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邊閑語
其實人在大陸，隻是經常被刪帖，所以到此來混混。閑言碎語，打發時光。
二 毛澤東在「肅AB團」問題上的極端行為與中共中央的反應
在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的諸多矛盾中，有關肅反問題引起的對毛的反感和猜疑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是這個問題又十分敏感，無論是毛，抑或是中共中央，都未將各自在肅反問題上的責任言深說透。相反，毛和中共中央出自不同的原因，在這個問題上還說了許多言不及義的話，造成了大量假說的流行。事實上，毛澤東是中共曆史上厲行肅反的始作俑者，毛出於極左的肅反觀和複雜的個人目的，直接參與領導了1930—1931年鎮壓「AB團」的行動。在極困難的形勢下，蘇區中央局書記項英作了許多努力，試圖糾正毛的錯誤，但是中共中央卻從左的理念出發，否定了項英的意見，全力支持毛澤東，從而形成了毛與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共中央的合作。以後隨看肅反事態的進一步惡化，中共中央才著手調整政策，而與毛的合作也走到了尾聲。
江西蘇區的「肅反」運動淵源久遠，它最早萌發於1928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的「洗黨」。以清除「投機分子」為目標的「洗黨」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黨運動，它創造了將整黨與肅反相結合、以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為清洗對象的整黨肅反模式的最初形態。
「洗黨」將打擊矛頭集中在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身上，根據若於資料記載，清洗對象除了叛變、投降國民黨者外，主要為知識分子黨員：「凡是農民黨員都發了黨員證，知識分子入黨不發（須上級批準）。」「凡是有親戚在國民黨反動派辦事的、當兵的、不服從指揮的、不願幹革命的、社會關係不好的，就盡量洗刷。洗刷的黨員不宣布也不通知，開會不叫他參加，重新立過黨員花名冊。對犯錯誤的黨員有幾種處分：警告、留黨察看、開除黨籍。」
如果說1928年9月在井岡山地區開展的「洗黨」規模較小，為時較短，那麽1930年2月以後席卷贛西南的「肅AB團」則是一場大規模的殘酷的黨內清洗運動，它直接導致了1930年12月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的爆發。
一、毛澤東的「肅AB團」與富田事變
1929年古田會議後，毛澤東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已經初步形成。促成毛領導權威形成的兩個最重要條件都已具備：一、中共中央對毛的明確支持為毛的權威提供了法理基礎；二、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領導下，根據地地盤擴大，人口增加，一度與毛意見相左的朱德，因軍事失利、威望有所損失，毛的軍事成功為毛的權威提供了事實基礎。作為毛領導權威的具體體現，1930年，毛擔任了紅一方麵軍總政委和總前委書記，在統一的蘇區黨領導機構尚未建立的形勢下，毛所領導的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成為江西蘇區最高領導機構。然而毛畢竟不是中共中央，在蘇區內部仍有部分紅軍和黨組織援引中共中央來消極對抗毛的新權威。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是中共武裝革命的草創年代，一時豪雄四起，在反抗國民黨的大目標下，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被暫時掩蓋。但根據地內，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矛盾、留蘇幹部與國內幹部的矛盾、知識份子幹部與農民出身的幹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來自於中共中央的權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識形態義理係統的理論權威。隻是此時的中共中央遠離鄉村，城市中央對根據地的領導必須通過毛澤東來體現，因此，毛個人的識見、智能、人格因素和作風態度就顯得特別重要了。
毛澤東在江西蘇區所有武裝同誌中最具政治眼光，意誌最為剛強，且最善用兵打仗，但其人作風專斷。1929年7月陳毅赴上海匯報請示中央對朱、毛紛爭的意見，中共中央明確表態支持毛，陳毅返贛後，親自請毛出山，朱德、陳毅為忠誠的共產黨員，一切服從中央，重新理順了與毛的關係，使紅四軍內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毛與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分歧卻因各種原因而尖銳化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發生了毛澤東「打AB團」的大清洗。這場事變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已權威與意誌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而不管這種反對力量來自紅軍內部或是地方黨組織。為了維護自己在根據地的權威，毛一舉掙脫黨道德和黨倫理的約束，不惜采用極端手段鎮壓被他懷疑為異己力量的黨內同誌。
毛澤東用流血的超常規手段解決黨內紛爭，究竟要達到什麽目標？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蘇區的列寧，由於此時毛尚未成為中國黨的列寧，不具號令全黨的法理權威，他才不惜采用極端手段鎮壓黨內的反對派。
將大規模的恐怖施之於黨內和軍內，與黨道德和黨倫理存在巨大衝突，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毛澤東自有辦法。他聲稱：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黨和紅軍已被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所控製，為了挽救革命，必須對之進行徹底改造，這樣，毛的鎮壓就有了思想的旗幟。
李文林是知識分子出身的贛西南黨與紅軍的創始人之一，1929年2月，毛、朱根據湘贛國民黨軍隊正看手對井岡山進行第三次「會剿」的緊急形勢，決定撤離井岡山向贛南發展，在被譽為「東井崗」的東固與李文林部會合。
毛、朱與李文林部會合之初，雙方關係親密。但是自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2月初，贛西南出現了複雜的局麵。隨著1929年毛澤東率紅四軍兩度進出贛西南和彭德懷所率的紅五軍於1930年初分兵在贛西南遊擊，經曆多次組合的江西地方紅軍和贛西南黨團機構，在若幹問題上與毛澤東產生了意見分歧，和毛澤東的關係也日趨緊張。
贛西南方麵與毛澤東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
一、土改政策問題。贛西南方麵主張執行中共六大關於「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決定，反對毛澤東提出的「沒收一切土地」的主張。
二、軍隊及地方黨機構的歸屬及人員配置問題。1929年11月底，毛澤東提出合並贛西、湘贛邊界兩特委，成立新的贛西特委。毛並決定將李文林領導的紅二、四團合並到彭德懷部，另成立紅六軍。贛西南方麵則認為此決定須經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的批準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澤東任命紅四軍幹部劉士奇、曾山組成贛西特委，作為領導贛西南等地的最高機構，但是卻受到贛西南方麵的抵製。
為了解決與贛西南地方紅軍、黨團機構的矛盾，毛澤東於1930年2月6至9日，在贛西特委所在地吉安縣陂頭村主持召開了由紅四軍前委、紅五、六軍軍委，及其下屬各行委、中心區委、蘇維埃黨團負責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江漢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身分參加會議，劉士奇、曾山作為助手配合毛澤東組織了這次會議。
