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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逃港故事（中）
阿豐幫我找到下麵幾段視頻，很感謝他
Jade 星期日檔案 大逃港 (上)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Xde5LcU-4Q
Jade 星期日檔案 大逃港 (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vElk1fV_P8
往事-逃港者自述(上)-20110727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A6T5fdBAT8
知青逃港的原因很簡單：農村極度貧窮落後的生活和對未來的絕望。我讀過一些北京老三屆下鄉知青的回憶錄，他們中不少是懷著革命熱情踏上征途的。在廣東省卻絕非如此，廣東人從來都非常現實，不相信共產黨的高帽子和甜言蜜語。在揭陽的老三屆中，當局幾乎使盡一切手段來強迫青年遷移戶口。最有效的一著是株連：誰家孩子不走，父母停職進學習班；當天遷戶口，第二天父母就可“畢業”。其實揭陽知青遷了戶口，到鄉下報了個到，多數就回城當黑人黑戶了。農村生產隊並不歡迎他們，樂得少分他們一份口糧。城裏幹部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隻要你戶口遷了，他的任務也就完成，不再管你。阿豐出身好膽子大，父母都年老多病也沒工作，動員無效。他妹妹原在街道小廠工作，每月工資7元（絕對沒說錯的數字，信不信由你）。就連這塞牙縫也不夠的7塊錢，幹部也用上了：“你哥要是還不下鄉，你這份工作就保不住了。”小妮子一口就頂回去：“別懸乎了，7塊錢，我還不想幹了呢。”阿豐頂住了天大壓力，到底還是不肯下鄉，算個異數，才有了他幫阿偉刻假公章的插曲。 我在廣州火車站見過“歡送”知青去粵北的場麵：高音喇叭播著“到農村去到邊疆去”的革命歌曲，喧天鑼鼓蓋住了父母的飲泣，十五六歲稚氣未脫的孩子麵無表情。汽笛一聲巨響，車輪開始轉動，突然一片鋪天蓋地的哭聲爆發出來；有的母親昏倒在月台上。那情景在四十多年後的今天猶曆曆在目。
農村的貧窮，根子在人民公社製度，即耕者無田，與奴隸無異。1969年初春，上級指示，為即將開幕的“九大”獻禮，全公社要在3月底前栽完秧。本地一向是4月初清明節前後才栽秧的，但胳膊拗不過大腿，不栽也得栽。結果一場倒春寒，稻秧全凍死了。種什麽，種多少，甚至行距株距也由上級規定。惠陽縣陳江公社的一個潮汕移民大隊叫澄海大隊因種西瓜賺了點錢，上級派來工作隊整頓，幹部被批鬥，說他們帶頭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時實行大寨式工分，政治占七勞動占三，每天晚上都要讀毛選和社論，人人打瞌睡。有打呼嚕的，幹部把他搖醒：“阿星仔，今天的工分你還要不要？”先分糧食再算分紅（錢），孩子多的高興了。從66年文革開始到69年“九大”，農村基層政權癱瘓，是農村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每家愁的是糧食不夠吃，既然生孩子比種地掙的（糧食）還多，誰願意幹活呢？所以改革開放頭把火燒的就是包產到戶。
其次是政府盤剝，公餘糧之外，農付產品也不準私售。博羅縣楊村糖廠每天榨蔗350噸。每100斤蔗出糖13斤。每斤白糖6角8分，城市居民憑定量糖票才買得到。這間糖廠人浮於事，榨糖高峰期還請附近農民來當臨時工扛甘蔗進傳送槽。它每年居然還有利潤。為什麽？因為甘蔗收購價每斤隻有1分5厘，（還得生產隊自己運到糖廠過了磅才算）。我住的這家老貧農憤憤不平地對我說：“楊村街頭小攤的甘蔗一根（約2-3斤）都賣到2角多錢了。”改革開放後，進口糖一到，全廣東省的糖廠悉數關門。當時化肥農藥不單貴，供應量也極少。我在的生產隊三百七十畝地，1969全年隻供應160斤尿素。我去過的這三個縣，應該是國內最富庶的地區之一的了。當時的口糧，高的五百多斤幹穀，少的三四百斤都有。因為沒油水，五百多斤也確實不夠吃。分紅：一分錢分不出的也有，最高的我見過每10分工（即出身好又是壯勞力的一天所得）8角多，但需扣除所分糧食，稻草等。男知青下鄉一年後大多數人能掙到10分工，女知青8-9分。當上民辦老師，赤腳醫生的不論男女，都有10分工加每月2-3元現金補貼，由大隊而不是生產隊給。文革期間，興早請示晚匯報天天讀等一套無聊花樣，對農民是一大負擔。城市工人的工資是固定的，農民卻要從生產所得來分，時間就是金錢啊。光生產隊買毛主席畫像，毛選，紅寶書，不是一個小數目，實際上也都是從農民牙縫裏摳出來的。
這裏說一個很極端的例子：我高中的一個同班同學Y，也是阿偉阿豐的好友。他出身工商業地主，體弱又還膽特小。和弟弟一起下鄉插隊沒回城；辛辛苦苦幾年沒分到一分錢。他弟弟生了重病沒錢治，家中唯一有工作的姐夫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揪出，工資凍結而愛莫能助。Y在當地醫院賣了200cc血得了30元想為弟弟治病。剛出醫院門便被血霸糾集打手毒打，30元錢也被搶走。Y悲憤交集，從十幾米高的大橋上投河自殺，被人救起，幾十個知青團結起來找血霸算賬才算了結。2007年春節我回國探望百歲的老母親，十幾個老同學在揭陽賓館設宴為我接風。席上沒見Y，我便問起他。大家七嘴八舌講了這故事。回來後我寫成《賣血的悲慘故事》發表在香港《爭鳴》雜誌2007年第5期上。楊白勞怎麽苦我沒見過，可Y卻是我眼前實實在在的例子。二十來歲的年輕人辛辛苦苦從早到晚苦幹，一年到頭分不到錢吃不飽飯。更不用說黑燈瞎火寂寞枯燥，蒼蠅蚊子跳蚤螞蟥，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憶苦餐。我在生產隊隻呆了半年都受不了，知青是要紮根一輩子的，叫他們怎麽能安心？
惠陽地區的逃港潮發生得很快很突然。1969年春節，知青下鄉還不到幾個月，當局就使出慣技，找幾個“先進分子”在報紙和電台發出倡議：在鄉下和貧下中農一起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這種“倡議”實際就是強迫。公社不開證明，車站不賣票，不讓走，甚至派民兵在路口堵截。可知青都是社會最底層的人了，誰怕這一套呢？結夥步行回城成了風氣。也有劃了生產隊的小船一走了事。其中就有一些連城都沒回，而是跑到香港去。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從此，知青逃港風便沒間斷過。（待續）
下麵請看 我所知道的逃港故事（下）
你比我幸運吧。我在生產隊幹了半年，沒分糧食沒分紅。交給老鄉的夥食費是我母親工資寄來的。所以氣不過想去逃港。也被我母親製止了。
------俺村的貧下中農比較有創意, 一年後, 俺這個男知青被評為勞動力女人2級,工
分是8分多一點, 年尾倒欠生產隊幾塊錢----真他NND羊白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