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的驚天大案
老革命的後代，一個世界驚奇的商業案例，空手套白狼，從山東國資委，空手買進魯能集團，然後又賣給山東國資委，空手賺了48億。這人就是中共商業奇才曾偉，就是移民澳洲在悉尼花￥2.5億買豪宅的曾偉、蔣梅夫婦中的曾偉，是革命家的後代，把和諧社會科學發展的理念在澳洲弘揚。
（這是2007年被刪除的文章。事發一年後，在中央的幹預下，37億賣掉的魯能集團又以85億買了回來，隻是買主是誰至今也不清楚。在私人手裏被折騰了一年多的魯能集團買回來後是什麽樣子，想像一下被拐賣一年後找回來的婦女什麽樣就知道了。甚至還不如被拐賣的婦女，被拐賣的婦女無論被糟蹋成什麽樣，至少四肢不會被分拆，內髒不會被轉移，而企業資產的分拆和轉移則十分容易。不過，和隨後暴露出來的上萬億銀行資產流失國外相比較，侵吞738億的魯能實在算不了什麽，難怪右派總是罵我們大驚小怪，在資產流失的最高紀錄被頻繁刷新的今天，我們越來越顯得見識太淺。）
一、驚天大案暴露了百姓貧困根源和臨頭國難
就在人們對建設和諧社會充滿希望之際，原國家計委副主任陳光健遞交的一封舉報信如同青天霹靂砸向全國13億人民：山東最大的國有公司——擁有738億資產的魯能集團被幾個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悄然黥吞，完成了國企改製三部曲的第二步：把集體資產變成了私人資產。電力行業國企改製的一般規律就是三部曲：第一步是把國有資產變成職工集體資產；第二步是再把集體資產變成私人資產；第三步就是把國內資產變成外國資產，徹底擺脫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和製度約束，實現“蛹化蝶”的全部過程。雖然大家都在這樣幹，都在玩搶劫國有資產的遊戲，但是魯能卻玩的太大玩的太急了，如此天文數字的驚天黑幕把整個中國都驚呆了：
一是如此驚天動地的巨額國有資產被黥吞，居然不知道收購者是誰？一個新的中國首富誕生了，整個中國卻不知道這個首富是誰？不僅局外人不知道，包括魯能集團處級幹部，全國各地屬下幾十個總裁都不知道，目前站在前麵的是一個36歲的小夥子，小夥子背後是一個24歲的小姑娘，小姑娘背後幹脆就是內蒙大草原幾個放羊的，放羊的背後是誰，誰都不知道，估計這幾個放羊的自己也不知道，其身份之神秘恐怕連美國中央情報局都難以做到。
二是這幾個放羊的能耐之大更是驚人，黥吞如此天文數字的國有資產，居然不屑對當地國資委打個招呼，到案發為止，專門管理國有資產的山東省國資委居然毫不知情，山東省工商局則直接為其保駕護航，禁止人們查詢魯能集團任何資料，山東省工商局竟然變成了魯能集團的私人保密局。
三是資產數額之大空前絕後（能絕後嗎？），以劫匪聞名天下的山東響馬有史以來的搶劫總額加起來，恐怕也不到魯能資產的十分之一，登陸魯能網站就會看到，這個橫跨煤電、礦業、房地產、工程建設、金融、港口、高速公路、體育等多項產業的“經濟王國”，實際資產絕不止738億，738億顯然是一個為收購而故意壓低的資產數額，即便不計算其他眾多行業的巨額資產，如覆蓋全國十幾個大城市的房地產等，僅計算其東海之濱到西北高原覆蓋全國的十幾個能源基地，其中任何一個都不下百億之巨，也就是說，按照最保守的估計，其實際資產也絕不會少於上千億，由於我們拿不到真實的會計資料，也就隻能接受他們自己聲稱的738億。
即便是738億這個已經被大幅壓低到認為是“很低調”的數額，在人均收入隻有1700美元的當今中國，也足夠驚天動地了。要知道，2005年全國中央財政教育支出也就是349.85億元， 2006年中央政府解決全國孩子上學問題不過就40億元，幾個放羊的一次性就拿走了全國兩年多的中央教育經費，吞掉了全國孩子18年的義務教育經費。再從山東省來看，2004年整個山東省預算內教育經費總額231，3億，2007年山東省為全省八百萬中小學生義務教育免去學雜費共20億，吞掉一個魯能，等於是拿走了山東省3年的教育經費，拿走了全省八百萬孩子37年的學費。山東省2004、2005兩年，用2．6億元就解決了全省約80萬農村貧困家庭學生的上學問題，也就是說，僅僅一個國有企業被侵吞資產的千分之三，就能解決全省農村貧困孩子的上學問題，還能說老百姓上學難等問題不是富豪掠奪的結果嗎？
