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16）

三   兩麵策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與毛澤東的〈論新階段〉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1945年6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作關於選舉中央委員問題的講話時，把遵義會議與六屆六中全會相提並請，稱之為黨的曆史上「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並強調：「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1]  六中全會的召開與王稼祥回國有密切的關係。1938年7月上旬，王稼祥乘蘇聯軍用飛機經新疆迪化飛抵蘭州，經陸路於8月下旬返回延安。王稼祥一回延安，立即向毛澤東轉達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現在毛澤東認為到召開黨的重要會議的時候了。

然而，召開什麽樣的會議，卻令毛澤東頗傷腦筋。本來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和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都已通過決議，在近期召開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王稼祥已帶回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季米特洛夫口信，眼前正是國共合作比較順利的時期，參加七大的代表前來延安並不特別困難，召開七大的時機已經成熟。

但是，毛澤東並不想在這個時候召開中共七大，因為此時召開七大，還不足以一舉消除王明及其勢力。毛澤東十分清楚，莫斯科並沒有把王明搞下台的意思，他隻能在莫斯科劃定的範圍內活動。王稼祥帶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雖然提及中共領導機關要以毛為首解決問題，但同時又強調中共領導層應加強團結，「不應花很久時間去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對於總結十年經驗，「要特別慎重」。共產國際尤其告誡中共領導層，要謹防日寇挑撥中共主要負責人之間關係的陰謀。 [2]這就是說，利用共產國際的招牌，孤立、打擊王明的時機尚未到來。在王明影響仍然十分強大的1938年秋，如果冒然召開中共七大，很難保證毛澤東能獲得全黨的一致擁戴，從而一勞永逸地掌握中共最高權力。正是鑒於這種考慮，毛澤東決定不開黨的七大，而是召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

為了「開好」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做了精心的準備。在8至9月間，毛抓緊起草在中央全會上的政治報告──這是毛參加中共十七年後，第一次在黨中央全會上做政治報告。毛還向長江局發電，通知王明、周恩來、博古、項英等來延安聽取共產國際指示的傳達。毛深知控製信息的重要，在王明等回返延安以前，向他們嚴密封鎖季米特洛夫「口信」的內容。[3]

1938年9月10日，毛澤東笑容滿麵，站在延安各界歡迎王明、周恩來、博古、徐特立隊伍的最前列。就在不久前，也還是毛澤東，卻在少數人麵前，用十分尖刻的語言，不指名地諷刺、挖苦王明是「塗胭脂抹了粉」，「送上門人家也不要的女人」（指王明等曲意討好國民黨）。[4]但是在歡迎王明等的隊伍裏，毛澤東卻顯得熱情誠懇，儼然在迎接久別重逢的親密戰友。

1938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由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關於任弼時報告的決議案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9月26日，政治局再次開會，確定六屆六中全會的議程。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運用剛剛獲得的政治優勢，迅速對中共組織機構進行了重大調整。會議決定撤消長江局，另成立南方局以代之，由周恩來任書記，王明的長江局書記一職被無形中止；將東南分局升格為東南局，由項英任書記，東南局直屬延安領導；繼續保留北方局，並新設立中原局，由劉少奇一身兼任這兩個中央局的書記。[5]

1938年9月29日，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正式開幕，這次會議具有比較隆重的外觀形式，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共十二人，三名政治局委員缺席：任弼時在莫斯科，鄧發在迪化，凱豐在武漢留守中共代表團。原政治局委員張國燾已脫離中共，投奔國民黨。大會主席團由十二名政治局委員組成，秘書長由李富春擔任。全會前後共開了四十天，是至那時為止中共中央所召開的曆時最長的一次會議。在會上作報告、發言的代表的十七人，幾乎占了與會者的三分之一。

六屆六中全會的靈魂人物是毛澤東。會議之初，由王稼祥作了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報告。10月12日至14日，毛澤東代表政治局向會議作了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這個報告以後未全文收入毛澤東主編的《六大以來》，也未被全文收入《毛澤東選集》。

