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口問題的兩個因素

 

中國的人口問題的兩個因素

第一是時間因素。天時，地利，人和嘛(附：李熬說“自由”把馬寅初給翻出來是一大敗筆)。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

首先，這裏我必須打住。一般說來“初期”是個時間概念，但是對於不同的問題似乎同樣一個“初期”概念這兩個字的時間含意是有可能大大不同的。

比如說討論軍事問題，那麽這個“初期”的概念所代表的時間就比較短。如果是討論經濟問題，這個“初期”的概念所代表的時間就比長了。如果是討論人口問題，而人口問題是屬於經濟問題的，這個“初期”的概念所代表的時間就是經濟問題裏最長的一部分了。因為人口的變化是比較緩慢的，至少也要大幾十或上百年才能改變人口的結構。

我不是學經濟的，但是現在靠經濟的邊緣吃飯。我也不是搞人口學的，由於混經濟飯吃的原因常常我必須跟搞人口學的人們打交道。隨便說一下，最明顯、簡單也是最低級的人口素質就是健康。其次是年齡結構，比如人口按年齡的分配。如果一切都理想化，那就是平均或常數分配啦。純理論地天方夜談，經過長時期的和平時期的的人口應該平衡下來。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人口在經過一個相當長時期的和平時期（一百或幾百年）以後就在某種理論上是比較理想的了。

人口素質的健康除了人口按年齡的分配（老人多，還是年輕人多）還包括生育力（各性別按年齡的分配及其健康程度），老化速度，壽命等等。

人口素質裏另一個最低級的素質就是生產力，其中也包括健康，還有人們關心的受教育程度。

這些數據的都是非常不容易得來的。美國法律規定每若幹年都要花很多精力大張旗鼓地搞一次人口普查（census），而且還往往由於政治和經濟種種原因搞不到準確的數字呢（而且這些數據的細節還是國家機密呢）。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人口結構呢，當時的人們是不可能有準確的統計數字的。但是，我們可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人口是一個剛剛經過了十幾、幾十（如果不是上百）年戰亂的人口結構。而且，在這一百多年（１８４０－１９４９）之前的晚清的人口結構（健康、人口按年齡的分配、生育力、老化速度、壽命還有教育）應該也已經不是那麽好的了。就更不用說中國這一百多年的戰亂是從那一百多年的戰亂之前的抽鴉片開始打下了基礎了的。吸毒對人口結構（健康、人口按年齡的分配、生育力、老化速度、壽命還有教育）的毀滅性的影響恐怕是怎麽說都不過分的。

所以，在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開始時，說中國的的人口結構是中國曆史上最差的（如果不是人類曆史上）最差的人口結構是不是很過分的。

所以，雖然沒有可靠的統計數據，我們還是可以定性地簡單地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人口是一個非常或極不健康的人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人口在體質上是不健康的（加上醫療係統的落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人口的生育力（雖然是未知數），但是應該也是跟其健康相聯係的，所以應該不是十分的強的。戰爭對人口的第一影響就是死亡率升高，壽命降低（主要由於年輕人的死亡和老年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出生率（包括成活率）下降（戰亂嘛，就不解釋了）。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自然也是急劇下降（戰亂嘛，我也不解釋了）。

在當時的這樣一群中國人麵前，就算完全不考慮戰亂後的中國的生產力的低下（需要人的肌肉力）和人民享受和平對於生兒育女的渴望，如果鼓勵人們一對夫婦生兩個孩子的結果是什麽呢？稍微有一點想象力的頭腦都會想象到這群人很快就會麵臨人口的老化和急劇下降（死亡）和年輕人無法承擔撫養老年人的重負。這群人還能發展進步嗎？

其實，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也不過是五、六十年。所以，一個小學一、二年級的算數就可以告訴人們這個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出生的人們現在最老的也不到六時歲。這個事實的一個簡單又直接的推論就是我們今天的國家基本上上是這些所謂多生出來的人們建設起來的。否則，恐怕養老早就是問題啦。當然，我們必須養這些人的老。我們是不是可以在抱怨這些“多生出來的人們”的時候，也應該感謝他們對我們的祖國做出的貢獻呢？當然，這些“多生出來的人們”又犯了一個大錯誤：他們生了我們這共和國的第二或三代人。我真想象不出我們批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人口政策有任何道理，無論是科學的、經濟的、感情的和道德觀上的。