在「二七」會議上，兩個月前經中共中央批準恢複了對紅四軍領導權的毛澤東，在劉士奇、曾山的幫助下，發動了一場對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嚴厲鬥爭，這場鬥爭為日後掀起「肅AB團」運動埋下了火種。
毛澤東等列舉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嚴重政治錯誤」主要有兩項：
一、毛等批評贛西南負責人江漢波、李文林提出的僅「沒收豪紳地主的土地」的主張，是「完全走向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路線」，指出「由此發展下去勢必根本取消工人階級爭取農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陳獨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
二、毛等指責江漢波等「用非政治的瑣碎話，煽動同誌反對正確路線的黨的領袖」 ──這裏所提到的「黨的領袖」是指由毛澤東派任贛西特委書記的劉士奇。
由毛澤東主持的「二七」會議將贛西南方麵的負責人扣上「富農分子」的帽子，宣布開除江漢波的黨籍，李文林被調出主力部隊，轉任贛西南特委常委兼軍委書記及贛西南蘇維埃政府黨團書記。2月16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一號），正式宣布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通告指出：
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誌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塞維克化。
以此通告發布為標誌，江西蘇區開始了持續兩年的「肅AB團」的鬥爭，很快「肅AB團」的野火就迅速在贛西南蔓延開來。
江西蘇區的「肅AB團」運動前後曆經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30年春至1931年1月；第二階段：1931年5月至1932年初，「富田事變」則發生在第一個階段的後期。
「打倒機會主義領導」在此前還是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這個1927年「八七會議」前後始出現的概念，也隻是宣布改變陳獨秀的路線並中止其在中央的領導職務。在這之後，中央雖已愈益強調思想統一，但黨內還保留了若幹大革命時期民主傳統的痕跡。依那時的黨道德和黨倫理，不同意見仍可在黨內爭論，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則擁有最終裁判權，未聞有將持不同意見的黨內同誌予以肉體消滅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卻將「打倒機會主義領導」與肉體消滅結合起來。
將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轉變成一個對敵鬥爭的概念，這中間需要過渡和轉換，毛澤東輕而易舉就找到了這個中介環節。他宣布，黨內機會主義領導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從而將對敵鬥爭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消滅地富反革命，與黨內鬥爭的概念「打倒機會主義領導」順利地銜接起來，一舉獲得了鎮壓的正當性，所謂鎮壓有據，消滅有理。1930年春，在蘇區內已流傳國民黨AB團進行滲透破壞、其組織已被陸續破獲的消息，根據地的對敵警惕氣氛空前高漲，在這樣的形勢下，毛完全可以用「鎮壓反革命」來要求紅軍和根據地的黨組織、蘇維埃政權全力支持和服從鎮壓「AB團」的政策。
「二七」會議後，革命恐怖的氣氛在江西蘇區已逐漸形成，贛西南特委在書記劉士奇的領導下，遵照紅四軍前委關於「各級領導機關已充塞地主富農」、「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的（第一號通告）的精神，率先發動「肅AB團」的宣傳攻勢，6月25日，中共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發了《反改組派AB團宣傳大綱》，命令各級組織：
如發現群眾中有動搖表現不好的分子，應捉拿交蘇（維埃）政府究辦，凡出來生疏的經過赤色區域必須嚴格檢查，如有嫌疑應即拘捕交蘇維埃政府，赤色區域內的民眾流通應持所屬蘇維埃通行條子。……工農群眾隻有階級之分，不要顧至親戚朋友關係，凡是來到自己家裏或發現其它地方有行動不對的人不論親戚朋友，應報告蘇維埃拿辦。
《大綱》同時號召「實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奸細」：現在各級蘇維埃應加緊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殺豪紳地主反動富農分子以示警戒，但是殺人要有反動事實可證，嚴禁誤殺。
這份《大綱》雖然提到殺人要有證據，嚴禁誤殺，但是恐怖大門一經打開，事態很快就失去了控製。
1930年7、8月間，「肅AB團」迅速從基層清洗轉移到上級機關。8月，李文林出任根據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的書記，在「打AB團」的積極性方麵李文林並不輸於前任特委書記劉士奇，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贛西南特委首先選擇「工作消極，言論行動表現不好」的團特委發行科工作人員朱家浩作突破口，據贛西南特委1930年9月24日印發的《緊急通告第20號──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AB團》文件透露，朱家浩被拘押後，「特委即把他拿起審訊」，起初他堅決不肯承認，後「采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嚴審他，才供出來，紅旗社列寧青年社，贛西南政府，都有AB團的小組……所有混入在黨團特委的贛西南政府的AB團分子全部破獲，並將各縣區的組織通通供報出來了」。
這份《緊急通告》還詳細規定了「肅AB團」的審訊方法和處決人犯的基本原則，這就是鼓動采用肉刑逼供和對「AB團分子」實行「殺無赦」。《緊急通告》說：
AB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形（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一經發現「AB團」分子，下一步就是槍斃。《緊急通告》要求：
對於首領當然采取非常手段處決，但須注意，在群眾大會中由群眾斬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團殺無赦。……工農分子加入AB團有曆史地位，而能力較活動的殺無赦。
贛西南特委厲行「肅AB團」，到了10月，在贛西南三萬多共產黨員中已「開除的地主富農有一千多人」（「二七」會議要求把「黨內代表富農分子不論其階級如何及過去工作如何，無情的堅決的開除出黨」），消滅了一千多「AB團」。 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團」也大多被殺。
在贛西南特委大張旗鼓「肅AB團」時，毛澤東因忙於主持軍中事務，並沒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團」，進入10月後，毛的態度發生轉變。1930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江西吉安縣城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通報他對贛西南黨的狀況的看法及準備采取的措施。毛在這封信中繼續發展了他在「二七」會議期間對贛西南黨團機構的基本觀點，指出：「近來贛西南黨全般的呈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毛申明，為「挽救這一危機」，決定進行一場以「打AB團」為號召的肅反運動，以對贛西南的黨團機構「來一番根本改造」。
