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太陽是怎樣升級的（3）

三  周恩來與毛澤東在蘇區肅反問題上的異同點

長時期以來，關於蘇區肅反「擴大化」的問題，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是一個被嚴重搞亂的問題。根據傳統的解釋，造成蘇區「肅反」災禍的所有罪責，皆在王明與王明路線的身上，毛澤東與此毫無關聯。不僅如此，毛還被描繪成是與王明「左傾」肅反路線鬥爭的英雄。然而曆史的真實卻與此相反，毛是蘇區極端的肅反政策與實踐的始作俑者。

其實在肅反問題上，毛與中共中央並無原則上的分歧，雙方都一致肯定肅反的必要性，但是隨看周恩來等較深人地了解到蘇區肅反的真相，中共中央開始調整肅反政策，並采取了一係列糾偏的措施。同時，原先對毛個人專權的懷疑也在逐漸增長，中共中央加強了對毛的防範，並果斷中止了針對革命陣營內部的大規模的肉體消滅行動。

1931年3月，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啟程赴贛後，中共中央在繼續強調富田事變「反革命性質」的同時，開始提及防止肅反「過火化」的問題。1931年7月下旬，隨任弼時等同赴江西蘇區的中央巡視員歐陽欽返回上海，他完全接受了蘇區存在大量「AB團」的論斷，並將此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匯報。1931年8月30日，周恩來在聽取歐陽欽的匯報後，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指示信》，在肯定中央蘇區「反AB團鬥爭是絕對正確的而必要」的同時，批評了在反「AB團」鬥爭中存在的「簡單化」和「擴大化」的錯誤，強調：「不是每一個地主殘餘或富農分子便一定是AB團」「不是每一個黨的錯誤路線的執行者和擁護者，每一個落後的農民，每一個犯有錯誤傾向或行動的黨員或群眾便一定是AB團」。

周恩來起草的這封信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被略去周的名字，作為王明路線的代表作受到嚴厲批判，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仍被指責。 

周恩來的這封信之所以使毛澤東不能忘懷，蓋因為這封信對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任弼時等依據這封指示信中有關糾正「富農路線」的精神開始了對毛的不指名批評。

任弼時作為中央代表團團長，在贛南會議上傳達了周恩來指示信的精神，但因任弼時已深深地卷人到「肅A13團」運動，因此贛南會議把重點放在檢討土地政策方麵，而沒有深入檢討肅反工作。雖然在贛南會議的《政治決議案》和1931年12月5日蘇區中央局致各級黨組織的指示信中，都傳達了中共中央對蘇區肅反「擴大化」的批評，並且提出了「堅決的反對極有害的極錯誤的『肅反中心論』」的口號，但中央蘇區的亂打亂殺並沒有得到有效的遏止。

中央蘇區大規模的「肅AB團」運動是在1931年底周恩來進人江西蘇區後才真正得以停止。由於蘇區肅反與中共中央的「反右傾」路線及與蘇區領導層內部的鬥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周恩來不得不采取較為縝密的措施，一方麵避免與毛澤東發生直接的對抗；另一方麵大大加強了蘇區中央局的權威，才將中央蘇區從肅反大恐怖中解脫出來。

周恩來具體了解肅反所造成的慘禍是他在1931年12月中旬從閩西進人到贛南的途中。此時閩西正在轟轟烈烈開展一場與贛南「肅AB團」平行的肅反運動──「肅社民黨」，這場鬥爭的殘酷性及對閩西蘇區造成的巨大破壞，促使周恩來采取緊急措施，對蘇區肅反進行急刹車。

發生在閩西的「肅社會民主黨」事件起始於1931年初，到了3月，迅速走向高潮，在運動規模、肅反手段及殘酷程度方麵，都與贛南的「肅AB團」難分伯仲。在近一年的時間裏，大批紅軍幹部、地方領導人及普通士兵、群眾被扣之以「社黨分子」的罪名被鎮壓，遇害者總數達6352人。由此引發了閩西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傅伯翠脫離共產黨，擁兵自守的事件，並造成與富田事變類同的1931年5月27日的「坑口事變」。經這次肅反，閩西蘇區元氣大傷，黨員人數由原先的八千人，減至五千人。 