毛澤東為什麽不願意將〈論新階段〉全文收入《毛選》？[6]毛為什麽意欲人們忘掉這個如此重要的文件？一言以蔽之，〈論新階段〉中包含了大量與王明相一致的觀點，而依照中共黨史編纂學的解釋，毛澤東正是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徹底批判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

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期間的言論和行為，集中展現了他變幻多端、前後矛盾、出爾反爾的政治性格。毛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鞏固個人的權力，可以言不由衷、信誓旦旦接過其政敵的所有政治主張；他也可以一瞬間完全變臉，說出前後判若兩人、完全相反的另一套語言。

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使用了與王明幾乎類同的語言，毛指出「抗戰的發動與堅持，離開國民黨是不可想象的」，他稱讚國民黨「有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前後兩個偉大領袖」。[7]並高度評價抗戰以來在「民族領袖與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統一領導之下」，中國已「形成了一個空前的抗日大團結」，毛強調在抗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於領導與基幹的地位」，他似乎忘記了他本人自洛川會議以來一貫宣傳的「片麵抗戰必然失敗論」，而談起國民黨的「光明前途」。毛批評「至今仍有不少的人對於國民黨存在看一種不正確的觀察，他們對於國民黨的前途是懷疑的」，毛鄭重號召全黨必須「全體一致誠心誠意擁護蔣委員長」。[8]

毛澤東為了充分顯示中共和他本人對改善國共關係的誠意，向國民黨提議，共產黨員在保留中共黨籍的條件下，公開參加國民黨。毛並表示，中共將主動向當局提交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的名單。毛向國民黨保證，中共不在國民黨軍隊中組織黨支部，也不在國民黨黨員中征收共產黨員。[9]

毛澤東的最驚人之筆是他在六中全會開幕的當天──1938年9月29日，寫給蔣介石的一封親筆信。在這封信中，毛澤東表示對蔣介石「欽佩無既」，聲稱對「先生盛德」，「凡在國人，無不崇仰」。[10]毛的這封信由周恩來於10月4日在武漢當麵交給了蔣介石，但從未收入《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書信選集》和任何中共中央文件集，直到1990年3月出版《周恩來年譜（1898—1949）》時，才提及此事，但仍沒有全文公布該信的內容。 [11]

毛澤東自抗戰前夕就強調中共應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保持高度的獨立自主，七七事變後，毛更是堅決維護自已的這一政治主張。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後，毛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雖有稍許軟化，但其初衷始終未變，為什麽到了六屆六中全會，毛竟會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毛難道真正轉變了思想？答案是否定的。毛澤東所有這類言論都是違心之言，這是他在當時複雜、微妙的形勢下，為應付斯大林和中共黨內的不同意見，為麻痹蔣介石而精心設計的謀略手段。

毛澤東的〈論新階段〉是送給斯大林的一份禮物。毛清楚知道斯大林高度重視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8年6月11日共產國際關於任弼時報告的決議案，對此問題又再一次予以重申。在莫斯科事實上已承認毛為中共領袖的形勢下，完全有必要向斯大林作出服從的姿態。毛甚至還可以走得更遠一些，以顯示自己對國共合作的誠意，提出中共加入國民黨的建議，正好堵住斯大林的嘴，看誰還再能批評毛澤東對國民黨缺乏合作誠意！對毛澤東而言，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毫不困難，隻要能牢牢控製中共最高領導權，對國民黨說什麽好話都無所謂。

毛澤東的〈論新階段〉也是說給蔣介石聽的，其目的是為了麻痹蔣介石，但是毛這次卻碰上了真正的對手。和毛絕不信任國民黨一樣，蔣介石也絲毫不相信共產黨。蔣介石一眼就看穿了毛澤東的意圖。蔣介石在接到了周恩來轉交的毛親筆信的當天，在日記中寫道：

