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緝思：新的世界曆史也許剛開始

   《財經》記者馬國川

　　2011年，很可能成為新的世界曆史開始的一年。先是北非和中東發生社會和政治動蕩，多個伊斯蘭國家的政府更迭；繼而日本發生9級地震，由此引發的一係列災難和衝擊考驗著全世界。

　　從人類曆史來看，1979年以來的30多年，不僅是中國經濟社會的巨變時代，更是全球化空前迅猛發展的時期，世界經曆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這個過程，既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時期，又是中國曆史上與外部世界聯係最為緊密的時期。

　　“30年的曆史不僅體現了世界政治發展的基本趨向，也體現了各國政治結構與政治過程的複雜性和多麵性。”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王緝思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說，“世界政治真正的多樣化過程才剛剛開始。”

　　王緝思是中國長期專注於國際政治研究的學者，今年初他與同事唐士其教授等共同完成了一項關於30多年以來世界政治變遷的研究課題。在他們看來，正確總結30年中世界政治發展的同一性與差異性，可以幫助澄清一些可能產生的錯覺，對其內在規律有更深入的理解。這對於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展望未來中國的發展，均具有重要的意義。

　　伊斯蘭傳統同現代民主相容嗎？

　　《財經》：今年以來，在中東和北非發生了一係列事件，世界各國高度關注。作為一位長期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您怎麽評論這些事件？

　　王緝思：有些人把中東北非發生的事件稱為“民主運動”，我個人並不怎麽強調其背後的民主訴求。在世界金融危機衝擊之下，突尼斯、埃及等國家物價上漲，平民生活水平下降，這些國家民眾的主要訴求，實際上是民生訴求。

　　任何政治製度變更都不可能馬上解決問題。民主選舉的政府能夠馬上解決所有現實的社會問題嗎？顯然不能。尤其是在伊斯蘭世界，民主製度的建設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伊斯蘭國家往往在認可民主化的同時反對西方化。

　　根本原因在於，伊斯蘭教與西方世俗主義和物質主義世界觀之間存在難以調和的衝突。一些伊斯蘭國家在使民族和宗教傳統與自由民主製相結合方麵已經 做出一些獨特的探索，但其具體做法往往讓西方人充滿疑慮，而且也的確還不能說已經取得了成功。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朗伊斯蘭革命以後的製度建設與政治過程。

　　在伊斯蘭世界，一個看似無法走出的困境在於：任何政府如果意欲強行世俗化即對伊斯蘭主義采取壓製政策，那麽它就不僅在理念上與其自由取向相矛 盾，事實上也不可能不走向威權化的道路，從而與民主原則漸行漸遠；而如果它試圖與伊斯蘭主義結盟，那麽從西方通行的意義上說，就不可能是一個真正“自由 的”、世俗的政府。

　　《財經》：這是否意味著，一個民主的、世俗化的政府與伊斯蘭宗教傳統不能兼容？

　　王緝思：這隻是一種觀點，另一種相反的觀點則認為，伊斯蘭宗教傳統能夠同現代民主相融。一些事實似乎也證明了後一種觀點，例如，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土耳其是人口最多的四個伊斯蘭國家，它們的多黨選舉製都日臻成熟，其中印尼在擺脫蘇哈托統治後的總統直選尤為成功。

　　總之，在過去30年裏，伊斯蘭世界的民主化進程已經使民主製在當地大多數人眼中成為最好的政治體製。但迄今為止，伊斯蘭國家中尚未出現一個完全成熟的民主體製。因此，無論是伊斯蘭國家，還是外部世界，都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多的寬容與更多的創造性，也許更需要某種嶄新的政治思維和政治智慧。

　　政治體製的生長需要漫長過程

　　《財經》：其實不僅僅在伊斯蘭世界，在過去30年，整個世界範圍內出現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民主化浪潮，包括前蘇聯、東歐的轉型國家，也包括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原來的一些軍人政權或者專製獨裁國家，都開始了民主的製度建設過程。如何認識這些國家的民主化？

　　王緝思：美國學者亨廷頓將這股浪潮稱為民主的“第三波”，來勢洶湧，眾多的非西方國家在建立以多黨議會製為核心的自由民主政體方麵並沒有遇到太大障礙，有許多國家甚至是在“一夜之間”被民主化了。

