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表哥彭文威曾經是一個鎖匠。 不過他現在已經不是了，因為上周他已經去世了。 我不知道文哥是什麽時候當上鎖匠的。 隻記得幾年前某次在和我媽的通話中聽她偶然提起， 她頗有些得意地告訴我，文哥在湖南株洲當上了鎖匠， 配配鑰匙， 給樓房住戶們開開鎖， 也給把車鑰匙拉在哪裏的有車一族開車鎖。 記得我媽說， 這個事情是需要一點技術的， 你文哥學會了這個手藝，幹這個還是不錯的。 我明白我媽的意思。 因為文哥之前還在工地上幹過泥瓦匠， 在長沙街頭賣過炸臭幹子， 也幹過騎著三輪車販賣荔枝西瓜之類的水果販子。他幹那些雜活的時候， 我媽說起來，也還總是挺為他高興的， 說他一個月能掙個幾百，一千，以致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兩三千。 “幹鎖匠， 搞好了一個月能掙上萬呢。” 我聽了，附和地說， 那不錯啊，挺好的。 其實， 此時人民幣的概念和國內的物價對我已經是概念模糊的事情了。 哪怕每次回國， 我也很少擔心手中人民幣的來源與去處，就像二十五年前，我在老家度過的那幾個月的時光一樣。 那 時的文哥，大概和我一樣，對人民幣的概念也是比較模糊的， 這和他的父親我的姨夫有關。 姨夫是我家窮親戚中最大方的一個。小時候和姐姐們回鄉下過暑假，最喜歡的日子是住在小姨家。 姨夫會每天去鎮上給我們買新鮮的豬肝豬肉鮮魚， 親自下廚給我們做好吃的，手藝和夥食不比城市裏我們自己的家差。而且，姨夫會讓文哥和他的妹妹們，陪我們一起去外婆家玩上一天，住在小姨家的日子，也有文 哥陪我們一幫女孩子下河遊泳， 池塘撈蝦， 去別人家的菜園摘黃瓜。 我的姨夫不重男輕女，文哥的兩個妹妹在家很是受寵。 我們幾個女孩子總是捉弄他，打趣他，或者去姨夫麵前告他的狀， 他無可奈何地聽姨夫教訓他，撓著頭皮，卻也不真惱火。 而二十五年前的文哥，已經少了些童真， 卻也不過二十歲左右的樣子，俊秀帥氣，個子不高不矮，濃眉大眼，小平頭的烏黑短發，黝黑紅潤的臉龐，嘴角總是帶著笑，似乎還沒有真正開始為生計發愁的日子。 那 年冬天，我在老家住了四個月。那幾個月也正是文哥開始相親訂婚的時節。 他的未婚妻是隔壁不遠村子裏的，訂婚後和文哥私下有些走動，比如雙搶季節，文哥會帶著表姐去未婚表嫂家幫她家割稻。農閑時， 文哥在村外河渠邊挑沙做零工， 偶爾回來會說今天未婚表嫂和她的弟弟也去了。 表嫂有南方農村人中不多見的高個子， 書好像也比隻是初中畢業的文哥多讀了幾年， 在我看來，長相和俊朗的文哥比，也還般配。 那 年那時， 剛剛訂婚的文哥， 應該是心情愉快， 對未來充滿憧憬的。 我隻記得偶爾一次， 看他從未婚表嫂家回來，和小姨姨夫討論彩禮和婚禮的開銷。他坐在堂屋的小板凳上，弓著背，低著頭，搓著手，默默不語的聽著他父母皺起眉頭商量從哪裏借錢， 沒有了和我們幾個女孩子在一起瘋瘋打打的無憂無慮。 那年的秋天， 我們順著木梯爬到牛欄上的露台， 我學著電視裏聽來的小虎隊， 胡亂扭著唱你的心我的心讓我們圈一個圈，他和兩個妹妹們笑著看我扭，似乎應該羞澀的是他們而不是我。 那年的秋天，我們幾個表兄妹們， 就著月光穿梭在收割後的田埂間，深一腳淺一腳， 跳下田埂，踩過硬硬的收割後的稻茬，去周邊的村子看了幾場露天電影，以及據說之後很快就消失了的民間花鼓戲。 