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世家

《靈魂的陷落》是一部描寫1957年“反右運動”的長篇小說。“反右運動”已過去半個世紀,但其凶殘、野蠻、瘋狂、毫無人性,一直在記憶深處,揮之不去!
正文

《靈魂的陷落》第十三章

(2011-03-20 19:20:00) 下一個
《靈魂的陷落》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在柳家寨勞動教養所改造的右派們,經過一年多的勞動鍛煉,終於明白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把勞動當作人生的崇高事業,而且自食其力,這是知識分子是否得到改造的重要標準,更是證明黨對知識分子改造政策的英明和偉大。”這是來這裏視察的省級官員對勞教全體人員講話的核心內容。

但勞教人員在大躍進中對每天 16 個小時的勞動強度早已精疲力竭,人們沒有精力去認識什麽是英明和什麽是偉大;不是不想歌功頌德,而是他們一直不能忘懷的是說死就死了的難友。連那麽心軟麵善的彭所長,對通訊組說,“這誰都沒辦法,我又不能變成糧食讓人們多吃一口,對我來說,我相信眼下還不至於發生人吃人,這就還能對對付付支撐下去。”

“咱們的糧食不是還能吃個六七成飽嗎?”

“我也是這麽認為的,可是架不住上峰直接沒完沒了地來跟你要糧食,隻要來一個人就得一二百斤打發,這種搬騰,你就是糧倉也得給你搗騰空了。”

“他們這樣做是為單位?”

“誰這時候還為單位呢?爹娘老子都不認得了,他們的原則是,自己別餓死!”

在這種情勢下,勞教所的右派們也多少明白什麽是社會主義。但說真話,明白這一點可不是聽哪位首長的報告,而是老百姓唱的歌:社會主義好(啊),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就是吃不飽……來勞教所作報告的首長還要求勞教人員,一定要有信心把自己改造好,因為社會主義還是給大家出路的。

應該說那位省級官員的講話沒有任何不當,隻是人們懷疑,他到底來勞教所幹什麽來了?因為有人親眼看到這位官員的車後備箱給放進了五麵袋子大米,而且,竟是那位郜大隊長親自把大米袋子扛過去的!

顯而易見,這位官員也處於饑餓狀態,以視察名義,行索要之實,原來他來勞教所表演的是“欲蓋彌彰”的把戲。在那個極特殊的時代,這是極為罕見的,也是極膽大妄為的,一旦被告發,那會受到極嚴厲的處分。

實事求是說,這位官員的行止卑鄙而無恥,勞教所的大院、小院幾乎人人皆知,但人們並不議論,隻是私下很氣憤地說說;郜大隊長給大官員扛米袋子,能白扛麽?官大壓死人,而郜大隊長深知此時的拍馬屁決不會白拍!何況他見著大官立馬就變成任意驅使的小夥計。可一見到右派像被妖魔點化了一下,立時就變成了頤指氣使的大管教,而且他又神氣十足地強迫你對他畢恭畢敬。這是我們社會的一個縮影,長城內外,大河上下,此風此景,時時處處,都能讓你看得眼花繚亂,

但,柳家寨勞教所所長彭光磊,他幾乎成了勞教人員的精神支柱。他設想的建豬場、雞場和澡堂子不僅按計劃實現了而且早已開始使用了。人們還記得 23 位女勞教人員搬到在雞場、豬場中為她們蓋的住房時,她們彼此抱在一起,有高興跳起來的,有激動而哭泣的,好像她們的生命重新有了依靠,有一個還說,這回我們永世告別螞鱉了。而勞教所有澡堂子的,大概隻此一家。更讓人感動的是,他和黃若愚縣委書記從縣糧庫借了很多糧食,讓人們能熬過這場大饑餓的災難。他向黃保證,今年借,明年還。在這一過程,彭所長突然有個想法,從今年收秋開始,把勞教所打的糧食的一部分儲存在縣糧庫。這當然要掩人耳目,還需要技術方麵的深思熟慮。目的就是別讓首長們把糧食倒騰到自己家裏。

饑餓使社會形勢越來越惡化。耿介民對通訊組的幾位說,這個時候咱們得保護好彭所長,唯一辦法,就是有什麽事都找隊長,隊長不解決也不去小院,讓幾位隊長覺得我們與彭所長的距離越遠越好。否則,我們就害了彭所長。我們一定要清楚,這裏的所有來自公安係統的大小幹部和幹警,他們最拿手的就是打壓、威脅和恐嚇;而彭所長強調的是人性化管理,使我們有麵向未來的勇氣。

彭所長的危險在於:現在不講人性!隻講人的階級性。(在這點上,耿介民悄悄說,這不是馬克思主義)斯大林以各種借口維護革命的階級利益,大量地屠殺異己,其殘忍凶惡令人發指。斯大林被憤怒的俄羅斯人扔出了紅場陵墓,認為他是共產主義世界的第一位暴君。而令我們不可思議的是,我們偉大領袖就在那種時候,竟然無所顧忌地而且是盡最大努力為斯大林百般辯護,甚至公然向全世界宣布,斯大林依然是偉大的共產主義者!

在勞教所的人們,總覺得我們之所以給打成右派,與斯大林的完蛋恐怕是有點關係。

怎麽叫是否有點關係?沒有斯大林的完蛋,會有東歐的混亂麽?沒有東歐的混亂,我們的整風會瞬間改為反右麽?要知道所謂匈牙利事件,一個最慘烈的鏡頭是,布達佩斯市委書記和市長走出大門時,竟遭到報複性地槍殺,而開槍射擊的恰恰是“裴多菲俱樂部”的成員。想想看,“裴多菲俱樂部”的成員統而稱之都是知識分子,毛澤東當然不放心中國知識分子是否可能如法炮製,更何況長期以來就把知識分子劃進了資產階級。他不願意承認中國知識分子滿腔都是愛國主義,更不相信知識分子願為社會主義鞠躬盡瘁。

寧慎在通訊組表達了上述觀點,讓幾個人聽得幾乎心驚肉跳 !

耿介民想了想說,“從表麵看好像是這樣,如果假定蘇聯沒發生什麽事,匈牙利和波蘭也沒有任何內亂,偉大領袖就不搞反右運動了?我懷疑,這個曆史之謎,我們很可能永遠破解不了,但,一旦破解它可能令全世界驚心動魄!”

寧慎補充了一句。接著他說:“前些日子亭亭來看我,說他爸爸在《內參》裏看到,‘廬山會議’黨內鬥爭非常激烈,彭德懷元帥寫信給毛主席,信的中心內容是,彭德懷建議停止大躍進,因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使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危機,並且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老百姓不僅吃不飽,人餓死的太多了,在廣大農村都出現了這種情況……誰也沒想到,看過彭德懷的信,毛澤東極大的憤怒,好象內心鬱積的一切,像一顆威力極大的炸彈頃刻就要爆炸,當時就免去了彭德懷的國防部長職務,頂替他的是林彪。中央的震動自然波及地方,首先坐立不安的就是地方各級黨政官員。根據過去的經驗,肯定會出現一大群替罪羊。誰膽敢表示“三麵紅旗”喪失了國家元氣,不把你鎖進大牢才怪呢!”

“他決定的一切,必須 100 %的貫徹!不管正確與否,任何人都不能持有異議!譬如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已經成為全國性的大災難,那也不能說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搞錯了。誰膽敢說錯,立馬先把你打倒再說。從曆史上看,這種事例舉不勝舉!”寧慎補充道。

“這就是說,毛澤東肯定不會善罷幹休了!費德福一邊搖頭一邊小聲說。”

“當然了,不要忘了,毛澤東對搞政治運動可謂情有獨鍾,得心應手。”文笑寒說。

沒人回答,不過寧慎接著說,亭亭告訴他,她爸想起在延安時候,一位從江西蘇區來的老革命叫鄺祖寧的對他說過:我這條命能活下來,還能來到延安跟做夢似的,在江西差點兒腦袋給砍掉了,當時的罪名 AB 團,那時錯殺紅軍幹部和戰士幾萬人,有一個軍給殺得連領導人都沒有了。誰都可能被打成奸細或是叛徒,關押他們的領導說,這個時候若是打起仗來,把你們抓出幾個就槍斃了……

耿介民特別嚴肅地說,“寧慎所講這些,駭人聽聞。我們不能掉以輕心的是,不要以為勞動教養所最多就是讓咱們累死累活,一旦風吹草動,從我們這拉出幾個也會槍斃的!斯大林事件一出來,有人就知道,斯大林害怕被顛覆,他就大開殺戒,從波羅的海東邊的列寧格勒(彼得堡)到遠東符拉迪斯沃克,一路殺來冤魂累累,而在莫斯科,在他的地下室慘死的,身上的層層勳章都被自己的鮮血染紅了。”

“斯大林曾說他身邊、他眼前有很多敵人。隻要斯大林認為誰是敵人,他就有理由除之。與此相聯係,我們也發現,建國以來多次運動都是整知識分子的,這是不是意味我們就是毛澤東眼前的敵人?若不,毛主席為什麽對知識分子老有不除不快的感覺。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仇恨不是始於建國以後!無論在江西還是延安,清洗的主要對象就是知識分子。而且可以預測,隻要老人家健在,這種清洗絕不會結束。”文笑寒堅定表示。

費德福沉思片刻,小聲說,“我去醫務室看病時,看到桌上有份《河北日報》,因為那兒坐著郭大夫,我沒敢細看,隻拿眼一掃,看見‘廬山會議七月’字樣。這就是說‘廬山會議’是上個月的事兒了。現在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毛澤東是清洗高手,而凡清洗高手無一不是最殘酷最無情的獨裁者。根據這樣的現實,我們必須謹慎再謹慎,不是忍辱求榮,而是千真萬確地是忍辱求生。我們所有言論僅限在這間小屋。”

“這麽說來毛澤東還要搞運動?”潘星輝一臉愁緒。

“當然嘍,運動就是鬥爭,而鬥爭絕對讓毛澤東亢奮,使他的戰爭思維迅速活躍,從而再次證明他的策略指向百發百中。我敢斷定,毛澤東很快就會發動一場新的政治運動。”文小寒這樣預言。

“整誰呀,知識分子都趴了。”潘星輝問文笑寒。

“誰認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使國民經濟大倒退,或是誰說‘三麵紅旗’勞民傷財,誰就是這次運動的目標。毛澤東的眼裏那是真正不能進沙子的!他的性格最本質特征,就是唯我獨尊。有文章說,這源於他的帝王思想。誰不認識這點,讓你什麽時候完蛋,你就得什麽時候完蛋!即便你說的是救民於水火的話,毛澤東也會火冒三丈痛斥你是在煽動反黨情緒,不把你清除,留你幹什麽?毛澤東的主觀意誌就是唱獨角戲,別人要唱,那就叫與毛澤東唱對台戲!”