毛澤東真的相信有如此眾多的「AB團」嗎？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年後，為生存而奮鬥的中共，長期處在被封鎖和剿殺的極端殘酷的環境下，作為一種自衛反應，毛習慣將國民黨的反共行為給予嚴重的估計，在激烈的國共鬥爭中，毛已形成一種思維定式：即對於國民黨在共產黨區域的活動，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若從「警惕性」方麵而言，中共高級領導人當中未有超過毛澤東者。在另一方麵，連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團」，毛就更沒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團」了。
然而毛澤東又絕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十分清楚，蘇區不可能有這麽多的「AB團」，既然恐怖閘門已開，正可順勢引導，將所有公開和潛在的反對派一並鎮壓下去。毛作出了一個驚人之舉：在鎮壓李文林等贛西南領導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揮的紅一方麵軍（紅一、三軍團）進行大清洗，開展「AB團」運動。
就在贛西南肅「AB團」的大背景下，1930年11月，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也在紅一方麵軍（紅一、三軍團）大開殺戒，開展了「打AB團」運動。
1930年10月，毛澤東率紅一方麵軍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並動員彭德懷在打下長沙後退出。毛的這些舉措在部分紅軍指戰員中引起不滿，軍中一時思想混亂。為了消除軍中的不穩定情緒，毛在率軍退出吉安後，於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麵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分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四千四百餘名「AB團」分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AB團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
紅一方麵軍內部的「打AB團」極為慘烈，地富或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過去曾與毛澤東意見相左的同誌，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黃克誠當時任紅三軍團第三師政委，該師組織科長、政務科長都被當作AB團被肅掉，宣傳科長何篤才在大革命時期加入共產黨，參加過南昌暴動，隨朱德上井岡山後，曾在危急形勢下將被上司叛變拉走的隊伍重新拉了回來。隻因何篤才在古田會議前的朱、毛爭論中，站在朱德一邊，從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將其調出紅一軍團，在黃克誠手下當個宣傳科長。何篤才與黃克誠有友誼，「兩人在一起無所不談」。何篤才認為，毛澤東這個人了不起，請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澤東，他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但毛的組織路線不對頭，「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篤才並舉例說，一些品質很壞的人就是因為會順從，受到毛的重用，被賦予很大的權力，幹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果其不然，這位聰穎過人、毫無過錯的何篤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團」的惡名遭到殺害。
據蕭克回憶，在「肅AB團」達到高潮的1930年11月底至12月初，他所在的師「沒幹什麽別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團」，殺了六十人。十幾天後，該師又決定再殺六十多人，後經軍政委羅榮桓的援救，蕭克迅速趕往刑場，予以製止，才救出了二十幾人，「但還是殺了二十多人」。
毛澤東既然對自己直接率領的紅一方麵軍也大開殺戒，那麽對一貫與自己唱反調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就更不會有絲毫顧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肅AB團」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隨著「肅AB團」中暴露出的亂打亂殺現象日益嚴重，李文林的態度開始轉趨冷靜，10月初和10月底，省行委已著手部署糾偏措施，但令人回味的是，當李文林的肅反狂熱降溫時，毛澤東卻開始升溫了。
1930年11月，毛澤東「根本改造」的利刃終於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及其所轄的贛西南地方紅軍。此次行動更因李文林等堅持執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線，反對棄攻南昌的主張而更加慘烈。
1930年5月，贛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參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此次會議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李文林返回後，於8月上旬主持召開了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部署貫徹李立三的指示。「二全會」不指名地指責了毛澤東的一係列觀點和做法，撤銷了擁護毛的主張、被毛派至贛西南特委任書記的劉士奇的職務，並建議上海中央開除其黨籍。這一切引致毛的極大不滿，毛早已習慣以中央在江西蘇區最高代表行事，豈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擁護中央為名反對自己？此時毛尚不知「立三路線」這個詞語，於是認定「二全會」是「AB團取消派」的會議，並將參加「二全會」的人一律視為「AB團」分於，列入應予「撲滅」的範圍。
1930年10月，紅一方麵軍攻下吉安，在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文件中發現了一張據稱是李文林的地主父親用真名簽字的便條，這張字條究竟是何內容不得而知，然而將李文林與「AB團」聯係在一起已經有了所謂證據。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峽江會議和羅坊會議上公開反對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人」的軍事作戰方針，主張執行李立三有關攻打大城市的指示，與毛的衝突全麵激化，由此毛認定李文林就是「AB團」首領。1930年11月底，李文林在寧都縣黃陂被拘押，緊接著一批與李文林有工作聯係的人相繼被捕。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根據犯人被刑訊後的口供，於1930年12月3日寫信給改組後的江西省行委（李文林被捕後，由毛的老部下曾山領導）──（此信其實是毛澤東所寫，大陸學者為避毛諱，有意隱去毛的名字），認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等為AB團分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並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以全部撲滅」。毛在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後「務必會同李同誌（即李韶九）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對「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分子，並大批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AB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
李韶九攜毛澤東指示信於12月3日前往富田，5日毛又將第二封指示信派兩位紅軍戰士給已出發的李韶九和省行委送去。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從已被捉的人的線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為了督促貫徹兩封指示信，毛又派出總前委秘書長古柏趕往富田「協助肅反」。