寫到這個份上我都忘了我要說的第二個人口問題的因素了。好不容易想起來了。這個是一個生物學的理論，在動物中有很多實驗和數據，對人嘛，我說出來大家就知道無法實驗了。生物學的理論說任何一個物種都有一個最低的生存基數。如果這個物種的個體的數量低於這個基數的話，由於基因的缺乏（也就是近親繁殖）就必然會導致其滅絕。

我不知道這個生物學的理論是什麽時候發明的，因為我也不是搞生物學的。大家有興趣可以問自己搞生物學的朋友。我的印象或估計是這個生物學的理論在１９４９年還沒有發明。至少那個時候的生物學家們對保護物種還遠遠不如今天上勁兒。

我說這個生物學的理論的目的是要跟大家說一說人口素質問題。由於人類是社會化動物，也就是說人是依賴社會而生存的。因此，這個生物學的理論對於人類的研究，經過各種觀察，生物學家們基本上同意：人類這個物種的生存基數大約是五到六百。從中國觀察，一般的村莊也就是五到六百人左右（當然至少要多於這個數啦），算是個旁證吧。也許不同的種族會有大不同的基數，但是這就幾乎是無法論證的了。

由於人類是社會化動物，也就是說人是依賴社會而生存的。一個社會並不簡單是若幹個體的一盤散沙式兒組合，而是這些個體的有機的有組織的集體。一個有機的有組織的集體的最基本的象征就是它有一個領袖。社會性的生物都是這樣的。螞蟻有螞頭、蜜蜂有蜜蜂頭，狼群有頭，等等等等。

因此，把這個生物學的理論用於人類的一個推論就是：在每五到六百人裏應該有一、兩個優秀人物作為他們的領袖（因為如果不然，單是五到六百個各人放在一起也是無用的）。這當然說的是自然分配，也就是說沒有經過選擇的五到六百人。因為，經過了選擇，比如說一個大學裏的五到六百人裏就要比你在街上隨便找五到六百人裏的優秀人物多一些或優秀的程度高一些。這也就是今天發達國家大力宣揚自由移民對小國家的人才掠奪的科學基礎。美國內部呢，它的不發達地區或黑人區的自然產生的人才也會由於經濟原因離開，因而造成美國內部的不發達地區或黑人區剩下的質量不那麽優秀的人們永無出頭之日的必然性。說什麽榜樣如何如何是沒有科學根據的，某個黑人幹了什麽偉大事情或發了財，並不能是活證明了其他黑人的什麽希望。如果有的話，隻是多了一個發了財的黑人，對別的黑人發財的希望或路子隻會更加狹窄了。

這裏順便提一下，侵略者和奴隸主對被他們奴役的人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對反抗者也就是奴隸們中自然產生的優秀分子們（或叫“刺兒頭”，“trouble maker”）給以消滅，而且這個做法還是有生物科學根基的。

這也就是“ 數量是質量的保證”的道理。按照這個這個生物學的理論，中國有十幾億除以五、六百那麽多的優秀人才，也就是幾百萬！如果大家相信中國人比別人聰明的話，那麽中國的優秀人才比這個估計還要多一些呢。美國最多也就能吸收個幾或幾十萬中國留學生。所以，雖然中國的優秀人才到各國留學和移民走了一些，由於中國的人口眾多，還是有不少優秀人才留在中國建設祖國的。前一段時間就有網友貼帖說他當年的同學在“神舟”項目裏做個什麽總工程師呢。實話說，今天我們大多數人在美國的物質生活都未必比國內好到那裏去，就更不用說事業和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啦。

最後提一句中國的共產主義或叫農民革命在生物學上的合理和先進性。不管怎麽樣，事實是中國幾千年或幾百年（看你怎麽算）的發現人才製度是不很高效率的。因此，中國的共產主義或叫農民革命讓農民睡到了地主的姨太太的床上或甚至就是跟地主的姨太太性交和生兒育女啦的這件事，在事實上完全的、百分之百地、純粹地從生物學科學上看也起到了豐富地主們的基因的作用的。也就是說，中國的共產主義或叫農民革命以後的中國的統治劫機在生物學上都是一群完全不同的人和代表一些萬全不同的基因（DNA）。