“這麽說,這次運動又有倒黴的啦?”又是潘星輝問。

“豈止倒黴!如果是“反右傾機會主義”,當然是黨政各級官吏是重點,他們若是各陳己見,或是相互推諉,相互揭發,非常可能又有抹脖子上吊的,在中國根本沒有不死人的政治運動!”耿介民說。

費德福覺得怪了,他說,“反右傾機會主義不是在反右時就搞了?”

那次“反”,是警告各級領導在反右時絕不準心慈麵軟,要他們也包括大左派在內,必須認識到反右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是關係到我們國家走什麽道路的路線鬥爭。而這次,如果真搞“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比前時搞的隻會更殘酷更恐怖。因為,運動對象都是從最高層往下推和負有一定領導責任的共產黨員。如果,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受到對他搞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失敗的指責,或是暗示他應該承擔國民經濟走到崩潰邊緣的責任,那就很可能出現難以預測的結果。

咱們國家老是搞運動,把人整的死的死傷的傷,誰還有心思搞建設!把農村弄得雞飛狗跳的,農民種糧食卻吃不到糧食,這還不算,讓農民都成為煉鋼能手,就咱們所看到的,煉的鋼在哪兒,沒見到鋼,卻知道村村幾乎天天有死人……

彭所長千方百計,保證了柳家寨勞教所人員的糧食標準每人每月 28 斤,這之前是 30 斤,應該說在全國大饑荒的年代,能有這個定量,右派們自己說這是天之驕子的待遇。當然吃不飽(每月 30 斤時也吃不飽)但可都是玉米是玉米、大米是大米,是真正的糧食。麩子、糠皮子和各種野菜什麽的都沒有摻進窩頭,這指的是現在( 1959 年)的時候,盡管吃的是正經糧食,因量少活重,勞動時間太長,還是有很多人雙腿浮腫了。彭所長非常坦誠說,我保證不了你們的健康,我盡最大努力別讓你們餓死。

出人意外,苗家堡支書苗長發來找彭所長,他們談了很長時候。

苗長發還沒坐穩就說,“農村也搞反右運動。”

彭所長一愣,“什麽,農村反右?也搞大鳴大放?”

“不搞鳴放,基本上犯兩樣就定了。一是從人民公社撤走的農戶,捎帶把你帶進公社的馬、牛、車和其它農具私自弄走;二是大說特說吃不飽,咒罵人民公社坑人害人比舊社會地主凶惡多了,農民沒活頭了。”

“農民群眾怎麽反應?”

“農民 100 %讚成退出人民公社!你說我怎辦?中國農民從來沒有過分要求,能夠吃飽就心滿意足,現在不行了,就是吃不飽,不光是吃不飽,我們村三天兩頭的餓死人,這都是事實。我不能昧良心啊,人民公社確實把各村所有積蓄吃光喝盡了,大煉鋼鐵不僅把地撂荒了,還使大片良田都燒烤得板結了,有幾塊土地幾乎像磚一樣了,哪能種莊稼?想當初,農民為什麽擁護共產黨,就是因為給了農民土地!現在好了,地不能種了,真的,農民一天天在死,還讓農民怎麽擁護?農民想換個活法,就是“反”麽?可怕的是上邊還反複強調要站穩階級立場,要認識到當今農民也受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影響,而且要求‘有反就肅’!”

“你怎麽肅的?也發動群眾采取批鬥形式?”

“不用!像當年報名參軍一樣,都願意當右派。不過上邊說了,右派是資產階級的,農民階級不能產生右派,所以定為“反社會主義分子”。其實定什麽分子都無所謂了,有人說,都劃拉到監獄裏才好呢,總能給個窩頭吧。”

“那要把他們怎麽處理,真要送勞改隊?”

“還沒得到指示,我去過縣勞改局,他們說,你們愛往哪兒送就送哪兒,反正我們不要。一個村子就是幾十個,大點的村子百八十號,全琢鹿得有多少萬人,往哪兒放他們?現蓋監獄,誰給錢?”

“縣裏說的也對,再說,所謂農村的反社會主義分子,都是家裏的勞動力,把他們關起來,農村會穩定麽?逼著農民沒生活,誰會安分守己!農村亂了,這可是大事,這和城市的右派不一樣。我覺得你先沉住氣,看看,中央不能光讓人們整,整出來不會沒有處置規定。不過你要特別注意,萬萬不能讓農民成群結夥進城市打砸搶!”

聽到這些情況,彭所長非常焦慮。

“您這勞教所能給收幾個不?”

“勞教所不是學校可以招生,都是由市裏各單位把右派名單報上去,再由市委市政府決定送到勞改隊還是勞教所,我哪有權想收誰就收誰呢!再說,我這裏也已經餓死不少了。”

彭所長跟苗長發解釋了半天,苗長發最後都流出了眼淚,“我也沒辦法了,我告訴您一個消息,去年馮文義救下的苗立本,一家三口喝農藥死了,您說農民還有啥奔頭?我能管住還有點吃的人,我可管不住幾天吃不上一頓飯的人。彭所長,我不難為你,往死了餓人這是天塌的大事,不能怪我這共產黨員沒能耐!”

苗長發走了,留給彭所長一大堆難以釋懷的痛楚。重要的是他毫無辦法幫幫苗長發,可是勞教所誰來阻止別再死人了?幾乎普遍浮腫,這還用說麽,浮腫就是沒有足夠的糧食造成的,幾百畝水田旱田,誰來種?我咋辦?病號需要葡萄糖,我到哪裏能弄到葡萄糖?一點辦法沒有,大家都挨著吧……彭所長更擔心的是若再死下去,家屬呢?是通知還是不通知,死人的事可以不了了之?

苗長發走後,彭所長站在窗前呆呆看著窗外,碩大的老楊樹枝葉繁茂,每片葉子都油亮油亮的,每根枝條都展示著生命的旺盛,好像自然界並沒有冷落任何角落,並沒有虧待任何生命。樹能這麽綠、這麽壯,直接證明沒有幹旱!怎麽人就麵臨“自然災害造成”的饑餓威脅?他走出辦公室,在小院裏一邊漫步一邊繼續排解心中的疑慮。末了,他索性走出小院,直向稻田區走去。

稻田也是一片翠綠,而翠綠不證明幹旱。好幾百畝稻田的即將成熟的稻穗,像歡迎它的主人,在清風中搖搖曳曳,真是稻浪滾滾一片豐收在望的景象,彭所長心說,至少我們這裏沒有絲毫旱情,也沒有發生自然災害的任何跡象。他在稻田區碰到耿介民,問他:“耿介民,你估計今年稻田的收成怎樣?”

“肯定豐收,您看稻田的水,一周前就放幹了,就等稻田能經住人踩了;大概國慶節一過,就準備開鐮了。”

“畝產能達到多少斤?”

“這個我不知道,去年我問過郜大隊長,他教訓我說,畝產數目這是國家的機密,大概你又有忘了你是什麽人。不過我可以告訴所長,今年的產量肯定高於去年。”

“為什麽?有根據麽?”

“不敢說是根據,我說出來,您看看有沒有道理。”

“你說,何況稻子還沒收割呢,誰也沒能力保證沒有不測風雲。”

“第一,自然界給我們風調雨順;第二,由於我們多次清除稻田裏的稗子;第三,我們防範了稻田倒伏。這幾個關鍵因素,使我們的稻田才有現在的樣子。”

彭所長向他點點頭以後,向去年那片蒲草塘走去。他好象走進大森林迷了路,他沒能立時找到,因為眼前都是長勢非常好的稻田。正這時,郜大隊長走過來,主動對彭所長說,“這塊兒稻田就是去年那片蒲草塘,怎麽樣?這證明我們也能改造世界,更證明我們與天鬥、與地鬥的勝利。”

彭所長眯縫著眼睛向他笑笑。沒搭茬兒。郜大隊長絕對不明白所長隻“笑笑”的含義。

在不遠處的邢文海大隊長,以為彭所長有什麽事,便向這邊走來。彭所長對他說,“看樣兒今年豐收在望了。”

“隻要不出意外,能豐收。”

“你說的意外是什麽?”

“不怕風不怕雨,就怕冰雹子在收割以前來襲。”

“不可能!”郜大隊長插了一句。

“你能管住冰雹不來?”彭所長笑眯眯地問他。

“不是我能管住冰雹,而是不等冰雹來,我們就顆粒回倉了。”

郜大隊長說得有道理。現在是秋分,寒露時節這裏就全收割完了,滿打滿算就是半月 20 天的事兒。

“這當然最好了,我是說,假定來了冰雹,我們有辦法沒有?”

兩位大隊長相互看了看,邢文海說:“沒辦法,而且毫無辦法。”

“這就是說,我們還得靠天吃飯!”

“沒錯!”

