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說：師傅（上）

聖誕夜，師傅的Email，給了我一個不小的驚訝。她說：“徒弟，我突然間記起了Email賬戶的密碼， 終於可以趕在聖誕之前給你發一個新年的祝福了。”我已經記不清楚我們上次的Email聯係是2004年還是2005年。

即使那麽多年沒有音訊，師傅，在我心裏還是非常的熟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師傅的教誨曆曆在目。

 

與師傅相識是在1993年，那時候我走出大學參加工作沒有多久，被派駐到上海外匯調劑中心做外匯交易員。由於師傅所在的分行和我曾經所在的信托公司是同屬於一個銀行管束下的，理所當然的她就成了我的師傅。

師傅比我大六七歲，是柳州人，長得嬌小玲瓏，眉目清秀。師傅生性活潑開朗，善解人意，我很喜歡她。師傅也喜歡我，誇我機靈幽默。我們就這樣成了工作之外的好朋友。

   初識師傅的時候，她正在與她的大餅熱戀，大餅是她的師兄，從校內一直追到校外。大餅那時候在海南下海，他們倆的感情靠一根電話線牽著。

師傅是個打牌狂，90年代上海中資銀行出來的人都知道，午休打撲克牌是一天的精彩點。大餅在海南做的是股票，也是中午休盤。大餅中午打電話過來，總是我先接到，我告訴他油條在打牌。有時候大餅會堅持要我去把他的油條找來。師傅憤憤地從牌局中站起來，讓我繼續她的牌。我很聰明但是就是打不好牌，師傅回來後會用咬字不清走調的上海話罵我：

 

“儂隻缺西，這麽好的牌都給你打壞了，木瓜腦袋教也教不會，以後大餅打電話來就說我不在。”

那個時候大眾桑塔納汽車新起，企業要憑外匯購買，我們每天都要接待些不願意去銀行的櫃台而直接奔外匯調劑中心來的客戶。師傅打牌的時候我就成了接待員。我盡心盡力，可是年級大一點的客戶們還是要向師傅抱怨：“你這個徒弟什麽都好，就是不會說上海話，與她交流真累。”

老一代上海人以自己是上海人為榮，不願意好好地去學普通話，希望所有的人跟他們都說上海話。對他們的抱怨，我不以為然，師傅卻教訓我說：

“咱們不管怎麽樣也算是在人家上海人的地盤上打工，好歹也得學會說些上海話，以後要想在這裏出人頭地，得先融入當地的社會。”

 

師傅的話簡單易懂，聽起來也有道理，於是兩年後我就學會了上海話，隻要自己不聲明，一般沒有人會懷疑我不是個上海人。師傅的這句話我銘記在心，當我踏上加拿大之後，我最用心做的事情就是學說英語。雖然鄉音難改，但是開會演講做報告還是沒有問題的。看著自己在事業上的發展因為英語的熟練一路過來沒有多少的障礙，對師傅當初的教誨感激不盡。

 

1994年中國實行匯率並軌，取消人民幣官方匯率。人民銀行說：

“從今天起，人民幣匯率由市場供求關係決定，政府隻在必要時予以幹預和調控。”

北京東路的外匯調劑中心頓時炸開了鍋，美元對人民幣的價格從官方價8元左右一下子衝到了當時的黑市價11元。中國的黑市價其實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價，1990年我們大學裏的教授就是這麽在課堂上說的，大家心照不宣。

這一戰人民銀行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輕估了自由市場那雙無影的手。亡羊補牢，人民銀行用充足的外匯儲備和“必要”的幹預和調控，硬是把外匯調劑中心的價格壓到了8元左右這個他們所希望的價格，於是黑市和調劑中心的價格差價就成了某些外匯交易員手中的油水。

 

那個時候有個專門術語叫做“手拉手”，就是交易員把上家和下家的手拉起來，找個中間價私下成交，交易員以成交價收取傭金。好象那個時候大家都在做，我年紀輕輕見的世麵不多，以為大家都在做的事就是對的事。畢竟錢這東西還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去問師傅為什麽我們不做。

 

當時大餅和油條剛結婚，婚後還是一個在上海，一個在海南。師傅在錢上麵是個易於滿足的人，她盯梢大餅用的精力要比花在賺錢上的精力多得多。我一問起“手拉手”的事，她就沒有耐心，嚴厲地數落我：

 

“這種不是工資單上的錢是不好賺的，在監獄裏賠上個青春不值得。”

不知道是老天特意讓她在那個時候牽掛她的丈夫無心去賺錢，還是她確實不在乎錢，我就這樣跟著師傅“走在河邊，卻沒有濕鞋”。幾個月後，43個席位，隻有13個席位的交易員自始至終地穩坐在那裏，其他的都被警察帶走了去問話。那時候的情景很嚇人，在我“幼小”的從事金融的心靈上留下了一個陰影，至今我記憶猶新。

總是中午我們在打牌的時候，警察就進來了，問誰誰誰在嗎，然後把誰誰誰從牌桌上拷起來帶走了。牌席散了，大家都膽戰心驚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那個時候師傅就自豪地對我說：“徒弟，你看看，聽我的你就睡得著覺。”

後來被帶走的人越來越多，剩下能打牌的人越來越少，大家也麻木了，做過的總是會被發現的，沒做的不怕鬼敲門。一個正在打牌的交易員被帶走了，四缺一，再找人頂上，也沒有人再大驚小怪。那個時候我老是作為那個四缺一頂上的，從此真正學會了打牌，師傅有時候還誇我打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