對於閩西的「肅社民黨」事件，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中央代表鄧發、閩西地方領導人張鼎丞、和中央代表團成員任弼時，各有其不同的責任。

受到共產國際「反右傾」路線影響，中共中央對待閩西「肅社民黨」的態度和對「肅AB團」完全一樣：先期全力支持；到了1931年8月後，在繼續肯定「肅社民黨」的同時，重點轉向防止肅反的「過火化」、「簡單化」。

1931年4月4日，經周恩來修改的《中央對福建目前工作決議》發出，要求福建省委「依據國際路線和四中全會的決議在實際工作中進行全部的徹底的轉變」。中共中央同日根據閩西給中央的報告，發出致閩粵贛特委信，對肅反工作作了如下的指示：「普遍的白色恐怖積極的打入到黨的組織內和紅軍中來從事破壞（閩西的所謂社會民主黨、江西的AB團以及其它地方的改組派等），從蔣介石到傅伯翠都有整個的聯係和計劃的」，要求各級黨組織應對他們采取「最嚴厲的手段來鎮壓」。 

中共中央的4月4日來信，對閩西的肅反起到火上澆油的惡劣作用。這封信究竟是誰起草的，大陸方麵至今仍未公布。根據有關線索分析，周恩來起草的可能性最大。如前所述，周恩來在政治局內分管蘇區和軍事工作，凡涉及蘇區及軍事方麵問題的中央指示信，一般皆由周恩來草擬，就在發出給閩粵贛特委信的當天，周恩來修改的中央對福建工作指示信也一並發出。同日，周恩來還出席了討論湘鄂贛邊蘇區問題的政治局常委會。作為中央負責人，周恩來對閩西肅反的「過火化」、「擴大化」負有一定的領導責任。

1931年夏，周恩來對蘇區肅反問題的認識發生明顯變化，在批評「肅AB團」問題上的「簡單化」、「擴大化」的同時，周恩來也對閩西的「肅社民黨」中暴露出的問題提出了較為直接的批評。

1931年9月中旬前後，由周恩來於8月29日起草的中央致《閩粵贛蘇區省委的信》送達閩西。這封信既肯定了「社民黨在閩西和其它地方是存在的」，又對閩西肅反提出了一係列的疑問：

（社黨分子）既然能廣泛的深入我們的黨團和紅軍中去，經迭次破獲和逮捕以後，仍然時常發現他們在我們組織中活動？為什麽一部分被欺騙的群眾抱著觀望的態度不能自動的自首，甚至害怕加入共產黨？這些問題非常值得我們注意，從你們一係列文件中找不到這些問題的最圓滿的回答。

周恩來在肅反問題上的這種新態度，為他在抵達蘇區後對惡性肅反進行緊急糾偏，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礎。然而，在當時具有像周恩來這樣有靈活眼光的蘇區領導人少之又少，閩粵贛黨的最高負責人鄧發，就缺少周恩來的學養和眼光，他在主持閩西肅反時的狂熱態度，直接釀成了閩西肅反慘禍。

1930年12月，受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的派遣，新增選的中央委員鄧發到達閩西的龍岩，擔任新成立的中共閩粵贛特委書記。從隸屬關係上，鄧發應直接受蘇區中央局領導，但由於當時閩西與贛南尚未打通（1931年9月，閩西才與贛南蘇區打通，連成一片），鄧發實際上享有工作中的高度自主權。鄧發抵閩西後，即和當地幹部鄧子恢、張鼎丞、林一株、羅壽春等組成了新的黨與蘇維埃領導機構；全麵負責起閩西蘇區的工作。

鄧發和項英都是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後，為加強蘇區工作，被中共中央派往蘇區的。項英在前往贛西南的途中路經龍岩，曾與先期抵達的鄧發見麵。項英抵達贛西南後，立即集中精力處理富田事變的後遺問題，未曾過問閩西的工作。