主流經濟學家總是說，中國老百姓的貧困是仇富心理造成的，現在你一次性就吞掉了全省老百姓孩子37年的學費，並沒有一個老百姓公開出來仇恨你們，做人總應該多多少少講一點良心吧，老百姓畢竟也是人啊！報紙上剛剛傳來消息，一位大學生的母親，為供養兒女上學，賣淫中被嫖客殺害，這位被殺害的賣淫母親生前居然舍不得為自己買一件新衣服，雖然類似為供養子女弟妹上學、為父母公婆治病等而賣淫的消息不絕於耳，可看到這條消息時仍然忍不住流下了眼淚，我們國家不是沒有錢啊，我們是持續幾十年震驚世界的經濟超高速增長啊，我們國家財政收入已經達到4萬億元，相當於實行全民免費教育的70年代的100倍啊，在那個被主流經濟學家稱之為“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的時代”，我國的婦女都沒有靠賣淫養家啊，那時的大學生不僅不用繳納學費，而且還像現在公務員領工資一樣的領取生活費，可現在這個知識精英稱為“中國五千年最偉大的盛世”，卻把人類最偉大的母愛逼到了依靠賣淫供養兒女上學的地步！一邊是幾個人就能幾百億的瓜分國有資產，另一邊是我們的母親為每月幾百元的學費被迫賣淫！請問那些燈紅酒綠紙醉金迷吃遍中國玩遍世界的改革精英們，這位大學生母親的賣淫和被害，是因為她仇富嗎？是她的仇富心理造成的嗎?從魯能集團反映的對國有資產的瘋狂搶劫中，從主流經濟學家齜著大牙的狂笑中，從這位賣淫母親以及類似婦女的血泊中，人們越來越感覺到一種正在迫近的血雨腥風。
再用魯能集團對照一下這些年形成的看病難，山東自從建省以來到2005年，全省衛生機構固定資產共567.62億元，其中醫院固定資產470.59億元，其中大部分還是最近十幾年醫療行業暴利積累的結果，即便如此，也不過才是被侵吞魯能資產的一多半，這意味著山東全省三家公有製醫院中就被侵吞掉二家，也就是說，如果魯能不被私吞，現在山東全省醫院能夠增加近二倍，老百姓還會看病難嗎？據山東省統計，2003年山東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全年收入45.8億元，支出36億元；截止到2005底，全省114個縣（市、區）實行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籌集合作醫療保障基金8.18億元；這意味著侵吞魯能等於是吞掉了全省城鎮職工16年的醫保收入，20年的醫保支出，90年的農村合作醫療基金！要知道，這還是一個國有企業改製的損失，整個山東省國企改製有多少？整個中國國企改製又有多少？96年到現在整整十年國企改製的損失加起來，該是全國老百姓多少年的學費多少年的醫療費用！
由於國有資產瓜分的速度遠遠超過財政收入增長的速度，能夠用到老百姓身上的教育醫療費用越來越低，以致與出現了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醫院：就是醫生不是根據患者病情用藥，而是根據醫保藥品清單用藥；凡是醫保清單上沒有列出的藥品，哪怕是藥到病除立刻救命也絕不能使用；同樣，凡是醫保清單上列出的藥品，哪怕是沒有一樣能夠救命，也隻能在其中選擇使用。也就是說，目前中國用什麽藥治病不是醫生說了算，而是政府官員說了算，，醫生用藥與官員用藥之間有本質區別，醫生用藥往往是“死馬當作活馬醫”，人道主義貫徹到底，官員用藥則是活馬當作死馬醫，無論死活都要以控製費用為目的，想治病就下輩子做牛做馬也別做老百姓。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醫療製度即便是華佗在世、扁鵲重生，恐怕也難以成為懸壺濟世的有德名醫。
在醫生看來，既然政府都規定要錢不要命，錢比命重要，那幹脆就把選擇用藥作為發財手段，誰家給錢多就用誰家的藥，於是瓜分國有資產的撈大錢，醫生跟著撈小錢，就苦了中國的老百姓。並且目前已經形成了鋼鐵般的惡性循環：國有資產被瓜分的越瘋狂，政府用於百姓醫療的費用就越少；政府醫療費用越少，對醫生用藥控製就越嚴格；對醫生用藥控製越嚴格，就越是提醒醫生用藥是經濟手段而不是治病手段；既然用藥是經濟手段，醫生就隻能是效益優先，兼顧患者，甚至幹脆不顧患者；醫生越是不顧患者，醫院醫生的效益就越高，醫療行業就越發展，改革開放的成果就越大。可見，中國各個行業乃至整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中國老百姓的貧窮具有相互依存的天然內在聯係，我們的高速增長完全是建立在“窩裏鬥”基礎上，是通過內部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掠奪、個別富豪對國家的掠奪實現的。這就是為什麽同樣時間的經濟高速增長，日本老百姓的工資趕上了美國，而我國老百姓連原有福利都徹底喪失的根本原因。