12月7日下午，時任紅一方麵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韶九代表總前委，到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指導江西省行委實施總前委關於肅反的部署。李韶九向曾山（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和陳正人麵交了毛澤東的指示信，隨即將省行委和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省蘇維埃政府軍事部長）、周冕（省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謝漢昌（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劉萬清、任心達、馬銘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對這批同誌施用了「打地雷公燒香火」等多種刑法，被打同誌「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有的人被當場折磨致死，而每一次用刑都有李韶九在現場指揮。據當時資料記載，被害同誌「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12月8日，李白芳、馬銘、周冕的妻子來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當作「AB團」抓起來，被施以嚴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在慘酷的刑訊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萬邦、劉敵、周冕、馬銘、任心達、叢允中、段起風等「是AB團首頜，並供出紅軍學校有大批AB團」。對於這次刑訊逼供，蕭克將軍在1982年曾回憶道，「即便過了半個世紀，也不能不令人慘然一歎。我們這些『過來人』也覺不堪回首。」
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時間裏，李韶九（於9日離開富田）、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和總前委秘書長古柏（於8日到達）坐鎮富田，厲行肅反。曾山親自審訊段良弼，所得結果是抓出「AB團」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幾十名，先後處決四十餘人，27 其中李韶九在未動身前往東固前親自布置將二十五人處決。
在這之前的12月9日，當總前委派來「協助肅反」的古柏趕到富田後，李韶九帶一個排警衛，押著被捕的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離開富田，於10日到達紅二十軍軍部所在地東固，立即與軍長劉鐵超、政委曾炳春研究如何貫徹毛澤東兩封指示信，「找得線索來一個大的破獲」。李韶九、劉鐵超、曾炳春根據段良弼、謝漢昌被刑訊後的口供，認定紅二十軍174團政委劉敵是AB團分子。但因李韶九與劉敵是同鄉，李韶九雖然在談話中已點出劉是AB團分子，但是並沒有立即將劉敵逮捕，隻是「采用軟硬兼施的方法」，迫使劉敵自己供認。劉敵在富田事變後，寫給中央的信中承認他在同李韶九談話後，即有了發動事變的念頭。劉敵並在信中陳述說，他一向知道「李韶九是素來觀念不正確，無產階級意識很少的一個慣用卑鄙手腕，製造糾紛」的人。為了躲過馬上就要降臨的刑訊逼供，劉敵改用長沙口音對李韶九說，「我是你老人家的部下，……現在幸喜你老人家來了，我隻有盡量接受政治教育，承認錯誤，我相信毛澤東同誌總不是AB團，軍長總不是AB團，我總為你三位是追是隨，我個人還有什麽呢。」李韶九見劉敵這番表態，就放劉敵回去了。
12月12日，富田事變爆發。這天上午早飯後，劉敵同獨立營長張興、政委梁學貽秘密開會商量應對李韶九的措施。三人一致認為，紅一方麵軍總前委來抓AB團是打擊贛西南黨的幹部「陰謀計劃的組成部分」，為了防止陰謀得逞，決定立即逮捕李韶九和紅二十軍軍長劉鐵超等人。會後，劉敵即至獨立營對戰士進行鼓動，率領全營紅軍戰士包圍了軍部，逮捕了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謝漢昌等人，李韶九被捉後逃走，軍政委曾炳春也跑回家鄉躲避。傍晚，謝漢昌、劉敵率紅二十軍軍部直屬獨立營衝到富田，包圍了省行委和省蘇維埃政府，釋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AB團分子」七十餘人。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劉作撫）也被捉了起來（次日即被釋放，並被邀請在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趁亂逃出富田，跑回家鄉。古柏也從「肅反機關跑了出來」。古柏之妻曾碧漪、陳正人之妻彭儒均趁黑夜逃走。這就是震驚江西蘇區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發生後，謝漢昌、劉敵等把所率領的紅二十軍帶到贛江以西湘贛蘇區永新、蓮花、安福一帶，繼續展開土地革命，並在吉安縣永陽成立了「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謝漢昌、劉敵采取了四項緊急措施：
一、派遣段良弼攜二百斤黃金緊急趕往上海（實際帶到上海中央的隻有「幾十兩」），向中共中央匯報贛西南「肅AB團」及富田事變經過，請中共中央裁決。
二、通緝曾山、陳正人、古柏、李韶九。省行委認為，曾山等配合李韶九濫抓「AB團」，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應緝拿歸案。
三、爭取贛西南特委下屬的湘贛蘇區西路行動委員會書記王懷的同情與支持（1930年12月9日，毛澤東的老部下，原省行委常委、宣傳部長陳正人率一個排兵力去西路行委，貫徹總前委兩封信的精神，準備逮捕行委書記王懷，但未果）。在王懷領導下的河西蘇區、紅二十軍的反毛行動受到普遍同情，王懷的觀點──紅二十軍行動不是反革命行為，而是「工人階級路線與農民路線兩條路線鬥爭」，被迅速傳播開來。富田事變當事人之一的曾山，在幾十年後對此還記憶猶新。他說，當時「河西蘇區黨員和群眾的思想極端混亂，甚至還影響到河東蘇區部分人民和部分黨員的認識也逐漸模糊起來」。由此可見，當年毛澤東的極端行為造成的影響是何等廣泛。
四、公開打出反毛澤東旗幟，並試圖爭取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滕代遠的支持。謝漢昌、劉敵在向贛江西邊轉移途中，張貼大量標語和《告同誌和民眾書》，指責毛澤東有「黨皇帝思想」，宣稱「黨內大難到了」並提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未、彭、黃」的口號。12月20日，謝漢昌、李白芳、叢允中等在永陽鎮寫了《致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滕代遠信》，這封信一方麵譴責李韶九大抓AB團，對同誌濫捕濫殺，同時又抨擊總前委偏護李韶九，還附上了偽造的《毛澤東給古柏的信》，離間毛與朱、彭、黃的關係。
《毛澤東給古柏的信》普遍被認為是一封偽造信，當事人彭德懷的證據可能最有說服力。數十年後，彭德懷在獄中寫交待材料回憶此事時說：「這封信是富田事變的頭子叢允中寫的，他平日學毛體字，學得比較像，但是露出了馬腳──毛澤東同誌寫信，年、月、日也是用漢字，不用羅馬字和阿拉伯字。」
這封偽造的毛澤東致古柏的信，自1930年代後，一直未予公開，直到1985年江西出版的一本有關中央蘇區的曆史著作中才首次予以全文披露：
古柏同誌：
據目前各方形勢的轉變，及某方來信，我們的計劃更要趕快的實現，我們決定捕殺軍隊CP與地方CP，同時並進，並於捕殺後，即以我們的布置出去，僅限三日內將贛西及省行委任務完成，於拷問段（指段良弼──引者注，下同）、李（指李白芳）、王（指王懷）等中堅幹部時，須特別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黃、滕係紅軍中AB團主犯，並與某方白軍接洽等罪狀，送來我處，以便早日捕殺，迅速完成我們的計劃，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指曾山）、李（指李韶九）、陳（指陳正人）三人，任何人不準告之10/12毛澤東。