鄧發與項英是中共黨內少數出身無產階級的領導人，在中共早期曆史上，兩人都曾聲名顯赫。鄧發更因在省港大罷工期間擔任過工人糾察隊隊長，對「群眾專政」的一套較為熟悉。鄧發進入閩西蘇區後。一時頗看不慣在農村根據地中盛行的「流氓現象」和「流氓作風」，當鄧發看到蘇維埃文化部裏，竟有幹部抱著兩個女人睡覺，就憑直覺做出判斷，閩西黨和蘇維埃機關裏，已混人大量的反革命分子。而當1931年1月初紅十二軍（由羅炳輝任軍長，譚震林任政委）部分指戰員在大會上呼錯口號的事件發生後（1931年1月初，紅十二軍召開紀念李卜克內西、盧森堡、列寧大會，有十幾名紅軍指戰員由於不了解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的區別，在會上呼喊「擁護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鄧發便毫不猶豫地發動了「肅社民黨」運動。同是六屆三中全會派往蘇區的中央代表，鄧發缺乏項英所具有的對複雜事物進行縝密分析和慎重判斷的能力，鄧發的激烈的性格和狂熱的革命氣質導致閩西肅反的規模不斷擴大。

由鄧發主導的閩西肅反具有革命絞肉機的全部特征，指稱社黨分子，全憑肉刑和逼供；肅反的唯一手段就是處決；恐怖機器一經開動，就產生了自我驅動的內在動力，使其瘋狂運轉，不斷依次進人更高階段，結果是縱火者也與之俱焚──殺人者終被殺！

1931年3月2日，由處決原紅十二軍第100團政委林梅汀等十七人而拉開了閩西蘇區肅反大恐怖的帷幕，肅反狂潮迅速波及紅軍、黨和蘇維埃各級機構，以及共青團、少先隊、兒童團係統，結果導致地方紅軍中大部分排以上幹部，閩西蘇維埃政府三十五名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中的50%，段奮夫等一批閩西農民暴動的領導者，和永定、龍岩、杭武等縣區的負責人都盡行被消滅。被害者中大多為二十幾歲的青年，閩西肅反第一個犧牲者林梅汀被殺時，年僅二十四歲。在被害者中，也有不少少先隊、兒童團員，最小的隻有十六歲。許多五花八門的罪名，諸如參加了「社民黨」的「十毫子運動」、「食煙大同盟」、「姑娘姐妹團」、「找愛團」、「膳食委員會」，都成為被處決的理由。

在閩西肅反的犧牲者中，地富家庭出身的黨員幹部占有相當的比例，這也反映了蘇區肅反運動的一個帶有共性的特征，即在所有清洗運動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幹部都是首當其衝的整肅對象。在1931年3月2日召開的閩西第一次公審處決大會上，閩西肅反委員會主席林一株明確宣布懲處「社黨分子」的三項原則，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即出身不好者處以死刑，其依據是，「地主富農子弟，在鬥爭中必然會背叛革命」。 

由「肅社民黨」造成的空前「紅色恐怖」使閩西蘇區的黨員、幹部和普通群眾陷入一片驚恐之中，許多幹部和戰士被迫逃亡，有的甚至飄洋過海以求避難，更多的人則紛紛逃往由傅伯翠控製的上杭古蛟區。

傅伯翠是蛟洋農民暴動的領導人，曾任紅四軍四縱隊司令員和閩西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傅因在其家鄉古蛟區實行「共家製度」受到閩西黨組織的批評，其後，又因拒絕出席黨的會議和拒不服從工作調動，在1930年10月，被黨組織指稱為「第三黨觀點」而受到留黨察看的處分。鄧發擔任中共閩粵贛特委書記後。在1931年2月宣布開除傅伯翠的黨籍，並派紅軍攻打傅的家鄉古蛟區，逼使傅伯翠走上擁兵反抗的道路。

1931年3月6日，閩西蘇維埃政府發布第二十三號通告，宣布傅伯翠為閩西「社民黨」首領，古蛟區為「社會民主黨巢穴」。在大恐怖中，傅伯翠控製的古蛟區成為大批紅軍幹部戰士逃避捕殺的避難所。

1931年春夏之交，閩西大規模的紅色恐怖已發展到動搖共產黨社會基礎的危險地步──在閩西政府所轄之下，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根據地的社會秩序受到嚴重破壞。在傅伯翠擁兵反抗之後，1931年5月27日，又爆發了在中共曆史上鮮為人知的「坑口兵變」。