可以說，這種建立在老百姓越來越貧窮基礎上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人類曆史上絕無僅有的一種經濟模式，西方發達國家曆史上沒有過，亞洲其他新興工業國家曆史上沒有過，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曆史上也沒有過，前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曆史上同樣沒有過。為什麽中國會出現這種增長模式？許多極端右翼的知識精英故意混淆視聽，認為是缺乏民主分權的結果，其實恰恰相反，曆史上沒有任何一個集權國家出現過隨意搶劫國有資產的現象，希特勒的德國應該是最集權的國家了，可是不僅沒有人敢搶劫國有資產，甚至除猶太人之外老百姓的財產都沒人敢搶，當時政府修建國家公園拆遷老百姓的房子，遇到我們所謂的“釘子戶”，不是用推土機和警察強行拆遷，而是忍氣吞聲地用數倍於市場價格的錢把老百姓的房子買下來。如果當時德國也像我們這樣能幾百億幾百億的隨意搶劫國有資產，他們也不可能有能力發動世界大戰。
所以，無論民主國家還是集權國家，都不可能出現我們現在這樣隨意搶劫國有資產的現象，目前中國之所以能夠一次就幾百上千億的搶劫國有資產，完全是國家被綁架的結果，國家被綁架的標誌，就是沒有任何公開職務的人可以隨意“任命”國家主席政府總理，甚至連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要反映自己的意見都需要托關係找路子，國家和政黨完全成為個人手中的玩物，中央政府的權威蕩然無存，在財富占有上整個國家進入了真正的無序狀態，誰撈著就算誰的，由地方官僚、權貴資本和改革精英組成的“鐵三角”精英集團，根本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裏，像陳良宇那種上海灘上的小癟三，都敢衝著總理拍桌子，地方開會時罵總書記，甚至想學老爺子生前那樣陰謀換掉總理和總書記。去年“西山會議派”那幫改革精英，居然在北京開會公開宣布中國共產黨是“沒有注冊的非法組織”，直到現在這些人依然活躍在電視報紙雜誌等媒體上。
在這些人的眼裏，被綁架的國家如同被綁架的漂亮女人，可以隨意的羞辱玩弄，無論你把目光投向任何一個地方，都會看到這種隨意羞辱中央政府的現象：胡溫新政實行親民政策要控製房價，政策一出台，上海房價立刻火箭般的上升，連翻三番；新的中央領導班子提出到2006年徹底解決民工工資拖欠問題，結果2006年底頻頻爆出民工討要拖欠工資被活活打死的消息；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提醒對外開放要注意國家經濟安全，結果各個地方把中國28個行業中21個行業的龍頭企業賣給了外國人，中國銀監會不僅把國家銀行股份賣給了外國人，甚至為防止中國人在銀行業卷土重來，還規定以後中國人在中國土地上不能單獨辦銀行，要辦銀行必須和外國人一起辦（此規定 2007年1月8日發布），連日本鬼子占領時期都沒有規定中國人在中國土地上不準辦銀行；中央六中全會提出要建立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山東馬上找個放羊的來一次性侵吞738億國有資產，把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之路給你徹底堵死；此類事件不勝枚舉。綁架的目的是勒索贖金，瓜分全部國有資產並且通過《物權法》再把搶劫的資產用法律漂白，就是他們給中央政府開出的雙份贖金，而中央政府的回旋餘地卻越來越小，魯能事件就反映出中央政府正在逐漸喪失控製國家利益的能力。
隻要稍微咀嚼一下738億這個天文數字，就知道國家已經危機到了何等程度。當年慈禧太後挪用海軍軍費重建頤和園，被認為是亡國大禍的根源，十年總共挪用500萬兩白銀，相當於三艘定遠艦的價格，按照年均挪用50萬兩計算，也就是十幾門大炮的價格。而目前738億對中國海軍意味著什麽？按照中央電視台7頻道透露的國際價格計算，意味著中國3艘大型航空母艦被擊沉；7艘中型航空母艦被擊沉；20艘輕型航空母艦被擊沉；按照網上流傳的國產航母30億的建造費用，則意味著24艘國產航空母艦被擊沉。換成是目前中國海軍看家武器的潛艇，則意味著5艘戰略核潛艇被擊沉；30多艘常規動力潛艇被擊沉；而5艘戰略核潛艇可以同時摧毀數百個戰略目標，足以震懾住任何敢於對中國動武的國家。如果換成空軍戰機，相當於中國空軍300多架進口的先進戰機蘇27被擊落；相當於2400多架令國人自豪的殲10戰機被擊落。2400多架先進戰機，不知道打一場對日戰爭會不會損失這麽多，但至少武力統一台灣是用不了的。
