就能不是？”張學良和楊虎城講話口若懸河，慷慨激昂，不斷被陣雷般的掌聲和歡呼聲打斷。父親後來說：“兩將軍真是大義凜冽披肝瀝膽，我們當時感動得熱淚盈眶。”這是大時代年輕人的特有激情，很難為今天的人所理解。我有時在胡思亂想：父輩們披荊斬棘打下的江山，是不是就為自己的子孫能夠舒舒服服地譏笑他們的執著和理想？
四
然而，革命就像發高燒，再興奮，再沸騰，再狂熱也有個降溫的時候。高燒四十度沒有意識到的饑餓感到體溫下降時就再也忍受不住了。公寓已經悄悄停止供應父親和叔叔的客飯，帳房先生也來了幾次，先是禮貌地提醒，漸漸地不耐煩地直接討帳，後來幹脆要他們卷鋪蓋滾蛋。父親和叔叔一麵死皮賴臉：硬說西安事變後郵電不通，家裏匯不來錢。一麵節省開支。早飯能省就省，油條是早就不能吃了，饅頭也改成窩頭。午飯和晚餐合成一頓，也不過鍋魁夾豆腐乳。澇腸刮肚不說，連維持幾天都不知道。看著弟弟眼巴巴的指望目光，哥哥隻好硬著頭皮到西北公路局去碰碰運氣。
公路局的辦事員看見父親愛搭不理：“吃飽撐糊塗啦？事變了，所有公路都不通，還辦什麽訓練班？”
“公路早晚得通，訓練班將來也得要辦，能不能先給點維持生活的費用。”父親央
求道。
辦事員這回抬起了頭，那目光就如同看見一頭外星人：“說什麽話呐？所有的錢都要用著去打仗，局裏還不知道怎麽維持呢，那有錢給你。去去去，別耽誤這兒辦正事兒。”
父親垂頭喪氣，拖著疲乏的步伐回到公寓，看見樊向貴早已坐在屋裏。父親苦笑著說：“白跑一趟。唉，一文錢難倒英雄漢。這往後日子咋辦嘛？”
樊向貴得意地笑了：“天無絕人之路，不想闖闖這條路？”說完把一張揉搓得皺皺巴巴的油印薄紙片遞給父親。父親小心地慢慢用手指展開紙片，隻見靠右邊一豎行醒目大字跳入眼簾：“中國工農紅軍抗日軍政大學招生簡章”。
這個時候父親極端務實的書呆子性格表露出來。他首先注意的是學校招生是否考外語：當然不考。然後研究一下其他考試科目：似乎也不難，至少對他自恃不錯的國文和數理化。學期半年，學完就分配工作這一條特別誘人，至少不用擔心再打饑荒了，完全符合父親的願望。唯一的問題就是學完後在紅軍部隊中分配工作。這紅軍究竟是什麽玩藝兒？別真的是“共產共妻”的土匪吧？父親不是小孩子，聽到革命二字就激動萬分，他關心的就是幹紅軍究竟有沒有前途。
父親握著招生簡章慢慢地坐在床上一言不發，可把樊向貴急得上竄下跳。
“你小子怎麽了？給個話呀。”樊向貴催促道。
“你是咋想的？”父親楞楞地看著樊向貴。
“嗨，這有啥好想的。從拿到招生簡章那時起我就下了決心。堅決報考。就是要去闖這一關。抗日，那個熱血男兒不想幹？今天隻有共產黨旗幟鮮明要抗日，要想轟轟烈烈幹番事業，就得投紅軍上前線。”樊向貴的話斬釘截鐵，擲地有聲。
“這簡章不明不白，到那裏去報考？”父親淨拿些枝節問題來搪塞。
“我早打聽清楚了。去三原，紅軍就在那裏。我們趕快收拾收拾，今天晚上就動身，明兒一早就到。”
“這麽大的事兒，得考慮考慮，不好好考慮，咋走？”父親雙手抱住自己的腦袋做痛苦狀。
“嗨，真沒想到你小子關鍵時刻這麽婆婆媽媽，五心不定。吉順，你給你哥哥說說。”
樊向貴不耐煩地站起身。
叔叔怯生生地：“我沒主意，還是聽哥的。”
