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12）

三  讓步與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陳雲等在蘇聯顧問的陪同下乘蘇聯大型軍用飛機抵達延安，在機場受到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張國燾等領導人和千餘名延安幹部戰士的熱烈歡迎，毛澤東在機場舉行的歡迎大會上發表講話，將王明等稱作是「馬克思給我們送來了天兵天將」。[1]「天兵天將」既已下凡，當然要傳達「天王」的「聖旨」。12月9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舉行會議，由王明傳達共產國際指示，並進而檢討抗戰以來黨的路線，此次會議王明的主張在黨的核心層中占據了上風，史稱「十二月政治局會議」。

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對「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長期持否定態度，對會議主要內容也多予以回避。在官方黨史著述中，一般將這次會議列入「毛澤東反對王明右傾投降路線」或「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背景部分，其主要論點：一是全盤否定王明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指斥其為「係統的投降主義主張」；第二，絕口不提王明的報告獲政治局一致通過，以及會議所通過的一係列決定。1987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在對王明報告的評價上首次發生變化，在繼續指責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同時，開始承認王明的報告「在堅持聯合國民黨抗戰問題上，發表了一些正確意見」。[2]官方權威的黨史研究部門局部修改對王明報告的評價，主要是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它意圖表明抗戰之初，中共就懷有與國民黨合作抗日的真誠願望。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是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召開以來第一次有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會議，也是1931年後中共的國內領導機構與派駐莫斯科的代表團實現匯合後召開的第一次會議。這次政治局會議的召開，是中共中央事先議定的，並非出於王明的壓力。1937年11月初，毛澤東就已知王明即將返國的信息，毛估計王明返國後必定要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召開政治局會議一事不可避免，盡管毛內心十分不悅，但仍向外地的一些政治局委員發出電報，通知他們返回延安參加會議。1937年11月5日，毛發電報給周恩來，催促周來延安開會。[3]11月15日，毛在給周恩來等的電報中，再次提及周回延安開會事。[4]遠在南昌的項英，如果不是較早接到開會的通知，是來不及趕到延安準時參加會議的。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是一次嚴肅的黨的核心層的會議，它改變了遵義會議後政治局開會一般多邀請重要軍事幹部參加、常以政治局擴大會議形式開會的慣例。出席這次政治局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共十二人，他們是毛澤東、王明、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康生、陳雲、彭德懷、劉少奇、項英、張國燾、凱豐。林伯渠不是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但作為中共元老，也出席了這次會議。

四名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缺席：

朱德、任弼時在山西八路軍總部，

鄧發在新疆迪化（烏魯木齊）主持八路軍辦事處。

王稼祥因病在莫斯科治療。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主持人是在黨內負總責的張聞天，王明是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主角。在12月9日會議的第一天，王明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第二天王明又作了有關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的報告。王明在會議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強調中共必須加速轉變內戰時期的策略，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論及抗戰以來中共政治方針時，王明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公開點名指責了劉少奇。

王明在報告中批評洛川會議沒有突出「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原則。他認為不恰當地強調「片麵抗戰路線」和「全麵抗戰路線」，將抗日與民主、民生問題並列，都是不對的。王明說，群眾運動要取得合法地位，應去國民黨政府備案，在抗日條件下，不怕國民黨的限製。王明舉洛川儈議製定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將「抗日的民族團結」放至第十條作為證據，指責洛川會議對國共合作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過份強調了獨立自主。王明還說，洛川會議雖主張發動群眾，卻沒有找到發動群眾的具體方法，即沒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

王明批評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關於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對國民黨的進步認識不足。王明認為，國民黨由不抗日到抗日，由剿共到聯共是根本轉變。王明強調中共參加政府的條件是看政府是否抗日，隻要國民黨抗日，中共就可以參加政府。王明還認為，把複興社看成是法西斯也是不對的，因為法西斯的主要特征是對外侵略，而複興社分子仍抗日。