這麽多戰機戰艦不戰自毀，完全可以說明為什麽曆史上中國總是挨打了，就是國家被掏空的結果。那些反動的極端右翼知識精英，20多年來卻總是不停地重複一個謊言：“落後必然挨打”，用以掩蓋他們掏空國家的罪行，並且在擺脫落後挨打的旗號下，把主席生前建立的完整強大的國防工業轉為民用，然後再私有化為個人財產，使中華民族重新回到了解放前依靠購買武器保衛國家的被動狀況，隨著國有資產被搶劫一空，連購買武器保衛國家的能力都沒有了。北洋水師兩年沒買兵艦，知識精英就把戰敗的全部責任推到慈禧太後身上，說是修建頤和園挪用了買兵艦的錢，以致與本來是我們訂購的吉野艦被日本人買走了，所以戰敗。如果說少買一艘兵艦就是戰敗禍首，那麽摧毀絕大部分國防工業又該當何罪？
其實知識精英之所以把鴉片戰爭以後喪權辱國的責任推到慈禧太後身上，完全是為了掩蓋新老改革精英的曆史罪責。對比一下19世紀的中日改革就會發現，中日改革的不同結局，絕不像知識精英的曆史謊言所描述的那樣，是什麽日本西化比較徹底，中國西化不徹底的結果。相反，中國的悲劇恰恰是知識精英推行西化的結果。當時日本明治維新的改革，提出的口號是“尊王攘夷”，神化皇權，並且通過“王政複古”政變建立了統一強大的中央集權，采用比西方宗教更加有效的“武士道”精神，喚醒了東方民族最原始的血性基因，把整個民族凝聚成一個鐵拳般的統一整體，才使當時身材瘦小、智商低下的小日本能夠打遍歐亞無敵手。
反觀中國改革與日本正好相反，當時的改革精英不是強化中央集權力量，而是把國家推向一盤散沙，打著“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旗號，實行全盤西化：洋務運動是經濟上全盤西化，實則是人人自肥，大肆搶劫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源；戊戍變法是政治上全盤西化，通過分權製衡摧毀了中央政府的權力支柱，導致了後來幾十年的軍閥割據，給予了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列強侵略瓜分中國的機會。雖然表麵上還在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實則是對中學全盤否定，就像現在全盤否定否定社會主義和民族文化一樣。本來中國的農業社會就是一盤散沙，隻能通過中央集權才能形成強大的民族力量，當時晚清政府如同《紅樓夢》中所言，已是大廈將傾，而洋務運動到戊戍變法的改革，不是加強中央集權修複大廈，而是把唯一能夠將一盤散沙的農業社會連接成為統一整體的中央集權給毀掉了，特別是20年的洋務運動，地方挾洋人自重，官員靠洋人自肥，政府借洋人助剿，西方列強也利用中國的買辦集團逐步控製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中國完全變成了西方列強圈養的一頭肥豬，宰殺這頭肥豬唯一的擔憂就是中國民眾的反抗，中國曆史上民眾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民眾的固定邏輯，使洋人一直有所顧及，後來看到中華民族最後一點血性基因義和團被中國政府配合自己鎮壓後，便放心大膽的舉起了屠刀，八國聯軍進入中國，中國幾乎亡國滅種。這就是中日幾乎同時改革卻截然相反的不同命運：日本通過改革變成了強大的虎狼，中國通過改革變成了肥大的豬羊，並且是世界最肥大的豬羊，經濟總量世界第一。隻是豬羊再肥大也是被宰殺的對象，並且越是肥大就越是臨近被宰殺的時刻。20年洋務運動對中國經濟的催肥，是中國被肢解為半殖民地的主要原因，而絕不像知識精英叫囂的那樣，是什麽集權專製和義和團反抗的結果，要知道，日本直到二戰失敗前一直是個集權專製國家，他不僅沒有淪落為別人殖民地，甚至差點兒把整個亞洲變成他的殖民地。
