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畔】之七:國寶級外科專家冒險搶救受傷民工記（下）

 
   

國寶級外科專家冒險搶救受傷民工記（下）
 
     2003年2月至6月，非典型肺炎肆虐加拿大，多倫多淪為重災區，安大略省省長 Ernie Eves宣布全省進入非典緊急狀態。一時間人心惶惶，氣氛緊張，市麵蕭條。很多人將譴責的矛頭指向中國。《多倫多太陽報》刊登了一幅漫畫，上麵畫著數不清的人，個個戴著口罩，每個口罩上都寫著：“Made in China”。無辜的多倫多華裔默默地承受著疫情的恐怖和無形的委屈雙重壓力，那段日子確實不太好過。
我所工作的 Toronto University Health Network 是全國最大的醫院之一，設備和技術力量等條件比較好，這時也潮水般湧進了很多非典病人。除了非典一線和急診之外，其他科室的常規手術和正常工作都大量壓縮甚至停頓下來，工作人員被緊急調去充實一線。醫院辦公室改裝為第三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司令部參謀部後勤部，官員個個都成了亂點鴛鴦譜的喬太守喬司令喬上校，蒼蠅般團團轉忙得不可開交。一個喬老爺找我談話，說屍體解剖室接受了省政府的一項特別任務：省衛生廳受世界衛生組織委托，決定將緊急狀態期間省內全部確診或疑似非典死亡病例集中在我們醫院做屍解，工作量大增，忙不過來；問我能不能去支援這項工作。我說行啊，我去。就這麽糊裏糊塗地被綁走了。
    你要是問我害不害怕，我當然害怕。那時世界衛生組織剛剛宣布確認非典的病原體是冠狀病毒。也就是說，這病是沒特效藥的了。對這鬼東西如何傳染，如何發病，如何預防，如何治療都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多倫多已有醫務人員倒下了，再也沒醒過來；甚至他們的家屬也有因為受傳染而不幸犧牲的。我也是個貪生怕死的家夥，沒有刀槍不入的特異功能；我也有老婆孩子，我深深地愛著他們。我怎能不害怕？
    不單我害怕，別的人一樣害怕。醫院一份事後總結抗擊非典工作的報告坦白承認：“A high level of fear, uncertainty and anxiety among the staff characterized this phase。”雖然沒人明說，但誰也感受得到。當我們就要做第一例非典屍解，大家穿戴得像阿姆斯特朗登月那樣準備進入解剖間時，走廊裏一片寂靜，彼此對望。我聽得到自己的心跳，也仿佛聽到別人的心跳。誰不緊張啊！
這時一位曾去過沙特阿拉伯的女住院醫生開口了：“嘿，你們知道嗎，在利雅得，我們（女人）上街也得這麽穿。”
一陣哄笑，氣氛立馬輕鬆了。幽默這玩意，有時還挺管用。
    害怕歸害怕，但你要是問我有沒有動搖過，打過退堂鼓？那倒是沒有，一絲一毫都沒有過。我相信我的同事們也都沒有，那是深深紮根在我們腦子中的信念決定的------病人的生命和健康高於一切。講文雅點叫職業道德，粗俗了說就是“誰讓你是吃這碗飯的”。光想吃香的喝辣的，到了緊要關頭就找借口溜號，那還算個爺們嗎！
    屍體解剖是了解、認識一種未知疾病最全麵、最直接、最有效的科學途徑。非典的屍解，比一般的屍解困難得多。首先，要采集含病毒組織作培養用，這就要求屍解要和外科手術一樣處於無菌狀態下，選取樣品的部位還要非常精確；其次，由於非典是人類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衛生組織要求盡量完整的研究資料，每一個器官，每一種組織都要采集多處代表樣品，除了微生物學之外，組織學、免疫學、分子生物學、電子顯微鏡等都需要標本，解剖台旁的標本車上密密麻麻的瓶瓶罐罐擺得就像個微型醬油舗，一點也不能出錯，照相和文字記錄又要求特別的詳細、精確；還有，要嚴格地保護我們操作者自己不受傳染，所以每一個動作都要格外留神。屍解室的 Dr. Butany 和 Peter 幹這行三十多年了，經驗非常豐富，技術十分熟練，這時也小心翼翼，輕刀細剪。一個普通的屍解一般兩個小時就可完成的，非典的屍解起碼要四個小時。像我這種臨時被抓壯丁拉來添亂的南郭先生就更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剛開始時五六個小時都未必能做完一個。
    最忙的一天全室一共做了五例。那天我站了十幾個鍾頭，隻在兩台屍解中間抽空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頓飯。到深夜結束之後我在更衣室熱水龍頭下衝了半個多鍾頭，骨頭架子才總算沒散開。那晚我沒回家，緊急狀態期間醫院在住院醫生大樓辟有非典值班人員休息區，我在那裏要了一個房間，把自己放肆地往床上一扔，就像頭死豬一樣什麽都不知道了。第二天早上醒來居然精神抖擻，躍起來又是好漢一條，可以再上火線堵槍眼了。那四個多月，屍解室和臨床各檢驗科室合作完成了世界上例數最多，資料最詳盡的非典屍解研究報告，為人類認識、治療、以及日後預防和控製這種前所未聞的疾病和疫情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原始資料。
    一眨眼十年就過去了，那場恐怖疫情在大家心中造成的創傷早已撫平。現在我試圖回想那幾個月是怎麽熬過來的：除了精神的高度緊張和沒日沒夜的一個“累”字，其他的記憶竟然很模糊了，好象連惡夢都沒做過。隻知道反正別人做什麽，我也做什麽；別人怎麽做，我也怎麽做；別人做多少，我也做多少。借用鄧小平在回答他女兒毛毛提問“長征時你都幹了些什麽工作？”時說的三個字：“跟到走。”非常坦白，非常樸素，非常實在。沒動搖，沒退縮，沒掉隊，一直跟到走，二萬五千裏一步不拉爬到陝北，這就很偉大啦，是不是？
    當非典的陰霾終於消散，陽光再次燦爛照耀大地的時候，醫院開了一個盛大的露天燒烤派對。疲倦至極的我們此刻輕鬆舒服地躺臥在草地上，分享烤雞腿和可口可樂，也分享勝利的喜悅與自豪。在那驚心動魄的四個多月中，全院六千多正式職工，加上實習、進修、培訓人員，沒有誰辭職或無故請長假。每一個人都用自己堅實的肩膀和深陷泥漿中的雙腿，同心合力死死撐住了抗拒非典的千裏長堤，成功地保衛了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盡到我們應盡的職責。
    我和四個其他族裔的同事得到了一份殊榮：我們五個家庭受曾兩度榮獲世界冠軍的多倫多 Blue Jays 棒球隊邀請，到天虹體育館貴賓席觀看他們和死對頭紐約 Yankees 隊的比賽。孩子們開心地大嚼女服務員端上的烤雞翼比薩餅炸薯條冰淇淋聖代；為他們的偶像球隊 Blue Jays 的每一支安打、每一個得分、每一次成功的封殺忘情尖叫，歡騰跳躍，興奮莫名。
這年的一份醫學刊物非典專輯的封底，刊登了我們五個人的照片，照片上麵的一行字是：“ Recognized for outstading work ”。
    最後我想用上麵這行英文字獻給培養和教育我的老師和前輩們，你們才真正有資格獲得這份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