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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治下台灣的工業發展過程
1949年國府遷台時，台灣政局動蕩，人口劇增，物資短缺，物價上漲，經濟形勢嚴峻。工業不但弱小，而且是一個典型計劃經濟的結構。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北京大學、複旦大學客座教授郭岱君說：（請參閱http://www.china.com.cn/opinion/2015-06/28/content_35928367.htm )“許多人誤以為台灣生來就是市場經濟，其實不是。1949年之前的國民黨領導滿腦子都是計劃經濟，認為國營企業優於私營企業，唯有計劃經濟才能保障國家安全、提高人民福祉，因而主張由國家從事重工業，管控工礦、水力、能源與公共交通，而私人企業隻能生產日常消費品。
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國民黨人的經濟理念同政治理念一樣，都是源自孫中山“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就是以“節製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作為核心內容（典型的蘇聯模式）。所以，當1949年國民黨從大陸撤退時，台灣推行的就是以公營企業為主、決策當局嚴格控管的統製經濟（commandeconomy）體係。
但是，從1950年開始，國民黨的主要領導人蔣介石、陳誠等，以及跟隨他們的許多技術官員都逐漸變了思路。1952~1953年與1957~1958年，台灣發生過兩次財經大辯論，辯論各方都在認真思考究竟哪一種經濟體製適合台灣的發展，哪一種經濟策略能為台灣帶來最大的經濟增長。大辯論之後，台灣當局采用新觀點和新方法發展經濟，並且逐步建立新的製度。這些新製度，不論是正式的規章製度，還是非正式的思想習慣，都帶動了一連串的經濟改革，在短短的10年之內，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而且還是一個追求公平開放、富有創造力和高效的市場經濟（productivemarketeconomy）。”
1958年4月，台灣“行政院”公布了“改進外匯貿易方案”和“外匯貿易管理辦法”等法規，對外貿政策進行了一係列重大改革與調整。一是台灣將複式匯率改為單一匯率，廢除了不同進出口貨物適用不同匯率的製度。二是放寬進口限製，降低進口原料的各種稅收。三是鼓勵出口，實行外銷退稅製度，設立外銷推廣基金，實施保稅工廠與保稅倉庫製度，實行外銷低利貸款與外匯提留製度等。
1960年頒布了“獎勵投資條例”，對外商投資提供優惠，凡產品50%以上出口的企業，可享受免五年營業稅或加速折舊等優惠；將利潤用於增資擴充設備的企業可享受免４年營業稅或加速折舊。同時設立專門的投資審批委員會，提高辦事效率。這是台灣財經政策的又一個重要裏程碑。台灣的租稅政策從過去的追求“預算收支平衡”轉變為謀求“經濟發展”。於是從這時起，台灣逐漸形成一套較開放的經濟體製，為台灣經濟的起飛奠定了重要基礎。外資開始加快在台灣的投資，台灣經濟發展步入快速道。
1964年元月，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行政院”於同月30日公布施行。1965年7月，高雄加工出口區正式動工興建，並開始接受公司申請投資，很快吸外大批海內外企業投資，不足三年已超過原計劃目標。於是，台灣又於1968年在高雄楠梓設立了第二個加工出口區，1971年在台中縣潭子鄉設立了第三個加工出口區。台灣剛發展這些以出口為主要銷售渠道的民營企業時，規模都很小，資金也不多。企業盡量將活計外派給家庭婦女及其未成年子女在家中去做，按件計酬。這種“客廳工廠”遍布城市和農村貧窮人家，報酬很低，而且沒有任何勞保和福利。但是比較自由而且能照顧家庭，對工資本來就不高的男人也是很得力的幫補。我的文盲舅母就是這樣幫著丈夫將四個孩子都供上了大學。這種生活方式對提高婦女的社會、經濟地位極有幫助，也加深了夫妻、家庭的和睦恩愛。這樣長大的孩子從小就認識到社會生活之不易、父母養家的艱辛，長大後也比較勤奮和儉樸（例如我的四個表弟妹）。台灣1950年代基尼係數急劇下降，到1960年代後一直維持在0.3左右的低水平，表明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社會的貧富懸殊程度不高，社會也就比較穩定。下麵是中國大陸《中國與世界經濟社會發展數據庫》的台灣1950－2011基尼係數變化表：
經過外向型經濟戰略的實施，台灣經濟獲得了快速發展。1962年，工業產品出口比例達到50.5%，首次超過農產品出口金額；1964年，台灣經濟首次出現兩位數增長，財政收支改變長達14年的赤字而出現盈餘，人均“國民所得”首次突破200美元；1965年，對外貿易額首次超過10億美元，其中紡織品超過糖成為台灣最大出口產品；1966年，重工業產值比例首次超過輕工業，達到52%；1968年，製造業單項產值第一次超過農業，標誌著台灣由農業經濟時代跨入工業經濟時代。1960年到1973年，台灣出口額從4.6億美元增加到40.5億美元，台灣經濟年平均增長率達10.1%，工業生產年平均增長達19.4%。
