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緝思談他自己（1/3）

陸昕（以下簡稱“陸”）：父母的性格特質一般會對孩子產生較大影響，這方麵在您身上是如何表現的呢？
 
王緝思（以下簡稱“王”）：父親影響我的是思維的理性，勤於思考、善於分析以及對語言、文字運用的考究。我力求做到中英文的使用不產生任何錯誤，幾乎成了一種“潔癖”。這也帶來很多煩惱，比如，播音員念錯一個字，哪怕是聲調不準確，我都受不了。我母親是蘇州人，聰明、機敏，很會處理方方麵麵的關係。言傳身教之下使得我待人處事有時候偏粗心，有時候又很細心，比較注意平衡，不太偏激。
 
陸：您的父親王力先生是我國著名的語言學家，享有很高的聲譽。書香門第的家庭背景給您留下哪些精神財富？
 
王：坦率地講，“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我一直認為做學問或者從事教育工作是天底下最崇高的事業。所以，當有些人把“研究國際政治”與“搞政治”混為一談，並因此說我們這個領域的學者是“搞政治的”時，我很不高興。我不是搞政治的，我是研究別人怎麽搞政治的。我隻是以學者的眼光，從學術的觀點去看待政治，並沒有真正投入進去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冷眼旁觀的結果是永遠不可能全身心投入。比如，某件事情從道德的觀點來看是錯的，但是從所謂的國家利益來看它可能就是對的。於是，對許多問題我已經很難做出價值判斷，我隻是分析怎麽做更合理。所以，我總是覺得從道德上來講，做學問比其他工作要更高一層。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想法，我知道是一種偏見，但是仍然不容易擺脫。我父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挨整的時候不得不低頭。我挨整的時候也得低頭，但心裏不服氣。對一些在形式邏輯上都講不通還硬說是真理的東西，我絕對沒法接受。這種知識分子的良心、責任感和尊嚴是家庭留給我最大的精神財富。
 
陸：這種影響也注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與其他同齡人相比，您的內心更受折磨吧？
 
王：舉個例子吧，我讀《往事並不如煙》時內心極為複雜。因為我的家庭跟書裏描繪的章=伯=鈞、羅=隆=基的家庭有些相像，雖然沒有西化、貴族化到那個程度。身處這樣家庭的同時，我接受的卻是那樣一種教育，它告訴我知識階層的這些東西都是資產階級的，是應該批判的。於是，我當時也想要背叛家庭做一個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但回過頭來再想，那些曾經批判的東西又都是值得回味的。可以說，我就在這種矛盾中稀裏糊塗地渡過了自己的整個少年時代。
 
當然，我終歸沒有做到參與“打、砸、搶”，參與批鬥自己的父親，但是我親眼看見別人怎麽批鬥他。這一段是不容回憶的，隻是揪心地痛，隻能說這就是時代、命運，是人對自己的一種折磨。我想跟父親劃清界限，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那就應該參與其中批鬥他，但這又是我根本無法強迫自己去做的。可是，我還是親眼看著別人批鬥他。現在後悔嗎？我很難理得清。
 
陸：自願去內蒙古插隊應該算是您個人背叛家庭的最重要一步吧？
 
王：當時確實是自願的。第一，要改造自己。第二，邊疆是一個很吸引人的地方，能夠讓我遠離城市，重新做人。第三，生活所迫，父親工資停了，組織上給我一個月15 元的生活費，在城裏實在混不下去了，急切地想要離開。從1966 年到1968 年的兩年多時間裏我吃過哪幾頓飽飯，現在依然記得清清楚楚。
 
1968 年我到內蒙古插隊，做了7 年農牧民，從事各種體力勞動。之後又到河南繼續插隊，還在河南當了兩年多電焊工。這期間我接觸了最普通的老百姓，直到今天還跟他們有一種血肉相連之感。這與我父親那些知識分子內心裏自覺不自覺的精英意識絕不一樣。他們不太體會普通老百姓的疾苦，但我知道了，而且是在20-30 歲——人生最金色的年華。那10 年裏，我幾次想在城市裏找個工作，但都因為家庭出身問題失敗了，上大學更沒希望。
 
陸：有些人會由此而變得憤世嫉俗，人生觀、價值觀越來越悲觀、消極，甚至扭曲，您呢？
 
王：我內心也非常憤憤不平，但並未因此對工人、農民和牧民有任何的偏見，而是更加對他們充滿了感情。這10 年的經曆讓我知道了老百姓是如何過日子的，什麽才是他們真正需要的。所謂國家利益，他們心裏也有一杆秤。因此，和平、穩定、繁榮以及公平、正義，這些都是我所追求的。我不讚成打著國家利益的旗號實際上卻在做損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
 
對那種非常表麵的民族主義，對那些蓄意煽動仇恨的做法，我無論如何都沒法接受。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的民族仇殺，真正受苦的不是那些高喊口號的煽動者，而是老百姓！這就是我的價值觀，它已深深植入我的內心，出於家庭傳統，也出於我這10 年的經曆。
 
陸：這些經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價值觀也深深地影響了您的政治哲學吧？尤其您現在從事的又是這樣一個跟政治緊密聯係的工作。
 
