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邊閑語
其實人在大陸，隻是經常被刪帖，所以到此來混混。閑言碎語，打發時光。
三「甩石頭」：毛澤東編「黨書」
1940年末，毛澤東決定扭轉學習運動的方向，他再不能容忍充斥於延安各機關「空對空」的純學理討論的空氣。毛的策略是，「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搶王」，暫時放過黨的中下層幹部，先將黨的高級幹部從單純讀書的氛圍中解脫出來，把他們引人到對敏感的黨的十年（1927—1937）曆史的討論中去，進而把野火燒向王明、張聞天。
毛澤東此舉帶有「玩火」的性質。1938年共產國際在對中共的指示中明確告誡中共領導層，應慎重對待黨的過去曆史問題的討論，以避免發生不必要的爭論，從而影響黨的團結。三年前共產國際的指示，雖言猶在耳，毛澤東卻毫不在意，經過近幾年的經營，毛的權力基礎又有新的加強，他要先行一步，試探一下其它領導人的反應。
1940年12月，毛澤東正式提出了隱藏在胸中多年的觀點，12月4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首次對蘇維埃後期極左的政策作出判斷，認為這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會上馬上產生爭論，張聞天等不同意蘇維埃後期錯誤是路線錯誤的判斷。[1]麵對張聞天等的反對，毛稍稍調整了自己的言論，12月25日，毛在以後以〈論政策〉之名發表的黨內指示中，第一次宣布，中共在蘇維埃運動後期犯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並提及其在十一個方麵的表現。在這裏，毛放了一隻觀測氣球，他使用的是比較籠統、含混的「蘇維埃運動後期」的概念，而沒有明確指明其時間段是從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至1935年遵義會議召開之前；他用「左傾機會主義錯誤」來代替「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正式判斷。
毛澤東之所以選擇在此時提出自己的觀點，是基於他對其政治對手內部分裂狀況之準確把握。毛十分清楚，在中共領導層內頑強堅持對原政治路線評價的人，並不是王明，而是與毛長期合作共事、且在1940年仍與毛關係密切的張聞天。至於王明，則在1940年11月就提出中共在蘇維埃運動後期犯了嚴重錯誤的看法。[2]盡管王明隻是重複其1933—1934年在莫斯科即曾表明的觀點，但王明此時舊話重提，卻完全是為了與在國內的原同事博古、張聞天撇清關係。對於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互相攻訐、競相推卸責任，毛看在眼裏，卻絲毫沒有表示他個人對王明的欣賞和支持，畢竟使毛感到威脅的是在國際共運中聲名遠揚的留蘇派之精神領袖王明，而非王明昔日之朋友、且早已在一係列重大問題上與自己站在一邊的張聞天。眼下形勢早已變化，王明正不時向毛示好，且將毛從「中國革命的偉大政治家和戰略家」升格為「偉大的理論家」。[3]隻有張聞天一人還在頑強抵拒毛為修正曆史結論所作的努力，這種情況迫使毛不得不另圖他策。
1940年冬至1941年6月，毛澤東用了半年時間精心準備了一塊砸向王明等留蘇派的「石頭」，這就是黨的秘密文件集《六大以來》。
《六大以來》是一本深受斯大林《聯共黨史》影響、經毛澤東精心編排的中共曆史文獻匯編。全書分上、下兩冊，上冊完成於1941年6月，全書編成於1941年12月。[4]《六大以來》共收入各種文獻凡五百一十九篇，約二百八十萬字，收入文件的時間跨度，從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開到1941年11月。
這套文獻集的最大特點是具有鮮明的傾向性。在胡喬木、王首道的幫助下，毛澤東以中共黨內所謂的「兩條路線」為經緯，以此觀點來編排史料。該書將毛澤東樹為黨的正確路線的代表，將王明、博古等列為錯誤路線的代表。全書共收入毛的文章、講演、報告共五十五篇，占全書十分之一的比重。毛對王明、博古、張聞天起草的大量文稿作了細致的取舍，擇其一部分，作為「反麵教材」收入讀書。毛澤東對周恩來在抗戰初期支持王明的活動，也絲毫未忘卻，在《六大以來》中將周恩來順帶捎上。該書全文收錄了1938年6月15日周恩來和王明、博古聯名發表的〈我們對於保衛武漢與第三期抗戰問題底意見〉一文，作為周恩來對「錯誤路線」附和、妥協的證據。相比之下，劉少奇的政治行情看漲，在《六大以來》裏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該書收錄了劉少奇四篇文章，被毛編排入「正確路線」一方。周恩來單獨發表的文章僅收錄一篇。毛通過此舉向全黨高級幹部明確表示，隻有劉少奇才是毛「正確路線」的真正擁護者。
毛澤東為表明自己一貫正確，對於收入《六大以來》的自己的文章，作了精心的選擇，將一切有礙於自己「形象」的文字盡情作了刪除。毛剔除了表明自己支持1931—1935年黨的政治路線的文字，對自己在三十年代前、中期發表的一些文章還作了細心的剪裁。毛隻選錄了他在1934年1月全國第二次蘇維埃大會上的報告（隻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的一小部分，易名為〈我們的經濟政策〉和〈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收入《六大以來》。毛對〈論新階段〉更是大動手術，他隻截取報告中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獨立自主」的若幹節，改名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將其收入《六大以來》。
