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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你第一次拿到的工資是多少錢嗎？我四個月掙了6.4元。
年終結算完的一天中午，秋芳從外邊回來直接進了廚房對我說：“我給你捎回來了”，說著把手裏攥著的錢遞給我。有零有整6塊4毛錢。
幹了4個月才這麽點兒，當初獻力那麽羨慕我進了6隊說是工分值高，高才掙6塊4，低的隊該怎麽辦呢。
人民公社的生產隊，走到哪裏結算方法都一樣：
1個工分的值＝生產隊的總收入÷全體社員的總工分數
(生產隊總收入應該是除掉電費等各種雜費後的餘額)
個人收入＝自己掙的總工分×工分值－從生產隊領的實物折款
如果1個工分的工分值是5分錢的話，我一天掙10分，就是5毛錢。4個月 (去掉放假、雨天、政治學習等) 就算出工90天的話，淨收入是45元，扣出半年的口糧270斤(平均1毛／斤)的話，就是45元－27元，應該收入18元。(秋糧實際還便宜一些)
上麵隻是舉個例子，那年6隊的工分值是多少沒有問秋芳，一是怕她罵我囉唆，二是她給我帶來的如果問，會顯得不信任人，所以隻牢牢地記住了6塊4毛錢。
從工分上看，我算一個整勞力，掙回了自己的口糧錢。即便是整勞力，如果養了幾個孩子的話，他掙的錢往往不夠交全家的糧食錢，還應該給生產隊補交不足部分。分紅時欠生產隊錢的人家稱作“超支戶”，超支戶向生產隊補交了現金，生產隊才能有錢分給該領到錢的人。但是，從生產隊掙不到錢的人也很難有其他掙錢手段，養雞養豬掙的錢除掉日常開支外，能攢下來的有限，即便補交，也不一定能夠全部交齊。據說有的地方會逼超支戶砸鍋賣鐵交錢，南寺莊對超支戶沒有那麽狠，因為真正困難的人家已經沒有什麽可變賣的了。
窮，並不影響生孩子，而且越窮越得生孩子。孩子一出生就可以從生產隊領到口糧，1毛錢1斤領來的口糧，拿到自由市場至少可以賣2～3倍的價錢。這是超支戶搞到現金的最簡單的途徑。口糧數額按年齡分配，農村使用虛歲，那算法讓人費解，明明剛剛出生不到半年的孩子卻說兩歲，按兩歲孩子領糧食。聽他們那樣報虛歲年齡時心裏有過一種虛喜：按孩子年齡的算法，我們下鄉的鄉齡很快就可以滿兩年了，滿兩年就有資格被選調回城了。
即便知道超支戶通過生孩子套購生產隊的糧食，生產隊既沒有權利阻止人家生孩子，也不敢斷人家的口糧。社會主義餓不死人，供應給每個人口糧是國家規定，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國家隻給“優越性”卻不給糧錢，超支戶享受的糧食福利實際上是由同一生產隊的其他社員負擔的。對於另一部分人來說則是明明可以分到錢卻拿不到、或是明明可以多分得一些錢卻被拖累得拿不到自己付出的勞動所得。這種現象貧困地區更顯著一些，它也是人民公社下的集體化不能激發農民勞動熱情的一個原因。這些讓人明白了社員們為什麽出工集合那麽慢，下地走路像怕踩了螞蟻，收工回家卻如猛虎下山。
南寺莊的第3小隊最窮，那個隊的四個知青都是青年點的第一批老知青，踏實能幹如秋芳，從沒見過他們隨便歇工，但四個人一分錢都沒有領到。據說那個隊整個就是一個超支隊。那天3隊的麗敏、誌和回來的時候，名生站在門口還奚落他們“倆超支戶回來了”，麗敏苦笑了一下。
現在想想奇怪，為什麽誰都沒有說過自己分了多少錢，秋芳也沒有說她領了多少錢。集體宿舍的好友之間無話不談，甚至連父母的工資都說，為什麽沒有人談過自己分紅的事呢。也許拿到錢的人不願刺激沒有拿到的，或是拿到的錢有限不值一提。
管理員隻要人在青年點一天就工作著一天，按規定應該向所在小隊報工分，就是說青年點做飯的工錢由6隊社員負擔。社員們那麽辛苦勞動才掙那麽點錢，不忍心也不好意思去申報工分。6隊給我糧食，卻從來沒有提及過工分的事情，再也沒有給我分過紅。6塊4是我在南寺莊拿到的第一筆錢，也是最後一筆錢。
8月插隊，到陰曆年底才掙了6塊4，雖然少，畢竟沒有倒貼錢,畢竟是我掙到的第一筆錢。雖然是很小的高興，但很想讓為我擔憂多年的媽分享到，於是決定用這6塊4給媽買點兒什麽作紀念。借去買煤的機會逛了縣城裏的兩個百貨商店，商店裏的東西種類很少，要用6塊4買媽那個年齡實用的東西很難。來回走了幾趟看遍了玻璃櫃台裏的東西，最後又繞到最初看上的一條淺駝色的純毛圍巾前，覺得它配媽很合適，可是要8塊錢，對我來講太貴了一些。猶豫了一下，從平時攢的零花錢中拿出來1塊6，給媽買了第一件禮物。那條純毛圍巾是上海產的，很厚，顏色也大方。媽說，這麽好的東西也就縣城能買到，市裏的百貨店肯定一下就搶光了。