王：當然。我堅信中國應該走現代化的道路，應該是一個民主的、法治的、講人權的社會。過去的家庭和經曆已經塑造了我，告訴了我什麽情況出現的時候中國必會遭難。中國的劫難必然也是我個人的劫難。這絕不僅僅是我個人的命運，而是整個知識分子的命運、人民的命運、國家的命運。於是，我堅決地用自己的方式阻止這種情況的發生。比如，誰要再把中國拖回到“文化大革命”，我堅決不同意，豁出去自己一條命也要拚到底！這就是我的政治哲學，它跟我的學術良心是連在一起的。這一信條在我心裏非常明確，絕不含糊，且從未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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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1977 年您考入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國際政治係，一年之後就讀本校碩士研究生，之後留在北大國政係任教，以美國外交和中美關係為自己的研究方向。這期間您曾到英國和美國的多所大學做訪問學者，這幾段海外訪學的經曆在您的學術生涯中應該比較重要吧？
 
王：進北大讀書，學國際政治這個專業，包括以中美關係和中國外交為自己的研究方向，對我來說都是出於偶然，沒有什麽自我選擇。讀本科的時候我已經30 歲了，為了節省時間我才提前攻讀碩士學位。
 
1982～1983 年在牛津大學進修的一年對我做學問有很大的幫助，英語水平的提高隻是其中一方麵。記得我曾在一篇讀書筆記中使用了“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國家”的說法，我的指導老師就質問我什麽是判斷“愛好和平的國家”的標準。對此，我至今記憶猶新。從此，我寫文章就很忌諱使用一些先入為主的政治判斷。類似這樣的點滴感觸對我影響非常大，使得我之後做任何一個判斷，寫任何一個注解都極為謹慎。老實講，這之前我寫文章挺快，可自從到了英國（當然後來跟美國人的接觸也有影響），我寫東西就極慢了。一種新想法的提出總會有人反對，關鍵是你是否已經對所有可能的批評意見都深思熟慮過了。
 
陸： 1991 年您離開北大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以下簡稱“社科院美國所”）工作，學校與科研機構不同的氛圍對您個人的學術研究有什麽影響？
 
王：在社科院美國所時的主要關注點就是美國問題，相對而言更貼近政策層麵。在北大就是教書為主，自然更重視理論和方法。所以，在社科院我得以更多地了解一些政策構想，比如說台灣問題、中美關係、對美國全球戰略的分析等等，這就使我看問題比較貼近實際。在學校時，我總會想中美關係應該是什麽樣；但在社科院，我就知道它為什麽不是這個樣。當我想它應該是什麽樣的時候，我就告訴自己這沒有意義，因為有些結構性的原因使得它實際上不可能是如此，於是就開始不去這樣想問題。
 
陸：作為社科院美國所原所長，談到您的前兩任李慎之和資中筠，在精神層麵您跟他們是否有一種傳承？
 
王：李慎之先生和資中筠老師對我影響很大。他們對做學問充滿了興趣，同時又有一種強烈的人文關懷和那種作為學術精英、社會精英的魅力。研究國際政治要有一種對國家、社會和人民的終極關懷，不能說它是一種純學問。知識本身有很多樂趣，但是知識以外還有某些目的。我也曾有過“為知識而知識”的追求，一心想做個純學者。所以，做社科院美國所行政工作之初，我心裏並不樂意，尤其是工作上遇到各種麻煩的時候。我把不想做行政工作的想法告訴李慎之先生，他對我說做純學者是不可能的，做一些行政工作反而對理解政治有好處。他的這些話對我影響很大。實際上，行政工作涉及的就是權力和利益的分配問題，是相對小範圍內的政治。身處一個單位決策者的崗位，我才體會到決策是一個怎樣複雜的過程，什麽可行，什麽不可行。此外，工作的原因使我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國內外的高級官員。通過這些麵對麵的接觸，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他們是什麽樣的人，有什麽樣的思維方式。這些對理解政治很有幫助。另一方麵，我永遠不可能全身心投入到政治當中，因為我總是帶著學術的眼光來看待它，把它當做我的研究對象。在這一點上，李慎之先生和資中筠老師都是如此。
 
陸：作為美國問題專家，您認為自己獨特的眼光或者視角是什麽？
 
王：我欣賞美國的思想文化傳統，但是拿美國的主流價值觀去衡量它的一些國際行為和國內現象也有許多不符之處。因此，我對美國有很多批評。有些人認同它的主流價值觀但是不去批評它的一些與之不符的做法，也有些人根本不認同它的價值觀，或者根本不去考慮它是否有價值觀這個問題。對美國政治的看法，很多人隻是從強權政治、霸權主義的角度，但我更多的是看到這體現的其實是價值觀的衝突。美國也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性格的國家，不是一個純粹的強權政治、追求物質利益的國家。當然，它有欺侮弱者不講道理的一麵，總自以為是地認為自己是在拯救別的國家。對美國人的意識形態、宗教信仰以及美國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我認為自己的體會是比較深的。我甚至講過這樣的話，美國人也未必承認，大意是：美國跟中國最大的差別就在於美國人多數信神而中國人多數不信神。(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