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穀 -- 溪流
地球軌道是橢圓，不圓我有什麽辦法？
《蕭子升回憶錄》
轉自 《夢遠書城》
自序
本書之作非為歌頌英雄，亦非在貶責草寇。我全無此種意向。何況在我看來，英雄和草寇之間的界線有時根本就是模糊不清的。
本書所述，旨在從我記憶之倉中，選出一般讀者感到興趣，且與遠東問題有關聯的生平若幹片斷，作成正確的記錄，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對我自己的同胞來說，還是對整個的人類世界來說，我都感到把某些已經為官方曆史或多或少歪曲的事實記錄下來，是我的責任。因為我已經看到不正確的細菌出現於書冊之中。
我的記憶力是我最珍貴的天賦之一——我至今猶能熟記孩提時期之往事 ——在撰述本書之各章節時，當年與毛澤東相處的情景一一浮現，曆曆如在眼前，即使我所保存之當時的日記亦可不必參。舊夢重溫，給我帶來多少歡欒時光；然而知我者皆能證明我絕不是一個做白日夢的人。<注：從正文可以看出，蕭先生的記憶遠沒有他所說的那麽好。>
我相信本書是記述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以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之誕生和有組織的發展之頭一部著作。我深信，我是唯一熟知此等事件之細節和秘密的人；而由於我並非政壇中人物，故能夠公正而自由地加以揭露。
自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毛澤東成為眾所周知的人物之後起，很多中西友人要求我撰寫我與毛氏之間的交往……已知和未知的。於是我開始以法文寫了一段當年行乞的經過。這一段故事剛剛寫完，友人林語堂先生要求我撰寫毛澤東早年的生活，作為他所主編之雜誌的主要篇章。原來的故事很不容易縮短，於是我乃重新加以規劃，而另外寫出二十四章，但在我尚未寫完之前林先生的雜誌卻已經停刊了。因此我便保有兩份原稿，一份為十七章的法文稿，另一份為二十五章的中文稿；我皆欲將之完成。其時內子閱讀兩份原稿之後大為感奮，而表示願將兩稿合譯為一本完整的英文稿。這就是本書的由來。
本書第一至第八章的故事，其中一部分是毛澤東本人告訴著者的，其餘的部分則是我們故鄉的親鄰以笑談的方式傳述的。我對他的弟弟毛澤覃知之甚稔。我聽說他後來成為一位紅軍的軍官，而遠在毛澤東當權之前他就被南京國民政府的軍隊擊斃了。自從我們在第一師範聚首起……那就是從第八章起……我希望能使當年的經過清楚地重現出來。而由於自己也是本書的一個角色之故，因而能夠保證字字真實。我所詳述者顯然隻是經過選擇的一些片斷，因為要把我們兩個人在那重要的十年中一起生活和工作所發生的事情都記述下來，乃是不可能的。
在這本記述中，從頭至尾我都極其小心謹慎地保持當年談話的真切情景。
發生於約莫四十年前之所有本書中記錄的談話，一定是被清楚地記憶著的。假定今天我們仍然討論同樣的問題時，所表陳的觀點將不會有太大的不同，不過我將會把我觀點更有力更成功地表達出來。
二十年來，我閱讀過不少中、日文和西洋文關於毛澤東早年的生活和中共誕生的文章和書藉。對那些誇大和荒誕的記述我常常情不自禁地竊笑不已。中共的出版物怕是在黨的命令之下選寫的，而共產黨處理這類事情的原則是宣傳重於真理。在中共出版的一切書刊中，他們通常總是避免提到我的名字，雖則我曾經和他們的領袖在一起工件，並且共同從事組織的活動。假定他們提到我時，一定要在我的名字之前加上“反動的”的字樣，因為我不是一個共產黨人，我的名字對他們沒有好處。但在另一方麵，在我的書中我都毫不猶豫地使用共產黨人的全名。因為我是在撰寫曆史，並非為任何目的而作宣傳。
