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讀過清代思想家龔自珍的《病梅館記》。文人畫士們把梅樹養成病態以為美。作者痛惜病梅,斥責那些文人畫士,誓言要“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他決心要親自照顧生病的梅樹,讓它們恢複健康。龔自珍生活在清朝中後期,西洋影響力正經由各種渠道進入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已開始,社會發生著深刻變化。他用病梅比喻人心,強調隻要解除束縛,病梅就會自己變好,體現他的“人性本善”觀念。他用文人畫士比喻當權派,用療梅比喻自己的社會改革理想,認為大眾的思想已經病態,錯在當權派,改革方向就是換掉他們。
如果細想,《病梅館記》裏隱含一個奇怪的邏輯。大眾思想出現病態,為什麽龔自珍完全不提大眾的責任,而專注於作為間接責任人的當權派?難道不應該誰出問題誰負責嗎?或者說,為什麽龔自珍把大眾比喻成被動低級的草木,而把當權者和自己看作他們的主宰?目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還在進行中,龔自珍麵對的宏觀問題依然存在。意識到這點我們就會發現,回答上述問題不那麽容易,需要深入探究中國社會思想的基礎。
中國主流文化信奉“性善論”,源自孟子。《三字經》開頭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曾是曆代兒童上學後讀到的第一句話。但先哲們也有不同意見,比如同為儒家的荀子主張“性惡論”,認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孟子的學生,告子認為“性無善無不善” ,類似現代說法,“人本是一張白紙”。明朝大儒王陽明繼承告子的觀點,認為“無善無惡心之體”。王陽明一生成就卓著,帶來儒學中興,很多現代人還推崇他。法家主流則相信性惡論,比如韓非子說,“人皆自為”,就是人都自私。他曾師從荀子,繼承和細化了後者的性惡論。儒家和法家是曆代主流意識形態,道家相對次要。它對人性論述不多,強調人性自然、無所謂善惡,類似於“人本是白紙”、或“人是顏色混沌的紙”。
這些傳統人性觀看似紛繁,但有共通點,都是一元論。他們都認為人可以被簡化成單一元素,而不失去人的本質。區別隻在於這個元素的定義,善、惡、無善無惡、還是無所謂善惡?他們沒有共識。形象地說,他們看人都像畫家看一張紙。他們爭吵不休,隻是關於紙的顏色。相對比,西方傳統文化對人的認識來自基督教。《聖經》認為人心二元【1】,就是人的本質裏存在兩個基本元素,不可進一步簡化。或者說,如果再簡化,人就不成其為人了。
圖1. 基督教的人心模型,《新約》中有詳細討論,主要在《羅馬書》第7、8章,和《加拉太書》第5章。
基督教認為人心包含聖靈與肉體,簡稱靈與肉。基督教相信三位一體,神、耶穌、和聖靈本質一致,所以“聖靈”也可以稱作“心中的神”、或“心中的耶穌”,代表愛、真實、正義等精神。而“肉體”不僅代表人的身體,也包含整個物質世界。因為物質世界影響人,必然通過身體。肉體的需求不僅包括食欲、性欲等,也包括對榮華富貴、趨利避害等的渴望。靈與肉是人心中兩個“司令部”,爭奪領導權。它們互相鬥爭,勢不兩立。但它們發出的命令有時相似,比如正常狀態下它們都要求人保持健康,吃飽穿暖等。
上圖右下方還有一個小人像,代表人的意誌。它的任務是做選擇。基於信仰,它選擇跟隨聖靈,做神的奴仆。但肉體對人有強烈誘惑。如果信仰不堅定,人就會屈從,選擇跟隨肉體,做肉體的奴仆。在任何事務上,意誌必須、也隻能跟隨靈與肉中的一個。意誌永遠是奴仆,不是獨立元素,所以人心是二元、不是三元。