所以國人一定要牢牢記住，國家的肥大和強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國家經濟上越肥大就越危險，隻有政治軍事上的強大才安全。中國知識精英之所以總是要把國家改革成肥大國家，是由中國知識精英怯懦低能、猥瑣齷齪的太監特性決定的。把國家推向強大的改革，需要改革精英的是付出和獻身，從哥倫布、麥哲倫到日本的維新三傑，無一不是充滿冒險和犧牲；而把國家推向肥大的改革，改革精英則可以沒有任何風險地驕奢淫逸、縱情享樂，如同中國現在這些改革精英，把他們放到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時期的改革中，他們猥瑣齷齪的秉性決定了隻能是路邊的垃圾，而在中國就能成為隨意搶劫國有資產和霸占百姓財產的公眾偶像，不僅能夠隨意玩弄身邊的婦女，還把約2000萬百姓妻女逼良為娼變成玩物。如果中國不出問題，他們就可以肆無忌憚永無休止地這樣搶下去玩下去；如果中國出了問題他們馬上就可以投靠洋人懷抱；如果洋人占了中國他們就留在中國當漢奸；如果洋人失敗他們就去洋人國家當寓公。這就是為什麽中國改革精英總是勾結洋人出賣國家出賣民族的根本原因。
打開中國曆史就會看到，中華民族從來沒有毀於外患，每一次災難都是毀於精英漢奸，這就是為什麽中華民族寧可原諒外敵也絕不原諒漢奸的原因。可以斷定，魯能的這738億，如果中央政府不抓緊幹預，很快就會落入外資手中，完成國企改製三部曲的第三步。目前中國類似魯能規模的能源集團不超過6家，如果這些國家能源基地陸續落入外資手中，後果真是不堪設想，以往中華民族的危機都是表現為“國破山河在”，現在則是國在山河破，一旦中華民族完全失去抵禦外侮的物質依托，恐怕所有炎黃子孫就隻能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對天長歎了。
可見當今中國，百姓窮，窮於精英！民族難，難於精英！精英誤國，精英禍國，精英賣國，精英亡國！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精英不除，民無寧日！
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精英誤國史。
二、驚天大案暴露了國企改革完全是一場有預謀有計劃的掠奪
魯能事件是中國國企改革合法性的終結者，它表明了中國國企改革從開始就是一場有預謀有計劃的曆史性搶劫。最初《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和十三大、十四大文件都講的很清楚，增強國有企業活力，是經濟體製改革的中心環節，改革的目標是搞活國有企業，並沒有說最終要把企業賣給管理層和外國人，變成他們的私人資本，所以全國人民才歡天喜地的跟著搞改革，如同最初答應讓人家女兒生活幸福，人家父母才歡天喜地把女兒送來，可得到後便轉手賣掉了，並且女兒父母還沒見到一分錢，這至少算是詐騙吧！去年兩會期間，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質詢財政部，全國絕大多數國有企業一共賣了多少錢，錢都用到哪裏了，可是財政部直到今天都裝聾作啞不回答，怎麽回答？可能財政部壓跟兒就沒見過一分錢！以往國企私有化改革的各種奇談怪論都一直打著效益的幌子，什麽冰棍理論、靚女先嫁理論、爛蘋果理論、坐失不如流失理論等，其共同特點就是認為國有企業沒有效益，是國家和地方財政應該甩掉的包袱，而魯能事件則徹底粉碎了這些年來一直充斥媒體響徹雲霄的主流經濟學家的理論。
創建於1995年的魯能集團，從最初“隻有5個人一間房”，用十幾年的時間就發展到738億橫跨諸多行業的經濟王國，其效益速度規模恐怕不輸於世界任何一家最優秀的跨國公司，既不是正在化掉的冰棍，也不屬於擔心以後嫁不出去的醜女，更不是滿筐中的爛蘋果，價值不僅沒有坐失，甚至以驚人的速度在增殖，無論用主流經濟學家的哪個理論來衡量，都找不出魯能私有化的理由。或許有人會說，西方發達國家好的國有企業也經常賣掉，不錯，西方發達國家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本質，決定了它經常把對國計民生重要又效益不好的私企買過來，搞好以後再賣掉，但都是在資本市場上以股份轉讓或股票出售的方式公開賣掉，不僅富人可以買，路邊擺灘的窮人都可以買，並且經過國家這一買一賣，原本純粹的私人企業變成了資本高度社會化的企業。而魯能的買賣則完全是一種到現在都看不清楚的黑幕，不僅不知道購買者是誰，連出售者的身份都糊裏糊塗，專門管理國有資產的國資委都不知道買賣是這麽發生的，以什麽方式買賣的，買賣的價格是怎麽確定的，買賣的資金從哪裏來，又去了哪裏？恐怕除了中國之外，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找不到如此莫名其妙的市場經濟了。