本書是對中國和我個人的一個悲慘的紀念品。內子孝隱以堅強的毅力在接受一次嚴重的手術之前夕完成了英文的譯稿。她對本書因其重要使命而將廣被閱讀一事具有完全的信心，然而不幸，她竟未能及見本書的出版。除了中文詩和散文之外，這是她唯一的一本英文書，她雖曾有撰寫若幹種英文著作的計劃，但可歎的是她已不能付之實現了。本書之由敘大 (Syracuse Universitty) 出版社出版固極為恰當，這是因為內子在學生時代曾經日日夜夜在敘大校園中消度過數年之故。當她因個人的畫展而第二次到美國時，曾應邀在那個她所深深喜愛的城市之藝術博物館中作過一次講演。
本書之問世獲得林語堂先生之協助，良蠲而序文之賜尤見盛情。在此我要向退休的榮譽教授、哲學教授派波博士 (Dr. Raymond F. Piper)和派波夫人 (Mrs. Lila Piper) 致以最誠摯的謝意；派波博士曾為本書寫了一篇優美的前言並製作了一簡要的年表，而派波夫人為準備付印書稿化了很大的功夫。他們兩人是閱讀本書英文稿頭一對美國朋友，而對本書鹹表示熱切的期待。我對敘大出版部主任貝恩(Donald Bean) 和該部執行編輯梅思洛邊夫人 (Mrs. Arpena Mesrobian)之豐富的經驗和才幹至為傾心。他們二人對本書的信心已表現於他們為本書出版所作的努力之中。刊載於本書正文後麵的注釋係諾爾斯博士(Dr. Robert North) 所作，我在這裏謹向諾氏致誠摯的敬意。
我希望這本記述，對那些尋找關於中共初起之真實材料者有所參考。沒有談到的東西還有很多，可能的話或會在另一本書中記述出來。
(蒙特維多市，一九五九年九月)
林語堂序
我能為本書的緣起略綴數語，至以為快。若幹年前當著者夫婦寄居法國坎尼斯城時，我們嚐作漫長而歡快的聚談。蕭氏夫婦皆是學者和畫家，而蕭先生對民國初年之人和事的記憶尤為驚人。他學生時代與毛澤東——當今大陸的獨裁者——的交往，則是當時最動人的話題之一。
作者和毛澤東來自同一省份和地區，本書的內容自是全然可信。湖南向以出英雄與草寇著稱。湖南人從不氣餒。因此，這需要由一個湖南人來寫另外一個湖南人。我發現作者的政治觀點盡管和毛澤東極不相同，然而在這裏他卻已成功地寫出了一個真實而公正的毛澤東生命塑造時期的傳記。我相信本書兼具永久和時下閱讀的雙重價值。
第三十章 一連串的問題
我跟何胡子討論這個問題，他對我說：“蕭胡子，如果你留在長沙，不回法國，‘新民學會’的老會員必在你周圍結盟起來，若果你不在這兒，那我們都會不可避免地跟隨潤之了。我也會這樣的！”
我的老友陳昌亦以同樣的語氣說：“我們的朋友統統已經秘密成為ＣＹ的團員了，把他們拉回來是很難的。你知道，‘新民學會’改造中國的目的是用一種抽象的方法，它既無政治觀，亦無固定的行動計劃。他們現在都認為，要達到實際效果的不二法門，是唯俄國的馬首是瞻，竭力向外宣傳俄國的主義。
沒有人再去尋改造中國的其它途徑。為什麽呢？首先因為他們有俄國的榜樣可資模仿。其次，他們向俄國獻媚，獲得經援和其他方麵的幫助。第三，任何人都熱中於鬼鬼祟祟的行動，秘密集會的詭譎氣氛有某種誘惑力，沒有什麽辦法能使他們轉過頭來了。我知道你有你個人的‘無政府’主義的自由思想，我們當然不能期望每個人都讚同共產主義思想。我認為你和潤之將來必定分道揚鑣，但你們仍是摯友。個人方麵，我覺得各走各路是好的，真理有很多方麵，而統統都是可貴的。”
當我把陳昌這番話告訴毛澤東，他的意見是：“對極了！很多人都不滿現狀，倘若我們進行改造，便必須鬧革命！倘若我們革命成功，上策便是師法俄國！俄國共產主義是最適合我們的製度，也是我們最先追隨的製度。這是我們要走的唯一道路，我也誠懇的希望你同我們一起走這條路。”
毛澤東同我確有一連串的問題要討論。在此期間，我們常常秉燭夜談，為之廢寢忘餐。有時候我們的談論弄得很不愉快，甚至潸然下淚，因為我們找不到互相協調的基礎。我不能接受毛澤東的推理，但我的答覆也令他不感滿意。
多月來被這些沒有結果的討論所虛耗，但大家都沒有口出惡言，更恰當的說，使我們真真正正遺憾和不舒服的根源，是我們不能完成一個共同的行動計畫。
雖然我們的大前提南轅北轍，但我們還是非常珍惜我們的友誼。不過，我對毛澤東所期望的革命路線必使中華民族生靈塗炭的預感，一直是耿耿於懷的。