圖2.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意誌神學家,宗教改革發起者,基督新教創始人。生活年代對應明朝中期。左圖,他年輕時是聖奧斯定會修士;中圖,他經常光顧的懺悔室;右圖,在修道院期間他從《聖經》中領悟到“唯獨信仰”原則(拉丁語 Sola Fide),與官方教義相左,後來成為新教基本原則之一。馬丁來自一個成功的企業主家庭,父母都篤信神。父親本是農民,非常勤奮努力,靠奮鬥成為銅礦主,並晉身地方政治圈。父母讓馬丁從小接受良好教育,希望他成為律師。22歲時他獲得碩士學位,但對神的渴望愈發強烈,超過對法律和哲學的興趣,於是違抗父母願望,成為一名修道士。他29歲獲得神學博士,然後在維登堡大學(University of Wittenberg)作神學教授。1517年,他34歲,把自己的思考歸納為《九十五條論綱》,寫成大字報,貼在維登堡教堂大門上,掀起席卷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
以年輕的馬丁·路德為例,看看基督徒如何跟隨聖靈,抵製肉體誘惑。聖奧斯定會是羅馬天主教的一個派別,旗下很多修道院和修道士,以思想要求嚴格、學術水平高、和生活清苦著名。其入會誓言是把自己全部貢獻給神,完全放棄肉體。另文中講到,現代遺傳學創始人孟德爾也是一位聖奧斯定會修道士【2】。他們都沒有個人財產,日常生活像苦行僧,吃飯靠向路人化緣。他們的學習內容比現代大學課程艱深得多。他們的作息製度像軍營,每天從早晨3點到深夜都被安排。
馬丁每天除了規定的讀書、辯論、禱告、和體力勞動之外,還特別喜歡獨自呆在懺悔室裏。他逐個反省一天中自己心裏的所有念頭,挑出哪些是跟隨神意,哪些是不小心跟隨了肉體,然後嚴格檢討。在有些日子裏,他反省後沒發現自己跟隨了肉體,不免一時竊喜,但馬上又意識到這種竊喜不來自神,而屬於在肉體誘惑中跌倒,於是再自我檢討。馬丁路德是偉人,他的心路曆程被後世學者深入研究,所以我們知道這些細節。但並非隻有偉人才如此要求自己,很多普通基督徒也類似。西方文化在過去千年裏的成功,就建立在這種真誠的精神追求基礎之上。
“人性”在中西語境中的詞義不同。中國人習慣於一元人性論,用“人性”代表人的整體本質。西方人習慣於人心二元論,用“人性”(Nature of Man或Human Nature)代表肉體性質,就是人在不服從神時表現的性質。所以西方人談人性,不包含聖靈,不是人的整體,隻是人的一部分。為避免混淆,本文用“人心”代表整體的人。因為靈與肉勢不兩立,所以西方人認為人是個矛盾體,永遠處於內在衝突之中,有時肉體占上風,有時聖靈占上風。
國內學者常說,“中國人相信性善論,西方人相信性惡論“。這是把整體與局部相提並論,是不恰當對比。西方人談人性惡,指肉體之惡。但西方人信仰基督教,當然認為人也可以表現出聖靈的善。普通人混淆概念,有情可原。但專家學者們也這麽說,並且同行中沒人站出來指出錯誤,就太不應該了。
朋友們都知道性善論,但不熟悉基督教關於靈與肉衝突的觀念。很多人覺得從未接觸過,其實不然。國內學校都講授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其中有矛盾論。毛澤東寫過哲學名篇《矛盾論》。矛盾論的淵源就是《聖經》中的人心二元論。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繼承自黑格爾。黑格爾篤信基督教。他有感於《聖經》中靈與肉的衝突,將之抽象化,稱為“矛盾”,再推廣到萬物。他認為萬物內部都存在矛盾,最基本的矛盾就是“存在”與“目的”之間的矛盾。其中“存在”對應於人的肉體,“目的”對應聖靈。但隻有人有意誌,其他生物和非生物沒有。神造萬物,目的是為了神,就是讓神的國最終在地上實現。但萬物當前的存在構成現實世界,還不是神的國,說明它們的存在與神之間存在矛盾,這就是“存在”與“目的”之間的矛盾。這個基本矛盾再衍生出其他矛盾。