「毛澤東這封親筆手書的措詞，開口『兩黨長期合作』，閉口是『中華民族統一團結』，完全不是共黨素來口吻，反使我產生疑慮」。「於是我知道這是中共企圖第二次大規模滲透本黨的陰謀。我們依據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的慘痛經驗，是不能再上當了」。 [12]

1938年12月6日，蔣介石的見周恩來，對10月4日周轉交的毛澤東親筆信中的四點建議作出答複。毛在信中提議：一、停止兩黨的鬥爭。二、共產黨可以加入國民黨，或令其一部分先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三、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組織，其全體分子一律加入三青團。四、以上參加者，均保持其共產黨黨籍。蔣介石提出，跨黨不讚成，共產黨既行三民主義，最好與國民黨合並為一個組織。如果辦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加入國民黨而不跨黨。蔣介石的建議被周恩來拒絕，周表示中共除了跨黨外，不可能加入國民黨。 [13]

毛澤東以虛虛實實、半真半假的態度試探蔣介石，蔣介石則以不硬不軟的態度回應毛澤東，其實兩人心中都有譜，國共兩黨不可能再回到1924—1927年黨內合作的年代。毛澤東本來就沒有對此當真，提出中共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原本就是作給人看的。薑太公釣魚，願者上鉤，蔣介石不願上鉤，毛澤東也就順手將其擱置一邊了。

在六屆六中全會召開的數十天內，毛澤東四麵八方。席不暇暖，為應付內外形勢，費盡了心機。一方麵，毛要虛應故事，敷衍莫斯科和國民黨；另一方麵，他更急於利用來之不易的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加速鞏固自己在黨內的地位。毛深知來自莫斯科的「支持」很不牢靠，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難道不都是莫斯科立在先，最後還不是都被莫斯科所廢嗎？眼下，共產國際雖然承認了毛的領袖地位。但是，說不定轉眼間莫斯科就會改變主意。因此，當務之急就是趕快造勢，形成毛是中共唯一領袖的既成事實，並使之不可動搖，即使莫斯科日後反悔，也將對毛無可奈何！

毛澤東必須首先亮出自己的觀點，以集合同誌，把王明孤立起來。然而，在1938年毛澤東要做到這一點，卻非易事。不久前毛澤東剛做的報告〈論新階段〉還在與會者的耳畔回響，由於毛澤東自己的語言已被淹沒在王明理論的汪洋大海中，大多數與會者尚不能分辨毛與王明的差別。加之，王明、博古等都在延安，如果當著他們的麵，亮出自己的觀點，又與〈論新階段〉自相矛盾，一時似乎又拉不下臉麵。毛澤東終於想出一條妙計。9月30日，毛以轉交致蔣介石親筆信為由，先將周恩來支去武漢。10月初，周恩來、凱豐自武漢來電，提議王明等速來武漢，出席國民參政會一屆二次會議。[14]毛順水推舟，又讓王明、博古於10月下旬去重慶（國民黨中樞機構此時已從武漢遷至重慶）。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不在延安使毛澤東大暢所欲，這樣，毛已不再需要遮遮掩掩，他要直抒胸臆，將自己的真實觀點在黨中央全會上和盤托出。

1938年11月5日至6日，在王明、周恩來、博古等缺席的情況下，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的閉幕式發表了不指名抨擊王明、周恩來的重要演說。六中全會會議期間，因季米特洛夫「口信」，毛澤東的威望迅速上升，許多煩導人，包括王明都發表了支持毛為中共領袖，讚頌毛的言論。毛澤東利用會議期間這種有利於自己的氣氛，將批評矛頭驟然轉向王明等人。他似乎已完全忘掉自己曾在同一場合，剛剛在〈論新階段〉報告中談過加強統一戰線的意見，現在他卻直言不諱地宣稱，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15]