朱德、彭德懷、黃公略聞知此信有不同的反應。朱德隨紅一方麵軍總前委駐在黃陂，沒有直接領軍，因此「離間」能否成功，關鍵在於手上握有一萬兵力的紅三軍團司令員彭德懷及其副手黃公略。
1930年12月中旬，彭德懷接到謝漢昌等人的信並《毛澤東給古柏的信》，當即作出判斷，認定此是「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險惡陰謀」，彭德懷迅速草擬一份「不到二百宇的簡單宣言」，宣稱「富田事變是反革命性質的」，表示三軍團「擁護毛澤東同誌，擁護總前委領導」。
至於黃公略的態度則較為曖昧，據彭德懷回憶：「我講這段話時（指彭分析《毛澤東給古柏的信》是偽造的假信）黃公略來了，大概聽了十來分鍾就走了。會後我問鄧萍同誌，公略來幹嗎？鄧說，他沒說別的。隻說：‘老彭還是站在毛這邊的。’他就走了。」
在彭德懷的解釋和說服下，紅三軍團的「情緒轉變過來了，把憤恨轉到對富田事變」，彭又把部隊開到距黃陂總前委所在地十五裏的小布，親自請毛澤東來三軍團幹部會上講話，以表示對毛澤東的堅決支持。
在富田事變後的緊張形勢下，彭德懷及三軍團對毛澤東的支持具有極重要意義，此舉鞏固了毛澤東已遭動搖的地位。但是事變領導人到處散布的反毛的輿論畢竟已嚴重損害了毛的聲望，毛澤東為了反駁贛西南方麵的抨擊，親自出馬，毫無愧作，於1930年12月20日草寫了《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
在這封答辯信中，毛澤東堅持認為「肅AB團」均是有根有據的。他說：紅軍中「AB團」要犯的口供「多方證明省行委內安了江西AB團省總團部，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為其首要，總前委為挽救贛西南的革命危機，派李韶九同誌前往富田捕捉」。毛認定段良弼等為「AB團」首犯乃是證據確鑿，他說：「如果段、李、金、謝等是忠實革命的同誌，縱令其一時受屈；總有洗冤的一天，為什麽要亂供陷害其它同誌呢？別人還可以亂供，段、李、金、謝這樣負省行委及軍政治部主任責任的為什麽可以呢？」 毛明知將段等定為「AB團」全靠刑訊逼供，卻對刑訊逼供無隻字批評，反而指責段等不能為革命一時受屈，而不能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邏輯，隻要段良弼等自己承認是「AB團」頭子，即可證明彼等係貨真價實的「AB團」──毛的這種邏輯和思維方式，成為日後極左的審幹肅反的常規思路，是造成冤假錯案連綿不斷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在這樣的思路下，毛堅持「肅AB團」不僅無錯，反而是對革命的巨大貢獻。他說，「AB團已在紅軍中設置了AB團的總指揮、總司令、軍師團長，五次定期暴動，製好了暴動旗，設不嚴厲撲滅，恐紅軍早已不存在了。」毛聲稱富田事變將「叛逆的原形完全現出來了」，號召對事變進行堅決鎮壓。
1930年12月中下旬，毛澤東以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的名義起草了一份六言體的討伐富田事變的布告：
段謝劉李等逆，叛變起於富田。
帶了紅軍反水，不顧大敵當前。
分裂革命勢力，真正罪惡滔天。
破壞階級決戰，還要亂造謠言。
進攻省蘇政府，推翻工農政權。
趕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員。
實行擁蔣反共，反對徹底分田。
妄想陰謀暴動，破壞紅軍萬千。
要把紅色區域，變成黑暗牢監。
AB取消兩派，烏龜王八相聯。
口裏喊得革命，骨子是個內奸。
扯起紅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這是蔣逆毒計，大家要做宣傳。
這是鬥爭緊迫，階級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隻有團結更堅。
打倒反革命派，勝利就在明天。
毛澤東理直氣壯乃是他認定自己就是紅軍和黨的象征。毛就是根據地的中央，就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反毛即是「AB團」，所殺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裏，隻要目標崇高──撲滅「AB團」就是保衛革命，即使手段嚴厲一些，也無關緊要。在大恐怖中，總前委和毛的個人權威得到完全確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蘇區的列寧！
二、曆時四個月的項英對毛澤東的糾偏
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維埃區域中央局在寧都小布宣布成立，項英正式走馬上任，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由項英擔任代理書記，取消總前委和由毛澤東擔任的總前委書記的職務，毛澤東、朱德等參加中央局。在蘇區中央局宣布成立的同時，還建立了歸蘇區中央局領導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統領江西和全國紅軍，項英兼任主席，朱德、毛澤東任副主席。至此，從黨的法理上，項英已取代了毛澤東的地位，成為江西蘇區中共黨、軍隊的最高領導人。
項英前來蘇區及蘇區中央局的建立，是處於轉折年頭的中共實現其將工作重心向蘇區轉移的重大戰略步驟，是落實斯大林及共產國際有關指示的具體行動。1930年7月下旬，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見前來匯報工作的周恩來，指示中共應把紅軍問題放在中國革命的第一位。7月2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秘書處發出《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指出，組織蘇維埃中央政府和建立完全有戰鬥力和政治堅定的紅軍，「在現時中國的特殊條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務」。
中共工作重心向江西蘇區轉移，首當其衝的問題是如何協調中央與毛澤東的關係，及如何評價毛在江西的工作。從這一時期周恩來的言論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對毛並不盡然滿意，但是周恩來卻常以自我批評的口吻談論這類問題。1930年8月22日，周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說：「我們過去一方麵屢屢批評農民保守觀念的錯誤，另一方麵反對單純軍事遊擊式的策略，中央還特別提出割據的錯誤，對於根據地確實注意得比較少，這是工作中的缺點」。
既然已經發現了問題的症結所在，下一步的措施就必然是加強中央對蘇區的領導和紅軍中黨的領導。在9月29日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要求中央派自己前往蘇區工作。次日，周恩來又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強調在紅軍中黨的領導要有最高權威。
1930年10月3日，六屆三中全會後的全黨最高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三人常委會成立（由向忠發、周恩來、徐錫根組成，周恩來為實際負責人），初步決定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餘飛、袁炳輝、朱德和當地一人組成蘇區中央局，派項英先行前往江西。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最後確定組成以周恩來為書記的蘇區中央局，在周恩來未到達之前，由項英代理書記一職，以蘇區中央局為蘇區黨、軍、政最高領導機構。10月29日周恩來起草中共中央致紅一、紅三軍團前委的指示信，通知毛澤東：「蘇區中央局在項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暫以毛澤東代理書記，朱德為紅一、紅三軍團總司令。目前一切政治軍事領導統一集中到中央局。」
至1930年10月，中共中央為貫徹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指示的具體措施已經落實就緒。為配合中共中央向蘇區的轉移，周恩來在9、10月采取了更為細致的部署：
在上海舉辦從蘇聯返國準備前往蘇區的軍事訓練班，一批軍政幹部如張愛萍、黃火青等參加學習後被派往江西蘇區。
安排從蘇聯學習返國的劉伯承、葉劍英、傅鍾、李卓然等把蘇聯紅軍步兵戰鬥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譯成中文，並送往蘇區。