郜大隊長補充說,那也不一定,毛主席說,我們可以與天鬥!是我們讓桑幹河為咱們效勞的,若不,這裏就隻能成為一片荒灘、處處雜草。

“按郜大隊長說的,有冰雹也無所謂,我們就和天鬥鬥了。好吧,你們忙你們的,我回場了,順便去看看旱田,前些日子我去看過,玉米穗和高粱頭長得挺壯的,看樣子收成也錯不了。”

“那肯定的!”郜大隊長有點不失時機地迎合著說。“再說,就是這時候來了冰雹,我們也不必采取什麽麽措施,就是玉米葉子和高粱葉子對冰雹也能抵擋一陣子。”

彭所長回頭向他挑出大拇哥,說聲“你說的好”。

彭所長來到旱田區,莊稼長得確實喜人,就等再爆曬些日子,讓籽粒的水分再蒸發些,就可掰棒子、割高粱頭了。他周遭查看了一陣,忽然發現好些玉米稈子上沒有玉米棒子了,顯然是有人偷青了。這個情況當然是嚴重的,讓他作難的是,他沒有辦法阻止這種偷青事兒的發生,盡管曆來偷青是犯法行為,逮著是要坐牢的。但,看來偷青者也未必不知道偷青犯法,隻是無所謂罷了。他想起苗家堡的支書苗長發,把他們村現在的生存狀況向他講了。他也想了,這麽好的年景,種地的農民居然有很多很多餓死了,這是老天無情麽?他明白了,農民出身的偉大領袖,原來並不了解農民,他想提前跑進共產主義,沒想到共產主義越來越遠了,千百萬農民卻倒在社會主義大道上了……

讓彭所長非常不安的是,人們快餓死了,還怎麽安定?為了搶口飯吃,誰還怕鋌身走險?彭所長在旱田區愣了半天,非常無奈,深深呼吸即將成熟的莊稼的氣息,他自言自語,“讓這片莊稼就這樣吧,能給剩多少算多少,人能吃一穗棒子,沒準就能多活一天,就讓這片莊稼也積點德吧……”

彭所長往西看了看,涿鹿城滿是滄桑地矗立眼前,想到苗長發的事。覺得實在是太嚴重了,不妨進城和黃若愚談談,這方麵的事他一定知道很多。他進了城,走進縣委院子。

黃若愚好像心理壓力太大,見彭光磊來,苦澀一笑,隻說快坐下,立馬就說,“你看這種情況怎麽解決。愁死我了。”

“我知道你有啥事兒讓你愁死了?當右傾了?”

“當右傾倒好了,琢鹿城鄉餓死的人越來越多了,我這個縣委書記能坐得住麽!長此下去,農民不鬧事兒麽?大人孩子還有些機關幹部,浮腫病像瘟疫普遍傳染開了,不光是我,誰都幹瞪眼,醫院那點葡萄糖還不夠他們自己用呢。”

彭光磊把苗家堡的情況講了,倆人都唏噓不已。不過他說,“饑餓席卷全國,作為你我個人,對此束手無策。”

“你知道麽,若是琢鹿這地方餓死人,那山區呢 ? 一畝地打不了百斤的壩上各縣呢,不用誰報告,那裏餓死的,誰敢把真實情況上報?也該著,說的好好的要獨立自主,可就是什麽都向蘇聯學習,從政治到經濟再到農業,人民公社這不就是蘇聯的集體農莊麽?光看電影就以為集體農莊是天堂,是共產主義,其實正是集體農莊把豐腴的俄羅斯大地變得荒蕪了,我去過蘇聯,參觀過集體農莊,農莊女人化了妝,穿著花裙子,給我們唱歌,農莊是有,但看不到糧倉。眼眉前也能看到幾片莊稼。後來才知道斯大林的農業政策禍國殃民了。”黃說

“原來斯大林的工業化政策,首先就是搜刮農民,讓千百萬農村立時陷入赤貧,把農民的糧食都弄去買外國機器。我們到烏克蘭去,按說烏克蘭是蘇聯的大糧倉,可是在集體農莊以來,僅烏克蘭餓死的就有 1300 萬!你看咱們緊隨蘇聯集體農莊之後,咱們建立了人民公社,這不餓死人,還有別的麽?”黃說。

“你是說我們的農業政策會跟蘇聯一樣失敗?”

“當然啦,已經失敗了,天天餓死人,還得怎樣才算失敗 ?! 可恨的是有些地方官員竟為了討好,虛誇畝產千斤萬斤,這不僅要死更多的人,還可能給社會造成混亂。你想呀,就按畝產一千斤,自然就得按你報的產量的比例上繳公糧,如果你實際產量畝產不過是二三百斤,連繳公糧都湊不夠數,老百姓還有的吃麽?不就得等死麽 ?! ”

“這麽說,咱們肯定比蘇聯嚴重,你有數字麽?”

“就現在說,全國餓死的足有 3000 萬人,看 60 年吧!”

“哎呀,八年抗戰的勝利,我們犧牲 3000 萬人。餓死的難道還要翻番麽 ?! 這就可能逼迫農民鋌而走險了!”

“你以為不可能嗎?我覺得肯定會發生!因為守法的,得餓死;犯法的,不能馬上死,誰去守法!這個時候什麽什麽主義還有用嗎?”

“要是有人群搶糧倉呢?你是縣委書記,你下令公安幹警開槍麽?”

“我不會下令,即便因此撤職查辦,乃至槍決,這跟餓死一樣!”

“你我這樣的共產黨員可能被認為是另類,明知道在風口浪尖上,也不變其宗!”

“到現在能堅守良心這個堡壘,我想馬克思不會說咱們背叛了他!”

彭所長與黃書記緊緊握手,彼此有很難再見麵的感覺。黃書記說,“老彭,你回去問問耿介民,馬克思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農民應不應該有自己的土地?如果土地集體化了,國有化了,誰保證供給農民糧食?”

“別費這個事了,馬克思與我們的政策沒有多少關係。”

彭所長又回到他的小院。先找來馮文義和郭亮,開口就問,“有沒有——”

兩位大夫知道所長問的是什麽,兩人都回答說沒有。彭所長讓他們回去。

彭所長的心老是靜不下來,他走到勞教所大門口,值班的警衛小唐衝所長說,“您出去呀?”彭所長嗯了一聲,看看表,“小唐,你去找個警衛替你值班,跟我去趟苗家堡。”

在警衛班裏,小唐是最機靈、心眼兒最好的一個,不僅所長喜歡他,連勞教人員也都願意和他打個招呼。有時候所長去哪兒都想帶他去。他們走在一起,就象是父子。

現在他們走在苗家堡村的田野上。苗家堡人對勞教所的印象不錯,去年馮文義義不容辭地製止了那場凶殺案,讓苗家堡老少一提起來就很感動。現在的苗家堡,被饑餓嚴重地困擾,沒人知道這場大瘟疫還要肆虐多久!好像誰都可能隨時就倒下了。

彭所長去年在這裏還看到地裏的莊稼的長勢非常好,現在就在同一塊地上,幾乎連原來的地壟都看不見了,基本看不到莊稼,零零散散的小高爐幾乎布滿了整個莊稼地。小高爐沒煉出鋼鐵,倒煉出跟石頭一樣硬的非鐵非鋼的東西,老百姓說,那些東西,是我們對 15 年“超英”的奉獻!

彭所長蹲下來,用手摳摳地,竟然摳不起一點土,他讓小唐摳摳試試,一樣摳不動。小唐急著說,“這地都讓小高爐烤的成水泥了,不能種地了。”

“不能種地,那農民吃什麽?”

正在他們麵對已經荒蕪的土地感慨萬端時,從背後有人喊道:“是彭所長吧?”

彭所長回頭一看,他跑過去,“咱們有緣呐,在你的地麵上又見麵了,長發同誌。”

苗長發握著他的手,說,“所長,怎麽想起來村子走走。”

“這得說是你來勞教所說的那些事把我的心懸起來了,盡管我毫無辦法,心也放不下呀,今天得空,我帶上小唐來看看。”

“咳,有啥看頭?不光是我們苗家堡,說句‘反動話’,坐吃山空一陣子,所有農村都敗了,自古以來這日子也不能是這樣的過法。如果這就是共產主義,你有工夫去問問每一個農民,他們會告訴你,這樣的共產主義誰敢要啊!可把農民害苦啦!”

“長發同誌,別說了,你是苗家堡一村之主,可別這樣說了。”彭所長問:“那麽一大片烤焦了的農田,有沒有治理的辦法,得讓它重新長莊稼呀!”

“我的彭所長呀,你不是都看見了,地都給烤成磚了,誰有能耐把磚頭再變成土地?地是廢了,瞎子害眼——沒治了。”

“所長,您別操這個心了,人家苗支書都說沒治了。”小唐也是怕所長上火,為此再得點病,這是何苦呢!

“我初步有個想法,等社會穩定了,各行各業都有章可循了,我打算把村子部分地搬到那片已經廢了的土地上,在那裏蓋房沒問題;騰出一些土地種莊稼,誰都得先有飯吃呀,像現在這個樣子,有多少人餓死了?光我們村你知道餓死多少?”

“你千萬別告訴我,我知道有餓死人的事就行了。”

“那我籠統說吧,苗家堡不算死人最多的,這麽說吧,村村有餓死的,而死人最多的是藍家窯。”

“什麽?”所長盯著苗長發。

“燒窯的活兒,即便你吃飽了,幾次裝窯、出窯很快就又餓了,燒窯的活兒,最棒的小夥子都怵頭,有半點奈何,誰想去燒窯?何況如今隻吃個半飽,不死等什麽?”

其實不用多想就明白了,要讓地長莊稼,首先得停止大煉鋼鐵運動,保護好耕地,地才能長出莊稼,若不,誰都得等死!就是神仙也沒轍。

“小唐,看在眼裏記在心裏就行了,別信口開河,外交部院裏都有小高爐,你不知道就罷了,今後對誰也不談大煉鋼鐵的事,國家興衰與你沒多大責任。記住沒?”

記住了。不過小唐又笑嘻嘻地說“所長,我不傻,我知道,不該說的都不說,就是平素能說的,現在也不說了,您放心,我不會捅婁子的!”