話都說到這兒啦就再說幾句。據說毛主席對抗日戰爭時期彭得懷的“百團大戰”不滿雖然有其還不到戰略反攻的戰略時機，也有犧牲了很多長征過來的老紅軍。所謂“大難不死，必有後福”說的是經過“大難”篩選出來的“適者”們是優秀的少數，因為死了的已經被淘汰啦。完全不考慮政治上的好惡，在事實上完全的、百分之百地、純粹地從生物學科學上看長征過來的老紅軍們是中國人中一些極為優秀的基因（DNA）啊！前麵提到了社會是一群個體的有機的有組織的集體，而且社會的力量要比這些個體的一盤散沙的聚合大的多。這還隻是說一般的質量的個體呢。經過長征篩選過來的老紅軍們當然是有及其嚴明組織紀律性的組織啦，其力量的強大大家想象去吧。這個觀點說不一定還可以作為（我狗膽包天一下子啦）“長征是宣傳隊、是播種機”的一個生物學的補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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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李熬說“自由”把馬寅初給翻出來是一大敗筆

莊冬

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生不逢時。李熬說“自由”把馬寅初又給翻出來是一大敗筆。馬寅初的正確性好像是不可置疑的。

這人分“說事兒的”和“做事兒的”。“說事兒的”容易和“做事兒的”難啊。

美國的創始人們說“自由”容易，不過100多年林肯不打一個內戰，美國黑人也自由不了。

美國的創始人們說“民主”容易，美國娘們兒們不大鬧一場，美國女人也民主不了。

美國的創始人們說“民主”容易，美國黑人們不大鬧一場，美國黑人也民主不了。美國黑人也才民主了50幾年嘛。

馬寅初一九五一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一九五四年當選全國人大常委。一九五七年發表《新人口論》。一九五八年被點名批判。一九六○年被迫辭職。十九年後平反為北大名譽校長，重新當選全國人大常委。一九八一年當選中國人口學會名譽會長、中國經濟學團體聯合會第一屆理事會顧問。一九八二年在北京逝世，享年一百○一歲。

凡事都必需講天時、地利和人合。

我先說說這“天時”。如果你想搞一個軟件公司，現在已經不是微軟起家的時候了，現在照微軟起家的方法起家就不一定好。如果你已經有一個軟件公司，如果你的公司現在的人員結構和微軟不一樣，你照微軟現在的管理方法就不一定好。因此，邯鄲學步和東施效顰一般不是好主意。

我再說說這“地利”。拿公司做比喻，對一個公司來說這“地利”就是它在它自己領域裏的位置和跟其競爭者、原料供應和服務市場的關係。如果你已經有一個軟件公司，如果你的公司現在的原料供應和服務市場的關係和微軟不一樣，你也不是像微軟一樣是自己領域裏的領袖，你照微軟現在的經營方法就不一定好。

我最後說說這“人合”。其實大家可能已經感覺到了，這“天時”、“地利”和“人合”三條是相互聯係著的，不是孤立的。反正，由於微軟是自己領域裏的領袖，你的公司能雇到的人一般說來一定要比微軟的雇員的“素質”差一些，即便你能給出跟微軟一樣的工資。甚至，如果你能給出比微軟高10%的工資，你就能雇到微軟能雇到的雇員的“素質”水平了嗎？

如果，你還非要照微軟現在的先進的經營管理方法和給你的雇員微軟一樣的“人權”，也就是生活或工資條件和工作或辦公條件，你以為你這個軟件公司還能活幾天？

如果，有人給你出照微軟的先進、正確還“人權”的方法搞的高招兒時，你會用這個人和他學舌過來的微軟的先進、正確還“人權”的方法的高招兒嗎？

所以，我估計在這種情況下你的公司是不會照微軟的先進、正確還“人權”的方法搞的。

如果，有一天，你的公司比以前強大多了，你也用了一些微軟的先進、正確還“人權”的方法了。這說明那個當年給你出照微軟的先進、正確還“人權”的方法搞的高招兒的人有“先見之明”嗎？

當然不是，邯鄲學步和東施效顰的高招兒誰不會出啊？！中國人民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期就已經把那個美國人叫“猴子見了，猴子照著做”(MONKEY SEE，MONKEY DO)的精英方法批判過了。

大家知道，中國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來這109年裏就沒有和平過。109年的戰亂啊！109年戰亂時期是很長很長的。109年的戰亂已經遠遠足以使一個國家的人口形成一個戰亂人口結構。