其實，回顧一下國企改革的曆史過程，就能明顯看出類似魯能集團這樣的大型國有企業被私吞，完全是預謀設計的結果。中國國企改革先後選擇了工業社會中兩個最糟糕的管理模式：先是前蘇聯赫魯曉夫的物質刺激加馴服工具，後是西方國家原始積累時期最野蠻殘暴的血腥壓榨。大體包括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1977年“抓綱治國、抓綱治廠”到1984年的廠長負責製。用8年時間全麵恢複了前蘇聯的赫魯曉夫體製，廢除了主席生前已經逐步形成和正在完善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新型企業管理體製，把本來富有活力和創新精神的國有企業逼上了死路。中國當初創建的“兩參一改三結合”新型企業管理模式，直到現在都是以微觀管理自豪於世界的日本管理模式和西方現代企業文化的精髓，而當時全麵建立的前蘇聯模式，恰恰是當時蘇聯東歐正在通過改革廢除的管理模式，是把蘇聯東歐引入死胡同的管理模式。之所以會選擇這個悲劇模式，主要是當時瘋狂的階級報複形成了“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生前所建立的一切都要打倒，凡是毛主席生前被打倒的一切都要恢複，由於中國企業新型管理模式就是建立在批判物質刺激和馴服工具論基礎上的，所以就一定要堅決廢除。
並且僅僅一個赫魯曉夫模式還不夠，同時還把野蠻血腥的泰勒製也揉了進去，把工人和技術人員從企業管理層排除掉，對那些仍然誤認為自己是企業主人翁的工人，統統作為“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造反派實行堅決鎮壓。當時從紅頭文件到報刊媒體，鋪天蓋地的宣傳都是告訴工人，隻有“老黃牛精神”，甘願做牛做馬才是真正的主人翁精神，並且報紙天天不厭其煩的用舞台演奏音樂指揮的例子，教育工人隻有做廠長的馴服工具，企業才能辦好。赫魯曉夫模式加泰勒製，標誌著中國工人階級企業主人翁地位的徹底喪失，是中國工人悲劇命運的曆史起點，隻是當時在獎金的物質刺激下，工人如同溫水中被煮的青蛙，不僅還不知道未來等待著的悲慘命運，甚至還十分高興，不斷增加的獎金讓工人幻想到了未來美好天堂。
在赫魯曉夫模式加泰勒製管理模式的支配下，國有企業被迅速推向了死路，一方麵，獎金推動了企業成本越來越高，因為私企老板獎金發的是自己的錢，不會濫發，隻能根據員工效益發放，並且是秘密發放，每個員工都會誤以為自己是最高獎金，所以具有刺激作用。而我們的書記廠長發的是國家的錢，發放標準不是職工對企業貢獻大小，而是個人好惡，並且國家的錢隻能公開發放，獎金的作用完全倒了過來，100人發獎金，隻要其中一個人多一塊，另外99人就罵娘，唯一的辦法就是不斷提高全體職工獎金總額，導致企業成本火箭般上升。另一方麵，泰勒製代表的血腥管理方法又導致企業效益不斷下降，因為企業效益和書記廠長沒有任何關係，血腥管理不是用來榨取企業效益，而是用來馴服工人做奴才，滿足個人權利欲，把企業變成了山大王的土匪窩，大家隻撈獎金不管利潤，企業效益疾速下降。國有企業終於被徹底趕進了死胡同，越來越難以維持下去了，再看看蘇聯東歐等一些國家也都在放棄這種管理模式，於是便開始了國有企業管理體製的改革。
並且這時國有企業改革也形成了強大的內部動力，雖然獎金沒有刺激起工人的積極性，但是卻喚醒了書記廠長升官發財的欲望，被毛澤東斷開幾十年的升官和發財之間的橋梁，被獎金重新結合以來，在發放獎金過程中他們初次感受到了權錢結合的無比美妙，同時也越來越不滿足於僅僅是同工人之間獎金數額的差異，他們需要和工人完全不同的發財地位，於是便開始了第二階段的承包改革。
第二階段，1984年到1988年的承包經營責任製。無論從生產關係還是從生產力的角度看，這個階段都是國有企業的質變階段。就生產關係來講，承包經營責任製使廠長和工人，由原來的僅僅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關係，轉變為勞資雙方的關係，彼此經濟利益上形成了對立，書記廠長的利益來自於承包利潤，工人的工資來自於成本，成本和利潤的對立便成為工人與管理者之間階級對立的經濟基礎，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已經悄悄改變了。
就生產力來講，經營承包是國有企業前所未有的一場巨大災難，在短短四年的時間裏，就徹底摧毀了國有企業的技術基礎，為後來私有化和外資瓜分創造了條件和借口。所謂經營承包在當時就是利潤承包，這完全是一套逼良為娼的管理模式，由於承包時間比較短，技術改造的投入和產出周期比較長，結果是誰搞企業技術改造，奠定企業長遠發展的基礎和後勁，誰就在承包期內沒有利潤，誰就是在“為他人作嫁衣裳”，誰的結局就越倒黴，如同後來形成砍樹省長砍樹市長的道理一樣，在利潤的逼迫下，國有企業大肆掠奪式經營，甚至連續幾年的不提折舊，更不用說投入了，在瘋狂掠奪式經營的同時，還把包括外資企業私營企業等全部社會的負擔都壓到國有企業頭上，龐大的國有企業如同一個不堪重負的衰弱病人，剩下的隻是掙紮和喘息了。
