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邊閑語
其實人在大陸，隻是經常被刪帖，所以到此來混混。閑言碎語，打發時光。
二 關於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口信」
毛澤東在為爭取中共最高領袖而進行的持續鬥爭中，在不同的曆史階段，憑著他個人的政見主張，嫻熟運用各種謀略，吸引、爭取了許多昔日屬於對立營壘的黨內高層人物，使他們成為自己的同盟者。王稼祥就是較早被毛澤東爭取過來的原王明集團的重要成員。1938年8月，王稼祥從莫斯科返回延安，帶回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關於「承認」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重要口信：「在（中共）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1]王稼祥傳達的莫斯科這一重要口信，在1938年充滿強烈親蘇氣氛的中共黨內所發生的巨大效力，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它簡直就是一封莫斯科對毛澤東中共領袖地位的承認書。從此塵埃落定，毛澤東雖未立即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但已成為事實上的中共最高領導人。至於王明，一旦遭莫斯科冷遇，則完全喪失了政治上的回旋餘地，開始迅速走下坡路，最終被毛澤東一腳踢進「曆史的垃圾堆」。
毛澤東之所以能夠獲得季米特洛夫的支持，是與王稼祥在莫斯科開展的積極活動分不開的。王稼祥是為醫治內戰期間所受的槍傷，於1937年6月下旬在上海秘密搭乘蘇聯輪船前往蘇聯的。 [2]王稼祥在治病之外，是否另有特殊使命於事隔五十年後才真相大白。1985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紀念王稼祥的文章中稱，王稼祥赴蘇係受「中央派遣」，「向共產國際領導人介紹中國革命情況，包括他個人對中國黨的領導的看法」。[3]三十年代曾在共產國際工作的師哲也說，王稼祥是「身負重任」來到莫斯科的。 [4] 這裏涉及到一個關鍵問題，王稼祥赴蘇向共產國際陳述他「個人」對中國黨領導的意見，究竟是誰授權的？在王稼祥啟程赴蘇的1936年12月初，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張國燾、周恩來和博古。張國燾甫抵保安，因「另立中央」享受到批評，已心灰意冷， [5]周恩來、博古等正忙於和西北軍、東北軍交涉。在毛澤東和張聞天兩人中，張聞天授意王稼祥去莫斯科陳述王個人對中國黨領導的看法，可能性極小。答案隻能是一個，是毛澤東授意王稼祥去共產國際開展要求改變中共領導的活動，也唯有毛澤東才會這樣做。
王稼祥這次在蘇聯居留有一年時間。王稼祥抵蘇後，王明已準備返國，從1937年11月起，王稼祥就接替了原由王明擔任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職務，直至1938年3月任弼時抵莫斯科，才轉由任弼時接任該職。據王稼祥自述，1938年7月，在王稼祥返回延安的前夕，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曾與他及任弼時進行了一次重要談話。這次談話並沒有任何文字記錄，因此無從考證季氏與王稼祥、任弼時會談的具體時間和地點。據王稼祥說，季米特洛夫談了以下一段話：
「應該支持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實際鬥爭鍛煉出來的領袖」，「其它人如王明，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 [6]
關於季米特洛夫對王稼祥請的這段話，前蘇聯中國問題專家季托夫對它的真實性予以了否定。季托夫在〈抗日戰爭初期中共領導內部的兩條路線鬥爭（1937—1939）〉一文中聲稱，王稼祥傳達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澤東和王稼祥聯手搞的「陰謀詭計」。季托夫說：
共產國際根本沒有（決定毛澤東為中共領袖）那個意思。王稼祥是在1937年初作為毛澤東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為了完成毛澤東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產國際個別工作人員（指季米特洛夫──引者注）進行了交談。曾談到似乎中共中央認為必須選毛澤東當黨的總書記。但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並沒有提出什麽建議，認為這個問題應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決定。[7]