「坑口兵變」的發生與被鎮壓，幾乎與贛西南的「富田事變」如出一轍。

在閩西大清洗的高潮階段，閩西杭武縣第三區（現屬上杭縣溪口鄉，太拔鄉）區委書記何登南、縣武裝第三大隊政委陳錦玉等二百人被控以「社黨分子」的罪名，被拘押在坑口和白砂（縣蘇維埃政府所在地）。5月27日，縣武裝第三大隊大隊長李真，副政委張純銘，副大隊長丘子庭等率眾扣押了正在此巡視的閩西蘇維埃政府秘書長羅壽春，迫其書寫手令釋放被扣人員。當晚，李真等率領三大隊包圍區蘇維埃政府，放出被捕人員。同時又派出一部分人員前往白砂，以羅壽春的手令，將被關押的第三區人員帶回釋放。

以鄧發為書記的中共閩粵贛省委（1931年5月，原特委易名為省委）得知「坑口事變」消息，立即認定屬於「反革命暴動性質」，隨即抽調新紅十二軍進攻杭武第三區，至5月29日，除少數人逃亡外，第三大隊的大部分人員被繳械逮捕，兩天前剛被釋放的人員又再次被捕。同日，閩粵贛省委作出決議，指示：「對於已經被捕的社黨，應多方審訊以破獲其整個組織，同時要很快地處決」。於是，李真、何登南、丘子庭及第三大隊絕大多數被捕幹部、戰士盡被處決。

5月29日的鎮壓雖然極為嚴厲，但是並沒有完全壓下閩西蘇區軍民對肅反的極度憤怒。6月1日，杭武縣第二區部分幹部與地方武裝又發動反抗，在此前後，永定的溪南和虎崗，也發生類似自發的反抗行動，但全部遭到鎮壓。

鄧發作為中共閩西蘇區黨的最高領導人，對於所發生的這一切極端行為，應負有直接的、第一位的責任。

在閩西肅反問題上，擔任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的張鼎丞與充滿肅反狂熱的鄧發相比，其態度要相對溫和一些，但是他最終還是屈從於鄧發的意誌。

張鼎丞是閩西黨和蘇維埃政權的主要創始者，極為熟悉閩西革命曆史和幹部狀況，是閩西地方幹部的代表人物。鄧發抵達閩西後，張鼎丞作為鄧發的副手，有責任向鄧發介紹他所了解的閩西幹部的真實情況，並在肅反襲來時盡全力保護幹部。但是迄今為止，這類事例還很少披露。相反，所能發現的，盡是以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的名義所發布的肅反通告。在這類文告中，尤以張鼎丞在1931年2月21日發布的「裁字」第一號、第二號給閩西造成的危害最為嚴重。

在發動「肅反」之初，張鼎丞曾在文告中規定，社黨主要負責人，應扣留嚴辦，一般成員在交待其行為後，令其自首，處以禁閉和警告。閩西政府還曾公布《反動政治犯自首條例》，明文規定凡在半個月內自首者，不論其職務高低，概行免去處罰。然而，這些規定並沒有真正實行，隨著處決權迅速下放，這類政策條令形同一紙廢文。

1931年3月18日，閩西政府發出第二十五號通告，修改了處決人犯需報請閩西政府批準的規定。明確宣布，「如有迫不及待要先處決的」，可先行刑，再「補報到本政府追認」。這個新規定，造成大處決迅速蔓延，蘇區各級組織甚至包括醫院，都有權隨意逮捕、處決「社黨分子」。而在當時的狂熱氣氛下，指稱「社黨分子」全憑肉刑和逼供，結果被捕者屈打成招，胡亂招供，形成恐怖的「瓜蔓抄」，甚至在少先隊、兒童團也多次破獲「社黨」。

