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雜憶之二十一：認識人民公社製度下的中國農村（上）

文革雜憶之二十一：認識人民公社製度下的中國農村（上）

  
    博羅縣楊村公社馬喜嶺生產隊是我真正認識中國農村的開始。以前我在中小學階段也曾多次到鄉下參加勞動，但都是短期（１－２星期）、蜻蜓點水式的。這一次到馬喜嶺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半年，才有機會零距離觀察體會農村和農民。
   馬喜嶺原名叫馬屎嶺，坐落在珠江東江支流楊村河畔的一個小山坡上。由於東江經常泛濫，這一帶的村莊都隻能建在高坡處，洪水期村莊看起來就像千島湖。有個鄰村的廣州知識青年，長得很黑，大家叫他黑鬼，傳說他母親是非洲人。那年春天洪水期黑鬼要回廣州探親，去公社開路條，途經馬屎嶺時不慎淹死了。他在廣州的父母親來料理後事，哭得昏天黑地的，但看來肯定都不是非洲人。
     生產隊有近一百戶人家，三百多人口，三百七十畝地。平均每人１.１畝地。村子北麵臨河另一個小山包上，１９５０年代末建了一間３５０噸規模的國營糖廠。糖廠烏黑惡臭的工業廢水流入農田，將村北麵河灘上的幾十畝地變成了肥沃的農田。我寫這一章時，古狗了一下，驚訝地發現海南農民投訴糖廠的工業廢水汙染的報道。真是時代變了嗎？我在馬喜嶺的時候，生產隊幹部對我說，要不是糖廠的廢水，我們今天還吃不飽飯哩。希望內行的網友能為我們科普一下，到底糖廠的工業廢水對農田是好還是不好。
   至少我在馬喜嶺的時候，能吃飽。當時的農民，評價一個村、一個生產隊好不好，閨女能不能嫁過去，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它：能吃飽，還是吃不飽。我的一些同學運氣差些，甚至有餓到水腫的。學校發現了，調回來治療後，換一個好點地方去。
    整個村子都姓朱。我的房東朱伯和朱姆都是６０多歲，沒幹集體農活了。朱伯種自留地和煮飯，朱姆看兩個孫輩和洗衣服。有四個兒子，沒女兒。大兒子分家出去了。二兒子仲佳結婚多年，不知道為什麽沒有生育，他曾向我打聽過，可我哪裏懂？三兒子新安在糖廠當合同工，每月的３６元工資要交生產隊；記每天１０分工，另外每月發２元補貼；那年１０分工可分紅５角２分，在全公社算高的，但要先扣除秋收分的的糧食禾草錢；他有一兒一女；由於沒能力蓋房，仍和朱伯一家合住,家裏煮飯養豬燒火用的柴都是他下班後上山去砍的。小兒子阿春在大隊小學當民辦老師，已說好了外村的一個地主家閨女的親事，隻因為阿春還不滿２０歲，大隊幹部不給開結婚證明。朱姆很著急，有天問我：＂百同誌，天天講要開九大會議，這九大會議是不是講悶昏的啊？＂我不解：＂什麽悶昏啊？＂她說：＂哎，男的２８歲，女的２５歲，大隊幹部才開結婚證明呀！＂我明白了：她說的是＂晚婚＂。阿春住的大房是準備討媳婦用的，我和他就一同住在那裏。我們完成受再教育離開後，當年年底終於收到阿春的信，他在新年那天要結婚了－－－－九大沒有晚婚的具體決定。
    生產隊有４個生產組，仲佳是第二生產組組長。我到達那天，問仲佳今天幹什麽活。他答他要去駛牛耙秧圃地，該是準備播種的時候了。我說要不我跟你去學耙地，他答沒問題。於是我們就一起下了田。
   其實駛牛耙地並不難，牛是很乖的牲畜。你隻要提著耙柄掌握好深淺和轉圈，跟它走就行。後來我也學會了犁地，也不難。難一點的是犁收割後的甘蔗地，要精確把握深淺，犁尖保持２０－２５公分深。太深了牛拉不動；太淺了甘蔗頭卡犁。第一天收工我騎在牛背上回村。看到村民讚賞的神態，心裏挺得意的。
   全村有８頭牛，都包給社員私人飼養。沒有馬，廣東農村很少有馬。特別是潮汕平原和珠江三角洲，我去過十多個生產隊，沒見過一匹馬。最有趣的是中山縣的沙田區域，河渠如蜘蛛網般密，運什麽都用小艇。我在海邊長大，劃船扒艇自幼輕鬆駕禦，在那裏很受讚賞和歡迎。馬喜嶺沒有拖拉機，連手扶拖拉機都沒有，運什麽都靠肩挑。在廣東下鄉勞動，挑擔是基本要求。過了挑擔這一關，別的農活就不難了。