在沒有進一步史料證實季托夫的「偽造說」以前，筆者傾向於接受「季米特洛夫曾向王稼祥表示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這一說法。雖然「口信」一事確實存有不少疑點，例如，在共產國際6月11日通過的〈關於中共代表團報告的決議案〉中並沒有涉及對中共領導人個別評價的內容，為什麽到了7月，季米特洛夫竟會在如此敏感的重大問題上，向王稼祥個人作出明確的表態？為什麽共產國際竟會沒有這次會見的正式文字記錄？種種跡象表明，季米特洛夫向王稼祥講述的這番話，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個人的看法，而季氏的意見似乎得到斯大林的默認。因為，如果不經斯大林，季氏似無膽量在如此重大問題上自作主張。1938年，蘇聯正處於「肅反」大風暴中，王明的後台與恩師米夫已被加之以「人民公敵」的罪名遭到處決。季氏利用這一機會，或為顯示其「革命的原則性」，有意對王明表示輕慢；或受「階級鬥爭」之習慣思維之影響，對王明表示某種政治上的不信任，都是十分可能的。季氏雖與王明私交其篤，王明唯一女兒在其返延安前即托付給季氏撫養，但在1938年大恐怖的血雨腥風中，飽受寄人籬下之苦、且常遭斯大林輕侮的季氏於驚恐中欽羨毛澤東所創造的革命功業，亦在情理之中。斯大林在1938年屬意毛澤東也不奇怪。斯大林知道毛是中共實際的最高領導人，一年前派王明回中國隻是為了「幫助」毛，而無趕毛下台的意思。斯大林因米夫而對王明表示冷淡，但他卻無懲治王明的念頭，因為從各方麵資料看，斯大林對王明關懷備至幾十年可謂不變。
王稼祥帶回延安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但是，北京大學研究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的向青教授，在未提供任何曆史資料的情況下卻斷言，王稼祥回國帶來了「共產國際從組織上支持毛澤東同誌為中共領袖的重要文件」。 [8]向青教授的上述敘述是完全錯誤的。王稼祥本人及其遺孀朱仲麗也隻是說，王從莫斯科帶回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或「意見」。如果共產國際果真有這份「從組織上支持毛澤東同誌為中共領袖的重要文件」，毛澤東在其最需要莫斯科支持的1938年，難道會將其束之高閣？事實是，當王稼祥於1938年8月返回延安後，毛澤東就立即決定召開中央會議，讓王稼祥向政治局委員鄭重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季氏為共產國際總書記，即是共產國際的化身）。毛澤東如此急不可待，如果確有共產國際的書麵意見，毛一定會在一定的範圍內正式公布，絕不會秘而不宣。至今，在中國出版的各種文件集中，都沒有這份「文件」。可見，1938年7月，共產國際沒有頒布過承認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正式文件。1938年8月，王稼祥返回延安時確實帶回了一份共產國際文件，這份文件不是向青教授所說的那個子虛烏有的東西，而是1938年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通過的〈關於中共代表團報告的決議案〉。
[1]王稼祥：〈國際指示報告〉（1938年9月），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70-71。
[2]北京大學國際政治係已故向青教授提出的王稼祥是由新疆赴蘇，於1937年春抵達的說法是錯誤的。參見向青：《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論文集》，頁389；另參見鄭育之：〈王稼祥在上海養傷的日子裏〉，載《回憶王稼祥》，頁78-81。鄭育之係作家周文之妻，夫婦均為中共地下黨員，1937年3至6月，王稼祥在滬等候蘇聯輪船的三個月裏，一直秘密住在周家。
[3]胡耀邦：〈深切地紀念王稼祥同誌〉，載《回憶王稼祥》，頁2。
[4]師哲：〈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回憶王稼祥同誌〉，載《回憶王稼祥》，頁83。
[5]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29。
[6]王稼祥（遺作）：〈回憶毛澤東同誌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載《人民日報》，1979年12月27日。
[7] A·季托夫：〈抗日戰爭初期中共領導內部的兩條路線鬥爭（1937—1939）〉，原載蘇聯《遠東問題》1981年第3期，轉引自《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頁356－57。
[8]參見向青：《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論文集》，頁39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