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在編輯《大大以來》的過程中，毛澤東出於自己的政治目的，在個別文件的日期上作了手腳。《六大以來》收入的由任弼時主持通過的〈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該文件原來的形成時期是1931年11月1至5日，但是，被收入《六大以來》時，卻被改為1931年3月。[5]這個改動非同尋常，它掩蓋了1931年4月至10月，由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支持毛澤東、與毛聯手共同反對項英的曆史真相。毛之所以選中這份決議案，乃是該文件批評了毛所主張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土地政策，正好從反麵說明毛與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存在深刻的路線分歧。把通過該決議案的時間改為1931年3月，是為了強調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派往江西的代表團，下車伊始，就反對毛的正確主張，而毛長期遭受中央的錯誤壓製。毛將這個決議案收入《六大以來》，也是給任弼時一個警戒；使其明白，他在曆史上也和錯誤路線沾過邊。
毛澤東編輯《六大以來》，其理由是為召開七大作資料準備，[6]毛澤東的這個大行動得到了任弼時的全力支持。任弼時自1938年3月赴莫斯科後，在共產國際總部居留兩年，直至1940年3月26日才返回延安。任弼時回國後，立即進入中共最高權力核心中央書記處（相當於政治局常委會），到當年的7、8月，又被任命為中央秘書長，負責中央書記處的常務工作，成為毛澤東最重要的助手。
任弼時是一個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共產黨人。從三十年代後期始，任弼時對毛澤東的智能和謀略愈益欽佩，認為在中共黨內唯有毛澤東堪負領袖重責，並且相信隻要有毛掌舵，中共就一定能走向成功。因此，任弼時在毛澤東與王明之間較早就作出了選擇，在毛澤東比較困難的1938年初春，任弼時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從而獲得毛的信任。
任弼時也有其難言之隱。盡管在1931年4至10月，任弼時曾與毛澤東真誠合作，一同聯手反對項英，但是在1931年10月後，卻是由他具體貫徹六屆四中全會後的政治局路線，給毛扣上了「狹隘經驗主義」的帽子。任弼時對三十年代初期曾經給毛造成的傷害一直深感內疚，多年來主動與毛靠攏，試圖爭取毛的諒解。1938年3月。任弼時赴莫斯科後，為突出毛在共產國際的影響，竭心盡力，成效顯著。返回延安後，任弼時更是全力輔佐毛，處處從中共的長遠利益著眼，對毛的活動都從好的方麵去理解。
任弼時出於維護黨的利益而支持毛澤東，這並不意味他就欣賞毛澤東的一切。任為人正派，有時頗看不慣毛的所作所為，[7]隻是出於各種複雜因素的考慮，對毛的一些過份之舉，任弼時多佯裝不知而已。作為六屆四中全會後派往江西蘇區的中央代表團團長，任弼時絕不會把他主持的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的日期忘記，正是由於任弼時的妥協態度，毛才敢於公開修改那次會議的日期。
1940年底到1941年上半年，毛澤東反擊王明的活動已臨近決戰的前夜。毛一方麵加緊編輯《六大以來》，同時，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中，他不斷地亮出自己批評前中央政治路線的觀點，為正式向王明等攤牌製造輿論。1941年1月，毛以中央的名義，下令組成由一百二十人參加的黨的高級幹部學習組，其中有重要幹部四十多人。開始討論黨的曆史經驗問題，將對王明等的包圍圈進一步收緊。一旦觀測到留蘇派沒有動靜，尤其是留蘇派的後台斯大林竟也毫無動作，毛迅速將陣地從黨的十年曆史問題移到當前。這次毛不再將王明、張聞天分開，而是要讓這些「理論大師」立時呈現原形。毛決定徹底摧毀王明等賴以在黨內坐大的基礎──他們所擁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兼聖杯看守人的名號！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當看王明等人的麵，向王明發起新的一輪攻擊。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中，他要求徹底扭轉1938年後開展的學習運動的方向，「廢止孤立地、靜止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而代之以學習當代最高綜合的馬列主義──斯大林的《聯共黨史》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在向王明發起的最新挑戰中，一組組最具隱喻性和挑戰性的新詞匯被毛創造出來──「言必稱希臘」、「希臘和外國的故事」、「教條」、「留聲機」，盡管皆有其針對意涵，卻並不明確所指，這就更加容易在詞語與現實之間引發疑問和聯想，從而猛烈動搖王明等的老語匯的神聖地位，為毛通過改變詞語、奪取意識形態解釋權掃清障礙。
緊接春，1941年6月，毛澤東將《六大以來》的第一部分編輯完畢，該書立刻成為毛砸向王明等的一塊石頭。兩年後，毛澤東在1943年10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中，回憶起《六大以來》的出版所造成的巨大效應，他說：