“算了算了，我算看透了你們這些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隻告訴你一句：過了這個村可就沒這個店了。”樊向貴風一般地衝出屋去，重重地留下“砰”的一響關門聲。
晚上，父親的另一個同學邵國文蹭進屋，先告訴父親他也要去報考抗日軍政大學，接著開導愁眉苦臉的父親：“這也是走投無路，逼上梁山。總不能呆在公寓裏餓死吧。我們出來半年多了，碰過多少釘子還不清楚？說起來你是高才生，‘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怕就怕你考得再好也沒人要。好容易考上了西北公路局，事變一來，萬事黃湯，人家像甩破爛一般把你甩一邊不管了。眼下潼關馬上就要打起來，打起仗還有什麽考學校找工作的盼頭。我們都是年輕人，年輕人這年頭不圖個抗日能有啥前途？共產黨紅軍最主張抗日，人家辦學校，彰明昭著就叫是抗日大學，在中國誰敢這麽幹呀？不抗日，中華民族沒出路，青年學生也沒出路。共產黨紅軍既然堅決抗日，我們投奔他們也沒什麽不對。國難當頭，投筆從戎，縱然馬革裹屍也是萬人景仰，有什麽不值得？何況人家辦的是大學，又不是讓我們去抗槍，當丘八。”一席話大至民族興亡，小到個人利害，頭頭是道，有理有據，充滿感情。說得父親頻頻點頭。
當天夜裏，父親聽著叔叔輕微的鼾聲翻來覆去睡不著。腦子裏像有無數的亂麻纏繞：公寓的欠帳，即將告夭的荷包，渺茫的個人前途，變幻莫測的時局，樊邵兩同學的話，扭結一起擰成了紅軍這個大問號。然而最讓父親剪不斷理還亂的是奶奶衰老的倦容。爺爺去世後家無半點積蓄，隻靠祖父留下的幾畝薄田度日。奶奶眼巴巴望著哥倆兒考上學校或找個差事，成家立業。自己也希望能混點子出息，孝敬母親，眼下弄到這步田地，連口都糊不上，如何對得起她老人家。要是投靠紅軍，自己吉凶難測，生死難卜不說，母親怎麽辦？弟弟怎麽辦？可要是不投紅軍又有什麽出路。出路出路，我才在這個世上活了十八年呀。父親坐起身，摸著兜中的十幾枚銅錢，默默禱告：“皇天有靈，我若一把抓個單，主吉，投紅軍；若一把抓個雙，主凶，回家教書種地。”於是抓出一把攤在床上，兩眼望著天花板不敢下視，撚著顫抖的手指細數，竟得了個雙，長出一口氣，還是別冒這個險。轉念一想，今天是雙日，抓雙該主吉才對。於是又重抓，再重抓，越抓越難做判斷，越抓越糊塗。突然父親頭腦中靈光一閃，意識到自己還是有明確傾向的。他開始尋找一切理由為投紅軍辯護。感謝我們老祖宗的偉大發明：忠孝不能兩全。父親覺得這是最理直氣壯的借口。“再說我現在回去幹什麽呀？一文不名，徒自增加母親的負擔。至於紅軍和個人的前途，先管他媽的吧。”
五
父親一做了決定，馬上叫醒叔叔，把剩餘的幾個錢絕大部分交給他：“我先去陝北看看，你先回家。如果紅軍有前途，我馬上去信讓你過來。如果沒有前途，也就我倒黴，你還可以在家照顧媽媽。”真是兩全其美。沒想到的是父親和叔叔參加革命的時間因此相差半年多，解放後哥倆兒一個紅軍，一個八路，待遇差了一大截子。
天亮後，樊向貴和邵國文都來了，父親幹脆地告訴他們自己的決心。樊向貴故意說：“這可要考慮清楚，紅軍成不了事怎麽辦？成王敗寇喲。”
父親一拍桌子，劍眉倒豎：“老子就學曹操：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
