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飛
讓思緒自由地飛翔是一種美麗。
上海外匯調劑中心拆了，移到了外灘上，改成了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我們不再站在大廳裏叫喊著價錢做交易，取代的是每人一台電腦跟機器做交易。人民銀行在電腦裏設置了叫價的限製，一切都在他們的控製之中。不時地有中央重要領導來參觀，所以中午打牌這一娛樂項目也被取消了。師傅被調回了分行去做信貸，我繼續在交易中心呆了一年。沒有師傅的日子也沒有覺得有什麽不安，我新交了一些外資銀行的交易員。
有一天，師傅說：“好久沒有見到你了，聽說你在交易中心混得還有點頭臉，還得了個綽號“小妖”什麽的。師傅想你了，來浦東看看我，陪我過個周末。”
師傅還是住在集體宿舍裏，等著分房子。在上海要分套房子比登天還難，可是師傅一直都沒有放棄。考慮到她已經成婚，分行給她一個人一個房間，比我的待遇要好多了。銀行裏人事科的領導們認為，結了婚的人要隱私，我們這種沒有結婚的就不可以有隱私了，要有幾個室友們互相監督著睡覺。
師傅去買了很多菜，張羅著燒給我吃。師傅什麽都好，就是吃飯聲音太響，她能把蔫蔫的綠豆芽嚼得咂咂地響。我吃得特別快也特別多，想著我把菜都吃光了就不用再聽她紮巴紮巴的聲音。我很想指出她這個毛病，但是又怕傷她的心，畢竟她是我的師傅。
我隨手翻到一張《金瓶梅》的CD，吵著要看。師傅遲疑著說這要結了婚的人才能看，我說你還真把我當從浙江山區裏來的沒有見過世麵的鄉下人。師傅把CD放進了播放器，放不出來，試了很多回還是放不出來。她打電話給大餅，大餅說誰要看，師傅說是徒弟要看，大餅說不行，你那個徒弟是個危險人物。
看著我一幅掃興的樣子，師傅說：“明天早上要吃什麽，你睡個懶覺，我出去給你買。”
我咬牙切齒地說：“我要吃大餅。”師傅笑得前仰後翻。
我們爬上床，看著床上隻有一條被子，我說：“師傅，給我找條被子。”
師傅奇怪地盯著我：“嫌我髒，不願和我睡一條被子？”
“師傅，不是的，我不喜歡和女人睡一條被子。”
“神經病！”話是這麽說，師傅還是給我找了一條被子出來。我們隔著被窩聊天聊了很久。師傅說她很擔心大餅會出事，撇下老婆去海南，要那麽多錢幹什麽。我說師傅我現在負責外匯業務，出席中層幹部會議，但是他們隻給我科長助理的頭銜和待遇。師傅在被子外邊蹬我一腳：
“別狂妄自大。年輕人要學會悠著點做人，不要趾高氣揚，專橫跋扈到處得罪人。”
我討厭悠著點做人，象我這種外來人員，在上海沒有任何背景的，悠著點做人就再也沒有機會出頭。剛好新加坡一家銀行的總裁看中了我，要我去開發他們在深圳的外匯業務。這中資銀行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我想聽聽師傅的意見，她一口拒絕：“你在深圳沒有一個親人朋友，出了事也沒有個照應，不要折騰，好好地在上海過日子。”
我就是那種不折騰不能過日子的人。自從外匯中心的交易終端被允許接到各自的銀行後，我就很少去那裏了，和師傅一樣，我也做起了信貸員。
當年手頭有權有資金的信貸員的日子是很好過的，我被前來申請貸款的客戶們前擁後簇地吃遍了上海灘上所有高級的飯店。銀行裏人事部的領導們看著不順眼，要求我們上交所有價值超過50元的禮品，否則按受賄處理。沒有多久，臨時騰出來堆放禮品的那個檔案房，看上去就像是“汗牛充棟”。
現金當然不能收，禮券是現金的變相，但是有目的的人總是會想出好的辦法來。比方說我春節要回家，我的客戶說：“乘火車幹什麽，我給你買機票去，哦，飛機不到的？多遠？火車4個小時? 那我讓小趙開車送你回去，太遠了？不遠，不遠， 不就是4個小時嘛，吃個飯，洗個桑拿的時間。”
有一天，師傅打電話給我：“聽到好幾個客戶說起你，名氣不小啊。師傅想你了，來浦東看看我，陪我過個周末。”
我們約了去外麵吃飯，飯店裏杯盞交錯嘻笑歡鬧聲一片，我聽不到她吃飯的聲音，就不用搶著吃菜。她說她和大餅一年前離婚了，我說這麽大的事你都沒有跟我說。她說心情不好，不想跟別人說。我說我是別人嗎？我是你徒弟。
我問她怎麽離的婚，她說大餅外麵有了女人。離婚的時候大餅剛好挪用公款事發，錢都賠光了，連她那些親戚放在他那裏炒股票的錢也賠光了。師傅沒有辦法，隻好把她所有的積蓄拿出來賠她的親戚，她說她還向分行預支了半年的工資。
聽到這裏，我“咚”地一下站了起來：“師傅，你眼裏真的沒有我這個徒弟，當年我想去深圳的時候，你說那裏沒有一個親人朋友，出了事也沒有個照應，現在你出事了，卻不讓我這個在你身邊的徒弟照應一下，你心裏根本就沒有我！”
師傅說：“別吵了，我那個時候心裏特別煩，誰都不想見，現在不是告訴你了嗎？”我想要給師傅些錢，她說心意領了。在這件事上，我一直對師傅耿耿於懷，我覺得她應該當時就告訴我，讓我與她一起去分擔。
讓人欣慰的是師傅終於分到了一個一室一廳。晚上睡覺的時候，師傅說：“哦，我忘了。”然後她找出來另一條被子給我鋪上。
隔著被子師傅開始訓話，要我廉潔自律，潔身自好。她說：
“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短，有一天你下不了台不要哭，不就是個科長助理，有點狗屁權力了就鮮嘎嘎地到處招搖過市。”
我說：“師傅，這上麵科長收了禮，我這下麵的要是上交，你讓我天天穿小鞋啊。”
師傅說：“你那麽聰明的人都不知道見機行事，還配做我的徒弟？”師傅當時是副科長，高高屹立在懸崖上不倒。
後來朱鎔基上了台，身邊發生了很多變化。有幾個客戶昨晚上還和我在一起唱卡拉OK，第二天接聽他們手機的是警察。對那些人，我本來就是玩過笑過不當一回事的，所以也沒有到心裏去，再說人家警察也不會平白無故地抓人。當年外匯交易中心的事件都過來了，還有什麽可以揪住我的心的呢？
有一件事倒是真正地揪住了我的心，那是我尊重，崇拜和愛戴著的財政分局局長的入獄。那天我去財政局辦事，財務科長說：“局長不在，我能送送你嗎？”我是明白人，趕緊上路。在路上他把這件事情告訴了我，他說局長隻是弄了點錢為分局設了個小金庫，補充一下大家的薪水而已。事發後，他一個人把這事給抗肩上去了。
我想去探望他，科長說：“你這銀行的再摻和進來，事情會搞得更大。”沒有再見局長一麵是我今生心頭上的一大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