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邊閑語
其實人在大陸，隻是經常被刪帖，所以到此來混混。閑言碎語，打發時光。
二「挖牆角、摻沙子」：陳伯達、胡喬木等的擢升
經過政治上、理論上的艱苦努力，1940年毛澤東通過發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後易名為〈新民主主義論〉），在中共黨內已嬴得首席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地位。現在毛要實施他醞釀已久的計劃，這就是逐步削弱王明等對中共理論宣傳部門的控製。
如果對王明等在中共黨內發跡的曆史稍作回顧，不難發現，這一批人主要是依靠意識形態起家的。他們首先因為熟讀馬列和斯大林本本，而得到共產國際的重視，從留蘇學生中脫穎而出；繼而依靠莫斯科支持，被扶植為中共領袖；複以意識形態開道，得以鞏固在中共核心層中的地位。是故，意識形態成為王明、博古、張聞天等唯一真正具有優勢的領域，也是他們看家護院僅有的一塊陣地，中共理論、宣傳部門長期由王明等留蘇派把持也就不足為奇了。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王明、張聞天等雖然在政治上開始走下坡路，但是，王明等的失勢並非是一天就完成的。直至四十年代初，中共意識形態主要部門仍由留蘇派或與留蘇派關係密切的人所掌握：
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張聞天，副部長凱豐
中共中央幹部教育部：部長張聞天
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博古
中共中央黨校委員會：主任王明
中共中央黨校：校長鄧發
中央馬列學院：院長張聞天
中國女子大學：校長王明
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主編張聞天[1]
對於王明、張聞天等控製中共意識形態部門的現象，毛澤東一直予以相當的容忍。毛作為「策略大師」，十分明白區分在掌握實際權力與精神指導權力之間的輕重緩急關係。1935—1938年，毛既是順其自然，又是自覺促成，對張聞天領導黨的意識形態工作不表示任何異議，毛的當務之急是將留蘇派從權力核心地帶引開，先鞏固軍權，進而奪取黨權。毛深知，一旦有了軍權和黨權，再獲取意識形態解釋權乃水到渠成。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終於使毛如願以償地成為黨的領袖，張聞天正式被剝去了黨的總負責人的頭銜，轉而負責黨的理論宣傳、教育工作。不久，王明也被毛澤東召回延安。為了將王明置放於自己的監督之下又不讓他掌握實權，毛讓王明擔任了中央統戰部部長的閑職並兼任了幾個中央文宣方麵的職務，從表麵現象上看，六中全會後，留蘇派在黨的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力反而得到增強。
麵對這種複雜局麵，毛澤東胸有成竹。毛的策略是，繼續拉住張聞天，竭力分化張聞天與王明的關係；同時對張聞天領導的部門，「挖牆角，摻沙子」，提拔一些在黨內根底較淺的青年理論新手，為日後取代張聞天等留蘇派，儲存幹部隊伍。
張聞天自六中全會後，在黨的核心層內的影響已明顯下降，他轉而將全付精力轉入到意識形態領域。此時正值毛澤東號召全黨開展「學習運動」，在張聞天的主持下，延安編譯出版了《馬恩叢書》十冊，和《列寧選集》二十卷。延安青年知識分子如饑似渴地研讀原典，一時間，學習馬列理論在延安蔚為風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學習運動」之開展，竟使得六中全會之後頗感失落、壓抑、且被毛圈在延安中國女子大學和中央統戰部幾間窯洞裏度日子的王明有枯木逢春之感。王明似乎感到施展自己馬列才華的機會再次來臨，竟然四處報告，居然受到延安各機關、學校廣大青年知識分子的熱烈歡迎。
王明之風頭仍健，其實並無任何意外。六中全會之後，王明仍是書記處和政治局成員。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在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包含了王明大量的政治觀點，毛為了向斯大林顯示其忠誠以及為了擴大中共在國內政治生活中的影響，通權達變，比王明更積極地主張加強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六中全會的政治決議案也是由王明代表政治局起草。六中全會後，王明隻是感到在政治上的失勢，而無意識形態受挫之感。