黑格爾認為曆史發展有深層模式。矛盾演變成統一,然後在更高層次上產生新矛盾,新矛盾再統一。這樣循環往複,螺旋式上升。比如人對水的認識,首先有常識A=“水是液體”,再發現B=“水也可以是固體冰”。二者矛盾,其中A是正命題,B是反命題。它們統一成合命題C=“溫度低時水是固體,高於0度時水是液體”,推進人的認知水平上升。再發現D=“水也可以是氣體”。C與D是新層次上的新矛盾,它們再統一成E…。人的認知就按這個模式逐漸接近真理。黑格爾認為,曆史進程不斷趨近“絕對精神”,其實就是他為神在哲學裏取的新名字。黑格爾辯證法的實質是,世界發展有內在目的,就是實現神的國。
馬克思和恩格斯被黑格爾折服,把辯證法引入馬克思主義的各個領域。但這樣做造成嚴重問題。黑格爾信仰基督教,他的辯證法裏到處隱藏著基督教義。馬克思主義是無神論,徹底唯物。把前者塞進後者,引發各種邏輯斷裂。最簡單的,比如黑格爾講曆史“螺旋式上升”,因為神在上,接近神就叫“上升”。馬克思主義照抄,也講“螺旋式上升”。但沒有神,什麽是上什麽是下,根本沒定義。
馬克思主義哲學漏洞百出。在社會主義陣營裏,如蘇聯和中國,它的權威被政權保護。西方學術界裏也有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左派政治運動為他們創造了生存空間。在邏輯上他們也說不通,但堅持抱殘守缺,因為其中有利益。他們已形成利益共同體,平時抱團取暖,並把領域內語言搞得複雜玄妙,讓外人聽不懂,很難批評他們。偶爾出現個別質疑者,他們就群起而攻之。情況類似中國的“紅學”界、或《邊城》研究者群體等。
回到矛盾論。馬克思主義否認神,萬物不再有形而上的目的,黑格爾矛盾論的基礎不複存在。於是在馬克思主義體係下,矛盾論變得不能自圓其說。毛澤東在1937年發表《矛盾論》,試圖解決這個問題。撇開其中關於政治鬥爭的部分不談,隻關注其理論演繹,文章試圖把矛盾普遍性的基礎從神改為科學與數學。比如它引用恩格斯、列寧等,提出“高等數學的主要基礎之一,就是矛盾”、“就是初等數學,也充滿著矛盾”、“在數學中,正和負,微分和積分(都是矛盾)”、“在力學中,作用和反作用;在物理學中,陽電和陰電(都是矛盾)”。
說數學中的正數與負數、微分與積分是矛盾,證據很弱,難以服人,因為關係中的雙方並沒發生 “對立統一、螺旋式上升”。比如微分與積分同時被發現,發明者是牛頓和萊布尼茨。它們是微積分的兩個部分,之間互補,並沒互相衝突,何來矛盾?物理中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正電荷與負電荷等,發生在兩個不同物體上,根本不在一起。矛盾普遍性指的是在同一事物內部存在矛盾。總之,《矛盾論》的理論根基不牢靠、論證過程不能自圓其說。
在信神的黑格爾看來,所有事物的基本矛盾都在其目的與存在之間。數學、物理、或任何其他學科在這方麵都相像。以數學為例,它的終極目的是體現神的完美,但當前數學並不完美。為解決這個矛盾,數學家們努力推進數學發展,讓它更接近完美。數學本沒有意誌,是“死”的。但因為數學家參與其中,數學仿佛有了意誌和方向,“活”了起來。世界上隻有人有意誌,其他萬物沒有。但因為人參與,世界也有了意誌和方向,萬物都隨著活了起來。這就是人的獨特,人是這個世界的“靈”,是神把人造得如此。
毛澤東在世時,所有國內學者們都為《矛盾論》拍手叫好,認為它是毛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傑出貢獻。還好,毛自己有一些反省,承認 “《矛盾論》就並不很滿意”【3】。毛去世後,國內開始出現質疑聲。有人說毛的哲學文章不是他自己寫的,是別人代筆。還有人指出官方版《矛盾論》被改寫過,並不是1937年時的原版【4】。但國內學界還沒人指出其內容錯誤,也許環境依然不允許,雖然吹捧的人已基本絕跡。