王明在報告中表示，他不同意毛澤東在1937年11月12日所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中提出的某些論斷。王明認為，所謂盧溝橋事變前黨的主要危險是「左傾」、之後是「右傾」的分析，誇大了右傾的危險，是一種機械論。王明認為：在報告大綱第十九條中的提法──即「是共產黨領導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也是不對的。因為曆史上沒有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的事情，應提「共同領導」。王明表示不應空喊領導權，空喊隻會嚇走同盟者。王明還反對在國民黨和其它政治派別中劃分左、中、右，認為隻可劃分抗日或降日派。王明也不同意中共對章乃器的批評，他指出章氏提出的「少號召、多建議」口號不無可取之處，中共應與國民黨采取商量建議的方式，而不宜在政治上號召要這樣辦，那樣辦。

如果說王明對毛澤東還多少有所顧忌，未敢直接點名，隻是就毛撰寫的1937年11月12日大綱進行了批評，那麽，他對劉少奇就沒有這麽客氣了。王明點名批評劉少奇在〈抗日遊擊戰爭中的各種基本政策〉一文中對國民黨提出的各項要求「過高」、「過多」，而沒有反映「抗日高於一切」的中心問題。王明認為，中共目前應與國民黨「求同而非立異」。[5]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充當了斯大林代言人的角色，他的報告基本上是「宣達聖旨」，完全反映的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對中共當前任務的觀點。1937年11月初，在王明返國前夕，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召見了王明、康生、王稼祥、鄧發。斯大林出於對蘇聯安全的考慮，指望中國拖住日本，使日本身陷中國戰場的泥沼而無力進攻蘇聯。[6]11月14日，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談道，中共應遵循「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不要過份強調獨立自主。[7]斯大林認為，中共力量薄弱，無法充當統一戰線的核心，蔣介石則可充當這個角色，中共不要刺激、惹惱蔣介石，而要全力加強與國民黨的合作。對於毛澤東，斯大林既不熟悉，也不放心，[8]且十分懷疑毛澤東是否能夠忠實貫徹莫斯科的戰略意圖，因而派其門徒王明返回中國，監督中共執行這個聯合國民黨的新方針。對於王明所肩負的使命，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曾給予清楚的闡釋。1937年8月10日，季氏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討論中國形勢的會議上，對中共能否轉變政策信心不足。他認為。由於中共過去領導紅軍為建立蘇維埃而鬥爭，現在同時還是這些人卻要執行另一種政策，對於中共這將是十分困難的。因此「需要能在國際形勢中辯明方向、有朝氣的新人去幫助中共中央」。  [9]在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眼裏，王明正是這樣一個合適的人選。

王明自恃有斯大林作靠山，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躊躇滿誌，毛澤東為歡迎他回國而刻意作出的友好姿態麻痹了王明，[10]無形中膨脹了他的自我中心意識，使王明陷入了錯誤的判斷。王明在報告中無視毛的權威，將他個人自1934年以來與毛修好的努力毀於一旦。王明以為劉少奇沒有實力，以批劉來影射毛，也造成嚴重的後果，促使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反對王明的基礎上進一步加緊聯合。

所幸，這一切對於王明還是未來的事，現在則形勢大好，前途一片光明，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一致擁護王明的報告，連毛澤東也被迫予以附和。

王明的報告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周在12月11日的發言中，對毛澤東抗戰以來的言論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周恩來說：四個月來未能推動抗日統一戰線更大的發展，主要原因是由於以前「片麵抗戰必然失敗論」。不應把片麵抗戰、全麵抗戰對立起來，硬要請片麵抗戰必然失敗，以後全麵抗戰必然勝利，這不符合辯證法。[11]

周恩來認為，以山西情況為例，由於沒有實行「抗日高於一切」的原則，而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黨內、軍內和各地都有不利於抗戰、不利於統一戰線的思想、言論及行動。63   [12]周提出，把獨立自主發展到各方麵會妨害統一戰線，應公開指出並糾正統一戰線中的錯誤，使友黨更加信任和佩服我們。 [13]