毛澤東對王明等的大出風頭一時也無可奈何，站在共產黨的角度，「學習運動」不學馬列又學什麽呢？於是毛澤東眼看看馬列著作在延安一本本翻譯出版，對張聞天的不滿更加強烈。
站在毛澤東的立場，張聞天舊錯未改，又添新錯，十足就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教條主義分子。「學習運動」開展以後，張聞天不僅沒有運用他所擅長的理論知識鼓吹毛的新貢獻，也沒有將其對王明的不滿上升到理論批判的高度。更有甚者，張聞天一手掀起延安學習馬列原著的熱潮，言不及義，紙上談兵，竟給王明等提供了表演的舞台，究其實質，純粹是對「學習運動」別有用心的誤導，目的是讓張聞天、王明等這批「學閥」、「黨閥」繼續霸占黨的文宣陣地。
其實，1938年後毛澤東在中共意識形態所占空間已大幅增進，掌管黨的理論和宣傳工作的張聞天主動給毛讓出了最重要的權力：據當時張聞天的副手吳黎平（即吳亮平）回憶，六中全會後，中央內部已有規定，凡在延安《解放周刊》、《共產黨人》等刊物發表重要文章，一概須經毛事先審閱批準，[2]而毛的講話、文稿無不刊登在黨刊之首要位置。
然而毛澤東所要求意識形態部門的決不僅是這些，他的終極目標是改變中共氣質。他要實現對意識形態的全部占領──包括控製和超越於控製之上的完全占有。將毛文章放在頭版頭條，或使毛擁有審稿權，並不能立時改變中共黨內早已固定化的那種以俄為師的精神氣氛，毛所要打破的正是在他個人與由張聞天等營造的氣氛之間所存在的那種隔離狀態，這種隔離狀態與毛毫無親和性，卻能製造無數「又臭又長」，充滿腐氣的「黨八股」，且使留蘇派從容操縱全黨的精神信仰係統。在這堵巨大的精神壁壘麵前，毛氏新概念和新文體根本無從普及和推廣，更遑請取其地位而代之！
毛澤東對於張聞天的個性和為人都了解其深。盡管在毛內心中，一直將張聞天與王明等量齊觀，均視為是莫斯科教條主義集團的一路貨色。但是，張聞天畢竟與王明分手較早，多年來對自己言聽計從，驟然對張聞天下手，必定會引起黨內高層的震動，反而對自己不利。因此，毛隻能繼續留用張聞天，再徐圖良策。
1939年3月22日，經過毛澤東的倡議，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央黨報委員會中的出版科（解放社）從黨報委員會中劃出來，另設立中央出版發行部，主管延安及各根據地黨的出版物的政治審查和管理事務，由當時擔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李富春兼任部長一職。李富春是毛澤東多年的密友，任命李富春兼任此職，是削弱分散張聞天權限的一個重要舉動。
然而，李富春長期從事黨務工作，並不擅長馬列理論，他所領導的出版發行部，其主要功能是「堵截」有害思想，雖然李富春在政治上完全效忠於毛，但由於他不熟悉理論，在宣傳毛的貢獻方麵，一時乏善可陳。
毛澤東似乎早已預料到會出現這種「脫節」的局麵，他並沒有顯出任何緊張和焦慮。因為此時在他的周圍已經采集了陳伯達、艾思奇、胡喬木、何思敬、何幹之等一批青年理論家，隻是這些人曆練尚淺，還不能將彼等馬上擢升到文宣部門的領導崗位。
被毛澤東慧眼發現，日後成為他的理論班子中堅的「秀才」由兩類人組成，第一類：有留蘇背景，但又與王明、博古等無曆史淵源的陳伯達等；第二類：上海左翼文化運動中的活躍分子艾思奇、胡喬木，何幹之等。這兩類人的共同特點是，都未參加過蘇區的軍事鬥爭，在黨內地位不高。
在毛澤東身邊的這批「青年學士」中，較受毛欣賞和重視的是陳伯達和胡喬木。陳、胡二人因對毛助力最大而備受毛的信賴，分別於1939年和1941年被毛調入身邊，擔任中央政洽局秘書和毛澤東個人的政治秘書，從而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陳伯達對毛澤東的最大價值，在於他從理論方麵豐富了毛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命題，為毛澤東新理論的完善立下了汗馬功勞。
