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太陽是怎樣升級的（4）

四  在土地政策方麵的分歧

在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諸多分歧中，有關土地政策方麵的分歧占有突出的地位，在1931年11月l至5日於瑞金召開的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不指名的批評了毛的有關土地政策方麵的主張，從而結束了中央代表團與毛長達半年的密切合作。

毛澤東關於土地問題的思想與實踐在1927—1931年幾經周折，發生過多次變化，其間毛曾一度製定過比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還要激進的土地分配方案，又在1930年後適時作出調整，轉而采取較為務實的現實主義方針。但是，毛有關土地政策的思想演變過程十分複雜，即便在毛的思想發生轉變之後，他在對待富農問題上的態度仍然十分激進，極左的色彩與共產國際不相上下（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隻強調毛澤東與共產國際、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衝突和抵製的一麵。完全不提毛在土地與富農問題上曾持有的極左立場）。

標誌毛澤東土地政策從較左的立場，轉向較具現實主義立場的文件，是1930年2月7日由毛親自製定的《二七土地法》。

〈二七土地法〉是一部具有求實風格的革命土地法。毛修改了在此前製定的〈井岡山土地法〉（1928年12月）、〈興國土地法〉（1929年4月）中的過左內容，明確宣布所有農民皆可分得土地，地主及其家屬也可得到土地。後一條規定，是對共產國際有關主張的重大突破。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毛澤東在修正了共產國際某些極左方針的同時，又堅持了共產國際另一部分極左的方針，而與當時相對務實的中共中央的有關方針發生了衝突。

毛澤東製定的〈二七土地法〉提出「沒收一切土地」的口號，包括沒收農民土地；而中共六大關於農村土地問題的決定，則提出隻沒收豪紳地主的土地，並不主張沒收農民土地予以重新分配。導致毛嚴厲鎮壓贛西南黨的原因之一，即在於贛西南方麵堅持中共六大有關「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立場。

毛澤東的上述主張恰又與共產國際的精神相符合。1930年8月，共產國際東方部提出〈關於中國蘇區土地農民問題決議案草案〉，明確宣布平分一切土地，包括平分農民的私有土地。毛澤東在土地與農民問題上的某些相對務實的主張，往往與更激進的極左主張相依相存。毛澤東對富農問題的看法，就具有這種特征。

1929年，共產國際開始推行「反富農」的新方針，隨即迅速傳至中國。毛澤東在蘇區積極貫徹並發展了共產國際這項〈反富農〉方針。

1930年6月，毛澤東主持製定了〈富農問題決議案〉，雖然批評了違背農民意願興辦「模範農場」的錯誤，強調了「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分田原則，但是在對待富農的問題上，毛的態度與共產國際的有關方針並無任何差別，甚至言辭更為激烈。

毛澤東猛烈抨擊富農，宣稱「富農的剝削比較地主更加殘酷」「這個階級自始至終是反革命的」。毛甚至還將打擊的矛頭指向那些未出租土地、也不雇工、自己耕種土地的富裕中農，指稱他們是「第三種J富農，號召要像對「第一種」（「半地主性的」）、「第二種」（「資本主義性的」）富農一樣，「堅決讚助群眾沒收他們的土地，廢除他們的債務」。對於債務問題，僅僅四個月前製定的《二七土地法》還規定，工農貧民之間的債務仍然有效，到了此時，毛竟修改了原先的主張，提出「廢除一切債務」的口號。毛並認為「廢除高利貸」的口號是錯誤的。更有甚者，毛居然發明了「富農共產黨員」的概念，把讚成中共六大「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同誌，一律視為「黨內的富農成份」，要求將他們從黨的隊伍中「洗刷出來」，「無條件地開除富農及一切富農路線的人出黨」。