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主管的學術期刊《海峽科技與產業》2016年第二期文章《淺析上世紀6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的背後原因》http://www.buzhibushi.com/info/zNTgih2z@BI=（作者：柴莉 李旭豐）分析說：“ （1960年代）這一時期，台灣經濟之所以能夠快速發展，與台當局中部分有識之士製定的種種政策及改革措施有關。在1961年至1964年經濟主管部門所實施的“第三期四年經建計劃”中，作了如下的具體部署：
發展外銷工業：就現有工業中挑選若幹項生產規模、設備、技術及管理均能合乎或接近國際水準，其產品品質與成本可與外國競爭的行業促進其發展，將其產品逐漸轉向外銷市場。紡織、塑膠及原料與其製品、玻璃、水泥、造紙、三合板、煉鋁及鋁製品等業，以及石油化學工業均有發展可能。而外銷行業中，又以利用本地原料加工製造，及進口經加工後其產值增加比例較大的列為優先，而以進口原料加工所增產值比例較小的為次優先。
發展能源工業：電力、燃煤以及石油產品等為工業發展的基礎，故應配合需要，盡量利用外國援助，加強電力開發，並加強煤業調節工作，製訂適當的煤價政策，使煤價合理化，以期生產正常。
發展重工業：重工業為工業發展的關鍵所在，其產品均屬資本物資。台灣經濟欲求長期穩定發展，則非發展重工業不可。但鑒於發展重工業的困難，應就資金與市場審慎籌劃，就稍具基礎的鋼鐵、機械、造船、汽車等工業謀求發展，並就機床及工具等製造，以及機械工業基本技術如鑄鍛、熱處理等水準予以提高，並設立中心工廠，協助一般機械工業發展。
創辦技術重於資本的新興工業：台灣所需若幹產品，如無線電通訊器材、西藥、鍾表、光學儀器等大都仰賴進口，每年外匯支出甚大。因其製造需要高度技術，故未能發展。此類產品的就業投資比例較大，為增加就業機會與減少外匯支出，可采取與外國人技術合作的方式加以發展。
除以上所列的具體發展計劃外，對於企業經營方式、當局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以及企業合理化與現代化的需要均有合理的策劃。”
在蔣介石生命的最後幾年，70年代初中東戰爭與世界石油危機的發生，對一個能源缺乏的台灣經濟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台灣開始調整經濟政策，將原製訂的第六期“四年經濟建設計劃”重新改為“六年經濟建設計劃”。主要內容包括改善工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1973年，台灣當局提出“十大建設計劃”，到70年代末，十大建設工程大部分完工，建立了發達的交通與港口運輸係統以及現代化的鋼鐵與石油化學工業，奠定了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形成了重工業與輕工業配套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台灣經濟步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到1978年，重工業產值在製造業中的比重已達到58% 。蔣介石於1975年逝世，他對台灣經濟發展的重大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下麵是台灣省主計處發表的1951－2013年台灣國內生產總值表：
此外，蔣介石對從普及基礎教育到注重培養高端人才（這是他貫穿一生的主張）的理念和實踐，對台灣的建設至關重要。他尊重並采納內行專家的意見，也是台灣文化和經濟繁榮的一個根本原因。直到他死後近50年的今天仍在發揮重要作用，不信請看台積電。
有人認為蔣介石敗退前從大陸運往台灣的黃金在“和平土改”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種看法並不符合事實。當時從大陸運往台灣的黃金共有375萬両，約合10億美元。香港鳳凰衛視2019年曾有比較認真的采訪和報道：花在軍費為110萬兩，政費為90萬兩，其餘為新台幣準備金，至今尚有約100萬兩上海黃金儲存在台灣文園“國庫”裏：
拙作《國民黨敗退台灣後推行的三波土地改革》裏也說過：台灣當局“強迫性規定地主必須將持有土地超過３公頃的部分出售給政府，政府再按公地放領方式出售給佃農，徵收地價以年收獲量之二倍半計算（這價格簡直與白菜無異。當時台灣上好水田每畝稻穀產量不過五六百斤／年，即每畝一等好地賣價隻相當於1千多斤大米左右），農民並獲得機械化與灌溉的協助。地主獲得７０％的債券以及３０％的公營事業股票，作為補償（而不是日本土改那樣發放現金）。土地債券年利率4%，本利合計分十年償還。公營事業股票是經過多次稀釋的（有的股票甚至稀釋達８倍之多）。”
即是說，那批黃金並沒有用在贖買地主土地上。
如果說，有誰在蔣介石領導台灣穩定、經濟騰飛的事業上幫了大忙，我以為非毛澤東莫屬。當1950年台灣風雨飄搖之際，毛把原定渡海攻台的九兵團9萬人馬趕到朝鮮蓋馬高原歎冷氣去了，後來好像折損大半；中國大陸也因之喪失了和世界主流市場貿易和交流的機會。當老蔣決定將全島轉型為市場經濟之時，毛發動了城鄉社會主義改造，凡發“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者都成了階級敵人。請參閱拙作：《毛澤東治國所犯的最大錯誤是什麽？》。自此經濟一蹶不振，“N年連續自然災害”，最高層內鬥不息，直至文化大革命，老人家死而後已。鄧小平扭轉了船頭照著蔣介石的經驗、沿著台灣的道路急追，中國人民終於過上了40年好日子。
若說1949年前，蔣介石是毛澤東的“運輸大隊長”；那麽，1949年後，毛澤東就是蔣介石的“頭號馬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