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邊閑語
其實人在大陸，隻是經常被刪帖，所以到此來混混。閑言碎語，打發時光。
二 毛澤東的理論攻勢與劉少奇對毛的支持
1937年11月對於毛澤東是一個憂多於喜的時刻。在毛澤東一再敦促和反複勸說下，周恩來等雖然在軍事戰略方針問題上部分地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但在如何處理與國民黨的關係等問題上仍固守與國民黨積極合作的方針。毛與周恩來等的分歧尚未最後解決，又有一個更棘手的難題困擾看毛，這就是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即將返回延安，毛已預感到在黨的核心層中一場風暴即將來臨。
為了防止周恩來與即將返國的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結成同盟，同時也是為了爭取黨內更多高級幹部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張，毛澤東決定主動出擊，向反對派發起進攻。
1937年11月12日，距王明飛抵迪化（烏魯木齊）的前兩天，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報告──〈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在這個報告中，毛繼續發展他在洛川會議上對國民黨抗戰方針的批判，毛認為，上海太原失陷已證實了他關於國民黨很快會失敗的預言。毛聲稱，國民黨的「片麵抗戰」雖然也帶有「革命性」，但卻是「一定失敗的」。目前抗戰已進入一個「青黃不接的時期」，其依據就是日軍進攻不斷獲勝。
毛澤東這個報告最引起黨的幹部驚駭的是他對黨內「階級投降主義」的指責。毛不惜使用最激烈的詞語，將黨的核心層內與自己相左的主張斥之為「右傾機會主義」，甚至聳人聽聞地把它稱之為「階級投降主義」，並將其說成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後備軍」，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客觀同謀者。毛正式宣布，右傾投降主義已成為中共黨內的主要危險。
毛澤東還少有的對中共軍隊進行了批評。作為黨在軍隊方麵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難以抑製他對彭德懷等的強烈不滿，毛開始譴責起八路軍中的「新軍閥主義的傾向」，聲稱其表現為八路軍中有人以接受國民黨委任為榮耀」。隨後毛話鋒一轉，又表揚八路軍執行了「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的戰略方針。盡管毛明知八路軍進行的是「運動遊擊戰」，他本人曾三番五次、苦口婆心敦促彭德懷等改弦易轍。毛采取打一下、再拉一把的策略，在對彭德懷等猛擊一掌後，仍竭盡全力爭取彭德懷等接受自己的主張。
正當毛澤東孤軍作戰時，劉少奇給予了他寶貴的支持。
劉少奇未參加洛川會議。1937年7月28日，劉少奇以北方局書記的身分抵達太原，主持剛遷到此地的北方局的工作。在這個階段，劉少奇把主要精力放在動員、群眾抗戰和支持薄一波聯絡閻錫山、建立山西新軍的方麵，而與朱德、彭德懷領導的八路軍較少發生直接聯係。
劉少奇雖沒有卷入到洛川會議上的爭論，但是他在兩個重大問題上的觀點卻與毛澤東十分接近。
劉少奇支持毛澤東對國民黨的政治判斷，並進一步主張對國民黨進行左、中、右三派的劃分。1937年9月20日，劉少奇在與周恩來聯名給毛澤東、張聞天等的電報中（此份電報基本反映的是劉少奇的觀點，在《周恩來年譜》中未提及此電報），提出中共在山西統一戰線中的策略應是「鞏固左派，聯合中派，孤立右派」，而區分左、中、右派的標準則在於他們是否「能聽取我們的意見」。[1]劉少奇的這個觀點在當時是十分具有震撼性的，涉及到黨對統一戰線策略的最重要方麵，以至於毛澤東在劉少奇的來電上批示，「如此類電報須絕對保守秘密」。[2]抗戰之初，中共領導人一般都認為，評價國民黨的標準隻是看其對抗戰的態度，雖然張聞天在洛川會議的補充報告中提過國民黨內存在「左、中、右」三派分野的問題，但張劃分國民黨「左、中、右」三派的標準仍是對抗戰的態度，張並將蔣介石封為「中派」。[3]然而劉少奇的看法符合毛澤東的思路，啟發了他稍後詳細論證這個問題。在對國民黨及其領導抗戰的評價方麵，劉少奇和毛澤東一樣，是屬於「悲觀派」，而和周恩來等「樂觀派」有明顯的區別。
劉少奇對毛澤東有關開展遊擊戰的主張也同樣給予了堅決支持。抗戰爆發後，劉少奇是中共黨內最早提出進行遊擊戰的少數人之一。1937年8月3日，劉少奇致電張聞天，匯報他已下達在平、津發動遊擊戰的指示。[4]9月28日，在接到毛澤東關於「整個華北工作，應以遊擊戰爭為唯一方向」電報的三天後，劉少奇致電張聞天，通報他已下令平、津黨組織「動員大批幹部同誌與抗日遊擊分子下鄉，發展領導遊擊」。[5]太原失守前的1O月16日，劉少奇又發表了日後引起黨內高層爭議的〈抗日遊擊戰爭中各種基本政策問題〉一文。
對於發展中共武裝問題，劉少奇與毛澤東一樣都極度重視。1937年9月21日，在太原舉行的八路軍負責人與北方局領導人聯席會議上，劉少奇提出要「擴大八路軍到擁有數十萬人槍」的意見。[6]據楊尚昆和當時任北方局軍委書記的朱瑞在1945年3月延安舉行的華北座談會上的發言，在八路軍是否要配合閻錫山軍隊打仗的問題上，華北局（即是北方局──筆者注）負責人主張八路軍應分散打遊擊，發動群眾，因為太原反正是保不住的。[7]11月17日，劉少奇和北方局副書記楊尚昆致電毛澤東、張聞天，提出「擴大紅軍要成為華北全黨及紅軍全體指戰員第一位重要工作」，「必須計劃在三月內擴大到十萬，半年內擴大到二十萬」。[8]而在這之前的11月1日，劉少奇向延安報告，四個月內北方局已在山西、河北建立起十幾支中共領導的較大的遊擊隊，人數達六、七千人，[9]隨後華北地區中共地方武裝迅速發展，幾乎遍布華北所有地區，人數達到數萬。