被毛澤東所吸引的正是陳伯達著述中所顯示出的民族化共產主義的色彩。在三十年代北平、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李達、陳翰笙、王亞南、胡風等一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文藝理論家積極從事馬克思主義著作的譯述活動，吸引了廣大青年。但是陳伯達與李達等有所不同，陳伯達不是一般性做些馬列著作的譯介工作，他的著述有看明顯的獨創性。陳伯達師承著名的文史專家吳承仕教授，他較早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中國哲學的基本概念，使他在左翼理論家中獨樹一幟。
陳伯達在1933年秋撰寫的《論譚嗣同》小冊子裏，竭力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原理去解釋譚嗣同思想，提出在譚嗣同思想中「有初級唯物主義和不完美辯證法的痕跡」。[3]陳伯達甚至還提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應成為中國偉大思想繼承者的看法，[4]實際已接近「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命題。這在三十年代初中期，無疑是空穀足音。
陳伯達著述中所體現的民族化共產主義的傾向，在由他參與發起的「新啟蒙」運動中得到進一步體現。[5]「新啟蒙」運動是1936年9月至1937年夏，由陳伯達、艾思奇、周揚、何幹之、胡喬木等左翼人士，為反對國民黨倡導的「民族複興運動」，在北平、上海等地，開展的一場旨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文化運動。陳伯達雖然高度評價了「新哲學」（指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中國的意義，但他同時又尖銳批評了中國左翼文化運動的嚴重不足。陳伯達認為，左翼人士應進行自我批判，因為他們「不能用辯證法來解釋中國的現實生活」，沒能對中國傳統思想作出深入、係統的分析和批判，[6]以至國民黨仍然可以將中國傳統思想作為維護統治的有力工具，甚至日本帝國主義也在利用中國傳統思想愚弄中國人民。陳伯達強調，中國現代文化一方麵應從中國傳統思想中汲取優秀美好的成份；另一方麵，應吸收世界偉大的文化傳統和成就，在馬列主義的框架下，把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辯證法與先進的外國文化結合起來。 [7]
陳伯達所具有的中國古典哲學的學養和對民族化共產主義問題別具一格的看法，終於被毛澤東所發現。在民族化共產主義方麵，毛澤東和陳伯達有著太多的共嗚。毛一經識得陳伯達，頗有相見恨晚之感。一時，毛、陳書信頻頻往來，縱論孔孟、墨子思想。[8]此時的毛澤東正急欲把自己有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觀點理論化、係統化，隻是苦於沒有助手，陳伯達的出現，恰好填補了這一急需。1939年春，在到達延安一年半後，陳伯達被毛澤東從馬列學院教書的崗位上解放出來，一步躍升為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副秘書長，從此正式成為毛的首席理論助手。當陳伯達跨入權力中樞後，他的個人品質迅速被他周圍的權力至上的氣氛所毒化。陳伯達在這種「中國化」的環境中，也從一位樸素的教書先生，很快墮落成為一個利欲熏心的權力崇拜狂。[9]
與陳伯達以理論學養獲知於毛澤東不同，胡喬木主要是憑其走筆成章的能力及簡練的文字功夫被毛錄用為政治秘書的。胡喬木是三十年代中共領導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的中堅分子，因長期身居幕後，其文名遠遜於當時的周揚、艾思奇、陳伯達。當胡喬木於1937年秋初祗延安後，中央組織部對他並沒有特別重視，而是將其分配到遠離延安、位於陝西涇陽縣的安吳堡青年幹部訓練班作馮文彬的助手，擔任青訓班副主任和西北青年抗日聯合會（共青團解散後，中共領導青年運動的組織，代行共青團職能）宣傳部長。[10]
