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邊閑語
其實人在大陸，隻是經常被刪帖，所以到此來混混。閑言碎語，打發時光。
第四章 毛澤東對王明的重大勝利
一 毛澤東迂回反擊王明
自1937年11月底王明返國到1938年春夏之間，王明和周恩來等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形成的共識，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扭轉了中共核心層原由毛澤東主控的氣氛，迫使毛澤東不得不作出擁護中央新方針的姿態。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被迫降低以往突出強調「獨立自主」的調門，轉而發表若幹支持統一戰線的言論。1937年12月24日，毛致電邊區各軍政首長，要求在與國民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互相幫助，互相發展的口號下」，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避免譏笑與諷刺」友黨、友軍。毛甚至提出，中共應「幫助政府進行征兵動員」，「沒收漢奸財產及處理漢奸，必須取得政府的同意，最好是交給他們處理」。 [1] 1938年1至3月，毛澤東在接見美國合眾國際社記者王公度和在延安大會上幾次發表演講，都沒有再宣傳自己過去所堅持的主張。毛澤東在1938年初春的這類言論，以後都沒收入《毛澤東選集》。
如果將毛澤東上述言論視為他已改變了原有的觀點，轉而接受了王明等人的主張，那就大錯特錯了。毛澤東實際上一天也沒有放棄自己的意見，他隻是在與己不利的形勢下，被迫在公開場合調整了自己的態度。在私下裏，毛澤東卻在精心地準備向其對手發起反擊。
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加緊醞釀反擊王明等的「炮彈」，毛澤東的「炮彈」就是他在5月寫成的〈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作的〈論持久戰〉的演講。
〈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有完整的論文結構。毛澤東針對抗戰以來中共黨內以王明、周恩來為代表的強調運動戰的觀點，詳細論述了遊擊戰爭在抗戰中的重大戰略作用和對共產黨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意義，完善了他在洛川會議上及以後在遊擊戰問題上的主張。 [2]
〈論持久戰〉是毛澤東的一篇演講大綱，在這篇演講中，毛不指名地批評周恩來等人在抗戰初期「懷疑」、「輕視」遊擊戰的戰略地位。周恩來過去曾批評過孤立強調遊擊戰的看法是「機械論」的觀點，現在也被毛單獨拎出來，被指責為是「不讚成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毛在演講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氣，將黨內的不同意見一概視之為旁門左道。
毛澤東發表上述兩篇論文正逢其時。1938年春，日軍已開始進攻武漢外圍，長江局在王明、周恩來的領導下，正配合國民黨展開轟轟烈烈的「保衛大武漢」的活動。但是，毛澤東根本不相信「東方馬德裏」能守住。他認為，國民黨丟失武漢是遲早要發生的事情，此將有力證明毛澤東有關「國民黨片麵抗戰必然失敗」的論斷，也是對鼓吹「保衛東方馬德裏」的王明，周恩來的沉重打擊。正因為毛的文章暗藏玄機，王明、博古、項英、凱豐一致決定，《新華日報》不予轉載毛澤東的〈論持久戰〉。[3]
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有關隻有開展遊擊戰，建立根據地才能壯大中共的意見，已日益被事實證明是有遠見的。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雖處於少數，但他對派遣八路軍東進毫不放鬆。1938年3月24日，毛澤東與劉少奇聯名致電朱德、彭德懷、朱瑞等，責成他們「必須立即組織以八路軍名義出現的遊擊兵團」，為八路軍主力轉移至華北各地區事先作好準備。同日，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又致電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瑞，令其「以最快速度」，建立「完全在黨領導下的有戰鬥力的若幹遊擊兵團」，「創造冀晉豫邊區」。[4]毛澤東還采取措施，嚴防王明等對八路軍的幹預，在發給軍方將領的電報中，毛澤東總是將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一位，顯示他對鞏固自己在軍中個人影響的極度重視。盡管王明在1938年春正處於他政治上的鼎盛階段，但在毛的隔離下，王明在軍隊中沒有擔任任何領導職務。
在毛澤東的全力催促下，1938年初，朱德、彭德懷、劉伯承、鄧小平、賀龍、聶榮臻等率八路軍陸續深入華北各地，相繼建立了共產黨的根據地，僅一年時間，八路軍就從1937年9月的不足三萬人，發展到1938年秋的二十五萬人。 [5]中共武裝發展壯大的事實，使朱德、彭德懷等八路軍須導人信服了毛澤東，因而放棄了過去的觀點，轉而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