樊向貴高興地一拍父親的肩膀：“好小子，不愧是民族精英，國家棟梁。”
六
告別西安古城隻能偷偷溜走，因為父親欠著公寓老板三十多元錢。第二天天麻麻亮，父親和邵國文裝著早起鍛煉的模樣，大大方方走出公寓。一轉過小巷，剛才那份從容馬上就變成做賊心虛，兩人加快步伐趕到北門，和早已等候在那裏的樊向貴匯合。鬆了一口氣的父親和樊向貴，邵國文一起湊了幾塊錢，到小攤上要了幾碗羊肉泡饃飽飽地吃了一頓。幾十年後父親還清楚地記得那一頓熱氣騰騰，滾燙肥鮮的美味是如何解饑解饞。
下午到了三原縣城並沒有見到紅軍。四處打聽才知道招生的地點是在城外的一所學校，他們已經走過了頭。三人轉回頭找到那裏，這才見門口貼著紅軍抗日軍政大學報名處的字條。接待他們的是一位中年教師模樣的中年人，很熱情，先讓他們填表，然後每人發給五塊大洋，囑咐他們自己到延安報到。父親忍不住問：“在那裏考試？”
“到延安就知道了。”
樊向貴疑惑地問：“就我們幾個去延安？”
“學校宿舍還有幾個人。你們要是沒地方住，今晚可以和他們住一起。上路的時候多幾個人也有個照應。”
萬沒想到報名就這麽簡單，怎麽連張照片都不要。這算是錄取了嗎？如果算，怎麽連入學考試都不要，也太歪了點兒。如果不算，怎麽還發這麽多路費，有錢沒處花了嗎？三人被弄得稀裏糊塗，都懷疑這所謂的抗日軍政大學是不是所野雞大學，但誰也不敢多問，生怕到手的大洋又飛了。即刻去找學生宿舍，隻見門窗大開，屋裏屋外空空洞洞，幾張光禿禿的木板床上放著簡單的行李卻看不到人影。父親心想中年教師說的大概就是這幾個人了，隻不知現在他們到那裏逛去了。三人覺得沒什麽事幹，又走出門在縣城裏轉了兩圈，順便吃了頓晚飯，到掌燈時分重新回到宿舍，果然看見四五個年輕人坐在床前高談闊論。經互相介紹知道他們也是到延安報考抗日軍政大學，相約明天起身，父親他們當然樂意和他們結伴而行。
談了幾句，父親發現這幾個人全都改了姓名。一位年紀稍大的同學也不知是恐嚇還是當真嚴肅地說：“當紅軍就是當共產黨，被當局知道了家人肯定要遭殃。要想不連累家屬，必須改名換姓。”說的父親三人心裏發毛。父親心頭更多一層擔心：我欠著公寓老板幾十元錢，將來紅軍和東北軍西北軍成了一家，老板找到紅軍來討帳，說我負債潛逃可怎麽辦。第二天一大早，三人找到中年教師，聲稱昨天填的表有錯誤，要求重填。中年教師也不阻攔，收回原表，每人另補一份。但要改個什麽名字卻讓父親大費斟酌。後來想，我參加紅軍是為了抗日。抗日勝利就是中國的黎明，於是順筆改成：黎明。
邵國文改名邵英，樊向貴最後覺得參加紅軍沒啥了不起，用不著改。不一會兒，大家出來。樊向貴說：“告別西安了，咱們再回頭看一眼古城，也留下點美好印象吧。”這會兒天已大亮，太陽掛的老高，然而西安方向什麽也看不清，其實也根本看不見，路途太遠。但他們卻隱隱約約感到有一線灰色城牆靜靜地盤臥在天際。不多時，原本清朗的天空旋轉起漫漫黃沙，起風了。黃沙很快淹沒了原野，遮天蔽日向三原方向橫掃過來。
就在父親揉揉眼睛的當際，突然從黃沙中衝出一騎快馬，像一羽深藍色的雕翎落到父親他們麵前。騎手勒馬停下，用手掀起嶄新的紅星八角軍帽帽沿，額前竄出幾縷烏黑劉海，原來是個女兵。她身穿熨燙整齊的藍布軍裝，腰間橫係棕色小皮帶，顯得腰俏分明，英姿颯爽。看見中年教師後朗聲笑問：“有水嗎，喝一口。”