對於毛澤東在富農問題上的極左主張，六屆四中全會前的中共中央並不完全讚成，但是到了1931年初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向極左的方向急劇轉變。此時的中共中央已全盤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新路線，改變了中共六大原先在土地方麵的政策。1931年8月21日，根據共產國際新製定的關於中國土地問題的決議，和王明於1931年3月起草的〈土地法令草案〉的精神，由任弼時主持。蘇區中央局通過了〈關於土地問題的決讀案〉，開始貫徹比毛更激進的土地政策。該決議案抽象肯定了毛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土地分配原則，但隨即又將其貼上「非階級的」標簽。同時嚴厲批評給地主分田的方針「離開了土地革命的觀點」，宣布今後一律不再分配土地給地主，富農隻能分壞田。 同年8月30日，周恩來起草的給蘇區中央局和紅一方麵軍總前委的信，批評中央蘇區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抽肥補瘦，抽多補少」和沒有沒收富農的剩餘農具）。

接著，在瑞金召開的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再次按照周恩來起草的中央指示信精神，對毛澤東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會議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批評毛製定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土地分配原則，「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隨後舉行的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根據王明起草的土地法草案，正式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土地政策開始在中央蘇區全麵推行。

從1932年3月開始，在中央蘇區又展開了「土地檢查運動」，1933年，轉人查田運動。毛澤東雖被中央局責成領導這場運動，但毛因參與指揮戰爭，繼而在寧都會議上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隨後長時間告假休養，直到1933年春毛才著手領導查田運動。

毛澤東領導查田運動的得力助手是王觀瀾。1931年王觀瀾自蘇聯返國進人中央蘇區，不久，被任命為《紅色中華》主編，但在1932年秋，王觀瀾被蘇區中央局指控有「重大托派嫌疑」，而被免去《紅色中華》主編職務，調到中央臨時政府，協助毛澤東領導查田運動。毛派王觀瀾深人到葉坪鄉（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進行調查研究，為毛提供了許多生動具體的統計資料，把運動「搞的有聲有色」。 

在已被削弱了部分權力的新形勢下，毛澤東對中共中央有關「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采取了靈活的態度，他沒有公開反對這項政策，因而，毛的若幹主張也隨之被中央所接受。1933年6月2日，蘇區中央局發表了毛起草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在以劃分階級成分為重點的查田運動全麵推開後的七、八、九三個月，中央蘇區一共補查出一萬三千多名「地主」、「富農」，其中有相當多的中農，甚至是貧農、雇農被錯劃為地富分子。

然而毛澤東畢竟長期在農村戰鬥，對農村狀況遠比博古、周恩來等人熟悉。在查田運動中，毛較多注意防止「過火」的傾向。由於運動遭到群眾的「冷淡」，中央局在不違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原則下，接受了毛的意見，對查田運動作局部調整。1933年10月10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頒布毛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和由毛主持製定的〈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開始糾正查田運動中的「過火」行為。例如，勝利縣在毛的兩份文件下達後，就改正了錯劃地富共94戶。 

但是毛澤東對查田運動所作的調整很快就被中央局加以扭轉，中央局懷疑毛的調整已危及中央的路線。1934年3月15日，新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發布了「訓令中字第一號」──〈關於繼續開展查田運動的問題〉，其基本精神是「堅決打擊以糾正過去『左』的傾向為借口，而停止查田運動的右傾機會主義」。訓令規定，「不論地主、富農提出任何證據，不得翻案，已翻案者無效」，「地主、富農利用決定上的任何條文作為翻案的武器，必須防止。他們的一切反革命活動應該受到最嚴厲的蘇維埃法律的製裁」。隨著這個訓令的貫徹，蘇區各地階級成分已經改正的農民紛紛又被戴上「地主」、「富農」的帽子。勝利縣在二十多天內，就把已經改變階級成份的1512戶中的890戶，重新劃為「翻案的地主、富農」，而且又「新查出了地主、富農八十三家」。

1934年2月以後的查田運動，隨著中央蘇區軍事形勢日益惡化。更趨極端。被定為「地主」、「富農」的人遭到極為嚴厲的處置，地主一律被編人「永久勞役隊」，富農則編人「暫時勞役隊」，地、富家屬「一律驅逐出境」。許多農民懼於「紅色恐怖」，「成群結隊整村整鄉」地逃往國民黨統治區域。到了1934年7月，情況甚至發展到「造成一種削弱蘇維埃政權的無政府狀態」，以至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撰文號召「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但一切已為時晚矣。此時，中共中央忙於部署大規模的戰略轉移，查田運動終告結束。然而，在土地政策方麵，毛與中共中央的分歧，並沒有得到任何解決。