109年戰亂過後的中國的人口結構還是一個戰亂時期的人口結構。人口結構包括人口數量和家庭關係。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戰亂人口結構有些什麽特點。戰亂對一個國家人口的影響主要是數量下降和出生率下降。戰亂對一個國家人口的社會影響主要是對家庭的破壞，因而造成社會的不穩定。這就是為什麽人們一般喜歡雇傭結婚有孩子的雇員，因為他們比單身雇員穩定。也由於結婚有孩子的雇員有家庭負擔，他們也比較單身雇員負責一些。因此，戰亂時期的人口社會結構一般不適應於和平建設。

特別是對於一個109年戰亂過後的農業大國，同時又是科學工業極端落後的中國來說，109年戰亂過後的中國的人口結構不僅僅完全不適應於和平建設還與發展工業極不適應。

一般說來，戰亂以後的和平環境中的人們迫切需要結束戰亂時的不穩定生活，也就是要安家，即結婚生子。這是動物的本性，美國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所謂“嬰兒潮”(BABYBOOMER)就是戰後美國人心要過日子的結果。先不說美國人的戰亂不在美國，也不說美國人的戰亂遠遠少於109年，美國還是戰勝國呢。

中國就完全不同了，中國的109年的戰亂全在中國而且中國戰勝的時候也不多或沒得到什麽好處呢。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戰亂以後的和平環境中的中國人迫切需要結束戰亂時的不穩定生活，也就是要安家，即結婚生子的心情一定不比美國人差。特別是考慮到中國是一個農業國，還有大家庭的傳統。

所以，我以為馬寅初一九五七年發表的《新人口論》對一九五七年的109年戰亂後才8來的中國大概是不十分得人心的。美國現在也在討論美國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所謂“嬰兒潮”(BABYBOOMER)的人們就要退休會對美國經濟產生的巨大影響的問題。

我好像沒有聽說有美國人嫌二次大戰後的美國政府沒有搞計劃生育。當然有人可以說人家美國基督教沒有計劃生育的傳統。那中國就有計劃生育的傳統？

我好像沒有聽說有美國人懷念某個美國人在二次大戰後建議過美國政府搞計劃生育，也就是沒有聽說美國人也有自己的馬寅初。

我建議喜歡馬寅初的人們查一查，看一看美國到底有沒有一個一九五幾年的美國的馬寅初。如果美國沒有，你們可以向美國人介紹介紹一下馬寅初一九五七年發表的《新人口論》，也就是馬寅初的“先見之明”。

為什麽美國人在討論美國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所謂“嬰兒潮”(BABYBOOMER)的人們就要退休會對美國經濟產生的巨大影響的問題時沒有美國人嫌二次大戰後的美國政府沒有搞計劃生育呢？我不知道。也許美國人知道美國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所謂“嬰兒潮”(BABYBOOMER)的人們對美國今天的繁榮富強是有巨大貢獻的吧？

事實是，這些人是負擔，但是他們也是有貢獻的。把他們帶來的貢獻和負擔比一比，那一個大一些呢？

好像是陳毅說的“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用手推車推出來的”，沒有汽車和電車嘛。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三、四十年出生的中國人對中國人今天的這個日子也是有巨大貢獻的。大家不要以為如果建國初期三、四十年搞了計劃生育現在的人口少了以後而中國的發展還會照常進行和現在的經濟也不會有什麽不一樣。

不錯，在同樣數量財富的情況下，分那財富的人少一些每一個人分到的財富就多一些。這大概最多也是小學知識分子水平。

但是，請大家不要以為當分那財富的人少一些的時候，那財富的數量會保持不變。因為，你今天分的這個財富也有他們的貢獻。這些人在分這個財富的時候是負擔，但是他們在創造這個財富的時候也是有貢獻的。分那財富的人少一些，財富也會隨著減少的。

要證明馬寅初的“先見之明”是必需證明減去這些人口也減去這些人口的貢獻之後你的日子還是要比現在好才行呢。這恐怕不是一件像小學知識分子算分數看一看分母的大小那麽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當人們說起如果當年毛主席聽了馬寅初的“先見之明”中國人口要是少一點他們的日子就會好過一點的時候還是應該想一想：

在1957年的汽油力和電力都極不發達的中國經濟主要是要靠人力來實現工業化的情況下，如果當年毛主席聽了馬寅初的“先見之明”中國人口要是少一點的話，我們到底有沒有可能有今天的這個日子？

我以為，如果當年毛主席聽了馬寅初的“先見之明”中國人口要是少一點的話，我們根本就沒有可能有今天的這個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