八路軍高級軍事將領回到「正確路線」，使毛澤東大大舒緩了一口氣，但還有一個更大的障礙橫亙在毛的前麵，這就是如何調整與莫斯科的關係問題。
在毛澤東為奪取中共最高領袖而展開的鬥爭中，如何處理與莫斯科的關係一直是最為棘手的問題。隨著王明的返國，共產國際對中共的影響明顯加強，王明「拉大旗，做虎皮」，處處以莫斯科代言人自居，對毛的活動造成嚴重的掣肘。毛澤東深知如果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至少是表麵的支持，要想執掌中共最高領導權，幾乎是不可能的。為此，毛暫且壓住對斯大林的不滿，竭力顯出順從的姿態，同時又施展種種手段，以圖嬴得莫斯科的好感與支持。三月政治局會議決定派遣任弼時赴蘇聯，客觀上為毛「借洋師助剿」王明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提議派任弼時赴蘇匯報的竟是王明。任是王明的老熟人，在1931年初六屆四中全會上，兩人同時進入政治局，王明返國後，任也和政治局其它同事一樣，對王明傳達的共產國際指示表示擁護，於是王明就認為任是自已可以聯合的盟友。殊不知，上層風雲可以瞬息萬變，到了1938年春，已有跡象顯出任已明顯偏向毛澤東一邊，而王明竟渾然不知。於是王明無意中就做了一件令毛拍手稱快的事，毛實在有太多的理由為王明的這項提議感到高興。任弼時是受到共產國際信任的中共元老之一，1921至1923年旅蘇三年，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大學」（東方大學）學習期間，曾出席過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任弼時又被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指定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與毛澤東也有較深的曆史淵源，他早年曾參加由毛組織的湖南「俄羅斯研究會」，並由毛推薦，進入上海「外國語學社」（中共發起組織的掩護機構）學習俄語，旋被派往蘇俄留學。1931年春，任弼時被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蘇區，一度全力支持毛，打擊了毛的對手項英，與毛的關係又親近了一層。1937年夏至1938年春，任弼時在一度搖擺後，較早在毛澤東與王明之間作了選擇，明確支持毛的各項主張，並在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上，公開站在毛澤東一邊，反對王明前往武漢工作。由於任弼時既為莫斯科信任，又與毛澤東接近，遂被毛視為是派往莫斯科充當高級說客的最佳人選。
幾乎在任弼時前往蘇聯的同時，1938年4月下旬，毛澤東也向即將被派往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劉亞樓交待了任務。毛為了考察劉亞樓及提高劉的「覺悟」，已讓劉在自己的身邊幫助整理文件三個月。毛向劉亞樓布置道，有一件事情讓你去做：把我黨曆史上的幾次左傾錯誤及其危害，把我黨當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直接向共產國際季米特洛夫匯報，並多帶幾套〈實踐論〉、〈矛盾論〉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當麵交給季米特洛夫，並請他轉呈斯大林。劉亞樓當時隻是一名年輕幹部，毛且用心如此之深，更遑論對任弼時了。 [6]
1938年3月5日，任弼時從延安出發，在西安搭乘蘇聯運輸卡車，於蘭州搭乘蘇聯飛機經迪化抵達莫斯科後，於1938年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主席團提交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報告大綱。任弼時的這份大綱巧妙地揉和了毛澤東和王明的觀點，既迎合了斯大林，又不失時機，為毛澤東在共產國際打下了楔子，「掛上號」。
任弼時在「大綱」中高度評價了王明返國後傳達的季米特洛夫有關發展中國統一戰線的指示。他聲稱，中共黨內原先對統一戰線的認識存在「某些不足夠的地方」，對國民黨有「深刻成見」，與國民黨政府和軍隊有「某些摩擦」，「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以後乃漸減少」。任弼時說：中共已「認定」王明提出的「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民主、民生、皆在其次」的主張，在發布了中共中央十二月宣言以後，「國共兩黨關係，在基本上有了進步」。[7]
「大綱」對王明、周恩來等提出的「保衛武漢、河南與陝西」的口號，也給予了積極的評價。任弼時強調，這是目前中共「最重要任務中」的「最中心的一環」。他還表示，中共中央將「糾正『左』的關門主義的工作方式」，「決定於最近半年內，召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