五  在軍事戰略方針方麵的分歧

1931年11月後，毛澤東迫於中共中央的壓力，被迫表示服從中央的路線，但是這種「服從」隻是表麵的，在他最熟悉、最具優勢的軍事作戰領域，毛曾多次公開表示自己不同於中央的意見。

毛澤東不是軍人，但是在長期的武裝鬥爭中，逐漸形成了一套有關紅軍作戰的戰略戰術。事實證明，在紅軍處於劣勢的條件下，毛的這些主張對保存、發展紅軍實力極為有用。但由於毛個性專斷「丌處事獨裁」，在用人方麵有較強的宗派色彩，以至在一段時期內，毛在紅軍中的口碑遠低於作風民主的朱德。

中共中央不滿於毛的軍事作戰方針始於贛南會議期間，在這次會議上，曾經提出過紅軍中存在著有待糾正的「狹隘經驗論」及「忽視陣地戰、白刃戰」的「遊擊主義的傳統」的問題。但是贛南會議的主題是批評毛的土地政策，而未及全麵檢討蘇區的軍事戰略問題。中央代表團對毛的軍事方針的批評隻是隱約其辭，任弼時、王稼祥等當時還是標準的文職黨幹部，讓他們去討論自己未曾經曆過的軍事作戰問題，顯然沒有像研討具有理論色彩的土地政策問題那樣得心應手。

在中共中央首席軍事專家周恩來，及一批在蘇聯學習軍事的幹部陸續進入中央蘇區後，中共中央與毛在軍事戰略方麵的分歧就逐漸顯現了出來，由攻打贛州而引發的有關軍事戰略問題上的激烈爭論，使毛與上海中央的衝突幾近白熱化。

攻打贛州的決策是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政治局作出的。11932年1月9日，臨時政治局通過了由張聞天起草的〈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號召「為占領幾個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而爭鬥」，同日，電令蘇區中央局「急攻贛州」。

周恩來對於是否執行攻打贛州的計劃，曾經有過數次變化。在未到蘇區之前，周是主攻派；在抵達贛南與毛交換意見後，周接受了毛的看法。周並向上海發電表示，在目前形勢下，攻打中心城市存在困難。臨時政治局覆電堅持原有意見，周就又接受了上海的指示，於1月10日發出訓令，決定攻打贛州。

攻打贛州之役最後遭到失敗。1932年3月中旬，周恩來主持召開總結攻贛經驗教訓的蘇區中央局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集中兵力向北發展，打通贛東北的主張，但遭到否定。 會議采納了周恩來等多數人的意見，以贛江附近為中心，由彭德懷率紅三軍團組成西路軍向贛江西岸出擊，爭取打通湘贛蘇區；由毛澤東率一、五軍團組成東路軍，向閩西發展。4月20日，毛率軍攻占了閩南重鎮漳洲，其役是1932年中央蘇區在軍事上的最大勝利。

漳洲戰役的勝利，暫時減緩了蘇區中央局對毛澤東的不滿，但是隨著1932年6月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和上海中央強令貫徹「進攻路線」，蘇區中央局和毛澤東圍繞軍事方針上的分歧重新尖銳起來，最終導致毛澤東的軍權被剝奪。

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的第四次圍剿改變了以往的戰略：先打湘鄂西和鄂豫皖蘇區，以掃清中央蘇區的外圍；繼而重點進攻中央蘇區。為應付這種新的變化，1932年6月上旬，中央臨時政治局和蘇區中央局決定恢複贛南會議上撤消的紅一方麵軍建製，任命周恩來為總政委；緊接著又仿蘇聯內戰體製，在人民委員會下成立了以周恩來為主席的勞動與戰爭委員會，作為戰爭動員和指揮作戰名義上的最高機關。7月中旬，周以中央局代表的身分趕赴前方與毛澤東會合，後方則由任弼時代理中央局書記。