    秧圃耙好後，下一步是撒種。這是老農幹的活，我請仲佳教我，他也放手讓我幹。在旁邊看了一會兒，說我手法正確、撒得均勻，密度也恰當。假如說＂接受再教育＂指的是學幹農活，我那半年的成績肯定是優等的。但若指樹立在農村紮根一輩子的思想，我絕對得零分。農民實在太苦了，每天從早到晚要做十多個鍾頭，每星期做７天，除了農曆年就沒幾天休息日，就這樣很多地方連稀飯都吃不飽。若讓我當知青，我第一年就肯定逃港。  
   當地的氣溫比潮汕平原冷。春耕插秧時不像潮汕平原那樣拔了秧栽，而是將禾苗連根帶一層薄土鏟出來，再連根帶土栽下去。往年都是清明節過後才插秧的。但那年上頭命令為向即將召開的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獻禮，全公社必須在三月底前完成插秧任務。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幹部要全麵檢查，凡沒按時完成的按破壞九大處理。這是哪個＂上頭＂的命令？生產隊誰也不知道，也沒人敢問。朱伯對仲佳說我活了六十多歲，從沒聽過清明節前插秧的，一下子提前了十來天，怕不合適吧。仲佳說上級命令的，違抗了吃不完兜著走，給你戴頂反革命帽子誰也吃不消。
   就這樣秧是照上級命令提前栽好了。栽秧那幾天氣溫還夠暖和，可接下來一場倒春寒，剛栽下去的秧苗全凍死了。農民們欲哭無淚。朱伯說：他們當官的都領政府工資，一分錢也不少，可我們今年吃什麽？縣裏緊急向惠陽地區調撥秧苗重栽，總算化險為夷。但這件事使我第一次認識到：農民並不是土地和生產的主人，而是奴隸。
   馬喜嶺主要農作物有四種：水稻、甘蔗、花生、紅薯。前三種有種植任務，其麵積是上級規定好的，不能縮小。水稻收獲留種及交公餘糧後，剩餘的分給社員作口糧。１９６９年我們下鄉時，上級還規定大隊要儲存＂戰備糧＂，那是從社員口糧中扣出來的。甘蔗和花生屬經濟作物，生產隊私分了極小一部分自己吃（要扣分紅，但是否得到上級批準或縱容我不知道，我也分了一捆甘蔗），但不準私賣，其餘全部由政府（國營糖廠和榨油廠）收購，價格全由政府定。譬如，甘蔗收購價每斤隻有１分５厘，十年來不變（還得生產隊自己運到糖廠過了磅才算）。朱伯憤憤不平地對我說：“楊村街頭小攤的甘蔗一根（約２-３斤）都賣到２角多錢了。”楊村糖廠每天榨蔗３５０噸。每１００斤蔗出糖１３斤。每斤白糖６角８分，城市居民憑定量糖票才買得到。這間糖廠人浮於事，光看大門的就有四五個人；榨糖高峰期還請馬喜嶺農民來當臨時工扛甘蔗進傳送槽（我也去幹過，８小時可得１元６角工錢，這錢我交生產隊了）。新安告訴我：糖廠每年還有利潤，假如甘蔗收購價提到每斤２分錢，這糖廠就沒戲唱了。改革開放後，進口糖一到，全廣東省的糖廠悉數關門。國有企業若沒有強權撐腰的不公平優勢，是無法和私有經濟競爭的。
     栽秧的株行距上級都有規定的，原則是密植。我在大躍進時期讀小學六年級，下鄉勞動看到＂雙龍出海＂、＂滿天星＂等栽秧方式，印象就是密不透風，產量低得難以置信。我的小學農場自己也弄了一小塊紅薯高產實驗田，土堆得如小山包，學校廁所的糞尿全澆進去，紅薯秧插得如鋪草般密；說是畝產要達２０萬斤。第一年沒挖開，要等豐收；第二年不敢挖開。第三年饑荒嚴重，紅薯葉讓周圍居民偷摘光了。終於不得不開掘了：哪有紅薯？隻有比人參還細的根根，成了居民們的笑柄。我至今仍認為三年大饑荒的首要原因不是天災、不是煉鋼鐵、不是辦食堂、不是糧食出口、更不是蘇聯逼債，甚至也不是高產衛星（那隻是＂試驗田＂，而且僅１９５８年搞）；而是荒唐的、普遍的密植，它造成跨度三年、全麵積、大幅度的減產。本來５９年夏天都傳說要轉向了的，廬山會議一開，馬上又強令密植了。密植一直持續到文革期間，隻不過沒有大躍進時那麽離奇而已。毛主席太偉大了，他老人家什麽都懂，什麽都有指示。一出皇帝的口就成天憲，叫“八字憲法＂：＂密＂字就是八字憲法中的第五條。誰敢種稀點，公社幹部強要你拔掉重栽的，弄不好批鬥也有可能。１９８1年分田到戶後，我嶽父栽秧立馬就改成約八寸左右的株距，當季就豐收。（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