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9）

四  在「反蔣抗日」問題上毛澤東與莫斯科的分歧

1935年3月，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雲奉命離開正在長征中的中央紅軍，於5月輾轉到達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息後，陳雲與已在上海的陳潭秋、楊之華、何實山等會合，作為中共參加共產國際七大的代表，經由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秘密安排，在滬搭乘蘇聯貨輪，前往海參崴，於共產國際七大閉幕之日的8月20日到達莫斯科。在這之前，上海中央局派駐北方的代表孔原和上海中央局重要幹部，前中央提款委員劉作撫，化名陳剛也抵達莫斯科。從陳雲那裏，王明第一次了解到有關長征和遵義會議的全部詳情。從此，在王明與毛澤東之間，開始了長達十年的錯綜複雜的關係。

在毛澤東與王明之間，圍繞統一戰線問題產生的意見分歧，始終占據突出的位置，成為日後毛、王公開衝突的導火索。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奉行共產國際的關門主義政策，號召建立下層統一戰線，「武裝擁護蘇聯」王明對此政策的推行負有完全的責任。從1931年11月王明抵蘇至1932年底，王明全力支持這項政策，但是從1933年初開始，隨著共產國際政策的調整，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觀點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進而成為中共領導層中倡議轉變政策、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第一人。

1932年8—9月，王明出席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這次會議鑒於歐、亞法西斯主義崛起的嚴重形勢，開始修正過去的一些僵硬的觀點，認為存在著爭取社會民主黨下層群眾、建立工人統一戰線的可能性。王明受到這次會議的啟發，逐步醞釀在中國也調整政策。

1933年1月I7日，王明以毛澤東、朱德的名義，起草了著名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明確宣布，中共願與國民黨外的一切擁護民族革命戰爭的政治黨派進行合作，共同抗日。

1933年1月26日，王明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給中共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史稱「一二六指示信」，第一次提出在東北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同年春，王明還參與指導國內的中共組織與馮玉祥的聯絡活動。

1933年10月27日，王明、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提醒應關注「民族革命戰爭的策略問題」，並隨信附上他們起草的〈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具體綱領〉。這份呼籲「立即停止一切內戰」的文件，經宋慶齡等l779人簽名，於1934年4月20日發表後，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到了1934年春共產國際預備召開七大期間，王明思想轉變的步伐進一步加快。該年春，共產國際加緊醞釀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共產國際的這一新動向，對王明產生了重要影響。1934年4月20日、9月16日、11月24日。王明、康生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都提出打破關門主義、改變打擊中間階層的過左政策的主張。而到了1934年11月，王明在他的〈新條件與新策略〉一文中，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1935年8月，共產國際七大號召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是年10月，王明在與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廣泛協商討論後，起草著名的《為抗日救國告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在巴黎的中共報紙《救國時報》發表，把統一戰線的範圍擴大到除蔣介石以外的國內一切黨派，包括國民黨內的愛國分子。而到了該年底，王明在《救國時報》撰文，宣傳「聯蔣抗日」，將蔣介石也納人到統一戰線的範圍。

然而，根據現有的資料看，1935年前的中共中央對於王明有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意見，並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由於國內反應冷淡，王明還托從莫斯科返國的同誌向國內領導機關傳達口頭信息。

1933年秋，王明與即將返國的中國共青團駐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黃藥眠談話。王明說，中共應在戰略上實行轉變，逼迫蔣介石抗日。王明又說，國民黨雖是我們的敵人，但已不是最主要的敵人，由於日本已損害了國民黨的利益，損害了民族資產階級、英美派利益，國民黨中下層，甚至高級軍官都可能讚成統一戰線。王明進而分析道，中共工作之所以不能打開局麵，就是因為黨的政綱與最廣大群眾的利益不一致，而得不到群眾的掩護和支持。[1]

王明的這番談話給黃藥眠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為此時的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的觀點與王明並不一致。當黃藥眠向米夫辭行時，米夫要他轉告國內「還是照舊的方針領導」。[2]黃藥眠返回上海後，迅速把王明的意見轉告給當時的中共上海中央局負責人黃文傑，上海局又通過地下電台將此意見向江西蘇區作了傳達，[3]但是王明的建議如同石沉大海，沒有得到博古等中共領導人的任何響應。

