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邊閑語
其實人在大陸，隻是經常被刪帖，所以到此來混混。閑言碎語，打發時光。
二 與蔣介石、斯大林相周旋
1941年春夏，毛澤東向國際派進攻的部署已基本就緒，他的關注目標轉向了外部，這就是重慶的國民黨政權和遠方的莫斯科，毛需要判斷清楚蔣介石和斯大林可能將作出的反應，再最後決定自己的行動。
在中國曆史屢次的朝代更替中，越王勾踐「臥薪嚐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一類的故事曾多次重演，毛澤東在抗戰前期對蔣介石的策略就堪稱是這類故事最成功的範例。1937年秋，毛以中共不足三萬人的兵力，暫時向蔣介石作出妥協的姿態，贏得整軍修武、鞏固內部的時機。即將展開的延安整風，就是毛利用國共合作局麵加速整飭內部的重大舉動，毛要抓住時機，先行打掃自己的後院。
在八年對日抗戰時期，毛澤東與蔣介石的關係可大致劃為兩個階段。1937—1940年，可稱上是中共向國民黨妥協的階段，194O年後，則是從妥協走向分庭抗禮的階段。在1937-1940年，毛澤東為了發展中共軍事實力，不圖虛名，與蔣介石虛與委蛇，使中共的力量，尤其是八路軍的實力，在兩三年內得到迅速的發展。隨著中共實力的壯大，毛澤東不願意再繼續扮演「勾踐」的角色，他要和蔣介石一比高低，讓中國同時出現兩個「太陽」。1943年在延安的窯洞裏，毛澤東對國民黨駐延安聯絡代表徐複觀（當時名徐佛觀）說：「再過五年、八年，看鹿死誰手！」[1]
「天無二日，人無二主」，讓蔣介石承認中國有兩個「太陽」，絕非易事，至少要先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太陽」。然後才有可能與國民黨的「太陽」一決雌雄。從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就為實現這個目標進行不懈努力，到1941年。一切都水到渠成，形勢對毛十分有利。
從陝北的外部環境看，中共軍隊與日軍基本處於膠著狀態，自1940年8月八路軍發起「百團大戰」後，八路軍與日軍沒有再發生那種震動全局的大規模戰鬥，此種情況正可使毛澤東騰出手來將大批幹部調來延安學習。加之日軍距中共腹地陝甘寧邊區比較遙遠，毛完全可以利用這局部和平的時機，加緊整肅內部。
對於國民黨，毛澤東始終保持高度警惕。[2]然而，毛有充分的把握，確信蔣介石不敢在蘇、美、英三國的壓力下，冒險進攻陝甘寧邊區。潛伏在國民黨黨、政、軍、特機構的中共秘密情報人員，隨時可將蔣介石的動態提前報知延安， [3]毛完全可以依此早作防範。毛澤東判斷蔣介石根本無法插手中共內部的鬥爭，蔣介石雖樂意看到中共內部自相火並，但隻會采取隔岸觀火的態度。
毛澤東對蔣介石知之甚深，他對蔣介石的估計基本符合實際。四十年代初，國民黨雖然對中共內部的矛盾知之甚詳，但在整風運動期間、國民黨始終處於旁觀的立場。
作為中共老對頭的蔣介石，自二十年代末以後，一直高度重視刺探中共內部情報。國民黨獲知中共情報的主要渠道是投奔國民黨的原中共自首人員。自顧順章、向忠發叛變共產黨後，從1932年開始，國民黨逐漸調整鎮壓中共的政策，將對共產黨員的肉體消滅與脅迫反省、自首相結合。據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統計，從1933年7月到1934年7月，被國民黨抓獲的中共黨員共4，505人，其中自首者4，209人。三十年代前期，被國民黨捕獲和向當局自首的共產黨員約兩萬四千餘人，辦理「自新」手續的赤色群眾三萬人。[4]1934年6月26日，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被國民黨逮捕，旋即自首；同年10月，繼任書記盛忠亮也被捕，投靠國民黨。從李竹聲、盛忠亮等被捕、叛變的中共幹部那裏，蔣介石獲知了在中共黨內存在著留俄派與老幹部派的尖銳鬥爭。由共產黨變節分子李士群、丁默郊等主辦的《社會新聞》、《現代史料》也向社會公布了有關這方麵的大量材料。[5]
抗戰爆發後，蔣介石獲知中共內部情況的最重要來源，是1938年投奔國民黨的原中共高級領導人張國燾。蔣介石從張國燾那裏，完全掌握了1937年後有關毛澤東與王明、周恩來等意見分歧的情報。
蔣介石獲取中共情報的另一條渠道是國民黨派駐延安的觀察員。1937年國共合作實現後，蔣介石在中共首府延安派駐了國民黨聯絡機構和聯絡參謀。在中共情報及反間諜機關的嚴密控製下，國民黨駐延安觀察員雖無從獲得中共重要機密，但是，仍能因其就近觀察之便，捕獲到中共若幹戰略性的信息。五十年代後，以「現代新儒家」享譽台、港及海外的徐複觀曾在1943年作為國民黨聯絡參謀駐延安近一年。徐複觀在延安期間，與毛澤東、朱德、劉少奇、葉劍英等皆有接觸，對中共勵精圖治留有深刻印象。 [6]1943年10月下旬，徐複觀返渝後，在與侍從室、軍統局高級人員交談時，「曆述延安荒謬狂悖之情形」，認為對中共問題「非用武力不足以解決。任何方法，徒枉空言。而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現狀下，前途並不可樂觀」！徐複觀並撰有一延安印象意見書，上報蔣介石、何應欽，受到蔣氏的重視。蔣介石曾在徐複觀意見書上作了「眉批」，並下令印成小冊子，在少數高級情報人員中傳閱。[7]