　　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在曆史上曾經嚐試過西式民主，現在這些國家的民主製已經基本上再度站穩腳跟。但為了解決轉型期複雜的社會政治問題和矛盾，它們都努力保留一種獨立於社會利益糾葛的強勢行政權。

　　因此，它們既沒有選擇美國式總統製政府形式，也沒有選擇英國式議會內閣製，而是選擇了一種介於議會內閣製與半總統製之間的製度，使總統既能夠獲得議會中多數黨的支持，又能夠作為不同政黨和利益群體之間的協調者與仲裁者。

　　至於前蘇聯的五個中亞共和國，獨立之後都建立了三權分立的多黨製民主政體，但因為出現了政治動蕩甚至武裝衝突，都強化以總統為核心的行政機構的地位，轉變為一種強勢的總統製。土庫曼斯坦和哈薩克斯坦的總統則被賦予“無限期行使總統職權”的終身總統地位。

　　由此可見，雖然代議民主政體的根本原則乃是對國家權力的分散與製衡，但在這些轉型國家，一種相反趨勢的存在似乎具有其必然性；在某些情況下，政治強人往往發揮了超越製度之上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些國家最終可能采用的具體政治製度形式，目前還難以確切判斷。

　　《財經》：除了古巴以外的拉丁美洲國家均已在形式上實現了多黨民主製。在東亞和東南亞，繼韓國之後，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柬埔寨和泰國也相繼建立了多黨製民主政體，新加坡也出現了多黨選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大部分走上了民主化之路，南部非洲國家則多已成 為憲法意義上的民主國家。這些趨勢是否存在某種共性？

　　王緝思：但也是在這些地區，民主的實際運作仍然問題重重。

　　比如亞洲，“第三波”中出現的民主國家基本上沒有擺脫政治動蕩的困擾，一種法律至上、相互寬容的民主政治文化尚未形成；在非洲，由於家庭、村落和族群仍然是人們生活的重心、忠誠的對象及基本的政治單元，國民國家的建設仍未完成，民主或者成為削弱政府行動能力的政治鬥爭工具，或者幹脆蛻變為一種選 舉遊戲。另外，類似中亞轉型國家的強人政治現象，也出現在眾多非洲國家。

　　《財經》：看來，非西方國家在轉向民主製之後，還有大量工作要完成？

　　王緝思：任何政治體製的生長都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這些國家又普遍缺乏西方式民主的傳統、甚至缺乏民主所必須的基本文化條件，所以在鞏固民主製度及使民主本土化方麵仍然麵臨嚴峻考驗。

　　需要注意的是，非西方國家一些傳統文化的因素固然妨礙了這些國家向民主製靠攏，但這些本土因素也有可能成為新製度的生長點，這種可能性尤其需要得到相關國家的政治家與學者們的高度重視。

　　西方國家的“再民主化”

　　《財經》：學者們也注意到，過去的30年裏，西方國家似乎也經曆了一場“再民主化”的洗禮，你怎麽看？

　　王緝思：西方的“再民主化”，英國學者吉登斯稱為“民主的民主化”，體現兩個方麵：一是對其既有民主政治體製的完善和充實，另一方麵是製度創新。

　　例如，英國的政治製度進行了一係列改革，在威爾士和英格蘭設立了地方議會，使其在廣泛的領域內獨立處理地方性事務，以實現權力下放。這不僅大大 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有效地克服了國家行政管理中的官僚化，也為解決北愛爾蘭衝突提供了一條新路，使其和平進程邁出了重要一步。

　　布萊爾執政時，還對英國的世襲君主製和上議院進行了若幹改革，廢除了英國王位的男性優先繼承權和上議院的貴族繼承製，特別是後一點，被普遍認為是英國在實現公民政治平等方麵的一個重大進步。

　　日本是另一個有代表性的“再民主化”國家。在過去30年，日本告別了戰後形成的“55年體製”，政黨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並明確提出了“政治改革”議題。

　　從20世紀90年代起，日本開始推行了一係列旨在精簡機構、提高行政效率、擴大地方權力的“結構改革”，在克服官僚主導型的決策機製、政黨內部的派閥政治，以及自民黨獨大等有日本特色的政治問題方麵，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財經》：在製度創新方麵，西方國家有哪些重要舉措？