由此可見，從1933年初開始，隨看共產國際醞釀策略轉變，王明的思想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聯係中國正在發生劇烈變化的形勢，為中共設計了一條新的政治路線。這條路線有別於舊時以國共兩黨鬥爭為主題的路線，其核心是，共產黨在國內階級關係發生新變化的形勢下，應加緊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應改變過去的關門主義和一係列過左政策，投身到民族救亡運動中去，並在這場運動中發展壯大自己。王明的新思想，一方麵來自於共產國際，另一方麵，也有他個人的思考，因而走得比共產國際遠一些，這也是國內的博古等拒不接受王明意見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王明在莫斯科頻頻談論統一戰線問題時，遠在中央蘇區的毛澤東正處於沒有發言權的地位，故而未見毛澤東有任何談論統一戰線問題的論述。紅軍長征抵達陝北後，麵對紅軍嚴重被削弱及國內的新形勢，毛澤東正急謀中共的出路，恰在此時，張浩（林毓英）化裝潛入陝北，帶來共產國際七大和王明的新精神，毛的思考與王明的思路一拍即合，故而有旨在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瓦窯堡會議的召開。然而，毛、王雖一致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兩人的側重點卻大相逕庭，毛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考極具現實主義色彩，而王明則對之過於理想化。

毛澤東迅速接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號，但是，他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利用統一戰線，首先緩解陝北的剿共危機，解決紅軍和共產黨的生存問題，繼而謀求共產黨和紅軍的更大發展。在瓦窯堡會議後，毛決定立即成立旨在瓦解進攻陝北蘇區的東北軍、西北軍的白軍工作委員會，以謀求「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成效。

王明在萬裏之遙的莫斯科，則遠比毛澤東「高蹈」，他的眼光並不在陝北，而是在南京。王明把統一戰線的重點放在爭取全國範圍內實現國共合作抗日，頭號爭取對象就是蔣介石。1935年8月20日，陳雲抵達莫斯科後，王明才真正了解到紅軍的實力已大大受挫，緊接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於8月25至27日連續召開會議，決定把反蔣抗日統一戰線，改為聯蔣抗日統一戰線。1935年底，王明在巴黎的《救國時報》不斷刊文，呼籲國共合作抗日。1936年1月4日至9日《救國時報》連載王明的文章〈第三次國共合作有可能嗎？〉，正式提出「逼蔣抗日」的主張。隻是當傳來蔣介石在1935年12月鎮壓北京學生抗日遊行的消息後，王明才被迫重提「反蔣抗日」的口號。

毛澤東和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差異自1936年後逐漸顯現出來。毛澤東力主利用一切反蔣矛盾，改善中共的地位；王明則強調支持蔣介石為全國抗戰的領袖，堅決反對各地方派的反蔣活動。1936年下半年，圍繞「兩廣事變」，毛澤東和季米特洛夫、王明的矛盾終於爆發。

1936年6月1日，陳濟棠、李宗仁以「反蔣抗日」為由，發動「兩廣事變」，中共聞之消息，立即表示支持，稱其具有「進步的與革命的性質」。[4]6月I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當前政治形勢〉的決議，提出以中共為中心，與西南建立抗日聯軍的主張，並且強調「在目前形勢下，抗日戰爭與反蔣戰爭是分不開的」。[5]與此同時，毛澤東積極推動與包圍陝北的東北軍、西北軍的談判，6月，中共方麵已與張學良、楊虎城部簽訂了停戰秘密協定。然而，中共聯絡西南的活動並不順利，西南方麵拒絕了中共的建議。7月，兩廣方麵與蔣介石妥協，事變得到平息。盡管如此，中共方麵仍取得重大收獲，毛澤東不費一兵一卒，解決了陝北的生存危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幫助毛澤東做成了這筆「無本生意」。

但是，毛澤東的上述活動卻遭到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指責。兩廣事變爆發後，蘇聯政府機關報《消息報》發表社論，譴責事變是「日本人試圖煽起中國內戰，以便利於掩蓋對華北新的進攻」的一場陰謀。[6]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討論中國問題會議上發表批評中共的講話，他說，「不能說，在政治方麵，在我們在中國所遇到的這種複雜的情勢下，他們完全成熟了（指中共領導人──引者注）和做好了準備」。季氏強調將抗日與反蔣並舉是「錯誤的」，中共和西南方麵聯合反蔣也是「錯誤的」。他要求中共采取「逼蔣抗日」的方針，並給國民黨發出公開信，表示自己願與國民黨合作抗日的立場。季氏重申，中國現階段一切均應服從反日鬥爭，他並建議中共以「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代替「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口號。[7]

季米特洛夫對中共的指責得到了王明的支持。王明在莫斯科撰文，婉轉含蓄地批評國內同誌恪守過時的反蔣抗日的政策，王明問道：「為什麽中共不可以與蔣介石建立統一戰線？」 [8]