每一次在極度難過的情形之下，我們都互相鼓勵重新展開討論，但討論又帶來一次又一次的難過和遺憾，如此循環不斷，由笑而哭，由哭而笑，好像一個永不停止的螺旋。這樣耐心和不厭煩的努力說服對方，完全是看在聯緊我們之間深厚的友誼份上。毛澤東深信我是隻問對錯，不是為個人自私自利而爭吵，動機是真誠的熱愛中華民族，亦的的確確為了人道本身而說話。我們討論的重點可以簡略的概述一下。有一次，我用一個比喻作開場白：“雙輪呢，還是單輪呢？”
我說：“人道主義可譬之於雙輪的人力車，它有兩個好車輪，便一路順利，可是，如果拿走一個車輪，它便倒下來，變成廢物，不能動彈。使它獨輪能動的唯一辦法是用手抬起另一邊，用蠻力拉它起來。這力度在車行時，必須始終保持不變和平衡。現在，人道主義的雙輪，”我指出：“便是自由和共產主義。我反對資本主義，完全同意共產主義的道理，但是，如果人民受俄國共產主義的治理，人力車便失去自由的車輪，於是要藉壓迫人類以維持它的平衡。
共產黨領袖或者可以維持這種對人民的壓迫好幾年，不過，如果它一旦中止，車子便要倒下來。我說，所牽涉的道理根本是錯誤的。”
毛澤東十分明白我的意思，但他毫不躊躇的答道，他完全讚同使用壓迫的手段。
他說：“壓迫是政治真正的本質。如果你壓迫得法，表示你為政不差。最後分析起來，政治的影響力十分簡單，不過是經常保持壓迫罷了。”
我說：“如果你是對的話，那麽我不敢再惹政治了。”另一次，我建議我們把自由和共產主義看作兩條路。
我說：“我們現在處身於三岔路或十字路口，經過以前幾個世紀的鬥爭和流血，人類終於獲得某個程度的自由，自由是極其珍貴的財寶，應該小心保護。兩條路都是通向死亡，每個人都不可回避的往裏走。那麽，為什麽我們走共產主義而不走自由之路呢？人類有兩個原始的或基本的欲望，就是生存和自由，而唯有自由才能使文明興盛。”
毛澤東的回答又是三言兩語的：“移植共產主義，並不表示人民就沒有自由呀。”我說：“自由有好幾種，有人性隨心所欲的自由，也有豬雞等家畜隨心所欲的自由。豬無所拘束，但僅限於在豬欄的範圍內。雞亦限於雞舍裏才能優遊自在。共產國家確會把自由配給人民，但那是雞和豬的自由。共產國家確會把自由配給人民，但那是雞和豬的自由。俄國共產主義好像一種宗教，人必須盲目相信它的教義，永不能談論它的對錯。那是一種沒有思想自由的宗教。
共產主義者說他們相信自由，但他們不容許人民自由過活。俄國沒有集會、結社的自由，沒有發表、出版的自由，這就是‘人民的自由’嗎？”
毛澤東用一種籠統的說法回答，其大意是說，公眾必須受法律控製，即使立法專斷，個人亦必須服從國家，而且，如果需要的話，人民必須為國家的幸福犧牲。
（博主的問題是，誰來判定這種需要！誰能把這種需要強加到一個個人身上。最後就是朕即國家。）
我們討論到國家和個人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關係，我說：“國家的權力太大了，它像菩薩一樣無所不至，而個人在國家裏好像蒼蠅螻蟻。如果國家命一些人殺害其他人，他們必須白刀子，紅刀子出。如果國家想人下火鍋，他們亦必須任燒任煮。如果國家要人吃少些食物，他們必須勒緊肚子。如果國家想人下火鍋，他們亦必須任任煮。如果國家要人吃少些食物，他們必須勒緊肚子。
如果國家要人民死，他們便死。有人認為個人比諸於國家，是微不足道的，但法王路易十四誇言‘朕即國家’之際，人民對他諷笑，因為他認為國家總是至高無上的。這真荒天下之大唐！本來，民主製度已經來臨，國家權力為之大大削弱，個人增加了重要性，可是，今日的俄國共產主義卻在社會主義的偽裝之下重回國家的權力，完全控製俄國人民的日常生活。”
毛澤東對這點的答覆，是堅認共產主義國家必須實施“新民主主義”。接著，我提出第五點來討論：新民主主義呢，還是新專製主義？在我看來：俄國共產主義製度，與其說是“新民主主義”，不如說是“新專製主義”。
我說：“我國自古以來，帝王代表了老式的專製。俄共現在不過實行一種新式的、科學的絕對專製主義！中國古時有很多帝王雖是專製君主，但卻是優秀的統治者，他們實行‘愛民如子’的政策。他們的治理比大多數的小柄君王為佳。今日俄共的領袖所擁有的專斷權力，卻千倍壞於中國的專製君主！”
對此，毛澤東答道：“如果領袖沒有權力，便不可能執行計劃，不能得心應手。領袖有越多的權力，做事便越容。為了改造國家，人民一定要刻苦自勵，並需要牲一部分人民。”