蔣介石雖然大致了解中共內部的矛盾，但是他除了隔岸觀火之外，別無其它選擇。蔣介石十分清楚，他對中共政策的製定毫無影響力。從蔣介石的內心而論，他也隻會對即將發生的中共內部的整肅鬥爭興高采烈，蔣介石實在希望中共因毛澤東與王明等衝突而四分五裂。
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心態完全把握，他雖不時電示在重慶的周恩來與蔣介石周旋，但是毛在1941年並沒有將蔣介石放在太重要的位置。毛更重視的還是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的態度。
上940年2月後，隨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離開莫斯科返回延安，中共在莫斯科就已經沒有正式代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實際上已不複存在。從此，莫斯科與中共間的聯絡，基本上就由延安與莫斯科之間的電台和蘇聯派駐重慶和延安的機構承擔。
在這一時期，蘇聯獲知中共情報的渠道主要有五條：
一、蘇聯駐重慶大使館及蘇聯塔斯社駐上海分社。抗戰期間，蘇聯對華情報工作除了收集侵華日軍活動及國民黨各項動態外，也兼及收集中共，尤其是中共與美國聯係的情報。1942年蘇聯情報機構與重慶軍令部第二廳聯合創辦「中蘇情報合作所」，蘇方派有幾十名技術人員參與其事，主要負責收集淪陷區日軍情報。蘇聯並通過駐華大使、格伯烏中將潘友新及駐華武官羅申，與中共南方局和中共駐上海地下組織保持秘密聯係。蘇聯並在上海創辦中文刊物《時代》，由老資格情報人員羅果夫領導， [8]主要搜集日本情報，但也通過劉曉、劉長勝、潘漢年間接了解中共活動情況。
二、蘇聯駐蘭州的外交和軍事代表處。抗戰開始以後，蘭州成了蘇聯援華物資輸人中國的交通樞紐，蘇聯空軍在蘭州設立了機場，為此蘇聯在蘭州設立了辦事機構。該機構與中共駐蘭州辦事處保持密切聯緊。中共通過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向蘇共提供過若於中共內部情況的情報。[9]1956年，蘇共中央向中共移交的檔案文件中，就包括中共西北局、南方局的會議記錄。[10]以後擔任蘇聯駐延安觀察組代表的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化名孫平），在1938—1940年曾出任蘇聯駐蘭州軍事代表處的副代表。
三、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館。從1934年起，蘇聯利用盛世才將其勢力大規模滲入新疆，在新疆全省境內派駐大批政治、經濟、軍事顧問，蘇聯紅軍「紅八團」長期駐守哈密。斯大林為長期控製盛世才，邀其加入蘇共，但不允許盛世才參加中共。[11]蘇聯情報機構在新疆有極廣泛的活動，其中包括收集中共在新疆活動情況及中共中央內部情報。
四、蘇聯駐延安聯絡小組。1939年後，蘇聯在延安即設有聯絡人員，從1942年5月起，弗拉基米洛夫以共產國際聯絡員、蘇軍情報組和塔斯社記者身分任聯絡小組負責人，該聯絡組實際上是斯大林派駐延安的情報機構，有電台譯電員、醫生等五、六人。
五、蘇聯在東北、華北各大城市建立的秘密情報網。參加情報網的中共黨員由延安派出，但一般不與中共直接發生聯係，主要為蘇聯搜集有關日軍的情報。
蘇聯雖然通過在中國派駐的上述機構，積極搜集中國情報，但由於1940年歐洲戰爭形勢日益尖銳，蘇德隨時可能爆發戰爭，因此，斯大林更多地關注歐洲戰場和蘇聯國內的戰爭準備事務。
作為國際共運領袖的斯大林，對於中共內部三十年代中期後的變化，即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崛起及逐漸控製中共，總的說來，是樂觀其成的。尤其從1938年起，中共的立場和觀點基本上一直得到莫斯科的支持。斯大林當然了解王明，但他更知道王明的老師、共產國際前東方部部長米夫已在1938年被自己清洗，因而斯大林並不準備對王明施之以援手。隻要毛澤東在涉及蘇聯等問題的立場與莫斯科保持一致，斯大林就不願對延安說些什。
但是到了1941年後，情況卻發生了變化，斯大林發現，已經牢牢控製中共的毛澤東對來自莫斯科的指示陽奉陰違，而這些恰恰又涉及到保衛蘇聯、支持蘇聯等重大問題。毛澤東采用拖延、回避、指東道西等種種方法，拒絕出動八路軍進攻駐紮在華北和中蒙邊境地區的日本軍隊。
據不完全統計，從1941年初至也43年，莫斯科曾多次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發出電報，要求中共在防止日軍進攻蘇聯問題上與蘇軍協調行動。莫斯科並且具體要求毛派出八路軍大部隊破壞華北鐵路。向日軍發起進攻，以減輕日本軍隊對蘇聯的壓力。[12]
對於斯大林所有這類要求，毛澤東均未作出肯定答複，而是用種種辦法加以搪塞。斯大林實在小看了毛澤東，他怎麽會做這種雞蛋碰石頭的傻事。不管莫斯科如何用「國際主義」的大話「套」毛澤東，他就是不上鉤。直到這時斯大林才發現，毛澤東原來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已為時晚矣，因為毛已牢牢控製了中共。麵對毛在延安「另搞一套」，莫斯科雖然強烈不滿，卻毫無辦法！