1941年6月編了黨書，黨書一出，許多同誌解除武裝，故可能召開九月會議，大家才承認錯誤。[8]
「許多同誌解除武裝」，固然和《六大以來》一書對黨的核心層造成巨大的精神衝擊有關，但是，毛澤東為配合該書的出版而精心策劃的一係列活動，也極大地削弱了政治局大多數成員的抵抗能力。政治局在毛的進攻前，除了束手向毛輸誠，別無其它出路。
從1941年春開始，毛澤東連續推出幾個重大舉措。3月26日，毛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作出〈關於調整刊物問題的決定〉，一舉端掉王明、張聞天等最後幾個輿論陣地。該〈決定〉聲明，由於「技術條件的限製」和「急於出刊」某些書籍和小冊子，停止出版《中國婦女》、《中國青年》和《中國工人》三家刊物。[9]毛為了顯得「一碗水端平」，將胡喬木負責的《中國青年》與另兩個刊物一並停刊，使領導《中國婦女》、《中國工人》的王明、博古、鄧發等人，明知其中有詐，也無言可說。
1941年9月1日，毛澤東又將上述謀略如法炮製一遍，宣布撤消由王明擔任校長的中國女子大學，將女大與陝北公學、澤東青年幹部學校合並為延安大學，把王明擔任的最後一個可以拋頭露麵的職務巧妙地剝奪掉。
毛澤東且對手無縛雞之力的王明如此處心積慮，對於那些手握兵符、統兵一方的八路軍將領就更不放心了。為了防止彭德懷領導的八路軍在前方可能會滋生的「自主性」和「分散性」，打擊任何「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企圖，毛責成王稼祥、王若飛於1941年7月1日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該文件不指名地警告彭德懷和各根據地領導人以及周恩來領導的中共南方局，必須一切聽命於延安，不得「在政治上自由行動」，「在組織上搞獨立王國」。毛並威脅彼等應吸取張國燾「身敗名裂的曆史教訓」。毛澤東十分了解這些長期獻身革命事業、無比珍惜自己革命曆史的高級幹部的心理特點，以黨和革命的名義，將他們牢牢控製在手裏。
現在，一切都已準備就緒，一場大規模的黨內整肅風暴即將來臨！
[1]參見《毛澤東年譜》，中卷，頁235-36。
[2]王明：〈論馬列主義決定策略的幾個基本原則〉，原載延安《共產黨人》，1940年第12期，引自蔡尚思主編、薑義華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4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488。
[3]王明：〈學習毛澤東〉，延安《新中華報》，1940年5月7日。
[4]《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有全集本和選集本兩種，選集本由八十六篇材料組成，均分為上、下兩冊，十六開本，由延安新華印刷廠印刷。1941年12月，《六大以來》全集本僅印了五百套，發行到幾個中共中央局、軍委等少數單位，不對個人發放。選集本逐一編號、登記、分發給黨的高級幹部。1947年，中共中央在國民黨軍隊進攻下，撤離延安，「全集本」隻在中央辦公廳保留幾部，其餘全部銷毀。1952、1980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在對該書作若幹調整、補充後，兩次予以重印，由內部控製發行。參見裴淑英：〈關於《六大以來》一書的若於情況〉，載《黨的文獻》，1989年第1期。
[5]《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頁129。1931年3月18日至21日，項英以蘇區中央局書記的身分主持召開了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因等待中共中央指示的到來，沒有形成會議決議就宣布暫停會議。4月17日，任弼時等到達寧都縣與項英、毛澤東等會合，蘇區中央局再舉行一天的會議，作為前一月擴大會議的繼續。此次會議形成五個文件：—、（接受國際來信及四中全會決議的決議）；二、〈土地問題決議〉；三、〈關於一、三軍團工作總結的決議〉；四、〈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五、〈共青團工作的決議〉——沒有〈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召開於1931年11月1日至5日，此次會議的政治決議案由王稼祥起草。在編輯《六大以來》時，毛對這份決議案也作了剪裁，毛隻將該文件的第一部分收入《六大以來》，而略去了第二、三部分，因為該決議案第二部分「中央蘇區過去工作的檢閱」明確提到「蘇區黨代表大會完全同意中央九月指示信」，如果將這些內容收入《六大以來》，就不能把該文件的日期寫成1931年3月。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1），第7冊，頁451。
[6]《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176。
[7]王明：《中共五十年》，頁54。
[8]逄先知（1950—1966年曾負責管理毛澤東的圖書）：〈關於黨的文獻編輯工作的幾個問題〉，載《文獻和研究》，1987年第3期。
[9]《中央關於調整刊物問題的決定》（1941年3月26日），載團中央青運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青年運動文件選編》（1921年7月—1949年9月）（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年），頁5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