然而，任弼時此次赴蘇的目的，絕不是為王明等做「宣傳員」，他之所以在給共產國際的匯報大綱中反映王明等的觀點，乃是王明的主張已被中共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和三月政治局會議所接受，已成為現階段中共的主導性方針。盡管如此，任弼時仍不失時機地要將毛澤東的看法反映出來。「大綱」指出，「蔣介石和國民黨內一部分人，不願國共兩黨以平等地位合作，而企圖在合作中削弱共產黨」，因此，中共將「以最大努力，擴大八路軍和新四軍」，「鞏固共產黨在八路軍、新四軍中的絕對領導」，「阻止外界惡劣影響的侵入」。 [8]
任弼時的「大綱」送交共產國際後，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裏，沒有得到任何反應。任弼時當機立斷，迅速調整策略，在送給共產國際的菜肴中，再添加一把王明的佐料。
1938年5月17日，任弼時又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提交一份關於4月14日報告大綱的「補充說明」。任弼時在這份「補充說明」中，提高了對王明的熱度，進一步陳述了王明的觀點。「補充說明」突出強調了王明返國後，在對中共中央完善統一戰線策略方麵所作出的貢獻。任弼時明確指出，在王明返國前，之所以造成國共摩擦，除了國民黨方麵的因素外，中共「過份強調了獨立自主、民主與民生的要求」，也是「重要原因」。任弼時表示。令後中共的迫切任務就是將廣大群眾組織到統一戰線的各種群眾組織中去。 [9]任弼時在這份「補充說明」中，雖然對王明及其思想觀點作出進一步的肯定，但這隻是策略手段，任弼時的目的是要盡量消除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懷疑，力爭共產國際盡早批準4月14日提交的報告大綱。正是由於任弼時1938年春給共產國際的上述兩份報告對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多有讚譽之詞，所以幾十年來一直未予公開。
任弼時的策略迅速取得了立竿見影的結果，中和了王明與毛澤東觀點的4月14日報告大綱和5月17日的「補充說明」，終於獲得了共產國際的肯定。1938年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通過了〈關於中共代表團報告的決議案〉，對於毛澤東，這個決議案中最有價值的一段話就是共產國際承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10]
毛澤東當然清楚，這段話中的「政治路線」實指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以來的中共路線，但毛卻可以對之「移花接木」，因為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後，毛的中共首席地位並沒有改變，對中共政治路線的褒揚，完全可以解釋成是對毛的路線的肯定。
事實上，毛澤東非常了解共產國際在他與王明的爭執中，是明顯偏袒王明一方的。共產國際在6月11日的決議案中，要求中共「誠實」、「誠懇」、「積極」、「用一切辦法」幫助國民黨，甚至提出了中共應協助國民黨，「實行征兵製」，「建立新軍」，「發展國防工業」等一係列與中共毫不相幹的建議。然而，毛澤東仍然可以接受這個建議，因為對於不合口味的莫斯科的指令，毛早就練就了一套靈活應付的本須，或將其擱置一邊，或避重就輕，總之毛不會讓莫斯科束縛住自己的手腳。
在獲得初步的成功後，任弼時在莫斯科展開了第二步行動，現在任弼時已毫無必要再向共產國際大捧王明了，任轉身一變，開始為改變王明對共產國際的「錯誤影響」四處奔走。他滿懷熱情地充當起毛澤東在莫斯科柳克斯（LUX）大廈（共產國際辦公所在地及駐共產國際各國共產黨代表團駐地）的遊說客。據當時擔任任弼時俄文翻譯的師哲回憶，任弼時不僅親自到各國共產黨駐蘇代表團去宣講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貢獻，還把在莫斯科的一批中共黨員幹部分別派到各國代表團去介紹「毛澤東的革命理論」。 [11]
師哲回憶道，任弼時在向共產國際提交了匯報大綱後，曾寫過一份有關中國情況的報告，專門介紹毛澤東的貢獻。其中「斷定說，隻有『毛澤東才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師哲的回憶沒有引證任何文獻資料，恐是師哲根據任弼時當時的政治態度，把任弼時5月17日提交的「補充說明」誤以為是任弼時向共產國際舉薦毛澤東。因為迄今為止，隻見到任弼時向共產國際提交的4月14日「報告大綱」和5月17日「補充說明」，而未見師哲所言的任弼時這份舉薦毛澤東的補充報告。如果確實有這份報告，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一定會將其在黨的領導層中公開。