此時的毛澤東正集中全力指揮戰事，但權責並不明確，毛隻是以中央政府主席、中革軍委委員的身分隨軍行動。為此，周恩來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於1932年7月25日致電中央局，建議以毛為紅一方麵軍總政委，其職權範圍為指揮作戰，行動方針的決定權則由周恩來掌握。對於周等的建議，中央局拒絕予以批準，堅持應由周擔任總政委一職。7月29日，周恩來致信中央局，再次堅持原有意見。周在信中說，如由他本人兼總政委，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而督使他改正錯誤」。在周恩來的一再懇求下，中央局才照準周的提議，8月8日，任命毛為總政委。

毛澤東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逐漸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軍事戰略方針，這就是一切以保存、壯大實力為前提，絕不與敵打消耗戰；集中優勢兵力進攻敵之薄弱環節，「與其傷敵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在實際運用中，毛的這套作戰原則，經常表現為在敵進攻前，軍隊進行大幅度後退，這些又恰恰被臨時中央政治局視為是毛的「右傾機會主義」和「等待主義」的集中體現。

1932年4月4日，張聞天（洛甫）發表著名的〈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文，用「中央蘇區的同誌」的代名，不點名地指責毛澤東的「誘敵深入」戰略「表現出了濃厚的等待主義」，僅「把『鞏固蘇區根據地』當作符咒一樣的去念」。4月11日，項英從江西秘密抵達上海，向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匯報蘇區工作，幾個常委在發言中都對蘇區工作提出嚴厲批評。有的常委認為，中央蘇區領導在革命基本問題的看法是「民粹派的觀點」，「中央區的領導是脫離了布爾什維克的路線的」。有的常委在發言中認為「狹隘經驗論」的實質是「機會主義障礙路線的執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4月14日，上海中央致信蘇區，批評蘇區中央局「不了解紅軍的積極行動的必要而陷入庸俗的保守主義」，命令對右傾「做最堅決無情的爭鬥」。

毛澤東對於臨時中央政治局4月14日來信極不以為然，他在5月3日覆電蘇區中央局，明確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軍事戰略，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周恩來對於上海中央一向尊重並言聽計從，在收到中央來信後，於1932年5月11日主持中央局會議，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評，隨即宣稱，「立即實行徹底的轉變」，「徹底糾正中央局過去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上海中央一不做，二不休，於5月20日再給蘇區中央局發出指示信，直接點名批評毛澤東，將其軍事主張定為「遊擊主義」和「純粹防禦路線」。宣稱「澤東及其它純粹防禦路線的指揮者」的「消極態度」，是當前「極大的危險」，要求蘇區中央局：

以說服的態度，設法爭取他（指毛澤東──引者注）讚成積極鬥爭的路線，使他在紅軍及群眾中宣傳積極路線，爭取黨和紅軍的幹部說服他的純粹防禦路線的錯誤與危險，公開討論澤東的觀點。

兩個月後，上海中央又給蘇區中央局及閩贛兩省委發出指示信。繼續批評中央局「沒有及時采取進攻的策略」，再次敦促蘇區中央局「進行徹底的轉變」。

麵對上海方麵的再三催促，周恩來不得不興兵作戰。1932年8月初，周恩來在興國召開中央局會議，決定發動樂安、宜黃戰役，以威脅南昌，吸引圍剿鄂豫皖的國民黨軍隊。紅一方麵軍攻占樂安、宜黃後，於8月24日進抵南城近郊，周、毛發現守敵強大，當即放棄攻城。從8月下旬至9月下旬，周、毛、朱率軍分兵在贛江、撫河之間轉戰月餘，這樣又受到中央局的嚴厲指責。

中央局堅持紅一方麵軍應打永平，周、毛、朱、王稼祥則認為在目前形勢下紅軍應以「促起敵情變化」為方針，避免「急於求戰而遭不利」。 雙方電報往來十餘次，互不相讓。9月29日中央局致電周、毛、朱、王，批評彼等的意見「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布置」，決定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會議。這次會議即是1932年10月在寧都召開的由周恩來主持的蘇區中央局會議，史稱「寧都會議」。