中年人忙答應道：“有，有。”把桌上的洋磁茶缸遞過去。
女兵也不謙讓，接過水杯一飲而盡，然後對著楞怔的父親說：“小兄弟，想當紅軍？”
父親可能覺得女兵過於光彩照人，低頭囁嚅著回答：“是，剛報名，明天就走。”
女兵有點懷疑：“明天？今天晚上可要下雪。”
“下雪算得了什麽。”父親覺得她太小看人，昂著頭說。
女兵爆出一串歡快爽朗的笑聲：“有誌氣，小兄弟，今天你算走對了路。”然後揚鞭躍馬而去。
樊向貴轉身問中年教師女兵是誰。中年人答：“哦，你們不認識她？她就是丁玲。”
丁玲。父親當時的感覺是如雷貫頂。丁玲，那個寫出了“莎菲女士的日記”，出版了“在黑暗中”文集的名作家，那個丈夫被國民黨槍斃，本人幾度神秘失蹤的傳奇人物？父親如條件反射地追問一句：“她真的是丁玲？”
“那還有假。全國有幾個丁玲？”中年教師覺得父親的問題有點不可思議。
沒想到這樣鼎鼎大名的人物都在紅軍中，看來共產黨真有他邪門兒的地方。難道說我這一步真的走對了？父親望著北方的滾滾黃沙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語。他想得很多，但就是沒有想到自己曾經的偶像有一天會變成右派。
丁玲的話一點不錯，天空中很快飄起了稀疏的雪花。電影馬可波羅中有這樣一個鏡頭：當馬可波羅一行人曆盡艱辛到達某地，突然對麵衝來一支鐵騎攔住去路，所有人都感覺吉凶未卜，馬可波羅的父親卻從懷中掏出一麵成吉思汗頒賜的金牌。騎兵們看見金牌馬上閃開一條道，馬可波羅就此走進充滿希望的神奇大草原。一九三六年的除夕，父親就這樣滿懷希望和同伴們踏上了一片神秘未知的土地。他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在一個冷風刺骨、飛雪撲麵的早晨，我們一行十幾個素不相識的窮學生，結伴踏上了白雪皚皚，一片荒涼的西北黃土高原。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曆史的行程，也決定了我這一生的道路。”
這正好是西安事變到抗戰初期那個國共雙方短暫的鬆馳期。國民黨放鬆了對中共的封鎖，致使國統區成千上萬的有誌青年通過這個窗口進入了一個嶄新的世界。他們是社會的精英，時代的翹楚，個個朝氣蓬勃，精明強幹，視野開闊，腳踏實地。他們對中國共產黨根據地的建設，政策策略的製定，群眾的宣傳鼓動，後勤的保障支援，情報的收集整理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建國以後，他們成為中共各級政權的基礎官僚骨幹，活躍在工農業生產，國防建設，科教文衛，金融商貿，對外交往，黨政機關，治安司法，企事業管理等各個領域。一句話：他們把共產主義的不育苗成功地嫁接在千年封建的枯樹兜上並讓其生根發芽。然而，他們中間許多人在臨終之際的困惑是：這棵公有製的怪胎何以在肮髒的私營經濟糞肥中生長得如此瘋狂，而且繁榮得光怪陸離，昌盛得妖冶奇異？
七
第二天上路的時候，同行的人已經聚集到十來人，其中以中學生居多。有兩人來自張學良所辦的學兵隊，一人是來曆不明的大學生。十多個人長袍，短褂，學生裝，中山服，瓜皮帽，禮帽，鴨色帽，中式褲，西式褲，馬褲一應俱全。皮，毛，單，夾，棉樣樣不缺。後來還來了兩位女學生，半短剪發，長旗袍，袢袢鞋。真是五花八門，多姿多采，叫人弄不清是支什麽隊伍。