任弼時在莫斯科的活動在促使共產國際加深對毛澤東的印象方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共產國際顯然未能如毛澤東、任弼時之願，明確承認和支持毛澤東為中共最高領袖。相反，莫斯科卻對毛澤東與王明的分歧有可能造成對中共的損害，表現出強烈的憂慮。在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有關中共代表團的決議案中，莫斯科敦促中共領導層特別要警惕：「日本偵探及國民黨的反共分子用一切可能的陰謀詭計」，「在中共領導同誌中」，「造成分歧和紛亂的企圖，來破壞中共領導的集體工作」。 [12] 因此，任弼時仍有必要繼續留在莫斯科，為毛澤東繼續作改善形象的公關工作。不久，任弼時未竟成功的使命，竟意外地由同時在莫斯科的另一人圓滿完成，他就是原屬王明集團、後跳槽至毛澤東營壘的王稼祥。
[1]〈毛澤東、肅勁光、譚政致邊區各軍政首長電〉（1937年12月24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408-409。
[2]毛澤東的〈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原是為延安解放社編印的《抗日遊擊戰爭的一般問題》一書所寫的第七章。最早刊載於1938年5月3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14期。1952年收入《毛澤東選集》第2卷時，毛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3]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頁192。
[4]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475-80。
[5]《彭德懷自述》，頁229。
[6]劉亞樓赴蘇後，曾參加了1939年共產國際討論李德問題的委員會，「並認真穩妥地完成了毛澤東交給的任務」。參見楊萬青、齊春元：《劉亞褸將軍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頁175-76。
[7]1937年12月25日，由王明起草，經中共長江局集體討論通過，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在武漢發出〈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毛澤東當時並未加以反對，以後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加以肯定。但以後，此宣言被指責是王明等背看中央發出，集中體現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主張，受到長期批判。參見史鋒：《反對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的鬥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頁34。
[8]任弼時給共產國際的上述兩份報告，因對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多有讚譽之詞，因此一直未予公布。直到1986年，才被收入由童小鵬等編輯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褊》。參見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年），頁104－105、110－111、113；122。
[9]任弼時給共產國際的上述兩份報告，因對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多有讚譽之詞，因此一直未予公布。直到1986年，才被收入由童小鵬等編輯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褊》。參見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年），頁104－105、110－111、113；122。
[10]〈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於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1938年6月），載《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頁863。
[11]1978年11月，師哲的回憶，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8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46。
[12]〈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於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1938年6月），載《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頁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