在圖1中,聖靈在上,肉體和人的意誌在下,因為神高於物質世界和人。人從自身與環境中領會神,就是“超越”(Transcandence) ,代表人的精神不自囚於現實,追求和領悟崇高的神。因為基督教普及,所以Transcandence在西方是常用字,在拉丁文、英文、德文、法文中拚寫都類似。康德哲學就叫Transcendental Idealism。國人不熟悉這個概念,以至於中文裏沒有貼切的詞與之對應。比如在字典裏,Transcandence被翻譯成“超越”,但康德的Transcendental Idealism被翻譯成“先驗唯心論”,而不是“超越唯心論”。“超越”也可以被鬆散地翻譯為“形而上”、“升華”、“領悟”等。
圖3.超越性思維的例子。牛頓從蘋果落地中領悟出萬有引力。他是極其虔誠的基督徒,研究科學就是為了接近神。
依據基督教義,牛頓認為神創造世界時應該有簡潔一致的原則,否則世界混亂無序,沒有美感,違反神的智慧與完美。《約翰福音》說,“道就是神。…萬物是借著他造的”。其中的“道”,英文是WORD(詞匯),希臘原文是LOGOS,意思是“詞匯”、“語言”,引申為“邏輯”、“原理”、“含意”等。神就是萬物內在的、背後的原理、意義、目的等。神不依賴人或物。相反,人和物都依賴神。神智慧,完美,自在。他的目的不是讓人幸福,或讓世界更美好。相反,人和物存在的目的都是為神。
在中國古人頭腦裏,月亮星辰上都有神仙和瓊樓玉宇,與地上的人和土石草木不可同日而語。古代西方人也類似,覺得天上是神界,那裏的一切與地上完全不同。所以原來的常識認為,蘋果落地與星辰運行就像風馬牛,完全不相幹。但自伽利略之後,一小撮西方思想先驅猜測,二者都由神設計,背後應該有共通原則【5】。牛頓繼承這個想法並發揚光大,最終發現了充滿美感的萬有引力定律。相對比,在接觸西方現代科學之前,中國科學家們不知唯一神,以實用為目的,所以想不到在科學裏追求統一或美感。
朋友中存在一種質疑,如果《聖經》那麽偉大,為何用“道”這類模糊詞匯描述宇宙,而不像牛頓那樣給出精確數學表達?《聖經》是兩千年前寫的,目標讀者是普通人。而用數學表達科學原理的方式出現在近代。數學等號(=)在16世紀,基督教改革之後,中國明朝中期,才由英國醫生和數學家雷科德(Robert Recorde 1512—1558)發明。之前人類不知道什麽是數學公式。即使《聖經》作者懂得萬有引力,受時代限製,也不可能用數學表達,因為信徒們看不懂。再說,《聖經》是關於信仰的書,科學不是重點。它不會細致到具體科學原理。【5】
圖4. 沃爾姆斯議會(Diet of Worms)於1521年初召開,是神聖羅馬帝國最高級別國是會議,期間設臨時法庭審判馬丁路德,由帝國皇帝查理五世親自主持。左圖是審理現場。皇帝坐在左側;馬丁站立在中央,左手按著他過去發表的著作;幾位帝國裏最重要的大主教和神學家們坐在右側;一眾貴族議員們站立在背景裏。要知道,馬丁隻是小城市大學裏的一個中青年教授,在聖奧斯定會裏負責一些行政工作。如果放在中國,他的地位大致相當於保定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係教授,兼任區共青團付書記,是個芝麻官。右圖是在審判期間的夜晚,馬丁獨自在房間裏禱告,祈求得到神的指引。
沃爾姆斯議會召開時,馬丁引發的宗教改革運動已進行數年。帝國各地出現多路反對派,以馬丁為精神領袖,以他的著作為指導思想。與會者們心知肚明,時局緊迫,史無前例。查理五世知道,馬丁的思想正蔓延,可能促發內戰,讓擁有近600年曆史的帝國分裂。不但老百姓將生靈塗炭,他的權威、利益、甚至生命都可能被威脅。大主教和神學家們懂得,這是羅馬教廷在其1500年曆史中麵對的最大威脅,很可能造成分裂。馬丁也很清楚,這次審判關係他的生死。