出了三原北門，見路邊站著一個頗有些曆練的年青人，陝北農民打扮，頭紮白羊肚頭巾，身穿羊皮短褂背心，背上挎著條土布包袱，動作敏捷，眼藏機警，天然流露出山野村夫式的讀書人瀟灑。他看見父親一行人，主動上前打招呼：”去延安？做個伴行不？”
樊向貴搶上前幾步，熱情地：”能問一聲先生從那裏來？”
年青人眼珠轉了轉：“哦，剛從黃龍山逃出來，那裏的土匪抓我做綁票。”
”黃龍山有土匪？”父親覺得喉嚨有點緊，那兩個女學生更是臉都嚇白了。黃龍山就在附近。
”不礙事兒，”年青人不當會事兒的揮揮手，”紅軍早把他們趕跑了，所以我才跑得脫。”
父親還想問什麽，邵英拉拉他的袖口，悄悄說：“聽他胡說八道，瞧他那身整齊的衣著，像劫後餘生的樣兒嗎？”父親也心裏犯嘀咕：別是國民黨的特務吧。那人一路上也不太說話，就跟在隊伍後麵走。
過了金鎖關，遭遇了一場罕見的大雪。雪停風息後重新上路，已經是銀燦燦千樹梨花，白茫茫萬裏素妝。這裏是典型的黃土高原地貌。放眼望去一馬平川，不見邊際的晶瑩閃亮雪原，走著走著就變成一條深溝凹陷在腳下。深溝的斜麵傾斜度不一。坡陡之處積雪停留不住，帶著表層浮土落到慢坡處，露出一道一道橙黃色的新土，如同洗滌過一般分外鮮潔。而慢坡處則形成了綿延起伏的雪堆，雪浪，雪屏和雪墊。這些白色的雪堆，雪浪，雪屏，雪墊和嫩生的黃土交錯雜陳，明暗更替，煞是好看。被雪覆蓋的坡路經人踏踩擠壓成冰淩，變得像玻璃一樣光滑，堅硬，腳踩上去不住地打滑。正所謂上坡容易下坡難，在冰上行走更是如此。父親他們相互攙扶，撐爬並用，小心翼翼，慢慢地梭滑下溜，艱難地到達溝底。抬眼一望，四周竟成了高聳的大山。待爬上山頂，迎麵而來的又是平展如海，望不見邊際的皚皚雪原。樊向貴在雪後的山地上行路還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他敞開上衣，一人跑在最前方，滿腦袋熱氣騰騰。一上山頂，這哥們兒居然豪性大發，對著無際原野大叫起來：“遼闊舒暢，壯偉瑰麗的高原呀，你是中華民族的搖籃，五千年古國的發祥聖地。樊向貴呀樊向貴，你的生命要像高原一樣壯麗，像瑞雪一樣潔白，像黃河一樣奔騰澎湃。我要在詩情畫意的大好河山中馳騁，在潔白高尚的冰雪世界中飛翔。”正好一輪普照大地的紅日把金光無嗇地潑撒在雪地上，激發起刺人眼目的晶亮反光，有如攪動萬千璀燦的星辰在閃耀。樊向貴舉著雙手站在白雲蘭天下，真有點遨遊河汗的風光。
快到延安時，父親幾個一起跑上最後一個山頭，望著夕陽輝映下的寶塔前仰後合，氣喘籲籲。突然，旁邊冷冰冰甩過一句話：
“你們能吃屎嗎？”
所有人都愣了，轉眼看見高處站著那位黃龍山土匪的“綁票”，手裏還點著一支卷煙。
“能。”出乎意料之外，隻有邵英輕蔑地應了一聲。邵英家境貧寒，在中學成績一般，遇事聳頭聳腦，梭邊溜號，很少受人注意。沒想到這會兒倒幹脆地答了一句：“要幹一番事業，就別管什麽生死榮辱。”
“好，能吃屎就能革命。”“綁票”大步走下來，緊緊握了握邵英的手，鼓勵地：“好好幹，會有出息。”
他路過父親麵前時也停了停，問：“小同誌，叫什麽？”
“黎明。”
“黎明？黎明前就是黑暗。今後的路可不大好走啊，但願能再見麵。”說完獨自下山走了。