“現實是人民公社把土地給弄的沒名沒姓了,農民不知道給誰種地,所以沒什麽積極性了,而農民最大理想就是過溫飽日子,沒這個溫飽的奔頭,什麽信仰都是零!”

彭所長從苗家堡回來的當晚,彭所長和孫科長談了大半夜。第二天一大早,孫科長來到通訊組。讓文笑寒和潘星輝跟他去藍家窯勞教分所。孫科長隻說去了解了解那裏情況,你們去采訪,有值得報道的你們寫些文章。

他們走後,寧慎、鬱大千、費德福三人你看我我看他,愣了一會神兒,鬱大千憋不住,問:“那邊是不是出事兒了?”費德福看看寧慎,好像隨口一說,“不會吧!”

寧慎搖搖頭,“中央都有分歧了,地方上還能循規蹈矩一絲不苟?常說‘牽一發而動全身’,這可是帶有規律性的名言。”

“那,你說給我們聽聽”。費德福鄭重其事地問。

“與大躍進有關係。”

“能具體點兒麽?”

“現在可以說到處死人,而且與傷寒、瘧疾、痢疾等傳染病無關,得的都是饑饉病,具體說,都是餓死的!”

“可是中央隻說自然災害嚴重,沒說餓死人的事!”費德福不大相信寧慎的話。

“隻要我們沒被餓死,我們遲遲早早一定會看到真實情況。”

“寧慎說的可能在譜,我也聽到東來西往的老鄉們憤懣地說,某某村子又餓死 10 幾口。”

“中央是不是不知道這個情況?”費德福又問,還很懷疑地。

“怎麽不知道?彭德懷經過調查後直接向毛主席報告了。老費,你是不是得健忘症了,前幾天我不是說過這件事兒,正是彭德懷的報告招致自己的身敗名裂,所以毛澤東還要發動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整風。”

“反右那會兒不是反右傾了?”

“我已說過了,那是怕領導幹部不敢給右派上綱上線,現在是反上層、反各級領導。”寧慎答。

“那他就不管老百姓死活了?”

“怎麽不管?已經昭示全國,饑饉現象的造成,源於特大自然災害,這是一,其次是蘇聯專家撤離。與三麵紅旗沒關係。再則,毛澤東也顧不上餓死人的事,此刻他的全部精力準備通過運動收拾不同政見者。”

寧慎的話說到這兒,費德福終於點頭,好像才恍然大悟,他說,“明白了,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而凡經常發生的事就沒必要大驚小怪;階級鬥爭是毛澤東畢生的神聖事業,他老人家教導我們說,麵對任何事物,要分析其矛盾性質,什麽是主要矛盾,什麽是次要矛盾,千頭萬緒,隻要主要矛盾解決了,一切都迎刃而解;而老人家窮其一生都認為,無產階級政權的鞏固和資產階級及舊社會殘餘勢力企圖複辟是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階級鬥爭。所以,死多少人不是什麽主要矛盾,毛澤東曾表達過這樣的意思:中國不怕核戰爭,不就是扔幾個原子彈嘛,中國人死三億,還有三億,我們照樣能建設社會主義。”

直到很晚很晚還沒見文笑寒和潘星輝回來。寧慎幾個睡了好幾覺了,費德福腦子裏紛紛出現各種猜想,說什麽也睡不著了,他把鬱大千寧慎叫起,問他們,“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兒,再有個時辰天都亮了,太不正常了。”

沒多大事兒吧,文笑寒和潘星輝是跟孫科長走的,難道還能遭路劫?不可能啊!鬱大千歪著腦袋看寧慎。

“甭看我,我又不是諸葛亮,不過,我可以斷言,一定有大事發生了——”

有人敲他們的門,費德福什麽都沒問,把門開開,是耿介民進來。開門見山說,“邢大隊長奉彭所長之命,讓我和你們三個還有馮文義馬上跟邢大隊長去藍家窯。”

“真出事兒了?”費德福心跳得厲害。

“肯定出事兒了,不知道出什麽事兒!”耿介民邊說邊催他們穿好衣服。

他們一行 6 人用很短時間已經走了一大半路程,朦朦朧朧中看到村裏人影晃動,不時聽到傷心欲絕的哭聲,他們顧不得打聽村裏發生了什麽事兒,更加快了腳步,到藍家窯時天色依然朦朦朧朧。

邢大隊長到了隊部,沒見著許小隊長,一個警衛告訴他,“許隊長在窯上,”“孫科長呢?”“也在窯上忙乎呢,從下午直到現在。”

“深更半夜的,你們這裏又搞夜戰了?”

“窯出大事兒了。”

“什麽大事兒?有逃跑的啦?”

“不是!是死人的事!”

“怎麽死的?許隊長動手啦?”

“不是!”

邢大隊長憤怒地命令警衛站好,大聲責問“你為什麽吞吞吐吐地不爽快地告訴我?”

“許隊長不讓隨便說。”

“我讓你說,馬上說!窯上死多少人?”

“還沒有準數,離離落落地沒斷了死……”

“大概有多少?”

“估計有四五十口子。”

“怎麽死的?”

“都是餓死的!”

邢大隊長腦子嗡嗡響,他萬萬沒想到會發生這麽嚴重的事件。他對耿介民說,“走,咱們都去窯。”這時夜色灰暗了,星星好像也累了,閃不出多少亮光,路徑又不熟,心裏的一個死字,變得越來越沉重,好容易走到窯那兒,邢大隊長近前一看,影影忽忽地覺得孫科長和許小隊長在磚坯垛前彎著腰,再近前,耿介民發現文笑寒和潘星輝正幫著抬屍體。鬱大千、寧慎、費德福還有馮文義幾個都跑過去。他們聽見文笑寒大聲說,“東頭第三窯口還有兩個,你們給抬過來……”

在一長溜磚坯垛旁邊擺著一長溜屍體,孫科長對邢大隊長說:“ 58 口。”

邢大隊長問:“封窯沒有?”

“我下令封的!要是把窯裏磚都推出,還得死人。老邢,你來得正好,咱們商量一下,得拿出一個初步意見,屍體如何處理?白天是秋老虎天氣,屍體有個幾天就臭了。”

“孫科長,怎麽處理我看得先報告彭所長——”

他們是一邊往場部走,一邊說這個事兒,忽聽身後一聲槍響,他們回頭一看是許天明栽倒了!邢、孫二人越發覺得事態嚴重了,當即喊來一個警衛,命令他保護現場,又命令耿介民和寧慎馬上跑回柳家寨,把死人的數和許天明的自殺報告彭所長,又讓馮文義去看看其他人,讓他們好好休息,又找來炊事員,熬一大鍋稀粥……

邢大隊長讓孫科長找個地方打個盹兒,“已累了這麽長時間,你別再出事兒!”邢大隊長和那位警衛一道保護自殺現場。孫科長找了一塊苫磚坯的草簾子,就地躺下,忽然一個大疑問鑽出來:許天明為什麽要自殺?當然與這 58 具屍體有關,是嚇壞了還是另有隱情?剛躺下的孫科長又起來,來到自殺現場,對邢大隊長說,“文海,我有個建議你看合適不?在窯上上夜班的,都讓他們回去休息吧,讓他們喝點粥,好好睡一覺,明天也不上窯了,什麽時候開窯現在定不了。磚窯現場不許進入,我已讓通訊組的幾個人用草簾子苫了屍體。天大亮時,還得你去找這裏的幹事,人家又不怎麽認識我,我不好讓人幹什麽。讓他們把死人的名單寫清楚,寫完了交給我,我好去查檔案。”

此時藍家窯反而比往常靜謐多了,據說人的靈魂受到巨大驚嚇的時候,周圍一切都跟著死寂。其實世間所有吵鬧、喧嘩都是人幹出來的,是人自己讓自己過不去!

太陽在東山升起老高了,耿介民和寧慎又跑回藍家窯,孫科長和邢大隊長幾乎異口同聲問:“彭所長什麽時候到?”

耿介民和寧慎已經跑得上氣不接下氣,隻說,“有水沒有,有脫水的感覺。”

孫科長連忙倒了兩大碗水,遞給他們,囑咐說,甭喝急了。

耿介民說,“彭所長讓我們轉告二位領導,藍家窯勞教人員全部休息,派警衛看守窯場;關於屍體和許天明的自殺,所長說他馬上去找縣委書記黃若愚商量,看看他有什麽可行的處理意見,大概他和我有同樣的意見,就是必須報告市公安局;他說,局長知道了,他恐怕還得請示市委書記,所長表示,不管市局來不來人,我們十點前一定趕到,所長最後說,什麽也不要動,更不要著手調查。”

通訊組五個人還有耿介民和馮文義躺下來就睡著了。孫科長和邢大隊長看他們困倦的臉,知道他們早已筋疲力盡,孫科長對邢大隊長悄悄說,“他們中有三個是黨員,有五個是大學學曆(有兩個是大學講師),有兩個是要求入黨的積極分子,你知道文笑寒麽?音樂家、作家, 1948 年 7 月被敵人逮捕,同月到東北解放區。”

邢大隊長更小聲說,“知道,我聽過他的文學講座,講得挺生動的。不是有這樣的說法:藝高人膽大。他太年輕了,坦誠近乎天真,輕信近乎幼稚。他毀於真話說多了。”

藍家窯事件處理完不久(沒人清楚是怎麽處理的),彭所長在所務會議上提出幾點建議:在大院排房前後之間的空地,翻地作壟,趕種秋菠菜;家屬院也一樣,派兩個班去幫助,各家各戶,愛種什麽種什麽,生產科提供種籽。鑒於藍家窯的教訓,咱們的生產要求一定要量力而行,藍家窯的許天明,就是不考慮生產人員已經體力不支了,去趟茅房都費勁,這個樣子隻能休息,許天明卻以向國慶節十周年獻禮的名義,驅趕人們多裝窯、快出窯、出好窯,結果呢?大家都知道了,而我們隻能做點善後。

我強調一下,市局領導嚴厲警告我們,一定杜絕藍家窯的事件,誰不按規章辦事或管理生產而任意胡為,不管是否造成嚴重後果,一律就地免職,對造成嚴重後果的責任人,追究其法律責任。

就藍家窯 58 具冤魂來說,比誰都清楚的是文笑寒和潘星輝,就連孫科長也沒他倆了解得清楚。孫科長曾問過他倆,而他倆盡管比孫科長清楚些,好像也有顧慮,何況的確沒誰向他們反映什麽;有些情況是他們直接看到的,直接看到的往往是表麵的,比如你看到倆人打架,可是你並不知道他們為什麽打架。孫科長要他們說說情況,這麽大的事兒萬一說不到點子上,會有影響的。孫科長知道他們有顧慮,怕將來成為事件的證人。

孫科長想,還是由市局的調查組去親自調查吧,大家也免去了不少麻煩。

沒想到市局的調查很快有了結論:許天明是自殺,但因他是共產黨員,他這種非正常死亡,一要向有關組織部門報告備案,還得向其家屬有個明確交代。至於對 58 位死亡的勞教人員,隻建議勞教所自行處理。就這樣在勞教所看來很棘手的問題,好象沒經任何處理就沒問題了。沒人深入了解 58 位勞教人員怎麽會死?如果他們家屬問起來,怎麽回答?誰來回答?還有,許天民本來是在大隊長和管教科長後麵跟著走呢,他幹嗎要開槍自殺?

