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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8日
作者：SERGE SCHMEMANN
Schmemann 先生是紐時的編輯會成員
人們普遍認為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正在重蹈蘇聯覆轍。因此，在《華爾街日報》記者埃文·格什科維奇 (Evan Gershkovich) 在俄羅斯被捕後不久，當我遇到一位我在蘇聯時期在莫斯科認識的女性時（作者Schmemann的家在華盛頓），我很自然地感歎事情越來越像以前蘇聯那樣了。那些糟糕的過去。
“不，”她說，“更糟。”
她是個叛逆者，生活中第一個機會就離開了莫斯科，所以我對她的反應感到震驚。但我也從其他俄羅斯人那裏聽說過，無論是此刻住在俄國還是國外的人。我越是回顧自己在蘇聯和後蘇聯時代的在俄羅斯當記者的日子，隨著烏克蘭的可怕戰爭慘劇持續的時間加長，我就越能理解他們的意思。
鑒於他們的國家對烏克蘭造成的戰爭傷害，說生活在俄羅斯的人是受害者很蒼白無力。事實上，這可能是“正常”的俄羅斯人認為普丁先生的俄羅斯（也是他們的俄羅斯）比普丁為之哀歎的滅亡了的蘇聯更糟糕的一個主要原因。他們曾認為他們的國家擺脫了過去可怕的暴政，而普丁先生不僅要重整暴政，還要給他們的國家帶來恥辱和憎恨。
這些俄羅斯人回想起的蘇聯是最後幾年的蘇聯，而不是斯大林的地獄時代。在他們的時代，即 19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期，蘇聯仍然是一個專製的警察國家，對信息、藝術、企業和幾乎所有其他人類活動保持著猜忌和鐵腕的控製。考慮到此刻互聯網的覆蓋範圍和俄羅斯人出國旅行的持續能力，那個時代是普丁先生和他的安全機構永遠無法複製的更具侵略性的鎮壓。沒有一個老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會否認，俄羅斯此刻的物質生活質量遠高於那些艱辛的時代。
然而，後斯大林時代，尤其是蘇聯統治的最後幾十年，無論多麽壓迫，至少似乎正在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斯大林時代的隨機恐怖已經讓位於更加“有序”的控製係統：仍然是殘酷的鎮壓，但更可預測且不那麽“隨意”。約瑟夫·斯大林高度個性化的獨裁統治被更加合議的統治體係所取代。“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高級研究員查爾斯·庫普昌（Charles Kupchan）告訴我，蘇聯後期的領導人可能無法在類似入侵烏克蘭這樣的災難性事件中幸存下來。
隨著蘇聯“老同誌”們在 1980 年代消亡，人們明顯感受到了變化，這種變化最終伴隨著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 (Mikhail Gorbachev) 的到來。對於那個時代的過來人，不可能忘記人們開始探索長期被禁止的思想、藝術、自由和樂趣的激動。
“我們區分‘開放’和‘封閉’社會，但‘開放著’與‘關閉中’也是一個重要對照， ”保加利亞政治學家和蘇聯帝國解體最重要的編年史家之一伊萬·克拉斯特夫 (Ivan Krastev)告訴我。 “19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那一代蘇聯人生活在一個‘開放著’的封閉社會中，他們發現不可能的事情正在成為可能。普丁時期是極端的‘關閉中’時期。人們正在失去他們認為終於得到的東西。‘開放著’帶來了希望；現在這個‘關閉中’的係統導致絕望。”
普丁先生可能不具備他的蘇聯前任們所擁有的操控力。自蘇聯解體以來的三十年裏，在俄羅斯發展起來的商業化和全球聯係的社會不可能再被放回瓶子裏。普丁也沒有蘇聯領導人聲稱的那種正在為人類的福祉而努力的烏托邦意識形態，盡管他根據俄羅斯和蘇聯的曆史和神話以及他對西方的憎惡編造了某種民族類敘事。從本質上講，他所做的是建立一個係統，在這個係統中，一切——政府、政治警察、立法機關、軍隊——都取決於他個人。
如果說在蘇聯統治的最後幾十年裏，用來關押持不同政見者的最常見罪名是“反蘇煽動和宣傳”，這是一項“筐”法，但至少明確指出係反對蘇聯統治的罪行，而普京先生會用‘隨機武器’無序的打擊他的對手，無論是他的政府對阿列克謝·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的下毒，還是弗拉基米爾·卡拉-穆爾紮（Vladimir Kara-Murza）因“叛國罪”被判處 25 年徒刑。指責“華爾街日報”的格什科維奇先生從事間諜活動的動機很可能一部分是出於對具有俄羅斯背景的人敢於報告有關俄羅斯的真相的憤怒。
自入侵烏克蘭以來，鎮壓加倍，因此難以衡量俄國內對普丁的抵製程度。入侵十天後，警方在俄羅斯逮捕了 4,600 多名示威者，數十萬俄羅斯男子逃離該國以避免被抓丁入伍。