毛澤東知道自己已經得罪了斯大林，卻並沒有「破罐子破摔」。毛深知中共離不開蘇聯的支持，自己絕不能意氣用事，雖然在涉及中共軍隊和其個人領導權等基本問題上，毛堅持己見，絕不讓步，但在其它次要問題上，毛卻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主動向斯大林示好，爭取斯大林個人對毛的好感。
1941年4月13日，蘇聯與日本簽訂了有損中國利益的〈蘇日中立條約〉,激起中國朝野強烈的不安。三天後，中共通過新華社正式發表意見，稱讚該條約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又一次偉大勝利」，並且對蘇日聲明中有關「互不侵犯滿洲與外蒙」的說辭予以充分理解，宣稱蘇聯此項舉措「對全中國爭取解放也是有利的」。中共此舉，使「向日同情中共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13]
1941年6月，受周恩來領導，從事國際情報工作的中共秘密黨員閻寶航（以東北救亡總會負責人身分在重慶活動），探悉希特勒德國即將進攻蘇聯的絕密消息，周恩來立即將此情報電告延安，毛澤東迅即電告斯大林。 [14]事後斯大林曾致電毛澤東，表示感謝。[15]
毛澤東除了向斯大林及時通報中國戰場有關情況，還十分重視和蘇聯駐重慶人員保持良好的關係。在毛的關照下，周恩來經常約見潘友新、崔可夫、羅申，交換對國內政局的意見（蘇聯駐重慶外交官在向莫斯科匯報中國政局時必須堅持「階級立場」，蘇駐重慶使館曾因一度向莫斯科反映了中國國內社會輿論對中共的批評而受到蘇外交部的嚴厲指責）。[16]毛澤東本人也經常在延安與弗拉基米洛夫進行長時間的晤談，試圖吸引蘇聯駐延安代表對毛的主張的理解與好感，並通過弗拉基米洛夫向斯大林傳送有利於自己的信息。[17]
毛澤東對斯大林所作的一切友善姿態皆出於一個目的，利用斯大林的威望加強自己在中共中央內的地位，在即將向留蘇派發起進攻時，麻痹斯大林。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毛澤東行動的時機終於到來了。現在斯大林已陷於戰爭的泥沼而無暇東顧，莫斯科鞭長莫及，即使斯大林派駐延安的「眼線」虎視耽眈，緊緊盯住毛澤東，那也無濟於事。毛澤東將立即采取行動，對不可一世的斯大林實行遠交近攻：鏟除其在中共黨內的門徒，而仍將斯大林奉為門神。
[1]參見1943年11月1日唐縱日記，載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年），頁389。
[2] 1939年後國共衝突加劇，毛澤東密切注意國民黨可能發動的反共進攻，經常提醒中共負責幹部作好國共關係破裂的最壞打算。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72、474。
[3]抗戰時期，中共的情報工作分為三個相對獨立又互相聯係的係統：一、以康生為核心的中央社會部；二、以周恩來、李克農、吳克堅為核心的中共南方局敵後委員會（吳克堅情報係統）；三、以潘漢年為核心的滬、港情報係統（華南情報局）。康生具體協調這三個情報係統，然而周恩來因長期在國統區擔負黨的最高領導，他也對全黨的情報工作負重要責任。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敵後大城市工作的通知〉，宣布成立中央敵後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負總責，康生副之。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67－68。周恩來、李克農在國民黨各重要機構、各地方實力派中建立和發展了許多極其重要的戰略情報關係，周恩來、董必武於1938年初派遣熊向暉打人胡宗南部。熊逐步獲得胡的信任，擔任了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將許多絕密情報報送延安。參見熊向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頁22-23、25。中共黨員王超北（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林傑的嶽父）及其部下在1938年後也一直在西安從事情報工作，向延安提供了大量的政治、軍事情報。參見王超北口述、師寧編寫：《來自秘密戰線的報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年）頁19-20、47、70－77。王超北於1962年以「內奸」罪名被捕，被囚於秦城監獄，文革後獲釋。屬於吳克堅係統的沈安娜從1938年就打入國民黨中央黨部機要處，以其速記特長搜集大量情報，國民黨在此階段召開的曆屆中央全會、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委員會的所有秘密都經沈安娜報送延安。參見薛鈺：〈周恩來與黨的隱蔽戰線〉，載《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1期。