毛澤東在不到一個月前，在同樣的黨的高級幹部麵前，親口說過擁護蔣委員長一類話，現在卻改口抨擊對國民黨的「投降主義」。毛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在六中全會閉幕式上完全成功，與會的黨的高級幹部竟沒有一個人提出異議！至此，毛終於看清自己在中共黨內的主宰地位已經基本確立，「勢」既形成，其「威」立時顯現，即使黨內仍有不同意見，在毛的權勢下，也隻得噤口。

毛澤東在11月5日至6日的閉幕式上還拉上劉少奇，毛稱讚劉少奇道，還是少奇講得對，所謂「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實際是「一切經過閻錫山」、「一切經過國民黨」。毛指責道，這是忘記了黨的獨立自主方針的右傾投降主義。毛提出對國民黨應采取「先斬後奏」、「先奏後斬」、「不斬不奏」、「隻斬不奏」的靈活策略，最終目標是爭取壯大中共武裝，為未來的勝利奠定基礎──毛澤東終於講出了被壓抑很久的心裏話！

毛澤東利用王明等缺席，將自己的真實觀點公開表達出來，這是毛澤東取得的對王明的重大勝利。但是，王明的觀點畢竟沒有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受到正式批判，〈中共中央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仍然包含了王明大量的觀點。

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通過了由王明起草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該決議案批準了「一切為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於一切」的口號。同時宣布，國共合作最好的組織形式就是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和三青團，中共願向國民黨當局交出中共黨員名單。決議案再次重申，「不在國民黨中及國民黨軍隊中建立共產黨的秘密組織」。決議案沒有充分反映毛澤東在閉幕式講話中有關反對「右傾投降主義」的內容，而是根據〈請新階段〉報告的精神，並且吸取了10月20日王明在六中全會上報告的精神，提出各級黨組織應防止統一戰線中的「左」、「右」兩種傾向，保證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強調不要給黨內同誌亂加「左」、「右」的帽子。[16]決議案還正式宣布，完全同意政治局自五中全會至六中全會的「政治路線和具體工作」，[17]毛澤東對於這個結論雖然很不情願，但在當時也隻能違心接受。

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大大加強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六屆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顯示，毛仍然受到黨內不同意見的牽製，毛澤東還需找到能夠在政治上製敵於死命的武器。毛終於找到了這個武器，它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

[1]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選舉候補中央委員大會上的講話（1945年6月10日），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20－21。

[2]王稼祥：〈國際指示報告〉（1938年9月），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70-71。

[3]參見朱仲麗（王稼祥遺孀）：《黎明與晚霞》（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頁287－88。

[4]朱仲麗：《黎明與晚霞》，頁286；另參見蕭勁光：〈服從真理，堅持真理——回憶王稼祥同誌〉，載《回憶王稼祥》，頁12。

[5]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19。

[6]收入《毛選》第2卷的部分內容易名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且這一部分也作了大量刪改，有關「統一戰線中獨立性不能超過統一性，而是服從統一性」等有關內容已被盡行刪去。

[7]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12—14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595；560、595-96、606；629。

[8]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12—14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595；560、595-96、606；629。

[9]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12—14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595；560、595-96、606；629。

[10]毛澤東1938年9月29日致蔣介石親筆函，載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台北：1985年）頁694－95。

[11]據《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一書披露，周恩來於1938年10月4日見蔣介石時，除了轉交毛澤東信件外，還送交了王明給蔣介石的信件。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20。

[12]蔣介石：《蘇俄在中國》（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頁71；另見《蔣總統秘錄》，第12冊，頁74。

[13]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27、420。

[14]參見《周恩來年譜》頁427、420。

[15]《毛澤東年譜》，中卷，頁94。

[16]〈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193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755、753-54、758。

[17]毛澤東在〈論新階段〉政治報告中，稱「遵義會議糾正了在五次『圍剿』鬥爭中所犯的左傾機會主義性質的嚴重的原則錯誤」，但又指出「當時的這種錯誤並非黨的總路線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