國有企業的毀滅性災難，導致國家財政收入以年均2.5的速度疾速下降，到1988年已經下降到了15%的極限，國有企業由原來的財富創造者變成了財政的包袱，進一步宰殺國有企業的機會形成了。與此同時，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動力也形成了：一方麵，在國有企業土崩瓦解過程中發了大財的承包者，越來越不滿足於隻是占有企業利潤，貪婪的目光又盯上了企業資本；另一方麵，承包過程中發財的隻是正在成為商人的企業官僚，行政官僚和知識精英還沒有機會切到蛋糕，因而急需創造一種商人，官員和知識精英三家共切蛋糕的新型體製，於是，國有企業改革便進入了又一個新的階段。
第三階段，1988年到1996年實行減員增效，搞股份製，建立現代企業製度。如果說第一階段8年的前蘇聯模式，是工人嚐到甜頭的時期，那麽這8年類似西方國家原始積累時期的血腥壓榨，則是工人付出慘重代價的時期，馬克思的那句名言：“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都滴著血和肮髒的東西！”在此期間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血腥展現，三千萬下崗工人被拋向街頭，二千萬勞動婦女靠賣淫為生，“下崗女工不流淚，姐妹走進夜總會；陪吃陪喝又陪睡，隻為兒女掙學費。”“弱女子當自強，開發身體養爹娘”，是開發身體養爹娘啊！這是何等淒絕慘烈的天地哀歌！把同胞姐妹逼到了開發身體養爹娘的地步，中國男人還是人嗎！中國下崗工人的不盡悲歌，將永遠是人類編年史上最悲慘的一頁！
國有企業的股份製改造，一方麵甩掉了工人這個包袱，擺脫了企業原有的社會福利和保障負擔，為後來的管理層收購和外資收購準備了一份幹淨資產；另一方麵，也為官產學三家共分蛋糕創造了一種雙贏分配格局，通過股份劃分蛋糕。在此我們再次看到了中國特色的奇妙作用：人類曆史上一切偉大發明放到中國來，都成為了作惡的工具。現代股份製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通過資本的高度社會化，開始了私人占有製向社會占有製的轉變，如同中央六屆三中全會所講的那樣“是公有製的主要實現形式”。可是在中國，卻成為官產學三家改革精英瓜分國有資產以及向社會大肆圈錢的一種有效手段。可見，人類的一切偉大發明都具有雙重性質，股份製就是一把典型的雙刃劍，在西方發達國家，它正在把私有製變成社會所有製；在中國正相反，把公有製變成了私有製。如果沒有股份製，中國精英集團在瓜分國有資產上至少會遇到難以克服的技術障礙。
在解決了瓜分國有資產的技術問題以後，官產學三家改革精英便開始在下崗工人無邊血淚的基礎上，歡天喜地的切分屬於自己的那塊蛋糕，以往人們總認為商人的那塊蛋糕最大，其實知識精英的那塊蛋糕才最愜意，知識精英的蛋糕主要有三塊，第一塊蛋糕是包括獨立董事在內的各種兼職：既有在各個領域中不同身份的兼職，又有同一身份在各個公司中的兼職；就前者來講，中國知識精英兼職之亂堪稱世界之最，即便用他們自己印製的名片來找，都找不出一個幹淨的學者；就後者來講更是讓人吃驚，有的知識精英居然兼職幾十家公司的獨立董事，每年僅獨立董事的車馬費就超過百萬。第二塊蛋糕是除巨額國家項目經費之外的各種公司資助和出場費，顧維軍雇了幾個主流經濟學家到人們大會堂為他說話，一次就支付了500萬現金，並且不需要承擔官員和商人瓜分蛋糕的風險，完全是合法收入。許多被關在鐵窗下的貪官奸商絞盡腦汁也想不明白，為什麽同樣是額外收入，官員拿了就是犯罪，商人拿了就是犯罪，唯獨知識精英拿了就不是犯罪，因為想不明白，就拚命讓孩子讀書，希望將來也成為能無風險分蛋糕的知識精英。第三塊蛋糕是通過為權錢交換牽線搭橋直接或者由親屬出麵創辦公司，把國有資產變成私人財產。