[4]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中國共產黨之透視》（35年2月21日），載吳相湘主編：《中國現代史料叢書》，第3輯（台北：文星書店，1962年），頁1；另參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冊，頁260。
[5]《社會新聞》的創辦者為原中共自首人員李士群、丁默村。李士群在大革命時期曾參加中共，1927—1928年曾在蘇聯接受「格伯烏」的訓練，返國後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2年被國民黨逮捕，迅速轉向，成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上海區直屬情報員。不久奉陳立夫之命，李士群等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同春坊新興書局編輯《社會新聞》。《現代史料》1933年由上海海天出版社出版，其幕後主持者也是調查科。
[6]徐複觀：〈劉少奇平反與人類的良知良識〉1980年3月4日），載《徐複觀雜文續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頁218。
[7]參見1943年11月1日唐縱日記，載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年），頁388、386注釋1。
[8]羅果夫約在抗戰初來華，以上海為中心進行情報工作，1941年8月在滬創辦《時代》，次年11月創辦《蘇聯文藝》，吸納部分中共地下黨員參加編輯工作，計有薑椿芳等。羅果夫於1949年10月1日以塔斯社駐華記者的身分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9]參見伍修權（時任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處長）：《回憶與紀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頁168。
[10]裴桐（前中央檔案館副館長）：〈一九五六年赴蘇聯接收檔案追憶〉，載《黨的文獻》，1989年第5期。
[11] 1944年12月19日唐縱與盛世才的談話，參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頁478。
[12]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頁55、72；另參見《在曆史的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13-15。
[13] 1941年4月14日，國民政府外交部就〈蘇日中立條的〉發表聲明，宣稱東北三省及外蒙古為中國領土，決不承認第三國之間妨害中國領土及行政完整的任何協定。沈鈞儒、王造時等知名人士欲在報刊公開發文，對〈蘇日中立條約〉表示遺憾，後在周恩來的勸說下作罷，但知識界對蘇聯的懷疑並未真正化解。參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頁203。
[14]閻寶航五十年代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辦公廳主任，其子閻明複長期擔任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人的俄文翻譯，八十年代升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統戰部部長，1989年因「六四事件」解職，現任中華全國慈善總會負責人。文革期間閻寶航父子均以「蘇修特務」的罪名被囚於秦城監獄，閻寶航病死於獄中。參見《周恩來年譜》，頁507。
[15]參見薛鈺：〈周恩來與黨的隱蔽戰線〉，載《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1期。
[16]據崔可夫回憶，自他於1940年底赴重慶履任後，即與周恩來、葉劍英有密切的接觸。參見瓦·伊·崔可夫：《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頁49-50；《周恩來年譜》，頁473、485。另參見安·麥·列多夫斯基：〈在中國的外交生涯〉（1942—1952）和〈外交官筆記〉，載俄國《近代史和現代史》雜誌，1993年第6期。
[17]參見師哲：《在曆史的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頁220。
看來你對黨史也很有研究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