寧都會議對毛澤東的指責十分激烈。會議對毛進行了麵對麵的批評，尤其指責毛「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上的錯誤」。雖然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討論評估攻打贛州以來的幾次重大戰役，但是問題最後都集中到批評毛對黨機關的態度上，毛的比較正確的軍事主張被會議否定，與此有密切關係。在1931年贛南會議後，毛的自傲一直是中央局與毛關係緊張的一個重要因素。蘇區中央局利用軍事戰略問題的爭論，一舉剝奪了毛的軍事指揮權。10月12日，中革軍委發布通令，調毛澤東「暫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O月26日，臨時中央正式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麵軍總政委。

在寧都會議上，毛澤東受到任弼時、項英、鄧發、顧作霖等與會絕大多數蘇區中央局成員的批評與指責，唯有周恩來的態度較為溫和，在一些問題上為毛澤東作了辯護和開脫。

對毛澤東批評最尖銳的是在後方瑞金主持蘇區中央局的代書記任弼時和中央局成員項英。任、項根據臨時中央2月以來有關加速反「右傾」的曆次決議，尤其依據5月20日和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兩次對蘇區中央局批評信的精神，尖銳指責毛澤東的「誘敵深人」軍事方針和向贛東北發展的主張是「專等待敵人進攻」的保守的「等待觀念」。 

朱德、王稼祥由於一直隨周恩來、毛澤東在前方指揮作戰，同屬四人最高軍事會議，客觀上也必須分擔蘇區中央局對毛的批評，因此在寧都會議上並不積極，隻是一般地同意、附和了任弼時、項英等的看法。

周恩來作為前方四人最高軍事會議主席和前方負最後決定權的蘇區中央局代表，他的看法和態度是至關重要的。周恩來在寧都會議上的表現，反映了他一貫的作風和風格：即一方麵接受中共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的意見；另一方麵又從維護黨、紅軍的願望出發，對毛澤東表示充分尊重。

周恩來在發言中承認在前方的最高軍事會議，「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認為後方中央局任弼時、項英等所強調的「集中火力反對等待傾向是對的」；同時也批評後方同誌對敵人大舉進攻認識不足，指出他們對毛澤東的批評過份。周強調「澤東往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供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堅持毛澤東應留在前方。為此，周恩來提出兩種辦法供中央局選擇：「一種是由我負指揮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但與會「大多數同誌認為毛同誌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上與行動方針上容易發生錯誤」。毛澤東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權信任，堅決不讚成後一種辦法。會議於是通過周恩來提出的第一種辦法，並「批準毛同誌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

寧都會議後，毛澤東已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但周恩來卻因其在寧都會議上的折衷態度受到蘇區中央局成員項英、顧作霖等的批評。1932年11月12日，後方蘇區中央局成員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聯名致電臨時中央，報告寧都會議經過和爭論情況，其中涉及到對周恩來的看法：「恩來同誌在會議前與前方其它同誌意見沒有什麽明顯的不同，在報告中更未提到積極進攻，以準備為中心的精神來解釋中央指示電」，「對澤東的批評，當時項英發言中有過份的地方，但他（指周恩來──引者注）在結論中不給澤東錯誤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釋掩護，這不能說隻是態度溫和的問題──我們認為恩來在鬥爭中不堅決，這是他個人最大的弱點，他應該深刻了解此弱點加以克服」。

同一日，周恩來致電上海臨時中央，為自己在寧都會議上的表現進行辯解：「我承認在會議上我對澤東同誌的批評是采取了溫和的態度，對他的組織觀念錯誤批評得不足，另外卻指正了後方同誌對他的過份批評」，但「會後顧、項等同誌認為未將這次鬥爭局麵展開，是調和，是模糊了鬥爭戰線，我不能同意」。

根據現存資料，毛澤東在寧都會議上並沒有接受蘇區中央局對他的指責，11月26日，蘇區中央局在給上海中央的電報中也稱，毛「仍表現有以準備為中心的意見」，  然而根據臨時中央11月給蘇區中央局的覆電卻又看出，毛在壓力下，在會議上曾被迫作出承認「錯誤」的表態：