法庭程序很快走到關鍵點。審判方要求馬丁公開反悔,否定自己過往的全部著作。如果他在全國矚目的議會上這樣做,就向反對潮流潑上一瓢冷水,教會和帝國都將變得安全,他也可能被減刑。如果他有建功立業的雄心,或想名垂青史,可以從信眾和社會運動角度出發,當庭拒絕審判方的要求,展現運動領袖的高姿態,變成支持者心目中的大英雄,或舉國矚目的烈士。
但兩條道路馬丁都沒選。他既沒屈服,也沒表現出大義淩然的氣概。他請求法庭給自己一天時間考慮。上圖中右側就是他當晚在自己住處禱告的情景。他問自己一個關鍵問題,“難道隻有我一人智慧嗎?”其實他尊重和信任法庭上審判他、和平時反對他的那些大主教和神學家們,知道他們也是博學和真誠的。馬丁思考,“為什麽隻有我一個人看到那些問題,提出那些觀點?他們都反對,是不是我真錯了?”於是他通宵重讀那些曾觸發自己思想的《聖經》段落,並向神禱告,求神為自己指引方向。
無論當時還是現在,都有很多中肯的旁觀者認為馬丁的反對者們思想深刻,很有道理。比如馬丁的核心觀念是“唯《聖經》、唯信仰、唯耶穌”,否認了羅馬教皇的權威。反對者指出,如果馬丁是對的,那麽教會將分裂,基督徒將互相衝突和殺戮。因為沒有教廷約束,每個人靠自己理解《聖經》,人人都有自己的觀點,將造成大量謬誤湧現。一個真理與眾多謬誤混雜在一起,在大眾眼裏都類似,都是人的意見,於是真理將被淹沒,真假將難辨。這些後果違反耶穌原意。耶穌要求基督徒團結互愛,協助真理戰勝謬誤。
第二天馬丁重回法庭,說了一段著名的話,“除非你們拿出源自《聖經》的證明,或用簡明清晰的邏輯理由說服我,我做不到、也不願意徹底否定自己的觀點,因為違反良心是危險的、也是不理智的。這就是我的立場,我無法做其他選擇。願神幫助我”。他的總體意思是,“我並不頑固。如果你們指出我的具體錯誤,我可以否定自己。但不能因為你們給我壓力,我就昧良心地否定自己”。
之後發生的事情,在基督教文化裏常見,但在習慣於中國文化的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法庭宣布馬丁是異端,按律當死。但查理五世為守信用,放走了馬丁。並且帝國和教會都沒有對社會掩蓋法庭上發生的事。於是宗教改革運動如猛虎出籠,再也收不回去了。原來預想過的可怕後果開始發生。帝國陷入暴亂和內戰,查理五世的權威受到威脅。然後運動溢出帝國,宗教戰爭大爆發,基督教會大分裂。整個歐洲進入兵荒馬亂的時代,黎民百姓屍橫遍野。如果換到中國,為了社稷、為了社會安定團結,幾乎所有人都會認為皇帝應該殺了馬丁,尤其馬丁手上無兵無權,殺他易如反掌。如果明殺不方便就暗殺,可選方案很多。或至少對國民封鎖法庭上發生的事,把馬丁對社會的“危害”減到最低。
在宗教改革過程中,羅馬教廷、各國君主們、和改革勢力爭奪社會最高權力和影響力,但並未徹底野蠻化,你死我活的局麵不多。他們總體表現出較高道德底線、理性、和互信,遠比中國曆史上曆次最高權力爭奪時各方表現的道德底線更高,互信更多。所以這場改革雖然帶來長期社會分裂與戰爭,破壞力巨大,但建設性更大。它強有力地推進了西歐、乃至整個世界的文明。後來的理性時代、科學大發展、現代民主政治等,都以這場宗教改革為基礎,都可以算它的後果。
不信神的朋友們想了解什麽是信仰,沃爾姆斯議會上的馬丁路德就是範例。在判決前夜,他需要做最後決定。他麵對的壓力之沉重,常人難以想象。他的決定將關係到羅馬教廷的統一、國家的安危、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他的追隨者們的訴求、他們的安危,等等,當然還有他自己的生死。在這麽關鍵的時候,他卻把心思全放在領會神意上。他整晚祈禱,思考《聖經》。他的決定基於他領會的神意,而不基於任何人的安全或利益,包括不考慮他自己的生死。他把神放在最高、高於一切。這就是信仰。