如果真若是按司法程序,死者家屬肯定會問是怎麽死的,理所當然地要有合乎邏輯的解釋。可以這樣設想:調查組並不想深入調查,因為他們至少知道一點,許天明的虐待是導致勞教人員死亡的一個重要原因,但許天明已自殺身亡,已經失去追究責任的必要了。所以,也不能責怪市局不負責任。假如在這個節骨眼上有人跳出來舉報許天明,又,如果舉報人是右派分子,對他肯定會有這樣的結論:這個右派分子借機中傷和誣陷管理你們的共產黨員許天明;這足以證明你仇恨共產黨。

右派們的這種聯想決非子虛烏有,這種事例舉不勝舉。

耿介民等從藍家窯回來之後 , 一個個都像大病了一場 , 眼窩陷了 , 臉色蒼白了。好像人是從藍家窯回來了,魂兒還在那兒,有些事懸在心上。

晚飯後,耿介民和馮文義腳前腳後來到通訊組,大家自然談論藍家窯。重點談的是 58 位勞教人員的死亡與許天明的虐待有重要關係。這個結論看起來毫無瑕疵。許天明絕對是殘酷虐待過的。但在市局的結論裏,沒有死者在饑餓狀態下從事重體力勞動導致死亡的結論。就是說,結論裏有虐待而沒有饑餓。給人的印象,他們不忌諱虐待而回避饑餓!稍加詮釋:虐待僅僅是個人行為,而饑餓導致死亡,卻帶有社會性了;如果追究虐待者,人死了,一了百了,如果追究社會責任,官方早就聲明了——自然災害。這等於說,死就死了,誰都沒責任。

誰死誰命短,這是天命!

但,我們不把百萬、千萬餓死者看成是天命,而應看成是人為的,看成是我們政策的失誤造成全國空前的全民大饑餓。這樣看,錯了嗎?反動嗎?我們假定,沒有大躍進,沒有人民公社,我們還會讓偉大領袖七個月吃不上肉嗎?如果我們的政府真正了解農民,尊重他們對土地的熱愛,不在莊稼地上大煉鋼鐵,農村還能幾乎家家斷炊嗎?

在這種嚴峻形勢下,我們還不慌不忙、不心急火燎,不行啊!我們的政府是應該趕快調整政策,救民於水火,不能再繼續不管人民死活!

一天傍晚,彭所長和孫科長來到通訊組,不一會兒耿介民和馮文義也來了。文笑寒機靈地給潘星輝使了個眼神。其實領導來的目的,幾個人都很清楚,自然是藍家窯的事兒。彭所長開門見山說:“我來為難你們了。直接說吧,市公安局調查組在藍家窯沒調查出有價值的證據,收集有關材料也很困難。到現在許天明的自殺案仍然無法結案,家屬已向有關單位上訪,並且揚言要去省裏上訪。家屬態度非常堅決,事情弄不清,不許火化,許天明的屍體仍在火葬場冰凍室。”

“市公安局調查組因有其它案子撤出藍家窯,市局責令我們調查。

我和孫科長想來想去想到了你們,你們千萬別誤會,我們希望你們的幫助,因為你們都多次去過藍家窯,很多人都認識你們,你們在那裏也認識很多人,而且你們和他們可謂同病相憐;也可能我估計錯了,具體說吧,他們不敢和我們說的話,可能敢對你們說,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命運在我們手裏,一旦把話說走嘴了,怕惹麻煩,再碰上倒黴運氣加重了罪行,豈不是這輩子熬不出去了?他們是太怕意外了,有一個和我哀求說,所長,您別再問了,我死也不會說一句了,饒了我吧,我輸不起了……幾乎個個對案情不提供任何證據,一個個都噤若寒蟬。他們對你們絕對沒有這個戒心,特別是對文笑寒,他們大多數曾對你很崇拜,通過整個反右過程認識你是個正直而心胸坦蕩的人。所以我和孫科長都相信,隻要你問他們,他們決不會向你隱瞞。”

費德福問了一句:“假如對許天明的自殺提不出有力證據,勞教所要承擔什麽責任?”

“應該說沒有多大責任,”孫科長回答。“許天明犯了錯誤後,是他自個要求去藍家窯的,他覺得沒法麵對這裏的一切,所長對我說,同意他去藍家窯吧,留在這兒,一個沒有威信的人,還能幹什麽?這當然是組織上的好意,我的責任是沒有常去督促檢查,我以為他會接受教訓,對他放任了。當時我還有個顧慮,擔心王立春會咬扯,他會認為自己留場查看處理重了,卻把許天明調到藍家窯照樣工作。所長說,不要考慮那麽多,王立春不會胡攪蠻纏,倆人的錯誤性質根本不一樣。你告訴許天明別再做蠢事就行了。現在說這些都是多餘的了,不過我要替所長說明一點,市局把未了的案子交給我們,我們又不好和市局掰扯,所長又覺得案子到這為止,對不起那 58 具亡靈。所長最大疑點是,他說,假若我沒派你帶文笑寒和潘星輝,半夜又派邢大隊長帶五個人去,許天明肯定會謊報實情,他一見所裏來了人,知道難脫幹係,才畏罪自殺。他的自殺任何人都沒有責任。”

孫又說 , “ . 所長的著眼點就是已死了的 58 個人。所長說這才是案子的核心。我希望咱們通訊組把了解到的情況應該都說出來,幫助把案情弄清了,大家的心裏都好受些。看看你們誰開個頭?”

耿介民說,“所裏這樣做,第一、算我們對 58 具亡靈的祭奠;第二、間接警告個別人,讓他們認識到我們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格的尊嚴。咱們應該相信所裏的決定,我想,誰了解的多些就先說吧,咱不能辜負領導的信任,咱也沒必要怕當證人。”

性急的鬱大千捅了一下文笑寒,很不客氣說,“你繃個什麽勁,別讓我看不起你!”

“那時候咱們不是商量,咱們知道的可別說出去;是我不想說麽?”

“我也了解些,若不,我說。”潘星輝誠心誠意地。

“你說什麽你?你知道要害在哪兒?”文笑寒語出驚人:“請領導派人連夜把管小糧庫的陶大牛逮起來,他肯定在。”

“是那個工人陶大牛?”孫科長問。

“就是他!許天明自殺倒讓他沒有了後顧之憂。我想把他和許天明的事兒說完,領導就會基本清楚事情的原委。”文笑寒繼續說,“藍家窯窯場幹活的每人每月糧食定量是 35 斤,許天明擅自減為 32 斤,這就是每月扣下 3 斤,全所 200 人,每月就有 600 斤進了許天明和陶大牛的個人糧庫;就水稻說,我們一畝地遇上好年景,往好了估計,也打不了 400 斤稻子,許天明和陶大牛每月就收獲 600 斤純糧!這不是喝人血嗎?缺大德了!

本來,就是按原定量,因勞動強度之大,人們都很難應付,而許天明卻還要人們加班加點,放衛星,創高產,在窯場上掛有一橫標:多快好省地放衛星迎接國慶十周年!”

孫科長聽到這裏對所長說,“我帶幾個警衛先把陶大牛抓起來。”

“你留在這兒聽,他們講的非常有價值。我騎車去縣裏,先和黃書記談談,抓人的事還是由縣公安局執行,合乎司法程序,咱也能抓,可是把人抓來之後還得交給公安局。好,就這樣,我先謝謝各位。”

通訊組的每個人好像就要為 58 具冤魂平反昭雪似的,心裏好生暢快。許天明這個披著黨員外衣,蛇蠍心腸的人渣,實質上卻是中國版的法西斯劊子手;你死了,就以為一切都了結了,那麽多冤魂能答應嗎!

“許天明心是太狠了,”潘星輝說,“人們悄悄告訴我,他沒有一天不打人的,而且每天挨耳光的、挨踢的、挨粗柳條抽的不下幾 10 人。他打完人,還撂給你一句話:天高皇帝遠,在這藍家窯我一個說了算,對付你們這群反黨分子,就得用專政手段!誰要不認識什麽是專政,找我來,我馬上讓你認識。那些死者本來餓得就不能上窯了,許天明又強迫他們勞動獻禮,還要恫嚇,還要抽打,結果都死於非命。”

“對,”寧慎很肯定說。“因為在窯上不管是推坯的、裝窯的、燒窯的、出窯的,一律光著上身,下身隻穿短褲,可說是半裸著身子,對那些屍體,多半我都看過,都有被打的痕跡。慘不忍睹。有 20 來個在額角、頭部、肩頭和胸口我發現有血跡,不像是打的,馮文義說不準是什麽傷。”

“這個我也看到了。”耿介民接著說,“一個人告訴我,當時有兩個人向許隊長請假,說是特難受,站都站不住,實在不能推車了,沒等話說完,兩個人就坐地上了,許隊長罵他們:你們裝死呀,一人給他們一腳,兩個人躺下了……正要推車走的,回頭看了一眼,許隊長又罵:看什麽看?說著,他用粗柳棍子對著回頭看的後背狠狠捅了一下,小車猛地往前一推,立時一溜獨輪車像多米諾骨牌一樣都倒下了,三十多個人誰都沒能再站起來……人們說,每天推磚坯的獨輪小車,都是一輛跟一輛,一長溜有 30 多輛,每輛車載 500 多斤,能平穩推到窯門口已經很困難了,但許天明總是在旁邊揮著粗柳條棍子,罵道:你們慢騰騰的,磨洋工呀,糊弄日本鬼子糊弄慣了,是吧?這裏是共產黨,知道麽?”