澤東同誌在會議上已承認自己的錯誤，必須幫助澤東同誌迅速徹底的改正自己的觀點與吸引他參加積極的工作。

毛澤東既然已在一定程度上承認自己犯下「錯誤」並離開了軍事指揮崗位，周恩來也是在肯定毛有錯誤的前提下，主張對毛采取較為寬和的態度，那麽繼續維護以周恩來為核心的蘇區中央局的團結就是當下最重要的任務了。1932年11月，臨時中央覆電蘇區中央局，指出：「恩來同誌在（寧都）會議上的立場是正確的，一部分同誌責備恩來為調和派是不正確的」「為擊破敵之『圍剿』，領導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

繼贛南會議批評毛澤東的土地政策，1931年底至1932年初，周恩來集中糾正毛的肅反偏差，現在又在寧都會議上集中批評了毛的軍事作戰方針，毛在中央蘇區的權勢被一步步削奪。寧都會議結束後，蘇區中央局書記仍由周恩來擔任，當周在前方指揮作戰時，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則繼續由在後方的任弼時代理。1933年1月27日，博古抵達瑞金後，雖然局部調整了中央蘇區的領導機構，但是寧都會議後形成的權力格局基本沒有變動。

寧都會議後，毛澤東因在政治上蒙受打擊和患嚴重瘧疾，在長汀醫院休養達半年之久，周恩來曾數次請張聞天、博古勸毛回瑞金工作。 1933年3月，共產國際執委會致電瑞金，指示「要運用誘敵深人，各個擊破，瓦解敵軍和消耗敵人的戰術」，同時要求「對毛澤東必須采取盡量忍讓的態度和運用同誌式的影響，使他完全有可能在黨中央或中央局領導下做負責工作」。 共產國際對毛的關照，對毛處境的改善有所作用，1933年春夏間毛返回瑞金，開始主管查田運動。在6月上旬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時，毛對一年前的寧都會議提出批評，認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但是，博古把毛的批評擋了回去，重申寧都會議是正確的，並說沒有第一次寧都會議，就沒有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從此，毛未再予聞中央蘇區的軍事指揮事宜。隻是到了1933年10月，陳銘樞、蔣光鼐、蔡廷楷派代表前來蘇區聯絡商談雙方停戰之事時，毛才被允許參與某些重要軍事決策的討論。

根據1935年後的毛澤東的解釋，在關於是否援助第十九路軍的討論中，毛提議紅軍應向以江浙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出擊，以調動圍贛之敵，打破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圍剿」，同時支持福建人民政府。博古等人卻拒絕了毛的正確意見，導致中央蘇區在進行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時陷於孤立，成為被迫長征的主要原因。

然而，毛澤東在福建事變期間的態度遠比上述解釋複雜的多。毛的有關紅軍出擊蘇浙皖贛的意見被否定，確實使打破「圍剿」失去了一個重要機會，但是拒絕與十九路軍合作則肯定加劇了中央蘇區軍事形勢的危機。

福建事變發生後，毛澤東在公開場合是堅決主張對陳銘樞等采取孤立政策的。1934年1月24至25日，毛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府報告中說：

至於福建所謂人民革命政府，一位同誌說他有一點革命的性質，不完全是反動的，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人民革命政府隻不過是部分統治階級以及在共產主義和反動政治之間用「第三條道路」的虛偽口號來欺騙人民的鬼把戲而已。

如果說毛澤東的上述言論是在公眾場合依照中央路線而發表的，不足以表明他的真實想法，那麽在內部討論時，毛的態度又是怎樣的呢？據與毛關係一度十分密切、曾擔任贛南軍區參謀長的龔楚回憶，在領導層討論陳銘樞、蔡廷楷等人提出的要求與紅軍聯合行動的會議上，毛主張采取謹慎的方法，提出「派不重要的代表到福建去與李濟深等先進行試探的會商」，反對周恩來等提出的「立即派大員到福州去舉行正式談判」的意見。