但是那些反抗者和那些離開的人並沒有發現自己得到了蘇聯時代的持不同政見者所受到的尊重。當時，非俄羅斯族裔群體可能已經將蘇聯的枷鎖等同於俄羅斯，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是俄羅斯族的專利，反對共產主義的俄羅斯人認為自己與其他被蘇聯壓迫的民族以及西方在鬥爭中結盟。抵達紐約、特拉維夫或柏林的俄羅斯人感覺沒有（與蘇聯當局）勾結的汙點；由於持不同政見者的隊伍中包括許多作家、詩人、音樂家和藝術家，俄羅斯文化在離蘇後的解放中發光。
普丁先生在俄國的統治和他對烏克蘭的入侵改變了這一點。這是俄羅斯以俄羅斯帝國主張的名義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任何俄羅斯人或是關乎俄羅斯的東西——語言、文化、背景——都很難完全擺脫這種恥辱。有良心的俄羅斯人聽到普京先生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法西斯語言——這是蘇聯曆史上所有人民引以為豪的壯舉——來摧毀烏克蘭，尤其覺得羞恥。
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俄羅斯餐館（美國的），包括那些重新設計了菜單的餐館，都在慘淡經營。 Stolichnaya（蘇聯的“俄國名牌”） 伏特加現已更名為 Stoli。限量版瓶子上貼有烏克蘭藍黃相間的標簽，上麵印有#LIBERATEUKRAINE（#解放烏克蘭）。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放棄了其俄羅斯天後安娜·內瑞布科 (Anna Netrebko)，因為她沒有公開發聲與普丁先生斷絕關係。我聽到學者們對在“後蘇聯研究”中如此關注俄羅斯表示遺憾。這類事還在繼續增多，很難反對這種“取消文化”。 “俄羅斯人可以說這不是我的政權，但他們不能說這不是我的國家，”克拉斯特夫先生說（那位保加利亞政治學家）。
現在預測烏克蘭戰爭將如何結束還為時過早。顯而易見的是，普京以讓俄羅斯再偉大的名義，對他的人民和他們的文化造成了巨大而持久的傷害。
後注：習博士同學，如果悍然決定用他的“人民軍隊”竄訪台灣，會給中國“人民和他們的文化造成巨大而持久的傷害”。本老漢認為。
紐時文章鏈接在此：Opinion | Is Putin’s Russia Worse Than the Soviet State? - The New York Times (nytimes.com)
作者簡介：Serge Schmemann joined The Times in 1980 and worked as the bureau chief in Moscow, Bonn and Jerusalem and at the United Nations. He was editorial page edi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in Paris from 2003 to 2013.
俄國人對歐洲的崇拜使他們心底裏不接受中國的崛起和中國的品牌。他們不相信過去從歐洲買的高價電器都是中國製造的。
俄國人的愚蠢還需要再吃幾十年的虧才能醒
這種排名的發生是因為國際財政評估機構把今年俄國的經濟增長預估提高到了1.4%，而戰爭發生後的去年的實際增長是-0.2%，遠比西方原來預估的-30%小，當然更小於也是處於戰爭的烏克蘭。
這個增長預估超過了對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經濟增長預估，包括美國。
這個世界經濟排名是俄國本世紀以來最高。從一些個人的在媒體公開的感受來講，認為如今俄國人的日子比英國人要容易，因為通脹水平不同。當然這僅僅是某些外國人的觀點。
俄國自從克裏米亞事件後就一直在拋棄美元美債，花了八年時間實現拋光美債，如今其主要對外貿易貨幣是人民幣，超過了使用美元的比例，尤其是與印度的貿易，也是開始轉為使用人民幣（因為印度盧比沒地方花），這是這次戰爭開始後西方製裁俄國沒有效果的主要原因。戰爭前俄國的央行就被評為歐洲最好的中央銀行，行長是個女性，非常聰明，是世界央行行長中很少的從經濟基層做起來的行長。
我相信有些俄國人認為如今的俄國更糟，但這類事情要看數據，而不是某些人的觀點，西方製裁下，俄國盧布對美元的比率不降反增，盧布升值達到幾乎20%，而西方主要貨幣都貶值了，尤其是歐元日元和英鎊，都是高於10%的貶值。普京的運氣在於世界能源進入了高價格時代，使得俄國的能源非常值錢，這是過去蘇聯時代沒有的，也是普京之前沒有的國際經濟環境特點。而這個高油價還會持續很長時間，甚至可能是永久性的，尤其是中國會成為最大的俄國能源進口國，世界上不論什麽國家如今傍著中國就不會太差，也就意味俄國的經濟會不錯。
當然，這種靠能源出口掙錢的模式不如前蘇聯時代的經濟多樣化，而是類似加拿大澳大利亞這類國家，是一種“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