周恩來的發言反映了與會大多數政治局委員的觀點，形勢明顯對毛澤東不利。他強忍心中的不快，為了避免自己陷入孤立，被迫對王明、周恩來作出妥協姿態。毛在會議的發言中承認存在著王明所批評的「抗戰發動後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的情況。[14]   毛表示同意王明提出的「國共兩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的主張，但是，毛並沒有完全放棄自己的立場，仍堅持認為在國共兩黨之間存在看「誰吸引誰」的問題。[15]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所發生的一切，證實了毛澤東早些日子對黨內形勢的預測：隨著王明返國，將有一批政治局委員重新聚合在王明的周圍。為了應付這種局麵，毛澤東實際上早已有所準備，從12月上旬就對自己在統一戰線方麵的立場作了局部調整。1937年12月6日，即在王明到達延安後的第八天，毛澤東就與周恩來、彭德懷，聯名致電八路軍總部，要求堅決執行統一戰線方針，加強部隊的統戰教育。在這份電文中，毛尤其強調八路軍應與閻錫山及地方行政機構多方溝通，避免發生摩擦，指示八路軍停止自行征糧、征布，所需物品改為「向政府借撥」。[16]盡管毛澤東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強硬態度已有所軟化，但仍未能減緩王明等在會議上對自己的進攻。

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暫時處於下風，王明雖然獲得普遍響應，但王明獲得的成果也僅此而已。毛澤東、王明一時勢均力敵，誰也不具特別優勢。會議宣布改組中央書記處，決定不設總書記一職，由書記處實行集體領導，事實上形成了毛澤東、王明分享中共最高權力的格局。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公布了有十六人組成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名單。他們分別是：毛澤東、王明、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朱德、張國燾、王稼祥、任弼時、彭德懷、項英、劉少奇、康生、陳雲、鄧發、凱豐。[17]

據張國燾回憶，這份名單是得到斯大林批準，由王明在會議上宣布的。由於王明「事先沒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名單，毛澤東「似感不安」。但是毛對這份名單並未表示反對意見，其原因可能是這份新名單與原有政治局成員的構成基本一致，王明並沒有將新人塞入這份名單。在新公布的政治局委員中，絕大多數都是六屆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產生的政治局委員，關向應原為六屆五中全會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此次未進入政治局。彭德懷、張浩於1936年1月進入政治局，但是不久就不再通知張浩參加政治局會議。張浩以共產國際代表身分，動員張國燾北上的使命完成後，他的政治局委員一職也就停止了。在王明拿出這份名單宣布後，毛澤東並沒有完全放下心來，他要試探一下王明。毛在會上「極力推崇王明為中共中央領袖，……力主將王明名字列入第一名」。王明則竭力表明，他提這份名單決無「奪帥印」的意思。[18]經這番試探，毛澤東已知王明確無取而代之的意思，也就不再堅持了。

對於毛澤東而言，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是不愉快的，但在不愉快中，也有一兩件令人快慰之事，這就是會議決定終止黨中央「負總責」之人的設置，剝奪了張聞天實際擔任的總書記一職，[19]並把周恩來逐出了中央書記處。[20]

自三十年代中期始，中央書記處長期承擔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功能，1934年1月六屆五中全會成立的中央書記處由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項英四人組成，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由博古在書記處負總責。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書記處，毛澤東、王稼祥進入書記處，項英因留在江西，事實上停止了書記的職權，新的書記處有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五位成員，由張聞天擔任黨的總負責人，即實際上的總書記一職。這種人事安排一直持續到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的召開。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決定不設黨的總負責人，張聞天由總書記變為書記之一，地位明顯下降，在毛澤東暫時處於守勢時，毛寧願此位空缺。會議還免去了周恩來長期擔任的中央書記處書記一職。新成立的書記處由毛澤東、王明、張聞天、陳雲、康生組成。從蘇聯返國的王明等三人，在書記處占了五分之三的比重，從表麵上看，王明似乎占了上風。原中央書記博古、王稼祥也被免去了書記的職務。