在安吳堡的兩年，是胡喬木政治上失意的兩年，胡喬木幾乎沒有和毛澤東接觸的機會。青訓班的主要幹部大多為經曆過長征的老紅軍，與胡喬木的氣質、興趣相去甚遠。1938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青委，以取代原來的中央青年部，由陳雲任書記，馮文彬任副書記，胡喬木也被吸收進中央青委，[11]從而和陳雲結上了工作關係。1939年7月，胡喬木在安吳堡閑置了兩年後，[12]終於回到了延安。此時陳伯達已擔任了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而胡喬木仍默默無聞。但是有了陳雲的扶持，胡喬木漸漸有了嶄露頭角的機會。1939年4月16日，《中國青年》雜誌在延安複刊，胡喬木參加了該刊的編輯領導工作，逐漸引起毛的注意。1940年5月，在安吳堡青訓班基礎上，正式建立了由陳雲任校長的「澤東青年幹部學校」，胡喬木成為該校的實際負責人，從此與毛澤東有了更多的接觸機會。
1941年，胡喬木正式被調入楊家嶺，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並兼任中央政治局秘書。胡喬木主要為毛的演講稿做文字修辭方麵的加工整理，根快成為毛須臾不可離開的助手。剛入中樞的胡喬木言談舉止極為謹慎，較少拋頭露麵，直到1942年整風高潮中，毛把胡喬木派往中央宣傳部。代行原由凱豐代理的部長一職， [13]使胡喬木一夜之間成為延安的知名人物。
與陳伯達、胡喬木相比，同胡喬木一道於1937年秋奔赴延安的艾思奇、何幹之、王學文等人，在政治上的前途就大為遜色了。艾思奇、何幹之，王學文在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界享有盛名，他們剛抵延安的頭幾年，也蒙毛澤東的熱情款待，被安排在陝北公學、中央黨校、馬列學院任教，享受每月津貼二十元和配備一名警衛員的待遇，[14]毛澤東並不時移樽與他們就一些哲學、理論問題進行討論。在一段時期內，毛對艾思奇特別重視，除經常書信往來外，還不時邀艾思奇在毛的窯洞挑燈夜談。但是時間一長，毛對艾思奇等的興趣就大減了。毛雖然欣賞艾思奇對馬克思主義的通俗化解釋，但是艾思奇的通俗化沒有豐厚的底蘊，其概念工具仍是俄式教條主義，「通俗化」幾乎成了「教科書化」的代名詞。何幹之雖然著述頗豐，毛也一度很看重他，曾經想請何幹之做自己的理論秘書。但何幹之一則書生氣較重，向毛表示自己有意著述，婉拒了毛的好意； [15]二則何幹之為文過快，有粗疏之弊，毛也就順其意願，不再強邀何幹之入幕。王學文資格最老，革命曆史和理論學養都較深厚，但為文為人都過於學究氣，「教條主義」色彩較為濃厚，也不適合放在身邊工作。[16]
毛澤東雖然對艾思奇、何幹之、王學文等有所失望，但在當時，毛對彼等並不求全責備，相反，毛積極吸取他們著述中一切有用之內容。例如，何幹之1936年11月在《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後易名為《轉變期的中國》）小冊子中，提出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新的民主革命」等觀點，雖來源於共產國際，但其表述簡潔、明了，對毛以後寫作〈新民主主義論〉有一定的啟示作用。對於這些不屬留蘇派、來自於上海亭子間的理論家，毛澤東用其長，棄其短，1938年後，他們陸續都被委以延安各文宣部門的領導職務。艾思奇甫抵延安即被任命為邊區文化界協會主席，馬列學院成立後，艾思奇又擔任了該院的哲學研究室主任，1939年又擔任了中宣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秘書長，1940年他又被任命為新創刊的《中國文化》主編。何幹之被任命為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王學文則在1938年秋擔任了馬列學院副院長兼教務主任。
1939—1941年，毛澤東采用「挖牆角、摻沙子」的策略，步步為營，將自己的影響力逐步滲入到由留蘇派控製約中共理論宣傳教育部門。毛將陳伯達、胡喬木網羅在身邊，猶如猛虎添翼，現在毛澤東要將「學習運動」引向縱深地帶──為開展黨的曆史問題的討論，直接向王明等發起挑戰製造炮彈。
[1]參見王建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頁331-34。