龔楚的口述回憶隻是提供了一種說法，是否完全確實，還有待新資料的發現和證實。 由於毛澤東當時不處於核心決策層，即使毛反對援助陳銘樞、蔡廷楷，這個決定仍需博古、李德和周恩來作出。

根據現有資料分析，導致與福建人民政府的合作不能實現，紅軍喪失最後機會，是由於共產國際及在滬的代表的錯誤指導，以及博古、周恩來的猶疑不決。

博古原是主張聯合蔡廷楷的，並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博、周認為，應該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去實現1933年1月7日中共提出的建立廣泛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方針。1933年11月24日，周恩來致電瑞金的中革軍委，催促早為決定紅三、五軍團是否參加側擊向福建前進的蔣介石入閩部隊。周並經中央同意，派出潘漢年作為紅軍代表，與十九路軍談判並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

博古、周恩來的意見，並沒有獲得中共核心層的一致支持，而在否定周、博意見的過程中，共產國際及駐華代表、中共上海局則起到決定性作用。

1933年10月25日，共產國際給瑞金來電，提出：「為著戰鬥的行動的目的，應該爭取下層統一戰略的策略，國民黨的廣東派，以反日的武斷空話（護）符，隱蔽地為英帝國主義的奴仆，這種假象是應該揭穿的。」這份電報對中共中央轉變對福建事變的態度有重要影響。在滬的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阿瑟·尤爾特、軍事總顧問弗雷德和中共上海局忠實執行莫斯科的指示，他們一致認為，蔡廷楷與蔣介石之間不過是軍閥間的一般鬥爭，中央應最大限度地利用這種鬥爭來加強自己在內戰中的地位，不給蔡廷惜以實際的軍事援助。

周恩來、博古等對於來自上海的意見並非從一開始就全盤接受，雙方曾互相爭論，電報往來不絕。10月30日，中共中央曾給福州中心市委與福建全體同誌發了一封指示信，要求反對關門主義的左傾思想，但是中共中央在收到共產國際10月25日來電後，馬上轉變立場，在11月18日再次給福州黨的書記發了一封與前信內容完全相反的信，該信大罵十九路軍，聲稱他們與中共的停戰合作隻是「一個大的武斷宣傳的陰謀」。 顯然，在共產國際的壓力下，周恩來、博古作了讓步，接受了上海方麵的意見。 至於李德，據他稱，雖對他的頂頭上司弗雷德的計劃有不同看法，但李德自己也承認，他還是貫徹了弗雷德的指示。

在中共決策層圍繞福建事變而發生的爭論中，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所發揮的決定性作用，反映了這一時期中共對莫斯科的嚴重依賴和中共組織結構的不健全。1933年1月，博古抵達瑞金，與周恩來等會合，成立了中共中央局，而在上海的留守幹部盛忠亮、李竹聲等也組成了中共上海中央局。從法理上講，在瑞金的中央局即應是中共中央，但在1934年六屆五中全會召開之前，上海中央局也經常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活動，而共產國際駐華軍事總顧問弗雷德·施特恩經常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從上海向瑞金發指示電。周恩來在前線收到弗雷德以中共臨時中央名義發來的有關軍事作戰計劃的第一份電報，是在1933年4月14日。在1933年9月李德抵達瑞金之前，弗雷德就曾向瑞金發出四份幹預蘇區軍事行動計劃的電報。

弗雷德是李德的直接上司，1933年春才抵達上海，以後在西班牙內戰中以「克勒貝爾將軍」之名而著稱。李德以後報怨他是替弗雷德受過，似乎弗雷德更應為蘇區軍事失敗而負責，而回避了他自己所應負的重大責任。

至於毛澤東，有關福建事變的爭論卻改善了他的處境。在這一時期，毛所扮演的角色是微妙的：一方麵，毛不處於有權的地位；另一方麵，由於蘇區軍事形勢日緊。毛的有關意見又逐漸被重視，毛的作用比1932—1933年明顯增強，這為他一年多後的複出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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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剛剛去世的南京大學史學家高華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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