經過8年的股份製改造，到1996年，除了100多個特大型國有企業留著繼續賺取壟斷利潤外，全國幾十萬個國有企業和上百萬個集體企業組成的數萬億元的大蛋糕，在經濟上已經瓜分完畢，剩下來的就是一個法律手續問題，即如何在法律上變更企業性質，把國有企業變成公開合法的私人公司。在整個股份製改造過程中，對國有企業的瓜分主要是以期股期權的形式實現的，雖然期股期權明確了管理層對公司資本的占有關係，但是公司本身還不是管理層私人的，仍然戴著國有企業的紅帽子，這就使當時的瓜分者陷入了一個難以解脫的悖論當中：如果他們掏錢兌現所獲得的期股期權，巨額現款本身就證明自己是腐敗分子；如果他們不掏錢兌現，瓜分到的資產就感覺不踏實。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大都是政客出身，以往運動中多吃多占都要挨整的情況曆曆在目，現在居然把如此巨額的國有資產劃歸自己，心裏如何能踏實，筆者就曾遇到不止一個企業家表示過類似憂慮。
國有企業改革再次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如同《國際歌》中唱到的“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瓜分國有資產的目標就一定能實現。在這國有企業改革的最後關頭，以主流經濟學家和法學精英為代表的知識精英開始了大顯身手，他們一改過去那種“饅頭不叫饅頭，叫碳水化合物”的深奧學術語言，專門為貪官汙吏和不法奸商創造了一係列極端通俗的經濟學理論，什麽老鼠偷油理論，冰棍理論，爛蘋果理論，靚女先嫁理論，醜女陪嫁理論等等，最先沸沸揚揚鬧起來的就是老鼠偷油理論，起因就是為當時貪汙判刑的紅塔集團董事長褚時健鳴不平，在全國掀起了老鼠為什麽偷油吃的大討論，整個知識精英集團討論的最終結果就是，要想老鼠不偷油，就要事先喂飽它。用什麽來喂？就用國有資產喂；憑什麽用國有資產喂？因為國有資產如同冰棍，不喂老鼠就化了，與其白白化掉，不如讓老鼠吃掉。這一係列讓人哭笑不得的荒唐理論，最終主導了國有企業改革方向，開始了所謂國企改革的最後攻堅戰：產權製度改革。私有化的大幕正式拉開了！
第四階段，1996年以“國退民進，抓大放小”為標誌的產權製度改革。這是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的最後完成階段，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勒緊褲腰帶幾十年艱苦奮鬥創立的國有企業，就此變成了極少數貪官奸商和改革精英的私人財產，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階段性曆史任務已經完成，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開始的窮人和富人的曆史大較量勝負已定：窮人再次輸了！直到此時，那些曾經為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流血奮戰以及建國後數十年艱苦奮鬥的健在老將軍、老幹部、老科學家才恍然大悟：受騙上當了！所謂國企改革完全是一個曆史圈套！可是已經晚了，全都晚了，就在那些共和國的創立者和建設者還沒搞明白什麽叫MBO的時候，由官產學組成的“精英鐵三角”，已經通過MBO（管理層收購）將全國的中小型國有企業盡數收入囊中。
所謂管理層收購，就是國有企業的管理者自己確定個價格把企業賣給自己，最為荒唐的是這裏的所謂收購不過是借用了經濟學的一個概念，其實一分錢也不出，或者把還不屬於自己的企業拿到銀行抵押貸款來收購；或者用還不屬於自己的企業未來利潤作抵扣；或者幹脆不出麵，由信托投資公司帶為收購；等等方法還有許多，其共同特點就是不付一分錢，用國有企業自己的錢收購國有企業，如同你們家保姆用你們家抽屜裏的錢收購你們家的房子。
這種無異與公開搶劫的所謂收購引起了越來越多人們的不滿，於是主流經濟學家聯袂出場，一時間“醜女陪嫁理論”響徹雲霄，意思是國有企業是醜女人，嫁給誰是誰的負擔，因此不僅不能收錢，還應該給收購者適當陪嫁。如此荒謬的醜女陪嫁理論，居然最終影響了國務院決策者，形成了衡量地方官員的政績標準，賠錢賣國企猶如狂潮大浪般席卷全國，整個中國大地響徹著一個口號：賣光！賣光！全賣光！什麽山東的陳賣光，四川的蕭賣光，賣光國企的政治新星一顆接一顆的在中國天空升起。各地開列的國企陪嫁條件也越來越優厚：諸如企業欠款可以掛賬停息，銀行可以給予貸款，財政稅收可以減免，工人鬧事由公安局保駕護航（至今重慶公安局還設有專門保護企業家的機構）等，唯恐賣光國企的政績落在別人後麵，那種壯觀場麵，遠遠超過當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產權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