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17）

四  毛澤東的「新話」：「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毛澤東經長期醞釀，為徹底打倒王明和黨內的留蘇勢力，鏟除中共黨內根深蒂固的對斯大林的崇拜，最終確立自己在中共黨內的「導師」地位，而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的一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口號。毛通過「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口號，為自己所有「異端」觀點尋找到解釋的依據，它集中體現了毛本人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觀點和態度，構成了漸趨成型的毛主義的理論核心。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的講台上，第一次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概念，毛指出：

我們這個大民族數千年的曆史，有它的發展法則，有它的民族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看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持了解並亟待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喝，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1]

毛澤東的上述言論，邏輯嚴密，言簡意賅，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抗戰階段，完全契合中共幹部黨員的心態，極具正當性和鼓動性。對於參加六中全會的許多中共領導幹部來說，他們似乎並不完全了解毛的這番講話實際上已標誌中共戰略思想正發生重大改變。他們也沒有覺察到毛的有關「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講話掩藏著不久後將向黨內留蘇派勢力開刀的預兆。時下，他們都樂意聽到毛這種令人耳目一新，充滿民族自尊感的話語。

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新概念並非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而是他積蓄已久看法的總結與升華。毛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即在於他吸取、應用馬列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蘇共黨的組織結構形式，將其與中國曆史的重大遺產──農民造反，「馬上打天下」的傳統融匯統一，使之轉化為由共產黨領導的、以推翻國民黨統治為基本目標的現代農民大革命。作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論及經驗，雖在毛將中國傳統遺產轉化為現代農民革命戰爭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俄式理論及其經驗與毛的觀念和行動又常有不合之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口號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注人了民族主義的活力，它不僅為毛所有的觀點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釋，也給毛創造了自由活動的廣闊的空間，它更有助於改變「中共乃外來觀念之產物」這一在當時頗為流行的觀念，而大益於中共在中國社會的生根。

毛澤東從不諱言自己負有解救中國人民、再造中國的曆史使命，他也從未懷疑過自己具有別人無法企及的智能和能力。這種強烈的「舍我其誰」的自信力與堅強的個人意誌力一旦結合。確實使毛澤東產生了一種「能強迫曆史朝他的理想邁進」的力量。  [2] 1935年後，毛逐漸控製了中共的實權，進而迫切需要創造一個在理論上能為自己自圓其說的解釋係統。同時，熟知中國傳統的毛澤東也深知，欲成為黨的最高領袖，僅手握兵符還不夠，還需要成為能為廣大追隨者提供精神資源的「導師」。換言之，有「君」之實，而未有「師」之名，是令毛澤東深感缺憾的。於是，怎樣創建「師」之理論體係，如何使之達到「君師合一」，就成為長期困擾毛思緒的一大難題。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不僅表明毛澤東的解釋係統已初建成功，而且標誌著毛為確定自己的「導師」（教主）地位而進行的努力已取得了重大的進展。

毛澤東在1938年10月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主要出自他長期的思考，但是若幹資料顯示，毛之所以能提出這個命題，也和他受到梁漱溟的啟發有關。梁漱溟與毛澤東相識於五四時期的北京，兩人均未出國留洋，也未受過國內正規大學的訓練，都是自修型知識分子出身。1938年1月，這兩位在政治思想和個人性格方麵迥然不同的老友，在延安的窯洞卻有過六次十分深入的交談。[3]

梁漱溟是一個新舊雜揉的「中國文化至上論」者，一生汲汲於融匯民主、科學與中國固有文明，以濟世的情懷，長期徘徊於學術與政治之間。毛澤東則並非是一單純的「中國文化至上論」者，此時的毛已接受了大量列寧、斯大林的思想，又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領袖，毛雖對中國曆史和文化情有獨鍾，但是他的這種態度卻完全服從於現實功利的需要。

梁氏直言不諱地向毛澤東表明，他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必要性存在懷疑。他認為，中國的共產革命是從外來引發的，而非內部自發。由於中共不了解中國社會有其特殊構造，與歐洲中古、近代社會均非同物，而拿外國辦法到中國來用，才造成中共過去十年勞而無功，僅靠中共軍隊維持黨的生命。梁氏認為，抗戰後，因中共放棄對內鬥爭，倡導團結抗日，適合人心要求，中共才「聲光出於各黨之上」。梁氏希望今後中共要「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不要再靠軍事維持一條黨命」。[4]