自1931年3月處決權下放後，在近一年的時間裏，肅反成了閩西一切工作的中心。閩西政府要求各地在兩個月內肅清「社黨」。在上級號召的推動下，各級組織均以捕人愈多，處決愈快為革命最堅決的標準，一些對運動稍有懷疑的幹部，迅即被草率處決。永定縣委負責人謝獻球、盧肇西、曾牧村等因「對特委將社會民主黨名單要他拘捕，完全猶疑不堅決的態度」，而被冠之以「杜黨」罪名處死。 為自保性命，各機關實際上展開了一場殺「社黨」的大競賽。一旦開了殺戒，殺一人與殺一百人都一樣，肅反幹部的瘋狂與內心恐懼交織在一起，隻有通過殺更多的「社黨」才能舒緩心理的失衡。於是，「肅反」野火越燒越旺，一發不可收拾，一直到周恩來抵達閩西後才被撲滅。

張鼎丞對閩西肅反慘禍應負的另一份責任還在於他對主持肅反大計的林一株沒有發揮應有的約束力。林一株為閩西地方幹部，是閩粵贛特委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在閩西肅反中，擔任權勢極大的閩西政府肅反裁判部部長，是一個令無數人聞之色變的人物。有論著稱，林一株「在處理一係列重大案件時，完全背著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 這種說法有其一定的真實性，因為林一株直接聽命於鄧發，且有擅權之惡名。但是作為閩西黨的元老，張鼎丞應對本地幹部出身的林一株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和約束力。將閩西肅反慘禍的全部責任推到鄧發和林一株身上，似乎張鼎丞與此毫無關係，顯然是說不通的。因為在閩西肅反中，張鼎丞始終處在安全和有權的地位。而在肅反高潮中，許多受害者都曾寄希望於張鼎丞能對林一株發揮某種約束力。

在收到周恩來起草的批評閩西肅反擴大化的8月29日來信後，閩西最高領導對林一株的約束力立時就顯現出來。鄧發等把肅反幹將林一株等拋出來，送上斷頭台，雙手沾滿無辜者鮮血的林一株在肅反傳送帶上終於走到了最後一站。9月29日閩西蘇維埃政府發出第九十七號通告，宣布林一株是閩西「社黨」特委書記，同時指稱羅壽春（閩西政府秘書長）、張丹川（閩西政府文化部長）、熊炳華（閩西政府勞動監察部長）等八人為閩西「社黨」核心人員，分別予以處死。

張鼎丞在閩西肅反問題上所持的立場和態度，應是受到贛西南「肅AB團」的嚴重影響。這個時期，閩西與贛西南的交通雖未打通。但兩地一直有著密切的聯係，張鼎丞與毛澤東早在1929年就相識。率先在閩西打「社黨」的閩西地方部隊紅十二軍的主要領導人譚震林、羅炳輝都是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派來支持閩西的。在贛西南發起「肅AB團」，尤其在富田事變爆發後，張鼎丞的思想受到波動，繼而「頭腦發熱」應是不奇怪的。

對於閩西肅反慘禍，任弼時也有其間接的責任。1931年3月15日，正在閩西肅反走向高潮之際，任弼時率領的中央代表團在前往贛西南途中路經永定縣的虎崗，任弼時向鄧發等傳達了六屆四中全會精神，要求閩西「集中火力反右傾」。閩西本來就左禍嚴重，如今又再「反右傾」，隻能使左禍連天。任弼時在對待鄧發與項英的態度上也完全不同，任弼時在抵達贛西南後，不滿項英對肅反的消極態度，下令免去項英的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而鄧發則繼續擔任閩西最高負責人的職務，這助長了本來就夠左的鄧發，使其在極左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毛澤東與閩西肅反有無關聯，這仍是一個有待研究的問題，但從時間上判斷，項英進人贛西南後，毛澤東被免去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毛並很快領導紅一方麵軍與進攻蘇區的國民黨軍作戰，毛似無機會過問閩西肅反一事。

在另一方麵，閩西肅反又是一件發生在贛西南眼皮底下、震動蘇區全局的事件，毛絕無可能不知道。1931年4月後，中央代表團支持毛，批判項英，贛西南的「肅AB團」運動再掀高潮，而此時，閩西「打社黨j運動正方興未艾，此恰可證明開展「打AB團」的合理性。毛沒有任何理由反對這場與「肅AB團」平行展開的「肅社黨」運動。