主持打通了比較固定和安全的由上海前往江西蘇區的秘密交通線，成立了以吳德峰為局長的中共中央交通局。
積極籌備建立自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至上海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大功率秘密電台和上海中共中央機關至江西蘇區的無線電聯係，莫斯科—上海—江西蘇區的通訊渠道即將全部打通。
項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中共江西蘇區最高負責人的身分，肩負加強中共中央對江西紅軍領導的重大使命，沿地下秘密交通線於1930年底抵達江西蘇區。
項英是中共黨內少數出身產業工人的高級領導人之一，他於1921年在武漢加入中共後，長期從事工人運動，曾在1928年赴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是1925年中共四大後的曆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又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項英對從蘇聯學來的馬列理論有著堅定的信仰，對斯大林和蘇聯的「感情」較深，個人性格和作風則比較拘謹和嚴肅。
1930年11月下旬，項英從上海出發，當他剛一抵達江西蘇區就聞知不久前在贛西南紅軍內部爆發了一場矛頭直指紅四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的富田事變。
項英領導的蘇區中央局成立後的第一項工作就是處理富田事變。1931年1月16日，發出《蘇區中央局通告第二號──對富田事變的決議》，一方麵表示「完全同意總前委對富田事變所采取的鬥爭路線」;另一方麵，又在相當程度上衝淡了毛澤東等對富田事變性質的看法，主張采取較為緩和的、有區別的政策，以緩和蘇區內部的緊張關係，避免紅軍的分裂。
《決議》的矛盾性和含混性集中體現在對富田事變性質的看法上。項英認為「江西省行委中之段良弼、李白芳及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等均係AB團要犯」，彼等發動「富田事變」是「分裂革命勢力」「分裂紅軍」的「反黨行為」並決定「將富田事變的首領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劉敵、金萬邦等開除黨籍」;但與此同時，項英又聲稱富田事變不是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而是「無原則的派別鬥爭」。並責令贛西南特委和紅二十軍黨委，停止黨內互相攻擊，聽候中央局調查處理。
如果說，項英在對富田事變性質的認識上采取了折衷主義的立場，那麽，項英針對「肅AB團」擴大化的尖銳批評，幾乎就是直接指向毛澤東的了。《決議》重點批評了「過去反AB團取消派鬥爭中的缺點和錯誤」，並列舉其主要表現：「第一非群眾路線，許多地方由紅軍或上級機關代打」，「第二是盲動，沒有標準，一咬便打」。項英強調：今後「必須根據一定事實和情形，絕對不能隨便亂打亂殺」，「也不能隨便聽人亂供亂咬加以逮捕」；「黨在每個鬥爭中都應以教育方式來教育全黨黨員。這樣才能使黨走上布爾什維克的道路」。
項英的上述態度與他對毛澤東的複雜的觀感密切相關。項英在大革命時期雖與毛澤東有過一些工作接觸，但他在未抵江西之前，對江西蘇區的認識全憑在上海中央機關所看到的來自蘇區的零散的報告和周恩來的介紹。項英在性格上較為直露和坦率，與毛澤東是完全不同的兩類人。因此，一經發現富田事變的原委，項英很快就掩飾不住對毛的不滿。但是，項英畢竟是一位老共產黨員，十分了解毛在1927年後對黨與紅軍的貢獻及毛在江西蘇區所擁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自己又甫抵蘇區，深知不能公開指責毛澤東，所以在對富田事變性質的判斷及處理方法上煞費苦心，既要考慮到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又要堅決地製止、糾正毛在「肅AB團」問題上的錯誤。然而隨著項英逐漸熟悉江西蘇區的內情，他原先對富田事變性質的看法進一步發生變化，對毛澤東的批評也日趨尖銳。
1931年2月4日，項英以蘇區中央局的名義發出《中央局給西路同誌信》:「飛函王懷、叢允中等同誌及各黨部派一人及有關係諸同誌（如陳正人，紅軍學校等）來中央局討論，將一切得到一個最後的解決。」項英在這封信中還明確表示那種認為「二全會」是「AB團」會議的看法是錯誤的，顯示出與毛完全不同的態度。項英這封信表明他已看手準備富田事變的全部善後處理工作。1931年2月19日，中共蘇區中央局發出第十一號通告，事實上修正了1月16日《決議》關於富田事變是段良弼等人領導的「反黨反革命」行動的看法：
中央局根據過去贛西南黨的鬥爭的曆史和黨組織基礎以及富田事變客觀行動事實，不能得出一個唯心的結論，肯定說富田事變即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更不能有事實證明領導富田事變的全部人純粹是AB團取消派，或者說他們是自覺的與AB團取消派即公開聯合戰線來反黨反革命，這種分析和決議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唯物辯證論的運用，是鐵一般的正確。
《通告》宣布開除李韶九、段良弼等五人的黨籍，對其它人，隻要「證明未加入反動組織（AB團），承認參加富田事變的錯誤，絕對服從黨的決議的條件之下，應允許他們重新回到黨的領導下來」。
2月19日後，項英把主要精力放在動員紅二十軍返回河東，毛澤東盡管感到項英的壓力，卻因身係事件中心，一時明顯處於下風，難以有所作為，隻能暫取觀望之態，遂把全部身心投入指揮和國民黨「圍剿」部隊的作戰中。
項英首先責成富田事變時躲回家鄉的紅二十軍政委曾炳春回到河西紅二十軍中去作說服動員工作。並隨帶中央局指示，通知贛西特委負責人和參加事變的領導人回蘇區中央局開會，並委派幹部去永陽解散由謝漢昌等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
是否去蘇區中央局開會，這是關係到領導事變負責人的人身安全的關鍵性問題，在這個節骨眼上，項英的個人威望起決定性的作用。據曾山回憶，謝漢昌等對項英抱很大希望，「估計項英同誌是支持他們的」，在這種預期心理的作用下，1931年4月間，富田事變的主要領導者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及西路行委書記王懷，遵照項英和蘇區中央局的指示，回到寧都黃陂蘇區中央局駐地參加會議，「向黨承認錯誤，請黨教育」，隻有段良弼一人因去上海中央匯報富田事變而未前往。紅二十軍的官兵也遵照蘇區中央局的指示，「努力向泰和、固江北路殲滅各地地主武裝，奪回被迫反水群眾」，但是等待他們的命運卻是他們和項英都未曾料到的：中共中央否決了項英對富田事變性質的評價及其處理方法，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及紅二十軍、贛西南大批黨員幹部的出路隻有一條：被槍斃！
三、「肅AB團」烽火再起：中央代表團貶斥項英，支持毛澤東
根據迄今披露的資料顯示，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對富田事變作出反應。
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是中共曆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上海中央內部圍繞「糾正立三路線錯誤」的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從莫斯科中山大學返回，原先在中共黨內地位較低的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王稼祥等要求召開緊急會議，改組在和「立三路線」鬥爭中「犯了調和主義錯誤」的以周恩來、瞿秋白為核心的中共中央；而以何孟雄和羅章龍分別為首的「江蘇省委派」和「全總派」，在一度與陳紹禹等聯絡反中央後，又轉而反對陳紹禹新提出的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主張。黨內各派別的爭論使中共瀕於分裂，最後，在1930年12月中旬秘密抵達上海的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親自主持下，中共中央於1931年1月7日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強行統一了全黨的認識。會議改選了中央政治局，陳紹禹在米夫的支持下進入了中央政治局，由周恩來、向忠發、張國燾組成中央常委會，仍由向忠發擔任總書記一職，但從此中共中央實際由陳紹禹、周恩來掌握。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一致通過開除繼續反對中央的羅章龍的中央委員及黨籍，至此，開始了中共黨史上被稱之為「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在這次會議後，原有的黨內紛爭基本結束，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走上軌道。