在毛澤東暫時處於少數地位、周恩來的看法在黨內占上風的時刻，劉少奇的態度對毛是一個很大的支持。然而在對形勢的估計及黨的任務等問題上，劉少奇的意見仍與毛有一定的距離。例如，劉少奇在1937年8月3日給張聞天的電報中雖提出開展遊擊戰的建議，但對遊擊戰的認識與毛並不完全一致。劉少奇認為進行遊擊戰的目的是「響應抗日軍的武裝鬥爭」，配合「武裝暴動，收複平津」。 [10]劉少奇在動員平津黨員下鄉打遊擊的同時，還指示「改組完全公開的同鄉會並加入漢奸團體」。[11]劉少奇提出此問題雖然在主觀上是為了共產黨的事業，但劉的這個建議畢竟太顯眼，極易引起誤解，造成劉少奇缺乏原則性、思想太「右」的印象。劉少奇在〈抗日遊擊戰爭中的各種基本政策〉一文中雖然強調「遊擊戰爭是令後華北人民抗日的主要鬥爭形式」，但在11月17日給毛澤東、張聞天的電報中又提出「爭取華北遊擊戰爭勝利，重複轉變為正規戰」， [12]而與毛的主張不盡一致。盡管劉與毛的認識存在若幹差異，然而在毛澤東急需黨內高層積極支持的時刻，這些差異絲毫不影響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重視。
盡管毛澤東已獲得劉少奇的重要支持，但是黨內上層的態勢並沒有朝著有利於毛的方向發展，隨看王明抵達延安日期的日益臨近，毛的憂慮愈益強烈。毛憑著自己對黨內鬥爭曆史的深切了解和對眼前黨內爭論的判斷，確信中共上層內部的關係將隨著王明返國而發生新的組合，一批與自己意見不合的同誌將會聚集在王明的周圍。
毛澤東對王明素無好感，憤恨王明依仗莫斯科的支持而獲得黨內高位。毛也嫉恨王明壟斷了與斯大林的聯係，「挾天子以令諸侯」。毛更難以容忍王明以中共唯一理論家自居，獨霸了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毛澤東雖還不知王明返國將攜帶莫斯科什麽新指示，但從一年前共產國際對中共的幹預就可判斷，莫斯科和王明主要將關注中共對國民黨的統一戰線方針，而這些都是和自己的主張不盡相同的。
在這微妙的時刻，毛澤東最不放心的是周恩來、朱德以及博古等人。
周恩來、博古、張聞天在1931至1935年基本上是國際路線的擁護者和執行者，在這三人中。毛可以得到張聞天的全力支持。對於在軍中毫無基礎、其聲望和權威都因劉少奇的挑戰而遭到削弱的張聞天而言，要維護現有地位的唯一途徑，隻能是繼續與毛合作。對於毛澤東而言，博古的危害也相對較弱，博古自遵義會議被趕下台後，聲望已大大下降，即使博古再與王明合流，若無周恩來的支持，也掀不起風浪。周恩來是核心層中最重要角色，周在黨內軍內擁有雄厚的基礎，周和朱德、劉伯承等一貫在國際派和毛之間搖擺，雖然在更多的情況下，周恩來等對毛多作妥協和讓步，但抗戰以來，周的看法與毛存有不小的分歧，極有可能在王明與毛澤東之間偏向王明。
1937年11月，是毛澤東最為艱難的日子。他隻能抓緊時間，主動出擊，在王明將回國而未回國之際，把自己的理論石塊先甩出去，同時嚴密控製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係，嚴禁任何人插手，以求對莫斯科指示靈活處理，「為我所用」。一切該做的毛澤東都做了，下一步就是迎接從「昆侖山下來的神仙」──王明。[13]
[1]《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89。
[2]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92、193。
[3]程中原：《張聞天傳》，頁389。
[4]劉少奇：〈為發給各地指示信給中央的報告〉（1937年8月3日），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191；另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83。
[5]43〈劉少奇致洛甫電〉（1937年9月25日）。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1942另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90。
[6]《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90。
[7]龔希光：〈朱德與華北抗戰初期的「運動遊擊戰」問題〉，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8]〈劉少奇、楊尚昆致毛澤東、洛甫電〉（1937年11月17日），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198；另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99。
[9]參見馬齊彬等：〈劉少奇與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創立〉，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291；但是在《劉少奇年譜》中，這個數字被籠統為「數千人」，頁196。
[10]《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86、191。
[11]《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86、191。
[12]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頁191、197。在《劉少奇年譜》中，對劉這句話予以刪節，見《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99。
[13]何鬆：〈當王明回到延安時〉，載魯平：《生活在延安》（西安：新華社，1938年），頁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