　　王緝思：為什麽要進行製度創新？因為傳統民主製的一些缺陷和弊端開始受到普遍關注。

　　傳統的競爭性多數票決民主製具有其內在的不足。在這種體製之下，勝者全勝，負者全負，產生了兩方麵的重大缺陷：

　　第一，複雜的政治決策問題往往被簡化為相關政策支持者與反對者的人數對比，即政治力量對比，結果導致公共政策的形成過程缺乏理性與共識。

　　第二，少數群體的利益，尤其是一些恒定的少數群體的利益往往被忽略、被犧牲，有可能導致社會的分裂乃至衝突，因為那些恒定的少數群體往往會做出退出相關政治過程或者政治共同體的選擇，政治和社會矛盾的激化也就不可避免。

　　正是為了克服傳統民主製中存在的上述缺陷，“共識民主論”和“慎議民主論”應運而生。二者都強調政治決策的開放性、參與性和達成共識的重要性；區別則在於，共識民主更注重不同利益團體之間的協商合作，而慎議民主更注重普通民眾的參與，以及不同政治觀念與立場的溝通與交流。

　　當然從實踐上看，無論共識民主還是慎議民主都還處在實驗和探索階段。前者主要局限於原本就具有統合主義傳統的北歐國家，後者仍然難以抵消利益集團對國家政治過程的強大影響。

　　《財經》：西方國家的“再民主化”與非西方國家的“民主化”，是過去30年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兩個方麵？

　　王緝思：這兩個方麵大有不同。如果說西方國家的“再民主化”是對傳統民主製的發展和完善，一大批非西方國家則剛剛開始其民主的製度建設過程。

　　自由與民主的動態平衡

　　《財經》：總結近30年世界政治的變遷，是否可以說，對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得到了世界範圍的普遍認可？

　　王緝思：毫無疑問，一個國家民主與自由的程度，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標誌。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製度一直穩定，即使發生嚴重的金融 危機或一般性社會危機，也不會出現政治體製向法西斯獨裁轉型的可能。20世紀70年代時，采用競爭性多黨製的國家在世界上還是少數，到90年代後期已經占 絕大多數。

　　從長遠看，非西方國家向民主政治過渡表現出某種不可逆轉勢頭。伊斯蘭國家、中亞國家、中東歐國家的實踐說明：一方麵宗教、文化與政治傳統對民主化起著重要作用，另一方麵經濟發達程度同民主化出現的遲早沒有必然聯係，但同民主化的成熟程度直接相關。

　　《財經》：各國民主化的成熟程度都有哪些不同？

　　王緝思：世界各國的民主化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各異的訴求和特色。各國民主化的過程、形式與結果都是豐富多彩的。對非西方國家在民主化方麵的探索不應過多指責，而應表現出更多的理解、耐心和寬容。

　　冷戰結束後，廣大非西方國家得以在一種相對寬鬆的環境下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雖然出現了美國使用武力“解放”伊拉克和阿富汗、強行推動當地“民主化”的情況，一些國家的“街頭政治”和 “顏色革命”也有西方勢力挑動的背景，但非西方國家的民主化進程總體來說是內生、自主、反映國內民眾普遍政治訴求的。在民主化進程中發生的種種亂象，包括賄選、腐敗、暴力、政治對立，等等，並不能否定民主本身的價值和各國“試錯”努力的意義。

　　《財經》：然而在一些新近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非西方國家，社會穩定和政治秩序並不穩定，如何平衡自由和民主、穩定與秩序？

　　王緝思：自由和民主、穩定與秩序，是一個天平的兩頭，必須維持一種動態平衡。過度的個人自由和小群體自由會導致社會分裂、價值觀扭曲、公共生活混亂，甚至導致社會衝突和暴力對抗。自由主義、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結合，在刺激人的欲望無限膨脹的同時，不僅導致了 嚴重的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惡化，還造成了社會道德水準普遍下降的惡果。

　　在新近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非西方國家，比如最近出現劇變的埃及，上述問題比在西方國家表現得更為突出。這些國家的政治體製不夠完善，法治不夠健全，但人們在西方生活方式的誘惑麵前，不斷增強的欲望大大超過了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提供的可能性。

　　在一些國家，部分公眾的不滿通過激烈的形式表達出來，社會穩定和政治秩序受到威脅;維護社會秩序的努力，又往往轉變為超越法治的強權，壓製了個人自由、損害了弱勢群體的權利。世界各國都在尋求維持這一動態平衡的砝碼，無論是傳統的社會主義思想還是傳統的自由主義觀念，都未能提供完整的答案。