於是，我們討論到第六個問題，即為了國家的幸福而犧牲人民的幸福問題。我十分直率的對毛澤東說：我不同意“犧牲一部分去幫助其他部分”的原則，我不同意“為未來一代的虛空的幸福，在某種範圍內犧牲個人”的那種思想。他答道：“如果我們在這些事情上太重感情，社會革命的理想在一千年內也達不到！”跟著第七點的討論便是：一千年，還是一萬年呢？
“如果我們能在一千年內達成理想的社會結構，”我說：“可算十分心滿意足了。即使要一萬年，仍屬愜意。對個人而言，一百年或一千年是非常漫長的歲月……好像無窮無盡：但對國家民族來說，也不算長；在全部人類曆史裏，還是很短暫的呢！輩產主義在理論上是優秀的主義，確可付諸實行，但這一定要時間。俄國的革命方法是揠苗助長，這正如古語所雲：‘一步登天’。”
毛澤東說：“我佩服你有等一百年或一千年的耐心。我則十年也不能等了，我要明天就達到目的！”
我們討論的第八點問題是：要實行共產主義，應以個人標準或是以社會標準來引導的問題？我認為，如果他要明天就付諸實行，那他隻是憑自己個人的標準而進行。
“這是隻管幹眼前認為是好的事，而不理將來後果的作法。”我說：“這就是所謂曆史上英雄的行徑。那些英雄愛管他人閑事，無論如何是神憎鬼厭的人。英雄思想已經過時了，應該丟掉。像凱旋門歌頌英雄那種虛有其表的物質象徵，我們有理由說是錯誤的。隻有像孔廟的內在理想象徵才應垂諸永久。如果改革社會的目標是誠篤的話，那麽完成目標必須一直放眼未來。永久性的進步必須讓每人免費接受較好的教育，同時一步一止的增廣教化。但這一切都需要長久的時間。”
但毛澤東說，改革社會必須要軍事力量和政治行動去達成。
第九個問題是：教育呢，還是政治呢？
我堅持己見：“使用武力完成改革，結果隻有造成暴政，但若用教育改造，就會有和平與永恒的後果。這是‘和平的改革’，當然如果你要立竿見影、朝發夕至的效果的話，那它們自然不能和武力逼成的改革相比擬。”
毛澤東說：“我喜歡立竿見影的事情。坦白說，你的意見完全說不動我！”
接著是討論到個人的利益問題。我說：“如果你跟隨俄共的領導，奮鬥十年或廿年之後，你有朝一日會成功地使國家采行共產主義製度，這種成功不會特別困難，但卻不是一項有價值的成就。如果有朝一日成立俄式共產主義製度，那就是中國哀鴻遍野之時！你的意見也說不動我，我若接受你的意見，我必永不安心。你記得孟子的話：‘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他說的確是肺腑之言。再想到劉邦和項羽那鬼哭神號的爭權吧，在基督和佛祖看來，就像兩個街童為爭一個蘋果而打架一樣。”
毛澤東歎道：“你不同意馬克斯的學說，多可惜呀！”我回敬他：“你不同意普魯東的學說，也多可惜呀！”
我們談論理想主義和唯物主義。不停的談天說地，但我們談得越多，也提出越多無法解答的問題。毛澤東顯然以為不需要解答，要達到成功的話，隻有行動是必需要的。我反駁說：為達到目的，要作這樣大的犧牲，那我寧可不幹了！
我們這樣談論下去，始終是在摯友的氣氛中，直到中國共產當正式成立之日。最後一晚，我們同床而睡，談至天色發白，毛澤東一直請求我參加那個決定曆史命運的集會。
“人是自己習慣的奴隸”，具體化一下，可以說“毛澤東也是他習慣的奴隸”，人是高級動物，毛澤東也是高級動物。這樣去看待世界上的人和事，我們的生活可能會更理性。
迷惑人的是，人並非純動物，也並非純理性，是一個充滿malfunction的東西。
（這包括毛澤東、馬克思的動物性，也包括我們自己）
所以他們說話做事也可能是一個奴隸（習慣的奴隸）和動物發聲而已，我們必須時刻自己判斷其有效性。
他們的話不代表至高的律法，應該非常理性地知道這不是“最高指示”。很可能是動物性發作而產生的囈語。
人們被老虎咬傷，不會生氣，因為知道老虎是老虎，
突然一天，一個人現出老虎的本性，把人傷了，人們會很生氣，因為和預期不符。
可是，毛澤東、林副統帥都是高級動物。當年的人沒有這樣的預期。
開始時探討世界的年輕人，結論都沒有互相說服，後來認定了自己就是有絕對的權力安排別人的生活。
我們必須知道，那是他“自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