“他不會是紅軍裏帶兵打仗的？”有人嘀咕了一句。
“嗨，他要帶我打仗，我還不如跳河。”樊向貴不以為然。
“他要真帶我打仗，死也甘心。”邵英咬著牙說。
九
抗日軍政大學全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培養軍事和政治幹部的學校。他的前身是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紅軍大學，教育委員會主席為毛澤東，林彪任校長，劉伯承任副校長。抗大編成四個大隊。一，二，三大隊是紅軍幹部。所有白區新來的人都編到四大隊。四大隊下麵有三個中隊。四大隊住在延安東門外飛機場附近的一座營房。從城內到營房要過延河。這時的延河冰封雪凍，隻有中間的一小溜清澈流水在兩邊的碎冰中開辟自己的艱難道路。延河在寶塔山下繞了個大彎，營房恰好在大彎的北麵，背靠清涼山，麵對延河水。
然而，抗大初期的生活實在是艱苦。營房所在的地勢不錯，既高又敞亮，但房屋頹敗傾塌，門窗俱無，破爛不堪。營房大院內，東西兩排敞房，靠北一個小院。按編隊區分，樊向貴和邵英住在西廂，父親住在東廂。靠北的小院住的是女生，有二，三十個。廂房裏塵封氣黴，除了長長的一排用土坯砌成的通炕，空蕩蕩的什麽也沒有。學員們自己動手，打水，鋪草，灑水，安放行李，忙了一整天，總算象個人住的地方了。到了晚上，新的考驗又來了。天寒地凍房屋卻八麵透風，遇到下雪，雪花夾著北風穿牆而入，撲打在人臉上。學員們大多衣被單薄，隻好仗著人多擠在一起，你拉我扯，最大限度的利用從外邊帶來的有限資源：毯子，棉單衣褲，帽子，圍巾。不過這些東西似乎都比不上當地的麥草，又幹又厚特別保暖。
不久，父親發現自己的毛衣裏長出了一種小動物，弄得混身發癢。告訴樊向貴，樊向貴說我早發現了就是沒撤兒，你有什麽辦法嗎？。父親說：“魯迅的王胡和阿Q有這耐性，翻檢衣服，一個個捉來放進嘴裏，比賽誰辟辟剝剝咬得響。”
樊向貴眉頭皺老高：“我說你怎麽越來越邋蹋，這話都不覺得惡心。”他們兩人抱著不下於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用力擠壓，結果是越擠越多，連毛衣縫裏都密密碼碼布滿了白花花的小點。父親當時的感覺就是頭皮發麻，毛骨聳然，束手無策。他終於想起來，這東西隻有用滾水燙才能斷根，但問題是到那裏去弄滾水？
住如此簡陋，吃也別想多好。大家吃集體夥食。在大院裏，每個班圍著個裝滿飯菜的大洗臉盆就餐。沒有山珍海味，隻有發黴的小米，陳年的包穀，上頓羅卜棒，下頓土豆條，缺鹽少油，父親有時咽都咽不下去。更讓人惡心的是，父親他們吃飯時盛菜的家夥竟是洗腳盆。我懶得去描述七八十年前那些陝北男子漢的腳臭味，因為您可以清楚想象遭遇下述場景的感受：當您正在有汁有味品嚐一餐美味佳肴，突然有一隻，即便是洗得十分幹淨的大爪子不恭敬地伸進了您的飯菜碟子。其實就在吃飯時，這幫學生娃兒就注意到給他們盛菜的家夥是個洋瓷大臉盆。臉盆盛菜雖然少見，但大家都能理解。唯一有點別扭的是那家具也太舊太破了些，盆裏盆外到處是一坨坨黑紅乎乎的鐵鏽，用這玩意兒盛菜能幹淨嗎？唉，革命嘛，總要吃點苦。但他萬沒料到當天晚上就有人用這個盆子來洗腳。父親當時的感覺就是腸道裏有條小蛇翻滾直衝胃賁門，他馬上想到了到延安路上“老頭”說的話：能吃屎的才能革命。