臘月農民開始準備過年，開始籌措過年用的錢。臘月也是農民做買賣最忙的月份。養豬的人家趕在集市的前一天殺豬，第二天去賣。南寺莊沒有集市，要到別的村子或縣城去賣。農村的肉新鮮又便宜，知青也在廠裏來車的前幾天替家裏購買年貨---豬肉、活雞。還有人替城裏糧食不夠吃的親朋買糧食。那時城裏供應的糧食有一半粗糧，經濟條件好一點兒的家庭到農村買小麥補充到口糧裏，免了吃粗糧。我也幫人買過200斤小麥。
要買肉到殺豬的人家去稱來就行了，買雞則要自己去找賣主。隨便到誰家問一句“有沒有要賣的公雞，老母雞也行”。農民都不會讓主動找上門的顧客失望，總會從自己家院子裏正跑著的雞群裏找出一、兩隻來。
廠裏來車接我們回家過年了。五十多個人擠坐在卡車的前邊，買的年貨、還有那幾隻活雞放在後邊。小棉襖上套著棉大衣，還是冷得直打哆嗦。為了不讓身上散發的熱量逃掉，也為了借點別人的熱量，大家擠得更緊了。張開嘴寒風吹得牙疼，可還是在說笑。實在沒有話題了，會有誰慰問一句紙箱裏麵撲打翅膀的公雞，又挑起一個新的話題，回家的喜悅讓一群傻孩子傻笑了一路。
城市裏的機關單位也開始放假了。媽一個人回她保定的“家”去了。1973年姥姥去世後，媽在娘家親戚們的關懷下嫁給了保定的一個老工人，1975年媽落實政策回到原單位後，隻有大的節假日才回保定去意思一下兒，她們那個本來就沒有精神基礎的家名存實亡了。還是那樣，媽從來不對我們姊妹說什麽，我們也從來不問什麽，不想問、不敢問、也不知從何問起。長大後多次想跟媽談談人生，問問媽在每個階段是怎樣做出那樣決定的。媽心中一定有很多隱痛，但她很要強，嘴上更要強，從不說出口。所以，至今沒有機會知道她的真正想法。
熱心的鄰居責備媽：大過年的，放下那麽遠回來的孩子，自己走了，真是的……。
她不知道媽的處境，不知道媽68年---73年期間的困境，也不知道她今天雖不願再敷衍那個“家”卻又怕人家說自己過河拆橋的複雜心境。想替媽解釋又怕(或說不好意思)談及這個話題，隻是默默地記住了她對我的關心和好意。
現在才明白，當一個孩子努力去理解／諒解父·母的時候，與生俱來的對父·母的無條件的信賴和依賴就已經發生了質變，心靈上已經產生了距離。
除夕，姐被未來的婆家叫去吃年夜飯了，家裏剩我一個人。8月插隊住進青年點以後，很少有一個人單獨占據房間的時候。沒有自己的空間就沒有自己的時間就沒有自己。終於有了自己一個人單獨的空間和時間，不用敷衍附和，為所欲為，……。孤獨是一種奢侈。雖然也喜歡熱鬧，但也希望能夠時常享受這種奢侈。
自從1967年提出過革命化的春節以後，春節的一些習俗在“破四舊”的活動中漸漸消失，連女孩穿新衣，男孩放鞭炮也變得不理直氣壯了。1976年的除夕鞭炮聲響得特別早，遠處的炮聲傳到近處就象空中冒的大水泡聲，那聲波又帶起了一大片，劈劈啪啪越近越脆。那年我第一次放炮，放了很多。有人說看農業是否豐收別信統計局的數字去聽農村的炮聲，收成越好，鞭炮聲越多越響。這個定律用在城市就是人們的心情越好炮聲就越響，持續的時間也越長。鞭炮聲像在張揚多災多難的1976年過去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了。
爸寄來了我種的葵花籽，勾起了我對錦州的思念，下次放假一定去看爸。
是的，那時買根冰棍是很大的奢侈，是很大的浪費。可是在孩子眼裏冰棍特別神奇高級。
哎。不過記得家裏零花錢很少時候多過5塊錢。。。。。。。每年學校跑運動會， 5分錢的冰棍我都買不起。。。。。。。。
她心裏一定有很多難言之隱。我長大以後她也不跟我談什麽。
460元，在趙縣是天文數字。
哈哈哈、看來我舉例子不該用一個工分值5分，掙10分就是5毛。
從小學5年級以後，我一直買整票。原因是站4小學的校長認為探望已經離婚的母親不在探親之例，不給我出具買半票的介紹信。上中學後也沒有爭取過。那時有些人辦事是很殘忍，很缺少人性。
你說的是全票價錢，你應該可以買半價學生票。
下一次放假(既暑假)真的回錦州去看爸了。好在我父母都能及時給我出路費，單程15.8元，當時看很貴。
我在為人處世方麵受我爸的影響比較大，以致於後來有人說我是男式思維。
下放在遼寧的同學情況相對好一些，特別是去綏中果園的收入更好。今年夏天我告訴他們我掙了6塊4，他們一起笑了，說“你就沒出工吧”。咳、多冤枉啊。
回頭看過去，當時你肯定想不到，再有一年，生活就會徹底變了，這點苦難不算什麽。
那個時代給很多家庭留下了後遺症。
常常想，換作我是媽或姐的話，會怎樣處理呢？
現在自己作了母親，回想起來也挺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