毛澤東對梁氏所言，「笑言相謝」，稱讚道，「很可感」。梁氏所論雖從根本上否認了中共存在的必要性，但梁氏看法的某些方麵卻與毛不謀而合。毛在內心中早就對中共黨內的全盤俄化持有異議，且認為正是靠著軍隊，才挽救了共產黨。至於梁氏關於中國社會特殊性的看法，毛也未貿然否認，而是予以「相當承認」，隻是不同意梁氏太重中國特殊性而忽略中國之與世界各國所共有之一般性，即各社會均存在的階級、階級壓迫和階級鬥爭。[5]毛並表示讚成梁氏《鄉村建設理論》一書中不搞上層表麵文章的「憲政運動」，而從改造社會的基層入手，從農村入手的主張。 [6]

毛澤東出於意識形態的限製，不可能對梁漱溟的觀點全然讚成。但是兩人說話投機，在思想和觀念上有許多共嗚卻是不爭的事實。毛和梁都具有強烈的中國曆史文化意識，在精神和氣質上都具有濃厚的中國色彩，但是，毛畢竟不是一個單純的思想型人物。1938年1月，梁漱溟在延安見到的毛澤東，待人接物謙恭有禮，至於毛所具有的金剛怒目的另一麵，梁漱溟則要在十五年後才能真正須教，當然這是後話了。

在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1938年，真正能夠一眼看穿毛之動機的人，在中共黨內唯有王明。1938年10月20日，王明應部分與會代表的要求，在前一階段作過〈共產黨員參政員在國民參政會中的工作報告〉後，再一次在六中全會上做〈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爭取最後勝利〉的長篇發言。王明在發言中表示擁護毛的意見，但是他又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在實行中可能出現的偏差憂心忡忡。王明提出，在使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過程中，應注意五個方麵的問題：一、首先應學習馬列主義；二、不能庸俗化和牽強附會；三、不能以孔子的折衷論和煩瑣哲學代替唯物辨證法；四、不能以中國舊文化舊學說來曲解馬列主義；五、不能在「民族化」的誤解之下，來忽視國際經驗的研究和應用。[7]王明的上述看法顯然出自其親莫斯科的立場，表達了中共黨內留蘇勢力對毛澤東有可能利用這個口號背離正統馬列的警戒和擔心。

然而若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口號，確可發現，這個口號對中共的作用是雙重的。毛澤東提出這個概念，一方麵固然大大有益於中共的發展壯大；但是在另一方麵，伴隨這個口號，中國傳統中的某些消極因素也被注人到中共體內，給黨自身帶來了長期的困擾。中共成立之初，原本就缺少理論的準備，黨內一直存在著輕視理論的根深蒂固的傳統。1927年後，中共長期戰鬥在落後的農村邊遠地區，其階級構成發生重大變化，農民黨員的比重在黨內占了壓倒優勢，早已養成農村軍事性格。「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提出，為中國傳統因素大規模浸潤中共正式打開了大門，使原來就深受農民造反傳統影響的中共，更加顯現出農民化的色彩。「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這種雙重作用，在中共以後的曆史和1949年後中國的曆史中都得到充分的證實。

但是在1938年秋冬的延安，毛澤東抓住「中國化」這麵旗幟，已使自己處於完全主動的地位。莫斯科的「承認」大大提高了毛澤東的威望，毛澤東「奉天承運」，一手牢牢掌握中共軍隊，一手揮舞「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大旗，名正言順，師出有名。相形之下，王明等已陷入無以自拔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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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12-14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658-59。

[2]參見白修德著，馬清槐、方生譯：《探索曆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頁177。

[3]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幺〉（1941年），載《我的努力與反省》，頁144-45；138、147-48；154。

[4]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幺〉（1941年），載《我的努力與反省》，頁144-45；138、147-48；154。

[5]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幺〉（1941年），載《我的努力與反省》，頁144-45；138、147-48；154。

[6]參見梁漱溟：《再憶初訪延安》，載《我的努力與反省》，頁317-19。

[7]王明：〈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取最後勝利〉（1938年10月20日）；載《王明言論選輯》，頁63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