十
“在這樣的艱苦生活麵前，有些人動搖了，後悔了，覺得越看前途越渺茫了。”父親在回憶錄中寫道。其實他本人就是這些動搖分子中的一員。他之所以沒有退出去，一個原因可以歸結於人年輕和隻有在資源極端匱乏時才會發揚光大的共產主義思想。父親他們當年就是靠著互相幫助，蒙頭蓋臉才熬過了這個冰封雪舞的嚴冬。而更重要的原因則是父親沒有一門過硬的親戚。
這時候，新來的同學給樊向貴帶來一封信。信是他叔叔親筆寫來的，還附了十元錢。他叔叔讓他趕快回來，說已經給他活動到漢中縣的一個代表身份，很快可以遞補到縣教育廳當廳長。解放後他對父親承認：“我當時覺得就算拿不到縣教育廳廳長的位置，待遇也肯定比呆在紅軍中強。紅軍要錢沒錢，要槍沒槍，要人沒幾個，根本看不到前途。”但他當時對父親說得可是理直氣壯。“革命不能光往人少的地方跑。現在大多數人都需要我們去喚醒他們。隻有大多數人都起來了，革命才會成功。我回到漢中可以利用合法身分從事革命工作，鼓動抗日救亡。革命不分紅區白區，重要的是紅軍和白區工作相互配合。回去不是怕艱苦，也決不是動搖，其實白區的工作更危險。我是看清楚了，自己在白區可以給革命作出更大的貢獻。”
這一席話如晴天霹靂震得父親耳朵發蒙，萬沒想到樊向貴把他騙到這個鬼地方自己倒拔腿開溜。他的反應是樊向貴肯定是共產黨，隻有共產黨內的人才可能給安排這麽個美差。好家夥，捂得真嚴實。黨的安排，形勢的需要，真他媽的官冕堂皇。他嘴裏說拜托樊向貴回漢中後到自己家看看，給老人家講講這裏的情況，讓她放心。內心深處裏那份嫉妒和惱火勁就別提了。父親去找邵英，邵英正坐在石頭桌子邊寫通訊稿。父親一五一十把樊向貴的打算給他說了。邵英半晌沒出聲，握著破舊鋼筆的手一動不動，隻有鼻子撲哧撲哧的呼吸聲。父親想和他商量一下他們今後的打算，剛說了一個詞：“我們……，”
邵英就雙手一拍桌子，騰地站起身，暴躁地說：“你聽他鬼話連篇。他就是圖舒服安逸。你看他從一開始就不停地抱怨，上抗大後，整天悶著個頭不說話，幹事能躲就躲，能偷懶就偷懶。現在好啦，找到新門道了，可以當廳長了，還革個鬼的命。你想跟他回去？他能給你找個飯碗？做夢吧。我們無依無靠，回去照樣是求爺爺告奶奶鬼都不理，上那兒去找出路？我反正是鐵了心，不管共產黨將來是劉邦還是項羽，亦或幹脆是那些默默無聞的草寇，我都要一條道走到黑。”
父親的腦海中就像有兩個小孩在打架，他好像明白了什麽叫“分道揚鑣”。我的天啦，樊向貴不光是自己的革命領路人，還是自己的革命拐杖。如今我還“瘸”著腿，這拐杖倒先沒了，叫人今後如何走路？
幾天後四大隊召開全體大會，大隊政委董必武講話。董必武年約五十，留一撮八字胡，穿著一件過於長大的舊麵襖，步履穩健，聲調平緩。他先講了抗大辦學的宗旨，抗大的校風和眼前的困難。雖然是白開水一樣平淡的話語，聽的人也不能不為這批共產黨人曆盡艱辛，舍身忘死，矢誌不渝的革命精神所感動。講到最後，董必武說：“有幾位同學提出想回白區，可以回去。我們的立場是來者歡迎，去者歡送。回到白區和我們這裏比一比，如果覺得還是這裏好，再回來，我們同樣歡迎。”不知道今天的讀者會對這個許諾作何感想，反正當時感動得父親兩眼濕潤，覺得共產黨真是仁至義盡。