毛澤東深深卷人贛西南的「肅AB團」，沒有或較少涉人閩西「打杜民黨」的事件，這些都決定了毛在對待這兩個事件的態度上，有著明顯的差別。

1931年9、10月後，周恩來起草的、包含有對「打AB團」過火化批評內容的中共中央8月30日指示信已經傳到江西蘇區，毛開始受到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的冷遇，毛逐漸調正自己的姿態，以擺脫不必要的幹係。1931年11月，張鼎丞在瑞金參加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期間，向毛匯報閩西肅反工作，毛指示張鼎丞，必須立即糾正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並撥款五千銀元，作為善後救濟費。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逐漸削奪與周恩來關係較為密切的鄧發的權力，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又利用閩西肅反「擴大化」一案，進一步打擊鄧發。對於自己未曾直接卷人的閩西「肅社黨」事件，毛采取的方法是，肯定肅反之必要性，將其問題定性為「擴大化」。

鄧發作為此案的直接當事人，在1945年就曾明確表示，「今天來看，不僅當時全國沒有什麽社會民主黨，連傅伯翠本人是不是也難說。」然而毛澤東卻不願直接承認閩西「肅社黨」是一件冤案。

在1945年5月31日中共七大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到：「肅反，走了極痛苦的道路。反革命應當反對，黨未成熟時，在這個問題上走了彎路，犯了錯誤。」在這裏，毛澤東雖然提到了肅反的痛苦性，但沒有正麵涉及為「打AB團」和「肅社黨」冤死者平反的問題，尤其回避了他自己的個人責任問題。即使這樣，毛澤東的這段話也長期未予公布。

毛澤東長期不為「肅社黨」案平反，其根本原因乃是贛西南「打AB團」與閩西「打社黨」有極大的關聯，如果為「肅社黨」全麵平反，勢必牽扯到為「打AB團」翻案，從而有損自己的聲譽。

1954年，中共福建黨組織根據中共中央有關處理曆史遺留問題的意見，對在閩西肅反中被錯殺的3，728人予以平反昭雪，並追認為烈士。但在根本問題上，即閩西蘇區是否有「社黨」，「肅社黨」是否是冤案，則全部維持1931年的結論。直到1985年，在毛澤東去世九年後，這個問題才最終得以解決。中共福建省委在大量調查的基礎上得出結論：闡西根本沒有「社會民主黨」，閩西「肅社黨」運動不是什麽「擴大化」問題，而純屬曆史冤案。1985年，原被定為閩西「社黨首領」的傅伯翠也得到平反。

贛西南的「肅AB團」案也是在八十年代隱去了毛澤東曆史責任後，才得到澄清。

勿庸置疑，周恩來對於蘇區肅反造成嚴重後果方麵，應負有一定的領導責任，但是在肅反問題上，周與毛的態度有著顯著的差別。

種種跡象表明，周恩來是從推行共產國際「反右傾」的理念出發而支持蘇區肅反，而無任何個人的動機；毛的行為則很難擺脫利用肅反剪滅異己的嫌疑。

周恩來正是因為從理念出發，當發生了贛西南「肅AB團」和富田事變後，在未深入了解實情的情況下，就匆匆發出中央指示信，客觀上助長了蘇區內已經蔓延的左禍。然而，毛則是極端的肅反運動的始作俑者，是毛發動在前，周支持在後。

周恩來在1931年8月就已把重點轉到糾正肅反擴大化方麵，在進入中央蘇區後，用了幾乎三個月的時間，才使瘋狂運轉的肅反機器停了下來，毛則鮮有類似的表現。正是因為蘇區肅反問題牽涉麵廣。涉及到領導人的過失責任等敏感問題，周恩來小心翼翼，既要顯出糾偏的決心，又隨時作出妥協，盡最大努力來維持黨的團結。

1931年12月18日，周恩來在目睹了閩西肅反慘禍、從永定赴長汀的途中，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央立即作一有力決議，製止閩西的惡性肅反。周在信中說，「我入蘇區雖隻三日，但沿途所經，見到閩西解決社黨所得惡果非常嚴重」，「目前問題已很嚴重，轉變非常困難」。周表示，自己決心「與此嚴重問題鬥爭」。