周恩來離開中央書記處標誌著周在黨的核心層中的影響已明顯減弱。不知是王明的政治敏感較差，還是他想和過去的路線撇清關係，王明眼看看周恩來、博古、王稼祥這三位過去路線的代表人物離開書記處竟毫無反應。周恩來地位的下降顯然符合毛澤東的心意，毛反感周恩來向王明靠攏，而無援周之意，毛將樂意看到周恩來與王明的關係出現裂縫。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對張聞天的打擊十分沉重。張聞天本來就對王明返國抱有警惕，擔心王明將取代自己成為黨的總書記，如今不設總書記一職，使王明、張聞天皆有所失。目前王明的地位上升，張聞天對王明的不滿也急劇加深，毛澤東將坐山觀虎鬥，看彼等四分五裂。互相內訌，從這個意義上說，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未嚐不是一件「好事」。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達成的毛澤東、王明共治的局麵，還體現在會議決定成立的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等有關人事安排上。該委員會共有二十五人，除了十六名政治局委員，還包括了數名黨的元老和重要的軍政幹部，由毛澤東擔任委員會主席，王明擔任書記。在準備委員會之下，另成立由書記處五名書記組成的秘書處，周恩來、博古、項英等皆被排除在外。[21]

毛澤東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遭到遵義會議以來最大的挫折，毛澤東的權威受到王明等的沉重打擊，政治局幾乎一致支持王明的主張，使王明在黨的核心層中的影響急劇擴大。毛澤東將被迫與王明進行合作，形成了對毛極不情願的毛、王體製。在這種體製內，毛澤東暫時不占優勢，而王明的地位則相對穩固。

在毛澤東暫時處下風的時刻，毛對自己的前途並沒有任何的悲觀。毛牢牢掌握著軍隊和與莫斯科的電訊來往。毛清楚知道，王明得勢的原因是他的莫斯科代言人角色，以及周恩來等對王明的支持。毛相信，將王明與周恩來等結合在一起的隻是政見上的一致而非宗派上的結合，因此，一旦形勢轉變，周恩來等將會改變看法，轉而支持自己的主張，彭德懷等也會迅速轉變過來，周與王明的結合也就會隨之結束。此次會議決定王明將率代表團前往武漢與蔣介石會談，並成立中共中央長江局，此項決定也有利於毛澤東。王明遠離延安，也就避免了在延安出現「二主並立」、分庭抗禮的尷尬局麵。對於張聞天等人，毛澤東更有充分的信心，毛斷定張聞天因利害關係絕不會與王明「重結二度梅」，毛且作好準備，等看看他們互相火並。至於王明，則有很多理由為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結果而高興。首先，他的報告被與會者一致接受，政治局的同事們都對他表示了熱誠的歡迎；其二，政治局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稱讚代表團「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的政策的確定與發展上給了中央以極大的幫助」，[22]中共中央表彰了代表團，也就是對王明本人的表彰；其三，王明的地位在會議上得到確定，成為黨的第二號人物，由於自己顯示了政治領袖的水平並具有雄厚的國際背景，爭得了在政治上「幫助」毛澤東的資格，跟隨自己從莫斯科返國的康生等也都成了書記處成員；其四，會議決定成立以王明為首的中共代表團與國民黨談判，這將使王明成為國內活躍的領袖人物。

在勝利的喜悅中，王明沒有看見籠罩在他頭上的烏雲正慢慢聚集，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由於王明不能保證爭得蘇聯軍援，對他不滿的氣氛已經悄悄出現。

早在江西時期，中共就迫切希望從蘇聯獲得軍援，但蘇聯一向口惠而實不至，令中共軍政領導人大為失望。1933年，中共聽信了共產國際軍事代表團顧問弗雷德（駐上海）和李德的許諾，在瑞金花費大量人力修建了機場，準備迎接蘇聯軍用飛機的降落，結果是望斷秋水，空歡喜一場。[23]1936年8月25日，陝北局勢危急，紅軍財政、糧食已達最後極限，毛與張聞天、周恩來、博古聯名，急電王明，希望王明向蘇方請求給紅軍提供飛機、大炮， [24]以實現紅軍占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的計劃，此項求援也因各種條件的製約，最後也未能落實。所有這些都削弱了王明在中共核心層中的地位。