費德福慢悠悠地說:“證據足夠了,但,得有證據提供人的簽字才能有效,那麽,我們能把誰給我們提供證據的人說出來麽?”

“這是關鍵!”寧慎眉頭緊縮。

“我這樣想,”文笑寒好像胸有成竹說,“隻要抓住陶大牛,公安局絕對有辦法讓他供出一切,這個時候以克扣勞教人員口糧為手段,肆意盜取國家糧食高達××斤,這就足夠定罪了。如果別的方麵取證畫押困難,咱也甭執意要求那樣,法院信不信都無所謂。”

“我同意笑寒的意見,如果非要提供證據人簽字畫押,隻會造成不必要的混亂,何況許天明已經畏罪自殺,追究多少罪名也沒多大意義。隻要能證明許天明是畏罪自殺,他的家屬就不會沒完沒了地糾纏了。”

“我也同意。”潘星輝表態,他說,“要我看許天明對勞教人員如何打罵、如何折磨等虐待行為提不提兩可。因為充其量是他個人的品質問題,一般說也就是個教育問題,沒理由摻進刑事犯罪範疇。許天明有一個貪汙盜竊罪名,夠了。”

孫科長非常重視潘星輝的發言,他敏感地意識到,潘星輝要求免去許天明虐待勞教人員的指控,是怕引起其他管教人員的誤會,甚或不滿。他心裏一定在說,隻要是犯人或準犯人,在勞改隊在勞教所,挨打受罵受些折磨,乃至人格侮辱,都是很正常的,是司空見慣的,中外古今,曆來如此,概無例外。

鬱大千粗聲粗氣地說,“常說人死了,一了百了,可是許天明的家屬太不識趣,好象好好一個人說死就死了,沒病沒災地他幹嗎自殺,不是被逼的麽?殊不知他是自己逼自己!沒想到家屬趁機還想撈點錢,真是異想天開!這個女人也是太俗不可耐,難怪許天明——”

“許天明他還有別的事兒麽?”孫科長有點好奇地問。

寧慎盯著問:“你怎麽啦,你講課也常使‘破折號’?”

“不是,我覺得大家說的都是很嚴肅的話題,真不好意思說。”

“你說吧,讓我們也輕鬆輕鬆。”

“這可是孫科長您讓我說的啊!”

在一旁的耿介民笑笑說,“大千學會磨嘰了,煩人!”

“你們聽好了,”鬱大千故意咳嗽一聲。“誰也不知道許天明怎麽和一個有夫之婦睡在一塊了,這個女人就在藍家窯住家,她丈夫在拉腳時翻車砸斷了腰,且腰以下癱瘓,她男人整天躺著,能吃能喝能拉。女人靠養雞、喂豬和娘家給點生活,女人才二十幾歲,她不想也不忍拋下丈夫,覺得丈夫可憐。但她丈夫說話了:‘你找個男人來家吧,讓你懷上個孩子,你將來也有個指望;你要不答應,你就準備給我收屍吧。’最後,女人答應了,但不知是誰給‘引薦’的,許天明鑽進了那個女人的被窩,偶爾有人看到許天明大白天也去,據說那個女人除了跟許天明,沒有別的男人上過她的炕;又據說,女人已經懷上了……”

“真是節外生枝,許天明還有采‘花’能耐!丟人!”孫科長氣憤地說。

在農村,女人的炕上躺著別家的男人,即使人們知道了也不覺得有什麽大不了的,也沒有幾個會戳女人脊梁骨的,一般說,因為誰都了解那是女人的無奈,生活不下去了,招招野漢子也是活命的一條路;不過像與許天明姘居的這個女人,那就是個別的了,所以,同村的一些男人女人不僅背後對她沒有譏笑,還說她沒做錯,甚至對她始終不拋棄丈夫還給予讚賞,說這是一般女人很難做到的。據說,許天明想讓這個女人打離婚,女人說,以後你別來了,我若想離婚,真離婚了,我還未必就嫁給你!他是我丈夫,你是我的姘頭,事先咱們就講好了,我不是賣,隻是借你的種懷上孩子,活一回女人隻想當上母親。

這個女人的命也真夠苦的,她不是壞女人,她是太讓人同情的女人。

“這麽說,有一個問題來了,她若知道許天明自殺了,她能坐得住麽?”費德福問。

“還有一個問題,如果陶大牛揭發許天明給這個女人送去幾百斤糧食,怎麽辦?如果按常規去搜查,這個女人能挺住麽?”潘星輝有點憂心忡忡。

“還別說,這還是個需要慎重對待的問題,弄不好,一旦驚嚇著她,怕有麻煩。”文笑寒說。

孫科長問文笑寒,“你告訴我,怎樣才能不驚嚇她?怎樣才會沒有麻煩?”

“孫科長,別介!這麽大的問題又不能像寫小說可以虛構,我可回答不了,其實您早有答案,故意看看我們的態度。那,您讓耿介民回答吧。”

“那好,文笑寒說你能回答,怎麽樣?給大家一個回答。”

“我想這個問題,的確需要我們謹慎對待。若按常規肯定會出事。如果我們能把著眼點放在那個女人身上,同情她的遭遇和不幸,就應該把她從許天明的案子剝離出去,即便許天明給過她多少糧食,大可不必再追繳回來!從本質上說,這個女人是受害者,咱們應該對她有點人性的關懷。因此,為保護這個不幸的女人,如果陶大牛真的揭發許天明的這件事,我建議領導事先和有關方麵特別是這個女人所在村子的有關人通融好,不理睬陶大牛的揭發。這樣,許天明的案子和這個女人就毫無關係了。”

大家一致讚成耿介民的意見。不過,文笑寒又提出一個問題:“這個女人一知道許天明自殺了,很可能會嚇得魂不附體,而且她是有孕在身的,一旦心理承受不住也會出問題,因此我建議,孫科長是否和藍家窯村支書商量,最好對這個女人進行些安撫……”

死的死了,活的還得活下去,盡管活下去未必有多少意思,還得遵循好死不如賴活著的箴言。無論是在柳家寨還是在藍家窯,幾乎所有的勞教人員都在死亡的陰影中走出走進,任憑命運調遣吧。一個不可抗拒的邏輯演繹著生與死:知識分子既成了資產階級的代名詞,活,自然是太難了;相對說,死,還算比較容易。認識到這個極富中國現實特色的現實,它的邏輯的另一起點則是:生也能被證明不如死。

郭亮醫生一如既往地把所內某些動態當作消息告訴了馮文義。他告訴馮文義:許天明的家屬灰溜溜地回去了,陶大牛揭發許天明貪汙的糧食足有 6000 斤,賣了不少,大約賣有 1000 多元。但鑒於許天明已經自殺身亡,其貪汙罪免於進入審判程序,有同樣罪名的陶大牛給判了 3 年。

郭亮說到這兒給事情做了幾句注釋:據說,許天明分給陶大牛的是每月 100 斤。瞧瞧,一年下來不過 1200 斤,都領刑 3 年,許天明若活著,我看至少也得判他 10 年,何況他還是主犯!更何況他是執法犯法。我早看出許天明有這一天呢,以為自己是黨員,在部隊當過副排長,轉業到公安局,趁新建勞教所缺人手,打發來了,當了個小隊長,帶上手槍了,你看他那勁頭那架勢,暈了;怎麽樣?死了,也讓人唾罵,這是專政機關的蛀蟲!

其實郭亮隻聽到桌麵上的事兒,對許天明他也隻了解個皮毛,而對陶大牛為人處世可說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陶大牛三十出頭,是個光棍,人很機靈,他和許天明究竟誰拉誰先下水已無法查證。但有一件事卻是與他陶大牛有關係,即許天明和那個年輕媳婦姘居應該說他是中間人,論說起來那個年輕女人是他遠房宗親的妹妹,就有人托他給辦那件事,陶大牛見他這位遠房妹妹實在可憐,就想到了許天明。許天明去見了麵,一見相中,很快倆人姘居了。實際上,在這之前,許天明早已和陶大牛勾結一起盜竊糧食。一次許天明托人從北京花了 120 元買了一塊上海表,讓陶大牛給他老婆送去,告訴他老婆,說這陣子大躍進特別忙,回不了家,得時時防範勞教人員鬧事兒……眼擦黑時,陶大牛去了許天明的家。一口一個嫂子叫的挺親熱,把那塊上海表放在女人手上說,這是許隊長讓我給嫂子送來的,又將許天明的話講給了嫂子。嫂子說,“他已經有些日沒有回家了,大躍進什麽時候完?”

陶大牛說,“大躍進是毛主席發動的,沒人知道啥時候完。我知道一到夜裏黑燈瞎火的,嫂子一個人又怕又寂寞,心裏老有一把火點不起來,這麽著,嫂子,我來給點這把火,我可是個沒挨過女人的粗人,怎麽樣?試試!”