1932年1月7日，周主持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後的第一次中央局會議，會讀通過〈蘇區中央局關於蘇區肅反問題工作決議案〉，嚴厲批評「總前委領導時期」在「肅AB團」問題上濫用刑法、「以殺人為兒戲」的嚴重錯誤，強調糾正「肅反工作中的路線錯誤」 

在收到周恩來的信後，上海中央於1932年1月21日就肅反問題給閩粵贛省委發出一封與周意見一致的指示信，責令鄧發領導的省委必須深刻檢查「過去在肅反的問題上所犯的不可寬恕的」錯誤。蘇區中央局還在1932年2月29日致信閩粵贛省委和即將召開的省黨代表大會，再次批評閩西「在肅反工作中的嚴重錯誤」。周恩來並派任弼時代表中央局前往長汀指導在3月初召開的閩粵贛省委第二次代表大會，又派李克農具體負責糾正贛西南、閩西及紅一方麵軍的肅反冤案。在周恩來的艱苦努力下，中央蘇區的大規模肅反在1932年3月才告基本停止。

周恩來雖在肅反緊急刹車方麵措施有力，但在處理有關責任人時，態度卻極為謹慎。1932年春，對閩西肅反慘禍負有直接責任的鄧發被調至瑞金，擔任權力極大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治保衛局局長一職。任弼時則在周赴任後，出任蘇區中央局副書記，在黨內的地位僅次於周恩來。鄧發與任弼時的過失，也許被視為是「好心辦壞事」，因為對於這兩人而言，都不存在利用肅反剪除異己的不良動機，因此與共產黨的黨道德和黨倫理並無衝突。在大敵當前的形勢下，不宜開展過份的黨內鬥爭，這或許是周恩來對任命鄧發、任弼時新職的考慮。

至於毛澤東，問題則比較複雜。周恩來小心翼翼，不去觸及毛澤東，而是將蘇區中央局、閩西省委（前閩粵贛省委）和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放在一起進行批評。在蘇區中央局會議上，周嚴厲批評了上述單位在肅反問題上所犯下的嚴重錯誤。1932年5月，國家政治保衛局將毛澤東的老對頭、原贛西南黨和地方紅軍負責人李文林處死。1932年1月25日，周恩來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作出《關於處罰李韶九同誌過去錯誤的決議》，周知道李韶九是毛澤東的老部下，是造成贛西南肅反慘禍的禍首之一，但隻給予李韶九留黨察看六個月的極溫和的處分。周恩來主持的所有這類糾偏會議和主持製定的文件，均未直接批評毛，對曾山、陳正人等基本上也沒有觸及。1932年初，因原先擔任江西省委書記的陳正人患病，蘇區中央局任命李富春接任，曾山繼續擔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的老部下周興雖「有助長李韶九錯誤的事實」，也隻是由江西省委給其「留黨察看」的處分，張鼎丞也在1932年3月後，繼續留任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一職。

盡管如此，周恩來實際上對於毛澤東已有了新的認識，而這種認識以後又成為遷移至瑞金的中共中央一班核心人物彼此心照不宣的看法。1932年春，周恩來派自己的老部下、前中共中央特科成員李克農、錢壯飛、胡底、李一氓到國家政治保衛局工作，李克農、李一氓先後都擔任過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李克農、錢壯飛還先後任紅一方麵軍保衛局局長。

在被稱之為王明路線占統治地位的1932—1934這幾年，由國家政治保衛局承擔中央蘇區內部的肅反事務，不再由各機關、單位和軍隊自己大搞肅反。國家政治保衛局在1932年5月30日處決了李文林、曾炳春、王懷等一批「AB團」首犯，以後又殺了二百多名「反革命分子」，但總的「工作情況比較平穩」。 中央蘇區再沒有開展過像「肅AB團」、「肅社會民主黨」一類大規模的肅反運動。

盡管中央蘇區大規模的「肅反」在1932年後已經基本停止，但是在蘇區中央局機關內部仍然時斷時續地開展「反右傾」、「反托派」的鬥爭，l932年6月後發生在瑞金的「工農劇社事件」即是一起典型的事例。

