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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生活的
胡錦濤是我的學長。四十年前，我們同在清華文藝社團，作為集中隊員，我們吃在同一個食堂、住在同一片宿舍、組織生活在同一個支部，有過一段相當親密的接觸。聽到他在耶魯演講開篇的一段話，別有一番感慨在心頭。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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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耶魯大學的校園，看到莘莘學子青春洋溢的臉龐，呼吸著書香與空氣，我不僅想起四十年前在北京清華大學渡過的美好時光，學生時代對於人的一生都會產生重要影響。當年，老師們對我的教誨，同學們給我的啟發，我至今仍受用不盡。”
老師們的教誨，首先是蔣南翔校長的教誨。我們剛進學校，在迎新會上，蔣校長就教誨我們：“清華培養的學生，要在二十年後的國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幹作用。”當時我們很不理解，現在我們有點明白了。耶魯三百多年來培養出了包括五名總統在內的許多英才，清華二十年內培養出了包括胡錦濤在內同時上崗的四名政治局常委，就單位時間的產出而言，清華還更勝一籌。
蔣校長是如何做到這些的？主要是在培養學生幹部時采用“政治輔導員”製度。當年文藝社團有四名輔導員：印甫盛、胡錦濤、李桂秋、任麗翰。他們當中，印和李冷峻、胡和任溫柔。他們的共同特點是：聽話、出活。他們的昵稱很有意思：那三位同他們的姓名有關，分別叫老印、李桂、小翰，隻有胡錦濤，大家叫他“大帥”。為什麽稱他“大帥”？我曾請教過老印，他也說不清楚。看來這個名字叫對了。從文藝社團的“大帥”，到共青團的“大帥”、貴州省的“大帥”、西藏自治區的“大帥”，一直到全國的“大帥”。
但從當時文藝社團的四位輔導員來看，表麵上老印更像“大帥”。他們四人當中，老印是支部書記，一把手；胡是團長，二把手。他們配合得很好。老印這個人很強勢，說一不二；胡卻謙虛隨和、善解人意。開會的時候，定調做總結的，是老印；補充說明、完善細節、思路縝密的，是胡錦濤。
文革初期，他們四位輔導員聯名寫了一張保衛校黨委的大字報，題目是“清華黨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也是由老印來主導，胡隻是在上麵簽名。後來清華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老印都有所涉及；胡卻非常低調，不再參與。老印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壁壘分明；胡卻基本上沒有反對他的人，謙遜、平和、與人為善，使他廣結人緣。論長相，老印黝黑英俊、目光銳利；胡白淨端正、溫文爾雅。剛者易折，柔能克剛，所以最後胡錦濤一路過關斬將，成就了真正的“大帥”。
但在當時，做事情，我更願意跟著老印；業餘活動，我更願意跟著胡。文革期間，寫大字報、搞戰鬥組，我都跟老印在一起；外出串聯、遊山玩水，我就同胡在一起。我一共串聯過兩次，一次是獨來獨往，從北京—廣州—海南島—湛江—南寧—桂林—上海；另一次是同胡錦濤，我們兩個人一起從北京—西安—成都—重慶，然後一起乘船從重慶沿江而下。一路上我們很少談文革，而是沉迷在沿途的景觀：西安的古樸；成都的繁華、重慶的山城、三峽的險峻、大江的遼闊……他在南京下船，應該是回了泰州老家；我則是在上海下船，也是回家看看。一路上，都是他照顧我。他出麵安排一切，又讓你感覺受到了尊重，極細心也極周到，處處讓你覺得舒服。
胡錦濤是水利係五字班的，應該在一九六五年畢業。因為當政治輔導員，按規定延後一年畢業。這一延就到了文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八年才離校。記得他是分配到甘肅劉家峽。離京前，他請老印和我吃了頓飯。老印說要敲他一下，點了晉陽飯莊。我是第一次進北京的大飯店。晉陽飯莊的店址原來是紀曉嵐的書齋“閱微草堂”。院宇幽靜深邃，梁柱雕漆描畫，號稱正宗山西味,京都第一家。我很喜歡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所以在這裏吃飯，還能感到一點殘留的書香。記得那天還喝了點小酒，三人不勝唏噓，因為今日一別，就是“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了。
這一別，就是十四年。一九八二年，他從甘肅省建委的任上調中央黨校學習，我當時已在中科院計算中心上班。他從火車站乘公共汽車到黨校報到。途經332路黃莊車站，他特地下車和我匆匆會了一麵。後來他到團中央工作，各方反映和口碑都不錯，我也莫名奇妙地覺得與有榮焉。
再一晃又是五年。一九八七年民辦科技實業家協會在貴陽開會，我創辦的四通已小有名氣。他正在貴州省當書記，約了時間去拜訪他。會客室溫馨而簡樸，比我那個已經十分簡樸的總裁辦公室還要簡樸。他還是那樣謙和謹慎，談話中能感到他同省裏方方麵麵的關係都處得不錯，這是他的強項。省科委的人在邊上作陪，聊了一些科技發展規劃和科技企業的事情。臨走時，特地讓我帶走兩瓶茅台。我相信，這兩瓶一定是真貨。
然後就是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風波，從此我們的人生軌跡趨於兩極。但在我內心深處，還是默默地祝福他。先是祝福他能順利接班，然後是祝福他能有所作為。當有消息說他曾派人去歐洲了解社會民主黨的發展情況、一上台組織政治局學憲法、麵對SARS的施虐公開出來講話，力排眾議紀念胡耀幫，都讓人對他燃起某種希望。然而，關於學古巴、北朝鮮的講話，又讓人極度失望。
其實希望和失望，都是我自身的問題，同他並沒有什麽關係。佛家禪宗有言，是心動，而不是旗動。他還是那個在共產黨體係裏“聽話、出活”的胡錦濤。我畢竟還是凡心未泯，最近一連寫了三篇文章：《和共產黨分道揚鑣》、《為什麽共產黨氣數未盡》和《山坳上的共產黨》，一是對已逝的長者的悼念，二是對自身思路的梳理，三也是對在朝在野雙方的建言。至於別人是否聽得進去，那就不是我能關心的問題了。
今後我大概不會再寫此類文章。那麽多人在寫，並不缺我這一個。我想寫點自己想寫、也隻有我能寫的東西：說我自己的故事。我計劃寫大約一百篇《清華歲月》、一百篇《四通故事》、一百篇《流亡生涯》。算是對自己的一生有一個交代。
有人讀了我最近的文章，說：“萬潤南，你大概是不想回去了？”是的，除了我年過八十的老父老母，那邊已沒有什麽是我可牽掛的了。前一段，母親急性肺炎連續發高燒39.6℃，醫院發了病危通知。許多至誠的朋友幫忙安排我回去。我也說得很明白：違心的話，我是不會講的。這個年齡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了。雖然沒有結果，但是朋友的情誼，我是點點滴滴，都在這裏心領了。
此文於2006年05月07日做了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