抗戰爆發後，蘇聯對國民黨政府開始了大規模的軍事援助，但恪於「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限製，對中共基本沒有提供軍火方麵的援助。令中共領袖們普遍反感的是，當源源不斷的蘇聯軍火沿阿拉木圖──迪化（烏魯木齊）──蘭州公路，向重慶運去的時候，蘇聯軍用飛機隻給延安送來一些中文版的斯大林、列寧著作和少量的高射機槍、藥品、大型無線電台等。於是領導人抱怨──「書籍給了無產階級，軍火給了資產階級」。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中共領袖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是蘇聯能否給中共實際的援助。王明為斯大林的對華政策作了解釋，表示蘇聯不大可能給延安軍援，王明的答複令所有人失望。 [25]對蘇聯不滿的情緒已經存在，隻要稍加鼓動，十分容易將矛頭轉向王明，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既然是被斯大林派回來的，可是在幫助國內的鬥爭中又作出什麽具體貢獻呢？蘇聯不給中共軍火，難道與王明的無能沒有關係嗎？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取得的勝利使他對自己的前途充滿自信，王明隻看到政治局委員們支持他的一麵，而沒看到這種政治支持的脆弱一麵。王明與多數政治局委員隻存在一般的工作關係，並無曆史淵源、個人友誼作這種關係的基礎。他忘記了，這種建立在政見一致基礎上的政治上的結合，經常會因形勢變化、人際關係等因素而處於波動中。少年得誌的王明隻是一個深受俄化教育的共產黨新貴，對這種世故哲學似乎理解得不深。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後，中共核心層的內部關係十分微妙，盡管王明影響上升，但支持王明的力量缺少穩定性，大多數政治局委員並沒有把「寶」押在王明一邊，而是謹言慎行。在毛澤東、王明之間猶疑搖擺。

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對王明的態度是友好的，但他們對毛澤東也很尊敬，且一切都是光明正大，和王明沒有任何私下交易。

康生和陳雲是王明昔日在莫斯科的老同事，康生雖然多年來與王明密切合作，但甫抵延安，卻小心翼翼，實際上是在默默估算毛澤東與王明各自的實力陣容，為自己要走的下一步棋在暗中準備。陳雲雖與王明共事較久，但是隻限於工作關係，與王明談不上誌同道合。沒有任何證據可顯示康生、陳雲會在政治上繼續支持王明。

政治局候補委員鄧發，這位中共在江西時期的捷爾仁斯基，早在遵義會議後就已權勢大減。鄧發因狂熱肅反，在黨內、軍內積怨甚多，加之鄧發與周恩來關係密切，1936年4月，就被毛澤東、張聞天打發去了蘇聯，他的國家政治保衛局一攤子也早由毛澤東的老部下王首道接替。目前鄧發擔任了中共駐新疆辦事處代表，已遠離權力核心，鄧發甚至連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也未能參加。鄧發對王明不可能有任何實際的幫助。

博古是王明昔日的親密戰友，多年來與毛澤東對壘，對王明返國自然是由衷的高興，但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講的一些話卻使博古很不滿意。王明為了顯示自己一貫正確和立場公正，對博古主持的1934年1月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26]王明此舉隻能使博古對自己徒增不滿，從而影響兩人的關係。