這場圍繞兩廣事變而引發的「反蔣抗日」問題的爭論，以毛澤東完全接受季米特洛夫、王明的意見而告結束。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致國民黨的公開信，倡議建立國共統一戰線。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黨內通知，決定采用「逼蔣抗日」的方針。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以「民主共和國」代替「蘇維埃共和國」的口號。

這是毛澤東主政中共後第一次與莫斯科打交道，它給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從此，毛澤東有了自己對付莫斯科的一整套方法，這就是對「遠方」的指示，適合口味的就辦，不適合口味的就拖延不辦；如果「遠方」的壓力太大，則采取偷梁換柱的方法，對其做過加工後再執行。總之，務求莫斯科的指示與中共的發展不致有太大的衝突，更不能與加強自己在中共黨內的地位相衝突。毛澤東最後接受「逼蔣抗日」的方針及和平處理西安事變， [9]就是依據了這種策略。結果，莫斯科雖對毛澤東陽奉陰違不滿，但都因毛澤東最後還是貫徹了「遠方」的意圖而原諒了毛。

毛澤東因有求於莫斯科而對季米特洛夫無可奈何，但是，對王明則是另一回事了。1936年之前，毛澤東對王明雖無好感，但兩人並沒有直接打過交道，與毛交惡的是博古、張聞天等人。現在王明跟著季米特洛夫的後麵鸚鵡學舌，指責國內同誌，這就與毛澤東發生了對抗。隻是1936年毛澤東的領袖地位還未完全確立，王明在國際國內均享有很高的威望，毛澤東還無力與王明正麵衝突，但是，王明的舉措已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惕。為了防範王明影響的擴大，從而危及自己的地位，毛開始在核心層散布對王明的不滿，[10]公開向黨內的同誌表明自己的心跡，毛已預感到他在黨內的真正對手是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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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曆的半個世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頁219-20、243；221。

[2]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曆的半個世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頁219-20、243；221。

[3]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曆的半個世紀》，頁244。黃文傑自1933年春中共上海中央局成立至1934年4月擔任組織部長，1934年10月至1935年2月19日，黃文傑接替叛變國民黨的原中央局書記盛忠亮擔任中央局書記兼組織部長，1935年2月19日黃文傑被捕，1937年「七七事變」後獲釋，參加中共長江局工作。

[4]《中央關於兩廣出兵北上抗日給二四方麵軍的指示》（1936年5月18日），載中央檔案館編：內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一1938），第10冊，頁25。

[5]中共中央於1936年6月13日發出的黨內文件〈關於當前政治形勢〉的中文原件迄今仍未公布。此處引文轉引自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K·庫庫什金的《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載徐正明、許俊基等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332。此段引文的真實性可以從1936年6月12日中共中央以毛澤東、朱德名義發表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兩廣出師北上抗日宣言〉中得到確定，該宣言激烈抨擊蔣介石「處處替日本帝國主義為虎作倀」，表示中共願「同兩廣當局締結抗日聯盟」。隻是這份對外發表的公告沒有像黨內文件那樣，直接表明抗日應以中共為「中心」。參見中央檔案館編：內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0冊，頁30、31。

[6] A·康托洛維奇：《是煙霧還是挑釁》，載蘇聯《消息報》，1936年6月10日，轉引自向青：《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論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91。

[7]參見A·季托夫：〈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兩條路線鬥爭〉；K·庫庫其金：《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載《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頁370-72、334－35。

[8]王明：〈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紀念和中共新政策實行一周年而作）（又題為〈新中國論〉），見《共產國際》（中文版），第7卷，第4、5期合刊，1936年8月。

[9] 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指示中共「必須保持同張學良的接觸」，但明確表示反對中共關於吸收張學良入黨的打算。參見〈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1936年8月15日）〉，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西安事變發生後，共產國際於1936年12月16日致電中共中央，命令中共必須「堅決主張和平解決這一衝突」，並提出「張學良的發動，無論其意圖如何，客觀上隻會有害於中國人民的各種力量結成抗日統一戰線，隻會助長日本對中國的侵略」。1937年1月19日，共產國際再次致電中共中央，批評中共以前對蔣介石采取的錯誤方針，敦促中共必須「徹底擺脫這種錯誤方針」，並且認為中共直至1937年1月還在「執行分裂國民黨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針」。參見〈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電〉，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0]Edgar Snow:Rcd Star  Over China（London：RandomHouse；1979），P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