所有現實因素最終通過肉體影響人。馬丁麵對的各種壓力,在審判期間聚焦於一點,就是他的生命。在沃爾姆斯議會之前,他的朋友都知道,如果他出席,就會被判死刑。他們勸他逃跑,但出於信用和榮譽感,他還是去了。在法庭上他得到反悔機會,也就是免死的機會,但為了在神麵前的良心,他拒絕了。他證明了信仰可以讓人戰勝對死亡的恐懼,就像耶穌不畏上十字架、聖保羅不畏被砍頭一樣。如果信仰強大到戰勝死亡,就可以戰勝其他誘惑。
馬丁把神看得高過教會、國家、皇帝、人民、自己的支持者和他們的政治運動等,不代表他不愛他們。基督教認為對人最大的愛就是跟隨神,因為愛神就是愛人。後來曆史也證明了這點。馬丁引發宗教改革運動,創立基督新教。它們大概是近現代世界曆史上影響最深遠的事件,幾百年來不斷發酵,一直造福於全人類。
圖5. 左,弗裏德裏希三世(Frederick III the Wise,1463—1525),神聖羅馬帝國重要貴族,曾被公推為皇帝,但主動讓位給查理五世,所以深受後者尊重。中,馬丁路德的書房,他在這裏翻譯出第一本德文《新約》。右,隱居時的馬丁路德畫像。他蓄發,改名,希望不被人認出。宗教改革時期,很多人被馬丁的思想折服,包括弗裏德裏希。他大力幫助馬丁。首先,在沃爾姆斯議會期間,他為馬丁爭取到一張“安全通行證”,讓皇帝保證在會上不逮捕馬丁。第二,會議結束後,通行證作廢,馬丁將麵臨死刑。在馬丁離開沃爾姆斯的路上,弗裏德裏希派人劫持他,然後將他送至秘密地點。馬丁隱居多年,期間將《新約》翻譯成德文,掀起德意誌地區人人爭讀《新約》的熱潮。幾個重要且有趣的細節,一,隻在弗裏德裏希病危將死時,兩人才短暫相見。之前他們從未謀麵。二,弗裏德裏希吩咐手下人,不要告訴自己馬丁隱居的地點,因為皇帝和其他貴族會追問,弗裏德裏希想誠實地說不知道。三,弗裏德裏希位高權重,一般人會猜測他冒巨大風險幫助馬丁,肯定出於權謀。但很多證據表明,弗裏德裏希的最大動因是真誠相信馬丁的思想。
自由,就是不屈從於他人意誌。政治領域的自由,就是人的意誌不被他人以暴力或重大利益等為手段脅迫。其中他人主要指政府,因為政府集中最多權力。簡單講,自由就是不被人管。但自由並非不受神管。比如牛頓的萬有引力定理就是一種關於宇宙的“道”,也就是神的一部分。我們每個人都被萬有引力定理限製,也就是在每時每刻都被神管,但我們並沒有因此不自由。所有客觀規律、科學原理,都是《約翰福音》中的“道”,都是神的部分。人被它們限製,不代表人因此不自由。如圖1中的人心模型,人的意誌要麽跟隨肉體,要麽跟隨神,不可能哪個也不跟。
圖6. 神是愛。左,《羅密歐與朱麗葉》裏的著名情節,月夜裏窗台相會;中,特蕾莎修女與瀕死的貧民;右,感動中國的母親。神是真與愛。客觀規律和科學原理都是真,被它們約束,不代表不自由。同樣,人被愛虜獲、被愛驅使、被愛約束等,也不代表不自由。自由是擺脫他人約束,不是擺脫真與愛的約束。
如果你心中沒有神,你就是肉體的奴仆。那些手握大權的人就可以通過壓迫你的肉體,讓你的意誌就範,你就失去自由。如果你心中有神,你就有了自由的機會,因為在靈與肉的鬥爭中你可以跟隨神,讓別人的壓迫對你失效。在沃爾姆斯議會上,馬丁路德麵對的壓力接近人間極限。一方麵,世界上權力最大的幾個人都要求他反悔。如果他不從,性命難保。另一方麵,各地民間反對力量推動他拒絕反悔,做領袖、英雄、或烈士。如果馬丁心中沒有神,無論他膽大、智慧,或懦弱、愚昧,他都會至少屈從於兩方麵中的一個,本質都是屈從他人、失去自由。但他依靠神,在那麽大壓力下也沒屈服。信仰讓他保住了自由。
自由最終來自神。有了自由,人才可能有獨立性與主動性。每個人信仰神的程度不同,在現實壓力下選擇神的過程與結果也不同,於是人有了個性。沒有神,人的自由、獨立、自主、個性等,都是無本之木。除人之外,其他生物或非生物都沒有自由、獨立、自主、個性等,因為神不住在它們心裏。比如無論計算機和人工智能多麽複雜和先進,都不會與人等同。因為機器不會有信仰,神也不住在機器裏。