那 年的冬天， 文哥和飛姐， 以及他的未婚妻及妻弟， 我們幾個人騎車五十裏， 去了韶山。說是騎車，其實是他們幾個一路上輪流騎車帶著我。 對於韶山，我已經沒有了任何印象，隻記得回程坐在河邊休息的時候， 我往後一靠，咕咚咚幾個後滾翻滾下河堤。天旋地轉中，耳邊響起的是他們幾個先有些驚慌失措，待我後滾翻停下時又集體爆發地哈哈大笑。我從河堤下爬起來，狠 狠地瞪著依舊笑得前仰後合的文哥，霎時哭得驚天動地，讓他很是費了番功夫賠禮道歉。 然後， 對於文哥的記憶，也隨著我返城繼續學業而突然中止了。 大學時候的那次回鄉，應該是見到他了。可是記憶中， 隻剩下他產後不久的妻，不過兩年間，已然脫去少女的芳華，兩頰的紅暈無影無蹤，而我的耳際多了些小姨口中傳出的表嫂的強悍與蠻橫。 用我媽的話說，為了償還彩禮錢，文哥“做的像牛一樣”。我想， 大概我不願意記住文哥越來越寡淡無趣的言辭吧， 原本的溫和朝著逆來順受演化，亦多了些柴米油鹽間左右為難的尷尬。 其 實文哥並不需要我這樣刻意地忘記他。幾年之後帶夫婿回鄉，再過幾年之後帶兩個孩子們回鄉， 我已沒有機會見到他。他的獨子，是我的小姨姨夫寵愛的留守兒童；他和他的妻， 成了街巷間騎著三輪車早出晚歸躲躲藏藏的盲流；成了城市無數個嘈雜工地上麵目模糊的泥瓦匠；成了用從城鄉結合地帶買來的地溝油炸出一塊塊香噴噴臭幹子的無 良小販。我去鄉下看望他，他卻消失在了屬於我的城市。 這些年，我媽電話那頭偶爾提到的之言片語，繼續著關於這個越來越無關我的緊要的人的消息。 他的獨子上了個我媽叫不出名字的幾本，學了個我媽不知道的專業，進了家我媽不太清楚生產什麽的工廠，做了個我媽不知道具體幹什麽的流水線工人。 而他和表嫂， 亦去了又一座城市，在那裏又租了間的房子，開始了又一份掙錢的行當。 直到去年的一天，姐姐給我打電話， 文哥中風了。 表嫂回老家探親， 他一個人在居住的小屋裏暈倒，所幸和相鄰的租戶平時來往不少，別人來邀他去吃晚飯，才發現他人事不知倒在水泥地。 人救過來了。 為了這事， 我難得的給他的大妹妹飛姐打了個電話。 醫院裏開銷不小， 護工一人一天要一百多塊錢，表嫂護理不力。我默默的聽著， 不知道該說什麽好。 知道我的父母和姐姐送了幾萬塊錢給他，其中有幾千塊錢還是以我的名義，心裏略微安然一些。 再 之後聽說他回到了老家鄉下。修鎖開鎖的攤子沒有了，躺在出租房還要繼續付租金，他們家為了文哥的病已經欠下了一屁股債，鄉下老家開銷會小一點。我媽電話中 說起他， 偶爾長籲短歎，偶爾有些希望。想到我媽的身體， 也想到這無濟於事的唉聲歎氣， 我總是勸她， 不要多想， 鄉下空氣清新，對文哥的康複有好處。我媽偶爾會和我匯報，文哥在電話裏喊她姨媽了，雖然還有些口吃不請；聽說被人扶著，文哥可以起來走動了。 我淡然地聽著，心想，和我媽打電話，真的是越來越不知道該說什麽了。 上周， 姐姐和我在微信中通話。一通東扯西拉之後，她告訴我， 病榻中的文哥， 再次腦溢血，死了。 得知我媽情緒尚可，我沒有多說什麽掛了電話。 株洲城的某個小區， 有一個鎖匠從此不會再出現了。他是我的文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