“你這大牛胡說什麽呀?看你挺厚道的,肚子裏倒纏著花花腸子。”

陶大牛要抓他奶子,她打脫了,說一句“別胡鬧”!到這個節骨眼陶大牛兩眼充血,已經擺出如不答應就會不計後果的架勢,因為陶大牛已經脫光了衣服,嫂子並沒有扭過臉,卻直盯盯看著,猛地回手把門關上,許是她很久沒有得到男人的雨露,見陶大牛那個勃然堅挺粗壯如棒的東西惡狠狠地衝著她,她的欲火驟然凶猛燃燒,卻又鶯歌燕舞般柔聲細語說,“你倒給我脫呀,我倒要試試你是不是一頭公牛。”

30 多歲沒碰過女人的陶大牛豈止是一頭公牛,簡直就是一頭饑餓的獵豹……

那以後,嫂子竟希望“大躍進”長期搞下去,陶大牛讓嫂子的性感覺陡然十分強烈,她不僅離不開陶大牛,好像一躺在炕上就想聽到陶大牛大氣粗喘的呼吸,隻要他來,一幹那事兒,嫂子就要求他必須讓她有虛脫的感覺為止。

後來聽說,許天明老婆還去陶大牛服刑的機械修理廠探望過,應該說這也是人的一種活法,比起那 58 條已死的生命,他倆活得也是挺滋潤的,也算沒白托生一回男人和女人。人,沒有把作為人的權利丟失殆盡,就算沒白活!何況 3 年後他倆可能“名正言順”了。

陶大牛和嫂子的故事,猛一聽覺得挺荒唐的,挺無恥的,豈不知生活在底層的男男女女,在生活裏有什麽樂趣能屬於他們?即使就是偷人養漢吧,也比那些以權占有女人,以勢吞納財富的所謂位高權重的大人先生高尚得多。

當然,生活中類似的人生插曲,與勞教人員的命運沒多大幹係,但總比脫胎換骨和重新做人受聽。公正說,郭亮所講的也不是誰都能聽到的,隻是,馮文義一邊聽一邊琢磨郭亮的情緒。他有點莫名其妙,怎麽能有如此強烈的幸災樂禍的心態!一旦身邊的同誌誰誰犯錯了,誰誰出事了,郭亮就異常地亢奮,津津樂道,是否在標榜自己如何完美有如一塵不染的優秀幹部!不過,馮文義心裏說,管他什麽心思,能讓自己知道點情況,也沒啥壞處,隻是這種人萬萬得罪不起,因為這種人希望誰都倒黴,誰的日子也不好過,他郭亮就得意了,心裏像注入春風,讓他的整個胸膛,一下子萬紫千紅了。

郭亮看到馮文義很專注地聽自己介紹情況,他像獲得類似被人欣賞的心理滿足,越發地神情盎然,每一“自然段”都配合上恰到好處的麵目表情。他繼續介紹:公安係統的省市領導前幾天來檢查“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進行情況,市委統戰部長也來了。但沒人問藍家窯死人的事,真的是死就死了,沒人還記得它!市局局長說,省廳對柳家寨勞教所的整體工作是滿意的。從特定角度,勞教所的出現,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新生事物,如何“勞”和如何“教”,都沒有經驗;而柳家寨勞教所在彭光磊同誌領導下,在幹警共同努力下,我們欣喜地看到:不到兩年,勞教所的農業收成,按畝數的可比性超過全市的農業收成;另一個,柳家寨勞教所的勞教人員都能遵紀守法,在勞動中能夠積極主動地完成任務,這說明勞教所的領導,正確地執行偉大領袖毛主席關於對資產階級右派改造的方針。

市局局長表揚完,接著說,現在我們請省廳勞改處領導史綱指示。

史綱笑微微地站起來,高興地說,方才市局局長孔立群同誌講的很好,也是我要講的,希望大家好好座談座談。我不羅嗦了,我隻說一句:柳家寨勞教所在大躍進中是經受住風吹浪打的紅旗單位。我代表省勞改處向你們祝賀。

郭亮像一個多年被擱置的演員,一旦給他一個角色便全神投入,講得不僅繪聲繪色惟妙惟肖,還有種如影隨形的效果。接著有點神秘地問馮文義:“你說市委統戰部部長,要論級別比那兩位講話的孔立群和史綱還要高點吧,他咋不講話呢?”

“你這不難為我麽,這個問題你得去請教大人物,郭大夫,你可甭高抬我,我摔得夠慘了。我沒什麽對不起你郭大夫的吧?”

“讓你誤會了是不?其實我怕自己估計的不準,想聽聽你的見解,你想多了,這一年多了,你還品不出我的為人?那好吧,我說說我的看法。勞教所是公安係統直接管理的,所以他們是主人,統戰部部長是客人,不是有句話叫客隨主便麽,這意思大概是客人得聽主人安排。所謂統戰,最好的時候也就是隨幫唱影,討主人高興,必要時吹吹喇叭,拍拍手什麽的。馮大夫,你覺得我的看法在譜不?”

“真對不起,方才我忽然想到一個問題,你說什麽我沒聽清楚。”

郭亮好象受到意外打擊,所有的興致給掃光了。不過他還是問馮大夫那時想啥了?

“我想藍家窯埋在山腳下的那 58 條命,他們的家人咋不來看看呢?他們也沒犯死罪吧,我親眼看到他們,跟我的歲數差不多,怎麽也應該再活幾年!不知道我什麽時候也那樣給埋了。”

“不是說你們知識分子迂腐嘛,這可真沒說錯, 58 條命,不是還給埋在山腳下了麽,你見過山旮旯、溝壑裏光露露的屍體嗎?那是給狼、給野狗、給禿鷲準備的!藍家窯那兒還給埋了,相當不錯了,老話說了,入土為安。這是——我不說了,再說離當右派不遠了,告給你吧,類似的死,時時有、日日有、月月有!咱可是哪說哪了……”

最後郭亮還告訴他,“邢文海大隊長調到藍家窯負責全麵工作,每人每月的糧食定量恢複到 35 斤。聽說還有人事小調動:大隊長邢文海去了藍家窯,管糧庫的自然不能再用陶大牛那類人,但孫科長問了幾個,沒有一個願去藍家窯的,幾乎都表示在那睡不好覺,死那麽多人,啥地兒呀。後來所長讓孫科長找耿介民談談,就在勞教人員當中找一個,讓耿介民給推薦,我不相信沒人管不了糧庫。讓右派管小糧庫,這需要膽識,我在想,往後的生產活動也讓右派自己管,沒準這要算創舉哩。你認為有沒有可能?”

馮文義笑了笑,“你太抬舉我了。”

“我還有後話呢。耿介民推薦了朱瑞祥。但是孫科長找到朱瑞祥,他堅決表示不離開柳家寨。而且話頭挺硬,他說讓我死都行,就是不離開!孫科長有點納悶,問耿介民:朱瑞祥為啥這樣 ? ”

耿介民回答:可能是他離不開費德福。費德福打成右派隻有一個“罪名”,為朱瑞祥辯護。所以兩人都到這了,朱瑞祥曾對我表示,隻要有一天出去了,他就伺候費老師後半輩子。

“這麽說,若把費德福調離,朱瑞祥就不想在柳家寨了?”

“很可能。”

沒過幾天,邢大隊長回來領走了費德福和朱瑞祥。讓最早的耿介民班的難友為他們的調離很是傷感,在通訊組那兒人們真是以淚灑別,相互祝福,祈禱有緣再見;共同的叮囑:咱們都爭取活著走出勞動教養所。

馮文義又得到了消息,郭亮說,“費德福到藍家窯當的是總班長,往好聽了說,是邢大隊長的助理,朱瑞祥腰帶上掛著庫房的鑰匙,誰買菜他都跟著去,每天打出多少糧,花多少菜錢,一筆筆都記得清清楚楚。”

彭所長一直在想,勞教所怎樣的管理模式才有利於勞教人員思想穩定,能夠把勞動生產當作自己唯一的出路。那些以為通過強製性勞動能改造什麽思想立場,那是他們根本不認識人是何等動物。就“右派”來說,他們認為自己沒有任何過錯,更談不到有什麽犯罪。比如,文笑寒說市委書記不懂文藝,這就是反黨?他這個思想怎麽改造才算改造好了呢?文笑寒說得好,就是你這個市委書記懂文藝,我說錯了,這就是反黨?想想看,勞教所有能力讓文笑寒認識到,他說市委書記不懂文藝就是反黨麽?諸如此類例子可謂舉不勝舉!再比如,朱瑞祥就說個“吃不飽”,就當右派,我們的一些共產黨人是不是一點道理也不講了?不是有官員從我們這兒悄悄拿走大米嗎?他們吃飽了還幹偷偷摸摸的事兒麽?他們莫非真不知道餓死了多少人?

現在誰都親身體會到不僅吃不飽,還親眼看到到處有人餓死。如果誰把這個社會真實說出去,是不是也是右派?朱瑞祥僅僅說“吃不飽”呀!他當時若說有人餓死了,那豈不得給槍斃了!彭所長歎了口氣,緩緩說,“說真話,不管誰說真話都是右派……彭所長有種絕望情緒,自言自語:這就是說,在中國沒有真話了,古話說:上有好之,下必甚焉!所以,首先成為謊言家的必然是我們的各級官吏。”

彭所長看到大躍進的一個材料,在農業大躍進中水稻放了衛星,畝產高達 1 ⒊ 0434 萬斤,小麥放的衛星,畝產高達 8585 斤,讓人不敢聯係的是,官方還一再聲稱我們遭遇多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災害麽?我們的農作物居然還能達到讓全世界都瞪大眼睛、越看越看不明白的高產,若在風調雨順的年月,我們的糧食,豈不是可以養活全世界那些在水深火熱中的被壓迫民族!讓我們以為人民公社已經率領數億農民走進共產主義了。如果說農業的高產衛星滿天,讓國人喜不自勝,工業的成就則讓人們堅信共產主義曙光已在東方的中國升起來了。根據是,工業的核心鋼產量就讓毛澤東絕口稱讚。他說,“趕超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隻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裏主要是鋼。隻要 1959 年達到 2500 萬噸我們就在鋼的產量上超過英國了。”(引自《學習時報》羅平漢:《“大躍進”興起的時代背景》

彭所長隨口說出“主席啊,您老人家不能這樣說啊,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工業化的國家,咱們是剛剛起步啊……”與這種盲目樂觀正相反,有人做了初步匯總,到 59 年 8 月,僅華北區餓死的人數已超過 1500 萬,而且如此漠視下去,一直用放衛星掩蓋,再有一年多,餓死的人數可能翻番。彭所長說,“既然一畝稻子產量高達 13 萬多斤,幹嗎還眼巴巴看著人們一個個餓死?”