有人會問,既然神要人信自己,何必不把人造得隻跟隨聖靈、不跟隨肉體呢?其中原因是神愛人,就像父親愛孩子。一個充滿愛的父親,無論自己多麽偉大,也不會強迫孩子完全照抄自己,而會讓孩子獨立、有自由。神按自己的樣子造人。神有自主性、有選擇權,所以也讓人有。
基督教認為,神通過感召人心來影響世界。一些人祈望奇跡,認為神直接幹預世事。另一些人認為教皇特殊,是普通人通往神的唯一渠道。但在現代新教理論裏,奇跡或教皇都沒那麽重要。每個人在心裏領會神,神利用個人改變世界。任何組織或集體,包括政府,都不能像個人那樣直接領會神。在這樣的世界觀裏,個人是主角,政府是配角。
基督教文化裏的君王看待國民,有點像養雞場主看待生蛋的雞。雖然他對雞有生殺大權,但是產蛋最終還得依靠雞。他權力再大,在下蛋問題上也是配角。為了自己的好處,他必須好生照顧雞。基督教文化裏的現代政府看待國民,就像好丈夫看待懷孕的妻子。生孩子要靠太太,丈夫沒啥大用,隻在一旁伺候。太太才是主角。
在基督教文化裏,神是目的、意義、和理想。“社會變好”就是社會趨近神,方法就是讓更多人信神、以及讓信神的人信仰更堅定。也就是說,在基督教社會進步過程中,主角是每個人,主戰場在每個人心中。政府、領袖等都是輔助,本質上次要。
圖7. 在基督教人心二元論裏,人心自帶衝突和選擇,人是“活的”、獨立的、有能力自主進步,因此社會才有可能允許他自由。相對比,傳統人性一元論裏沒有內部衝突或選擇,人就像個死麵饅頭。信奉這樣的人性觀,社會管理者看老百姓,就像書生看紙墨、泥瓦匠看磚瓦、或園丁看草木。在前者眼裏,後者完全被動,隻能被擺布。自由根本無從談起。
中國傳統人性觀裏沒有神,不承認人心中靈與肉的鬥爭,於是人被看成本質上被動。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君王、政治家、思想家、革命者、關懷天下的有誌青年等,自然把人民看成“畫紙”、自己是“畫家”。他們覺得自己是主角,人民是工具或原料。他們的套路可以很多,但核心都是調教人民、擺布人民,就像醫學實驗者對待小白鼠。於是,沒有什麽人民的權利不可侵犯。所謂“自由”,最多隻是他們蠱惑人心時的噱頭而已。
儒家自孔子起就強調“教化”,就是政府主宰人民思想。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意思是“可以讓老百姓按照我們指引的道路走,沒必要讓他們知道為什麽”。在這套理論下,人民是被教化的對象,君王和哲人是主導者。忠孝悌就是要求人絕對服從他人,直截了當地把“放棄自由”推崇為道德原則。法家比儒家更甚。二者對待人民的基本態度都是“役使”,區別隻在方法論。儒家講究“禮儀之道”,偏重柔性手段。法家強調“不務德而務法”,偏重暴力手段。
中國先哲們與基督教思想家們一樣聰明,都具有非常洞察力。但因為拒絕神,他們看不到人的自主性、個性、與自我完善能力。他們的人性一元論裏其實隻有“肉體”,但自由需要神。中華文明雖曆史悠久,古代先民也與西方人一樣,有過自由的衝動,比如《詩經》中著名句子“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表達的情感,但中國哲學從沒誕生過個人自由觀念。
很多人認為,政治製度決定個人自由與權利。其實不然,信仰比政治製度更重要。孟德斯鳩是第一位嚴肅考察中國政治製度的西方大學者。他生活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統治下的法國。同期中國皇上是康熙、雍正、和乾隆,算是盛世。但孟德斯鳩發現,中國人在國家裏的權利與地位遠低於法國或西歐其他國家裏的國民。他嚴厲地批評中國是“以恐怖為原則的專製主義國家”,獲得後世學界廣泛認同。當時中法都實行高度君主集權的政治製度,兩地國民待遇卻差別巨大,根本原因就是法國有基督教信仰,而中國沒有。
