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製度下的黃土高原（一）

人民公社製度下的黃土高原（一）

                

                  “農民集體罷工”的內參驚動總書記
           
      1980年3月，時任新華社社長的穆青派遣4位記者傅上倫、胡國華、馮東書、戴國強到黃土高原農村采訪。鑒於曆史上多次有記者因說了真話遭受迫害的悲劇和三中全會後政治上比較寬鬆的環境，他強調說：“一定要敢於講真話，寫實情。”這4位記者都是江浙人，分路跋山涉水，曆時半年走過晉陝甘寧邊區三十九個縣、一百多個公社，他們走村串戶，行程萬裏，采訪了上千名幹部群眾。

傅上倫采訪路線：

     傅上倫當年37歲，8月初來到寧夏固原。這裏的自然條件極其惡劣，貧瘠幹旱。出產什麽？三大樣：洋芋、土豆、馬鈴薯。古來稱：“西海固，天下苦”。固原縣的張易公社是遠近聞名的“要飯鄉”。一到芒種時節，張易公社的社員們便三五成群一路步行到甘肅、陝西和寧夏北部等地乞討，最多時出去1000多人，“張易乞丐”的標簽讓當地名聞西北。
　　“當時十年九旱，再加上冰雹等自然災害頻發，吃飯成了大問題，1977年全公社人均糧食占有量才100多斤，年人均純收入隻有22元。”在張易上灘村當了15年村支書的曹漢丕說。
      1978年春天（這比安徽小崗村18戶農民按手印還早半年多），張易公社上灘大隊中山生產隊5位農民簽下包產到戶的“保密協定”。
　　“協定簽署後不久就燒掉了，因為怕被發現，弄不好要坐牢。”五人之一的趙丕條回憶說，當時中山生產隊有22戶、180人左右，簽下協定後，隊裏開了大會，將35畝馬鈴薯地承包給農戶。　當年馬鈴薯大獲豐收，大家按承包標準交完後人均還分了180公斤。”餓的問題一下子緩解了。
　　中山生產隊嚐到甜頭後，張易公社的上灘、毛莊等4個生產大隊也陸續改革，到1979年春天，整個張易公社的土地全部實行包產到戶。
　　但在僅僅一條山梁以西的西吉縣什字公社，領導堅決拒絕包產到戶。看到對麵村的鄉親興旺溫飽 , 什字公社的社員們坐不住了。  正是夏收季節，十幾個生產隊的農民集體罷工:

      上下對著幹，“火山”要爆發。而膽子大一點的隊幹部則不管三七二十一，領頭搞了包產到戶，說“我寧要‘資本主義的苗’，也不要‘社會主義的草’，先把肚子吃飽再說”……
     傅上倫馬上捏著手搖的老式電話筒向北京總社報告。時任新華社國內部農村組副組長的楊克現一字一字地用筆記了下來，寫成一篇不到500字的內參交上去。
    剛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胡耀邦8月16日讀到這篇內參時，他隻有兩天時間做出反應。8月18日，政治局將召開擴大會議，專題討論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問題。鄧小平關於《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長篇發言稿已由胡耀邦組織班子寫好並由中央常委討論通過。這是鄧小平在政治改革中思想解放得最遠的一步。隨著華國鋒下台和鄧全麵掌權，他立即在行動上左轉。今天中共官場的腐敗、貧富分化、社會道德淪喪等等弊端，乃至習某的個人崇拜和皇帝夢，禍根就是鄧那時種下的。回顧一百多年來中國在向政治現代化邁進的過程中，曾有過多次實現憲政民主的絕好機會，例如戊戍變法、辛亥革命、抗戰勝利、中共建政、改革開放、六四抗爭等等，都讓一些思想陳舊落後的偉大人物破壞了，最壞的是慈禧、蔣介石、毛澤東。這是題外話了，不在這裏討論。
    讀了內參的胡耀邦立即坐直升飛機到了張易公社，他在這裏拍板：“看來在這種自然條件極其困難的地區，隻有包產到戶一條辦法。”總書記發了話，縣、地區、自治區領導沒二話說就服從了。
   一個多月後，9月27日：

        萬裏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農委主任。杜潤生任中央農委排名最後的副主任。這個會議即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會上，除了池必卿、周惠、任仲夷三位省委第一書記外，多數與會者不同意杜潤生起草的“隻要群眾要求就允許包產到戶”原則。參加會議的很多人都曾和毛澤東長期共事，怕“砍旗幟”、"丟刀子"。會議休息時，一位同誌拉住杜潤生說：“包產到戶，關係晚節，我們有意見不能不提，留個記錄也好。”意見嚴重分歧使會議無法繼續進行，杜潤生便和胡耀邦、萬裏商議對策，杜潤生巧妙改寫文件，最終形成了中發〔1980〕75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幾個問題的通知》。最重要的改寫是在前麵加上了一段話：
      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業向現代化前進的不可動搖的基礎；但過去人民公社脫離人民的做法必須改革。在現在條件下，群眾對集體經濟感到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產到戶。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可以包產到戶，並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
         這份文件打破了多年形成的包產到戶等於資本主義複辟的舊觀念，在中國農村引起了很大的思想震動。
        1981年，中央召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會後不久，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到東北考察期間寫回信建議：不要再強調不同地區不同形式了，群眾自願選擇，選上啥就算啥，領導不要硬堵了。杜潤生根據這個精神起草了1982年中央1號文件即《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中發〔1982〕1號）。後來該文件被稱作農村改革的第一個“1號文件”。該文件間接導致中國大陸結束了就“包產到戶”長達30年的爭論，正式確立了“包產到戶”的合法性。杜潤生回憶說，“這個文件報送給中央，鄧小平看後說‘完全同意’。陳雲看後叫秘書打來電話說‘這是個好文件，可以得到幹部和群眾的擁護’。”  在推廣“包產到戶”的兩三年過程中,  中央采取的是等待幹部心悅誠服的方式,  由農民自己去推動進程;  對曾抵製、反對的官員都沒有處分。

    回頭再說:   4位記者在曆時半年的采訪中寫出了大量的報告，大多被總社作為內參呈了上去。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萬裏閱後都有批示。相信這些能直達天庭的陳情表會影響當局農村政策的製訂。但由於這些報告描述的農村淒慘狀況太沒有“正能量”了，因而沒有公開發表以免“造成不良影響”。17年後，已是中國新聞學院教授的楊克現和夫人在杭州喜逢擔任杭州日報副總編輯的傅上倫，共憶往事。在傅上倫提醒下，楊克現回到北京清理落滿塵埃的材料堆，那份書稿終於重見天日，並於199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文續集中將介紹這本采訪報告：《告別饑餓－－－一部塵封十八年的書稿》。大家可以從中了解實行人民公社製度22年後黃土高原農村社會和農民生活的真實狀況：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