王明真正的支持者隻有項英一人。項英多年來就對毛澤東的個人品質存有嚴重的懷疑，長征前夕，項英曾預感到毛將利用黨的危急形勢，奪取最高領導權。 [27]1937年12月，項英從南方趕赴延安，與分手三年多的戰友們重逢，並參加了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在項英的眼中，王明無疑是值得信賴的黨的領袖，更是抗衡、製約毛澤東的最佳人選，因而，項英真誠的擁護王明。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由項英任書記中共東南分局，在黨的關係上，直屬長江局領導，新四軍則受延安和長江局雙重領導，項英對這項安排由衷地滿意。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在毛澤東與王明之間投下了長長的陰影，王明在嚴重冒犯了毛澤東之後，也許並不知道自己已被毛視為必欲除之而後快的黨內頭號敵人。正當王明自嗚得意，陶醉在眼前的勝利時，毛澤東則在妥協、退卻煙幕的掩護下，為打敗王明臥薪嚐膽、積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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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劉家棟（陳雲在延安時期的秘書）：《陳雲在延安》（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頁1

[2]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28。

[3]〈毛澤東致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的電報〉（1937年11月5日），載《周恩來傳（1898—1949）》，頁391。

[4]參見〈毛澤東致周恩來等電〉（11月15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394。

[5]王明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至今仍沒有完全公開。《六大以來》收有他在12月9日會議上所作報告提綱〈如何進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但是王明在會上另有口頭報告。這個口頭報告即〈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12月9日），近年來在少數權威性著作中披露了若幹內容，詳見《周恩來年譜》，頁39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1898—1949）》，頁392；另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一1949）》，頁506-507。

[6]參見王稼祥：〈我的履曆〉（1968年5月），轉引自徐則浩：〈王稼祥對六屆六中全會的貢獻〉，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435。

[7]《毛澤東傳（1893—1949）》，頁505。

[8]瓦·崔可夫（1940年任蘇聯駐華使館武官和蔣介石的蘇聯總軍事顧問）：《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頁34-36。

[9]〈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討論中國問題會議上的發言〉（1937年8月10日），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0]據1937年11月29日隨王明飛抵延安的王明的警衛員李光燦回憶（陳光燦原為西路軍戰士，1937年11月中旬由八路軍駐迪化辦事指派為王明的警衛員，在迪化登機護送王明等抵延安），王明回延安後，毛澤東等在陝北公學主持召開歡迎大會，毛在講話時「很熱烈，很興奮……好象喝了點酒」。參見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頁287。

[11]參見玨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2]《周恩來年譜》，頁393。

[13]參見玨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4]《毛澤東傳（1893—1949）》，頁507。

[15]中共迄今仍未公布毛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講話的全文。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發言的少量片斷散見於近年出版的某些官方權威論著中，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此處資料來源於馬齊彬（前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抗戰初期的王明投降主義路線錯誤〉，載《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毛澤東傳（1893—1949）》，頁508。

[16]參見〈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致朱德、任弼時、鄧小平等電〉（1937年12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一1938），第11冊，頁400－401。

[17]參見王建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北京：紅旗出版社，1983年），頁296。

[18]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424－25。

[19]張聞天於1938年4月12日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聲明，說明自己從1937年12月後即不再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之職。這個聲明實際上是由王明起草，以張聞天的名義在武漢發表的，此亦說明王明回國後張聞天政治地位已下降。然而在以後清算王明在武漢「鬧獨立性」時，卻沒有就此事特別指責王明，蓋因剝奪張聞天「總負責」的名義亦符合毛澤東的心願。

[20]有關周恩來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被免除中央書記處書記一職事，可從政治局在1937年12月13日通過的準備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得到證實。該決議宣布，成立由二十五人組成的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周恩來雖被列名在內，但是在準備委員會下設立的組織秘書處成員隻有中央書記處的五名書記，周被排除在外。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406-407。

[21]參見〈中央政治局關於準備召集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1937年12月13日通過），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405、406。

[22]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402。此決議如同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所通過的其它決議一樣，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長期被隱瞞，直到八十年代後才陸續予以公開。

[23]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頁86。

[24]《周恩來年譜》，頁318。

[25]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418、420。

[26]王明在1937年12月10日下午的會議上作關於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報告，王明在會議快結束時說：「我們現在估計黨中央的路線一般的是正確的，要估計到較大的錯誤便是五中全會的決議。」參見周國全、郭德宏等：《王明評傳》，頁303。

[27]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頁1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