　　新的世界曆史也許剛開始

　　《財經》：許多人認為，過去30年是全球化空前迅猛發展的時期，也是中國曆史上與外部世界聯係最為緊密的時期，世界的發展對中國有何影響？

　　王緝思：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兩者之間存在著不同層麵的、日益增加的複雜互動關係。30年前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進程，意味著它對自身在世界政治和地緣戰略格局中實際及預期地位的調整，意味著它對西方精神、價值觀和社會經濟製度的再評價，也意味著它在觀念和製度領域的重新選擇。

　　一方麵，作為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大國，中國國內的變化本身就改變著世界政治，同時又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產生了不同形式的影響；另一方麵， 回顧30年來的世界政治，特別是美國、歐洲、前蘇聯/俄羅斯、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政治變化，都以各種方式牽動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

　　從曆史順序來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私有化和保守主義的興起，東亞國家與地區的經濟崛起和政治民主化，蘇聯和東歐的政治劇變，前蘇聯、南斯拉夫 及其他一些地區的民族分離和國家解體，所謂的“三股惡勢力”(分裂主義、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在中亞等地區的猖獗，高加索和東歐中亞等國家的“顏色革 命”，以及古巴、朝鮮等國對本國意識形態和政治製度的執著堅持，對中國政治既形成了一定的思想衝擊，又產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可以預見，中國未來的政治進程同世界政治的互動關係將進一步增強。

　　《財經》：雖然世界各國的曆史傳統、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政治製度差異很大，但30年來世界的政治變遷是否表現出某些相似性甚至趨同性？

　　王緝思：這是可以肯定的。過去30多年的世界政治發展軌跡可以大致分為前後兩個階段。

　　在前半期，政治自由化和經濟市場化是世界政治變化的基本趨勢，以至於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宣稱曆史已經“終結”；而在後半期，那些已經采 納了自由民主製的國家，不得不通過艱難地探索民主的“本地化”，以鞏固和完善其基本製度，自由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已經在絕大多數國家得到普遍承認，但相信 “市場萬能”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也被人們所拋棄。世界各個主要經濟體根據自身傳統和條件，都試圖在市場動力和政府幹預之間尋求某種平衡。

　　過去30年裏，中國實行市場經濟，社會重新獲得活力，順應世界潮流是中國之所以成功的秘密。

　　《財經》：有些人把中國的成功總結為“中國模式”， 試圖將其提升為一種可以挑戰西方製度、價值觀和領導地位的替代性發展模式，您怎麽看？

　　王緝思：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全國“兩會”記者招待會上說，沒有“中國模式”。我向來認為，中國還不能稱為一個模式，因為我們這條道路還在艱苦探索之中，還沒有完全成功。世界上確實有些國家想學中國，但中國這一套體製，沒有一個國家學得了。

　　中國國內存在著比較嚴重的腐敗現象，在部分地區出現了族群衝突和群體性事件。這些困難和考驗說明，穩握政權和國家複興都需要更高的政府透明度和更有效的問責，同時還需要更加堅定地履行對法治、民主和人權的承諾，這也是當今世界共享的價值觀。

　　如果中國能夠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物品，與其他國家更多地共享價值觀，中國的國家利益也將得以更好地維護。

　　《財經》：那麽，將來世界上是否會出現“普遍同質國家”？

　　王緝思：曆史並未終結，“普遍同質國家”不會出現，世界正麵臨新的問題和挑戰。此次日本地震就是一個例子。如果日本真正出現致命的核泄漏，影響到別的國家，這就是全人類的災難。麵對海嘯、地震等各種自然災害，麵對越來越凸顯的環境、能源、糧食、公共衛生等等非 傳統安全問題，以及各種極端主義的興起，世界如何實現共同治理？如何解決人類共同的問題？

　　最近30多年的曆史說明，前蘇聯模式固然已成為不會再重演的曆史，但今日西方也無法激發人們對未來的想象力。新興國家點燃了新希望，但一切皆在探索階段，其普世意義尚待曆史考驗。人類麵臨共同的生存困境，挑戰實在太大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舊的曆史確實已經終結，新的世界曆史也許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