一經解決了黨內的分裂危機，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所處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討論富田事變問題。
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富田事變。在這裏，有若幹問題仍存有疑點：中共中央是如何知道富田事變發生消息的？1931年l—2月上海中央與江西蘇區的電訊聯係還未建立，直到同年秋，才開通了上海中央經香港與江西蘇區的電訊聯絡。有資料顯示，富田事變後，中央政治局曾要求毛向中央報告富田事變真相，毛是否對此作過反應？毛澤東在富田事變後，曾寫有《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這封信是否是給上海中央的？據八十年代後期披露的權威性資料反映，富田事變中被扣押的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劉作撫）在事變後即被段良弼開釋，攜在蘇區籌集的千兩黃金很快返回上海向中央匯報。另有資料透露，1931年2至3月，段良弼及江西省團委共三人去上海匯報富田事變經過，博古等會見了他們，並向中央常委會作過報告。博古判定，贛西南來人及其口頭敘述與少共中央所收到的贛西南控告毛的文件大體都是真實的。盡管周恩來沒有接待過贛西南來人，但有一個問題基本可以確定，這就是在1931年2月13日前，周恩來等已得知富田事變的有關情況，此時的周恩來已意識到在贛西南所發生事件的嚴重性質，並決定采取相應的組織措施。
周恩來在2月1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兩項決定：第一、立即給江西發一中央訓令「停止爭論，一致向敵人作戰」；第二，重新調整中共蘇區中央局人選，決定項英、任弼時、毛澤東、王稼祥為常委。經過這次調整，毛澤東在蘇區中央局第二號人物的角色將由任弼時擔任，而剛剛在六屆四中全會擔任中央委員的留蘇派王稼祥則進人了蘇區中央局最高領導機構。
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舉行會議，決定由周恩來、任弼時、王稼祥組成委員會，研究富田事變的性質及處理意見。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討論三人委員會的意見，周恩來代表三人委員會發言：「贛西南的AB團是反革命組織，但是尚有動搖的和紅軍中的不堅定分子，在客觀上也可為AB團所利用」。
會議決定：根據周恩來這一結論，由任弼時起草一信，要江西蘇區停止爭論，集中一切力量對付敵人，派遣中央代表團前往蘇區處理富田事變，中央代表團有全權解決的權限。
2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由任弼時起草的致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黨部的信，信中指出：
不幸的富田事變，恰恰發生於敵人加緊向我們進攻而紅軍與群眾正在與敵人艱苦作戰的當兒，無論如何，總是便利於敵人而削弱我們自己的。中央特決定立即派出代表團前往蘇區組織中央局，並委托代表團以全權調查與解決這一問題。在中央代表團沒有到達以前，從總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紅軍黨部一直到各地黨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這一爭論，無條件地服從總前委的統一領導，一致的向敵人進行殘酷的戰爭。
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這封信，在兩個關鍵性的問題上，推翻了1930年1O月中央政治局原先作出的決定，沉重地打擊了項英。
第一，否認了經中央政治局批準（中央六屆三中全會後的政治局）而剛剛成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的合法性，剝奪了項英在江西蘇區的最高領導權。
第二，明確規定，在中央代表團抵達之前，毛澤東在江西蘇區享有指揮一切的最高權威，重新恢複了被取消的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否認了1月中旬剛成立的項英領導的中共中央軍委的合法性（事實上，1931年1月30日，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已決定重新組成由周恩來為書記的新的七人中央軍委）。
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組成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代表團，立即動身前往江西蘇區。作為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的第一個高級代表團，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的直接使命是代表中央政治局處理富田事變問題，享有明確而全麵的授權。為策安全，議定任弼時於3月5日出發，王稼祥3月7日啟程。
關於共產國際對富田事變的態度，至今沒有詳盡資料。1931年春，共產國際常駐中國的機構是設在上海的遠東局，負責人羅伯特係德國人，其人在共產國際地位較低，他的意見經常不被中共中央領導人重視和接受。早在1930年春由於中共中央與遠東局在「富農問題」等意見上的分歧，周恩來曾專程去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匯報。1931年夏秋，由於羅伯特向莫斯科匯報了李立三試圖把蘇聯拉入中國內戰的情報，以及遠東局對李立三的抵製，羅伯特在共產國際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仍不具備足夠的權威，以至於共產國際專門派遣米夫秘密來華主持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據有關資料透露，米夫於1930年12月抵華後，曾在上海秘密逗留半年時間，但迄今也未發現有關米夫對富田事變發表看法的任何資料。
隻有一兩份資料間接透露了有關共產國際對富田事變的態度。根據《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一書透露：1931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開了會議，周恩來在會上提出了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意見。至於遠東局意見的具體內容如何，該書未作任何披露。但筆者根據周恩來在3月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和次日發表的《中央政治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判斷共產國際遠東局對富田事變的大概意見是：一、富田事變是反革命行動。二、不應誇大敵人在內部進攻的力量。
筆者的這個判斷可從另一份資料中得到證實。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任弼時傳》透露：在1930年2月20日討論富田事變的政治局會議後，與中央政治局的意見相異，共產國際遠東局不同意貿然肯定總前委反「AB團」的行動，因此在由任弼時代表中央政治局起草的2月23日的信中，沒有寫上總前委反AB團「一般是正確的」這句話。但是到了3月27日，遠東局改變了原有的看法，認定富田事變「是反革命的暴動，前委領導是對的」，甚至要求政治局與遠東局聯名發表對富田事變表態的決議。 這就是次日發出的《中央政治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