1932年6月，瑞金紅軍學校內的一些黨員知識分子發起組織了「工農劇社」，因在劇社章程中有「在總的社會主義革命任務下，配合紅軍目前的偉大勝利」幾句話，很快被蘇區中央局指控為進行「托派」活動。8月13日，鄧穎超代表中央局主持反托派鬥爭大會，判定「工農劇社」偷運托洛茨基的「私貨」，因為所謂「社會主義」雲雲，就是否認了中國革命現階段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全是托派的說法。鄧穎超還說，劇社章程沒提農民問題，這也是從托陳取消派的觀念出發的等等。在這天的鬥爭會上，對工農劇社黨團會幹事張愛萍等人開展了嚴厲的批鬥。鄧穎超指責張愛萍「在反對反革命政治派別托陳取消派的鬥爭中，他表現消沉不積極」，「非但未在黨的領導下，去深刻認識自己的錯誤的嚴重性，去深刻揭發並改正自己的錯誤。相反的，在會後不久，……對中央局將此事通知紅軍學校政治部表示不滿，……企圖轉移鬥爭的中心」。鄧穎超還指控張愛萍與「有重大嫌疑的人們（危拱之、王觀瀾）接近」，並說這是「他對托洛斯基主義犯了自由主義錯誤的根源……。」在這次批鬥會後，少共中央局於8月17日給張愛萍書麵嚴重警告處分，12月，蘇區中央局宣布開除危拱之等人的黨籍，給左權、張愛萍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所幸張愛萍、王觀瀾、危拱之等人犯事的時候已是1932年，如果早一年，他們一定會因此而命喪黃泉。1932年後，中央蘇區的肅反已用較緩和的方式進行，但是在鄂豫皖、湘鄂西，類似「肅AB團」、「肅社會民主黨」的大肅反運動仍繼續進行，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由張國燾領導的鄂豫皖蘇區，和由夏曦、賀龍領導的湘鄂西蘇區，是兩個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戰略根據地，「天高皇帝遠」，中共中央對兩地的領導必須通過張國燾、夏曦來實現。而此時的中央並沒有威權十足、足以號令四方的「皇帝」。加之張國燾也是具有某種臬雄氣質的領導人，一旦「肅反」成為其消滅異己、樹立自己權威的有利工具，他自不會輕易放棄使用。夏曦原是湘省一激進青年學生，全憑殺人樹威，才建立起他在湘鄂西的地位，當夏曦嚐到肅反的甜頭，已猶如鴉片上癮，非一般手段就可以讓其自行終止。

鄂豫皖（繼而在川陝根據地）、湘鄂西等地的惡性肅反不能得到有效製止的最終原因，是中共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妥協立場。中共中央是在肯定肅反的前題下，提出「擴大化」及「糾偏」問題的，因而使張國燾等有機可乘。1932年10月後，張國燾率部突出國民黨軍的包圍，從鄂豫皖根據地向川北作大規模戰略轉移，中央對張國燾更是鞭長莫及。到了1933年，中央蘇區的軍事形勢也頻頻告急，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成為博古、周恩來等考慮的第一位問題，從而再難關注到對張國燾部及湘鄂西肅反的「糾偏」。

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對蘇區肅反問題的複雜性和微妙性一無所知，卻從階級鬥爭的理念出發，大談蘇區「肅AB團」鬥爭所取得的「偉大勝利」。王明甚至認為1932年後中央肅反已不如過去那般堅決有力了，批評蘇區中央局「對於反對反革命組織及其活動底鬥爭和警陽性有減弱的傾向」。如果是在1930—1931年，王明的這番話肯定會引起毛澤東的好感，隻是現在形勢已大變。1932年後，毛澤東不再位居中央蘇區核心決策層，他已不需要為中央的政策承擔責任，而黨內對肅反不滿的情緒卻依然存在。幾年後，毛澤東把這股情緒導引至王明、博古、周恩來，以及鄧發、張國燾、夏曦的身上，儼然自己一身清白。當毛將黨和軍隊大權牢牢掌握後，知情人紛紛三緘其口，最終，肅反問題反而成為毛澤東打擊王明等的一根大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