多少天來,在夜裏他都無法入睡,總聽到好像有人問他,我們的領袖長期以來就把知識分子看成是他推行愚民政策最危險的障礙,竟認為,知識分子的知識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腐蝕劑。於是隨便給知識分子各種稱號,在江西有 AB 團,在延安有“奸細”;建國後,先是有胡適信徒、接著是胡風分子、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右派們心裏服麽?

彭所長感到非常恐懼的是,藍家窯勞教分所已經死了 58 個,柳家寨這兒也死了快有 20 人了,而且死亡還在繼續。任其發展,誰能保證右派一邊等死一邊還接受改造!一個小縣的資料:全縣各種病人達到 12 萬人,占全縣總人口的 29 %,今年全縣共死人⒈ 4272 萬人,占總人口的⒊ 4 %。其中,八、九月份死亡最多,每月都在 2000 人以上。大躍進期間的不到半年時間,河南信陽餓死 8 萬多人,另一縣餓死近 10 萬人,還有一個公社死亡近 4000 人,占總人口的 10 %,有的隊竟高達 30 %……

饑荒已經達到索命奪魂的地步,還堅持認為大躍進不是冒進,而是億萬農民進入共產主義的熱情高漲的表現。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小小的徐水縣委書記的彌天大謊竟上了報紙:山藥畝產 120 萬斤、一顆白菜 520 斤、小麥畝產 12 萬斤、皮棉畝產 5000 斤,全縣平均畝產 2000 斤。這些謊言真是“大躍進效應”了。

有哪個中國人敢說那顆白菜頂多有 20 斤或 30 斤?實事求是說,這是誰都能一眼看出的荒謬絕倫,但卻被認為是“人民公社”的偉大成就。

但,最大的社會真相終於讓人們知道: 1959 年全國人大第二屆第一次會議上剛當選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作了報告,報告直言不諱,“批評了大躍進,他說: 目前的局勢非常嚴重,國民經濟已經滑到了崩潰的邊緣……大躍進帶來的災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在談到彭德懷問題時,劉少奇為彭德懷辯護說: 在黨的會議上說明事實,直陳己見不能算為反黨……”

彭所長對這些有感覺,不管是來自官方的,還是來自民間的,都說明我們的社會出了大問題。黨內也有了大問題。但這種情況畢竟與彭光磊沒有多少關係,他心裏說,黨內怎麽折騰,社會怎麽折騰,甚至國家走到什麽路上,我都無能為力。可幾百號右派的命我不能眼睜睜地看他們死吧。什麽右傾左傾的,隨便餓死人是什麽“傾”?中國抗戰八年死了三千萬,現在餓死的已經遠遠超出這個數目,如此嚴峻的現實,說誰對誰錯有什麽用嗎?

彭所長去了醫務室,正好郭大夫和馮大夫都在。

彭所長直截了當說,“據你們了解,大家的身體狀況怎麽樣?”

“不樂觀。”郭亮先回答。

“你看你這個郭亮,“不樂觀”能讓我了解什麽?到這來看病的比往常是多了是少了,都是那類病,普遍是什麽病,重病號占多大比例,有多少根本不能出工?有多少人的病我們治不了,這樣吧,你們也辛苦辛苦,晚飯後你們分頭去各班了解了解,帶上聽診器……”

彭所長進了大院直去通訊組,文笑寒幾個正忙著收割後的豐收報道。見所長進來,放下筆站起來讓所長坐。所長連說“忙你們的,我一來就把你們的靈感擾亂了。”

“看所長說的,我們幾個能活得比別人好些,真是多虧了所長的關心。”潘星輝很真摯地說。

“不是什麽關心,是工作需要。我可不是奉承你們,你們都很有工作能力,而且對比較複雜的問題,都能做到很周密的思考。比如,你們如不提出陶大牛,許天明的老婆索要補償金和撫恤金就會糾纏得沒完沒了,陶大牛一出來她什麽要求都沒有了。這讓我一下子就清靜了。我要說謝謝你們,你們會覺得我挺“右傾”的。”

鬱大千又急了,“您這麽說讓我們可過不去!我倒建議您無論在大院在小院還是幹部院,千萬千萬別說我們好。那可真會有人說您右傾的。誰都知道彭德懷功高蓋世,誰給講情誰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若是幾個人一塊去講情,那幾個人就是反黨聯盟。”

“大千,你胡說什麽呀,說好了,咱通訊組不談國家大事,你瞧你咧咧咧些什麽呀!”文笑寒製止鬱大千說下去。

“笑寒,你也不能怪大千,他不是說給所長嘛。”寧慎接著說,“文笑寒還有故事瞞著您呐。把陶大牛那事兒給所長講講。”

“哦,但簡單說,我還有事和你們說。”文笑寒把陶大牛和許天明老婆勾搭成奸的事兒簡單介紹了,竟讓所長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所長帶點譏諷的口吻說:“還真是人不可貌相!你們也真是夠有本事的,什麽事兒都能收索到!”

“哪兒呀,也是人雲亦雲進耳朵了。”文笑寒笑嘻嘻說。

“咱們說正事兒,你們先告訴我,你們身體怎樣?比如說,浮腫沒?”

“都有輕微浮腫,走路感到累,不過隻要不惡化,還倒不了。”潘星輝說。

“我讓兩位大夫對全所的人都檢查一遍,你們配合著給記記,真不能勞動的就讓他休息,關於這個問題,等耿介民回來讓他去找孫科長。另外,所有穀物都回倉了,我不懂農業說點外行的話,咱們房前屋後都種上秋菜了,已經拱出幾寸了,我想把咱們所有的土地都翻翻整整,都種上秋菜,能長什麽樣算什麽樣,總比草強吧,人多少還能多吃點吧,你們幫我問問大夥看看可行不?”

“費德福去藍家窯了,由潘星輝接替他擔任組長,耿介民建議把鍾謙調來你們通訊組,我看挺好。你們通訊組還是五個人,擔子不輕,工作量很大。這些我都看到了。過幾天,由潘星輝安排兩人去藍家窯,我會讓別人通知馮文義也一道去。”

彭所長回到幹部院碰到孫科長,一見麵孫科長就說,“小蔡(管教科女幹事)跟我說, 23 位女勞教竟有 20 個不來例假了,這是極度營養不良造成的。咱們是不是組織她們到縣醫院,請婦科大夫好好給檢查檢查。”

“應該馬上去!要分幾撥去。另外,和生產科研究一下,別讓她們養豬了,都去養雞;從大院的輕病號組織一個班去養豬。但一定把雞場和豬場通道的門鎖死”。

孫科長表示:“我馬上去辦。”

彭所長進了辦公室,坐下喝口水,不知為什麽念叨起“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來,他有點憤憤然,不是地長不出莊稼,是不讓種地。在地上壘砌高爐,原來不是沒糧食,而是通過人民公社都共產了,好端端的一個國家在這麽短的時間居然饑寒交迫了。我們年輕的女人由於嚴重的營養不足而沒有了經血,這種現象大概舉世無雙!更不可理解的是,這麽嚴峻的現實不是積極采取措施,拯救在死亡線上掙紮的千百萬群眾,而是開動宣傳機器掩蓋大衰敗的真相;更甚之,還在以高壓態勢,強調大躍進、人民公社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偉大創舉!

他幾次想找耿介民,問問他“人民公社”是不是馬克思主義?他相信曾是黨校教師的耿介民,一定知道“是或不是”,但他絕對不會說一個字!

他實在是太憋悶了,想出去走走,騎上自行車順路往西,進了琢鹿城才意識到又是來找黃若愚。黃見他開口就問:“過關沒?”

“你這個縣委書記,也不讓我先坐下,先喝口水,張口就問過‘關’沒。”

“我是太掛記你了,因為你對勞教所的人性化管理,他們會給你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帽子。”

“我來你這兒了,就證明暫時過“關”了,看明年吧,我覺得 60 年大概能有轉機,國家再壞下去,不堪設想。你怎麽樣?沒到你這兒“查關”?”

“當然來啦,不過我事先就給幾個公社布置好了,把縣裏的儲備糧調去些,要去檢查呢,公社食堂就請他們吃一頓,也讓鄉親跟著吃頓飽飯。檢查組來是來了,但沒下去,也許檢查組裏有幾個認識的,他們沒難為我。再說,對右傾機會主義是啥,誰心裏都明白,絕大多數黨員都認為彭德懷元帥是在為民請命,他沒有錯;就拿我們縣來說,各公社還沒有把餓死人數報上來,初步摸底,到年底和到明年開春,大概會達到 5000 人。”

“你會向市裏如實匯報?其實我覺得能控製在這個數字,很不容易了。”

“看市裏的態度吧,催得緊,就報點兒,不催不報,即使報,也不能實報。”

“嗬 , 你這個年青縣太爺,什麽時候學了這麽深厚的城府?令人刮目。”

“事兒明擺著,毛主席堅持說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好,咱敢說不好!你沒聽學生唱:‘公社是顆紅太陽,社員都是向陽花,花兒朝陽開,花朵磨盤大,不怕風吹和雨打。’……全國都這麽唱,咱不會唱,也不敢把意思扭了呀!”

“若問到你們縣死沒死人,你怎麽回答?”

我會很痛快地回答:“當然死人了, 都死於各種疾病,都屬於正常死亡! ”

“這就是說沒有死於饑餓?”

“你還糊塗呐,你沒聽說,學會撒謊,這是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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