回到本文開篇的問題。梅樹病態,為什麽龔自珍不指責梅樹本身,而指責養梅的文人畫士?因為他的思想跳不出人性一元論。他筆下的梅就是千千萬萬國人。他理所當然地把他們看成被動的受體,與決策不沾邊,也就沒有責任。所謂“誰決策誰負責”。責任全在教化他們的人。所以龔自珍指責“文人畫士”,就是當權派。同理,要匡正老百姓思想,也不可能靠老百姓自己,必須有新教化者。於是龔自珍自告奮勇,顯露中國文人傳承數千年的入仕野心。
《病梅館記》寫於1839年。之前幾年裏,龔自珍全力支持林則徐禁除鴉片。之後第二年,鴉片戰爭爆發。龔自珍身處西方列強撞開中國大門的時代,切身感受到民族危機。他胸懷愛國熱情,積極尋求改革之路。他的思想走在時代前沿,文字清晰有內容,備受近現代文人推崇。李鴻章讚揚他在憂患之中創造了“古今雄偉非常之端”。柳亞子評價他是“三百年來第一流”。縱觀龔自珍作品,他對人性的看法有過改變。在這篇文章裏他支持性善論,但之前他支持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論【6】。他尋來尋去,還是在中國古代諸子百家中打轉。
龔自珍的改革大計,其實就是換人,“當權派下台、換我或我的派別上台”。他的想法停留在政治領域,完全沒看到西方強盛背後的信仰基礎。從《病梅館記》成文到現在大約180年,期間仁人誌士們的基本思路都與他類似,都專注於爭奪政治權力、改變政治和經濟製度,沒有深入到民族信仰層次。他們發動戰爭、革命、改革。中國因此經曆了晚清、北洋、蔣介石的軍政與訓政、毛澤東的斯大林式專製、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到如今習近平的終身製。轉了一大圈,死了上億人,結果從皇上變成了新式皇上,GDP從世界第一變成第二【7】,曆史大致回到原點。現在,無論國內當權派、改革派,還是海外民主派,思想上還與龔自珍類似,目光還盯著權力,思想還局限於政治與經濟,還看不懂信仰的關鍵作用。如果不改變這種狀態,沒有理由相信中國的下一個180年將與上一個180年有根本差別。
2023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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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這些評論,不是對駱駝有興趣。而是他的文章老是混淆科學問題和宗教問題,還跟我的研究密切相關。隻好來澄清一下。我不跨越科學和宗教的邊界,也不研究自然選擇背後有沒有上帝。
不知道駱駝為什麽要談《紅樓夢》、邏輯、科學、自由意誌這些問題。我談《紅樓夢》不是談寶黛感情。隨便說一下,我認識的才女中沒有林黛玉這樣的人,別想多了。人類智力研究非常複雜。
按龔自珍《病梅館記》的看法,去掉束縛,自然的人,就成賈寶玉了。《紅樓夢》主要不是寫寶黛感情的。自然的寶玉也跟黛玉合不來。但寶玉跟妙玉是知己。而黛玉的良師是賈雨村。所以傅秋芳家的仆人笑寶玉傻。
前八十回的甄寶玉跟賈寶玉不一樣。 希帕索斯和伽利略跟寶玉們也不一樣。他們都有世俗的人那部分。
我研究的自由意誌問題,是世俗的人那部分的問題。跟你說的那個“自由意誌”不是一回事。所以,我才會問上帝有沒有自由意誌,意思是問上帝能不能超越物理定律。我也問智力科學、生命科學有沒有無法簡化成物理科學的部分。
同理,我研究的inconsistence也不是你指的那個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