[2]參見吳黎平：〈「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出版的前前後後〉，載《懷念劉少奇同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291。從《毛澤東書信選集》亦可看出中共中央已形成這種製度，1939年初，張聞天為發表陳伯達的〈論孔子的哲學思想〉致信毛，請毛審閱陳文。2月20日和22日，毛在審閱了陳伯達文後，兩次寫信給張聞天，談對陳伯達文章的修改意見。參見《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杜，1984年），頁144-51。
[3]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5;26-27
[4]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5;26-27
[5]13 1936年9月10日，陳伯達在上海左翼刊物《讀書生活》四卷九期發表〈哲學的國防動員——新哲學者的自己批判和關於新啟蒙運動的建議〉，10月1日，又在《新世紀》一卷二期發表〈論新啟蒙運動〉；陳伯達的這兩篇文章正式掀起了新啟蒙運動的討論。
[6]參見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p.30-31;另參見何幹之：《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載《何幹之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401－402。
[7]參見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p.30-31;另參見何幹之：《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載《何幹之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401－402。
[8]參見〈毛澤東致陳伯達〉（1939年2月1日），載《毛澤東書信選集》。頁140-42。
[9]陳伯達在1940年延安有關「民族形式」的討論中，對與己觀點不同的王實味無限上綱，暗指王實味是異己分子。陳伯達在與朋友相談時，提到「最要緊的是跟人，跟準一個人」。參見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年），頁69－19；另參見於光遠：〈初識陳伯達〉，載《讀書》，1998年第6期。
[10]由西北青年救國會出麵創辦，實則由中共中央青年部（中央青委）領導的青年幹部訓練班，原設陝西涇陽縣雲陽鎮，1938年1月遷到雲陽北的安吳堡，史稱「安吳堡青訓班」。有關胡喬木在安吳堡青訓班的活動，參閱共青團中央青運史研究室、共青團陝西省委青運史研究室編：《安吳古堡的鍾聲——安吳青訓班史料集》（北京：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頁2、28、240、247。
[11]中共中央青委由陳雲、馮文彬、李昌、劉光、喬木、高朗山、黃華、宋一平組成。參見〈馮文彬給黃華、宋一平的信〉（1938年5月16日），載《安吳古堡的鍾聲——安吳青訓班史料集》，頁23－24。
[12]胡喬木自述，他是1938年8月返回延安的，但根據依檔案編寫的《安吳古堡的鍾聲——安吳青訓班史料集》一書記載，胡喬木返回延安的時間應是1939年7月，胡記憶有誤。另參見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7。
[13]參見胡喬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載董邊、鐔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頁121。
[14]參見成仿吾：〈何幹之文集序〉，載《何幹之文集》，頁3。
[15]胡華、劉煉（何幹之遺孀）：〈何幹之〉，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1卷，頁266。
[16]24據劉雪葦回憶，王學文在馬列學院用蘇聯列昂節夫《政治經濟學》做課本，「講得很拘謹，論點、要義的地方差不多就是照原書念」。雖然劉雪葦聽王學文課「津津有味」，但同學中卻有人「打瞌睡」。參見劉雪葦：〈在延安馬列學院三班聽課的回憶〉，載吳介民主編：《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