四大隊還真給開了個歡送會。在歡送會上，樊向貴可能有點自卑，沒怎麽說話，更沒宣揚他那套白區革命的理論。歡送會後父親獨自回到房中，抱著頭坐在床前。突然一個冷冰冰的聲調響起：
“看見別人走，自己也動搖了？”
是那個神秘的“綁票”，他穿著發白的紅軍幹部軍服。
父親不知道他什麽時候進來的，隻是抬起頭傷感地：“他有一個好叔叔，我上那兒去找這樣的親戚？”
“真這麽簡單？還在來延安的路上，我就感覺他呆不長。”“綁票”見父親眼中露出不相信的神色，便笑著加了句：“他太羅曼蒂克。”
父親當時不懂為什麽。幾十年後他在評論愛爾蘭女作家艾捷爾．麗蓮．伏尼契的
“牛虻”時說：“如果把亞瑟比做革命，把瓊瑪比做羅曼蒂克，那就可以肯定作者要麽虛構了亞瑟，要麽虛構了瓊瑪。因為革命和羅曼蒂克是兩股道上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
那天晚上，“綁票”冷著臉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一個人要革命就不能反革命，要反革命就不能革命，又革命又反革命是最危險的。”
父親把這句話牢記了一生。
十一
樊向貴以後的遭遇是那個特定時代諸多普通中國人家命運的縮影。他回到漢中，楊虎城的勢力已經被蔣介石整垮。樊向貴被胡宗南的軍警機構當做紅軍的探子抓起來，坐了幾年牢，以後悔過自新，當了國民黨的基層人員。全國解放後，父親在四川工作，他窮途潦倒跑來求一碗飯吃。父親把他介紹到一個中學去當圖書館管理員。以後，查出他曾當過國民黨的區分部書記，是上線人物，而且劃成了右派，被遣送回家，當了和尚。這件事，害得父親在曆次政治運動中，都要作檢討。革命就像推石頭碾子，推過去傷害一撥人，推過來傷害另一撥人。最悲慘的就是那些夾縫中的小人物，他們充滿惶惑，無奈，恐懼和傷痛的呻吟是那麽微小細弱，以至我們在歌功頌德的同時很容易把他們遺忘。樊向貴為當年輕率的離開延安，追悔莫及，歎息不已，曾寫過一首詩，內有一句是：“一念之差別聖愚”。其實，當時，離開延安的人，不僅是“一念之差”，大都是家境比較好的或在白區有點門路的人。像父親這樣走投無路逼上梁山的，麵對延安當時那樣艱苦的生活，紅軍那樣穹促的局麵，雖然也發生過動搖的念頭，可是回去更無門路，所以，沒發展到要離開的地步。
不過，讓父親始料未及的是，這個故事居然還有第二集。在下一集的故事中，父親麵對的是文革掀起的滔天巨浪。
十二
我感興趣的是父親思想中動搖穩定，再動搖再穩定的迭宕起伏過程。“你講的情況好像並不特別艱苦嘛。至少很多小說和電影創造了更絕望的環境”。父親覺得這個問題真是膚淺：”看你說的，小說和電影給你提供了明白的是非標準，清楚的後果結果。要在生活中真有那麽明確無誤的東西，傻瓜也知道怎麽去選擇。我們那個時候，對紅軍是個什麽性質，紅軍有什麽前途根本就搞不清楚。這種情況下要你去克服那些不起眼的，平凡瑣碎的艱苦就難了，因為你不知道這麽做的意義，也不知道這麽做會有什麽好結果。你要在前途未卜的時候去做決定一生命運的決定，這才是真不簡單。”
父親有充分的理由為自己當年的堅持感到自豪，這感覺隻有強者和勝利者才配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