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的《決議》究竟是誰起草的，迄今仍無直接資料予以證實，筆者分析周恩來起草的可能性最大。周恩來在政治局內分工負責蘇區與紅軍的工作，從1931年1月起，周恩來起草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第一號通告後，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約七份有關涉及全黨政治路線、紅軍與蘇區工作，以及致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信和電報。舉凡全局性的、最重要的文件均由周恩來參與起草。《決議》體現了周恩來所特有的雖具強烈傾向性、但仍含折衷色彩的思維及行事方式的風格，與周恩來在討論富田事變的2月20日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精神基本一致。《決議》指出：「（富田事變）實質上毫無疑問的是階級敵人以及他的鬥爭機關AB團所準備所執行的反革命行動」「在澤東同誌領導下的總前委堅決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路線，實質上是正確的。這種堅決與革命敵人鬥爭的路線在任何時候都應執行」。《決議》又說，「同時過份的估量反革命組織力量及它在群眾中的欺騙影響而減弱我們有群眾力量有正確路線可以戰勝階級敵人的堅強信心，這也是一種危險」。 1931年2月以後，中共中央及周恩來在對富田事變定性問題上一直持強硬態度，以任弼時為首的赴蘇區的中央代表團忠實地執行了周恩來的方針，而根本不知道隨後不久中共中央及周恩來等對富田事變的看法又發生了新的變化。而具體改變肅反政策及糾正毛在肅反問題上的錯誤，則是在1931年底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後，此時，數千名紅軍將士和地方幹部早已被冤殺。
1931年4月中旬，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率領的中央代表團帶看六屆四中全會的文件，經閩西到達贛南，和項英領導的蘇區中央局會台。在任弼時等未抵達江西蘇區之前的3月18日，項英曾主持召開了中共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本是項英為加強蘇區內部團結而開的一次會議，也是鞏固其在蘇區領導權威的一個重要行動。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傳達剛剛收到的1930年10月共產國際的來信，具體討論的問題包括富田事變和「一、三軍團過去工作的檢閱」等。項英在談到蘇區中央局處理富田事變問題時，進一步重申：「用教育的方法是對的，我們應該清楚認識所有參加富田事變的人不一定個個都是AB團取消派，如果否認這一點是錯誤的。」
然而，項英的意見在中央代表團抵達後立即被推翻。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下車伊始，馬上召開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傳達六屆四中全會文件和中共中央對富田事變的意見，作為「第一次擴大會議的繼續」。4月17日，由任弼時主持在寧都的青塘舉行中央局擴大會議，毛澤東、項英等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中央代表團起草的《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進一步肯定了富田事變的「反革命」性質：「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以立三路線為旗幟的反革命暴動，更清楚的說，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與立三路線的一部分擁護者所參加的反革命暴動。」
《決議》批評蘇區中央局是在三中全會「調和路線」下成立的，指責項英為首的蘇區中央局「解決富田事變的路線完全是錯誤的」：
（項英）根本沒有指出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反而肯定富田車變不是AB團的暴動，這完全是模糊了富田事變的反革命性質。又說富田事變是由無原則派別鬥爭演進而成的，更是大錯特錯。
由於推翻了項英對富田事變的分析和處理意見，中央代表團與毛澤東在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建立起密切的友好合作關係。1931年5月，重新恢複了紅一方麵軍總前委的建製，仍由毛澤東擔任書記。8月毛澤東擔任蘇區中央局書記，1931年10月11日，蘇區中央局致電中共中央，通報由毛澤東正式取代項英，主持蘇區中央局：
項英解決富田事變，完全錯誤，認為是派別鬥爭，工作肱力不夠領導。因此喪失信仰，中央局決定以毛澤東代理書記，請中央批準。
與重新確立毛澤東領導權相同步，是重新逮捕、審訊響應中央局通知回到中央局開會的富田事變的主要領導人。在蘇區中央局的直接領導下，成立了以周以栗（1930年長江局派去紅一方麵軍總前委的代表，隨後與毛澤東結成密切關係）為首的審判委員會，「首先把富田事變頭子劉敵執行槍決」，然後，依次「公審」謝漢昌、李白芳、金萬邦、周冕、叢允中等，也一並處死。事隔三十年後，當年參加「公審」的曾山回憶了這次公審，他說：
在公審中，毫無逼供現象，被審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談他自己的意見。他們不承認是反革命組織，而肯定是一個反毛團的組織。
處決富田事變的主要領導人並不意味「肅AB團」運動已告「勝利完成」，相反，它標誌著更大的「打AB團」風暴的襲來。1931年7月間，原在河西堅持遊擊戰爭的紅二十軍在政委曾炳春和繼劉鐵超之後任軍長的蕭大鵬的說服教育下，服從中央局決定，回到蘇維埃中心區域的河東於都縣，但是等待他們的並不是歡迎和鞭炮，而是大逮捕和大處決。蘇區中央局命令解散紅二十軍，扣押軍長蕭大鵬、政委曾炳春，直到副排長的全體幹部，「士兵被分編到四軍、三軍團去」。被扣押的紅二十軍幹部，大部分被當作「AB團取消派」受到r處置」（即槍決）。
在地方，「贛西南地區的幹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打成AB團分子」，「有的被錯誤處置，有的被監禁或停止工作」。 繼毛澤東在1930年發動「打AB團」運動後，江西蘇區的「肅AB團」隻因項英的堅決製止才停頓了四個月，又在1931年4月後如火如荼全麵開展起來，並在五、六、七三個月達到最高潮。
為了貫徹落實蘇區中央局4月17日《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中提出的對「AB團」分子要「軟硬兼施，窮追細問」的精神，加緊了對所謂「AB團」分子的刑訊逼供。「所有AB團的破獲完全是根據犯人的口供去破獲的，……審犯人的技術，全靠刑審」。對犯人普遍采用「軟硬兼施」的方法：所謂「軟」，「就是用言語騙出犯人口供，……所謂硬的方法，通常著雙手吊起，人向懸空，用牛尾竹掃子去打，如仍堅持不供的，則用香火或洋油燒身，甚至有用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內，在各縣的刑法種類無奇不有，有所謂炸刑（萬泰），打地雷公，坐轎子，坐飛機（各縣皆然），坐快活椅子，蝦蟆喝水，猴子牽韁，用槍通條燒紅通肛門（勝利縣）……等。就勝利（縣）說，刑法計有一百廿種之多……」。在運動中，被審人因經不住酷刑亂供亂咬，使「AB團取消派」越打越多，「凡打AB團不毒辣的，都認為與AB團有關係，有被扣留的可能」。而肅反機關則捕風捉影，「甚至於公開的說，寧肯殺錯一百，不肯放過一個之謬論」，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蟬，因之提拔幹部，調動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啼啼哭哭，不願意去……，在打AB團最激烈的時候，兩人談話，都可被疑為AB團」。
當時在中央蘇區的鄧小平對此慘劇也有過評論。他說，「我對總前委之反AB團的方式亦覺有超越組織的錯誤，這種方法事實上引起了黨的恐怖現象，同誌不敢說話」。
然而，在「肅AB團」的基礎上，中央代表團和毛澤東結成的友好合作關係，僅維持了七個月左右，一經解決了毛澤東與項英在「肅AB團」問題上的矛盾後，中央代表團和毛之間又逐漸產生了新的矛盾。除了政策分歧外，毛的個人權力與中央代表團權限的不明確，也加劇了雙方關係的緊張。至少在法理上，毛澤東是江西蘇區黨、軍隊、蘇維埃政權的最高領袖，而中央代表團的地位則不甚明確。從中共中央授權講，任弼時應是江西蘇區最高負責人，但毛澤東已就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一職，因此，無論是從實力基礎或是從蘇區中央局書記的法理權限講，毛已是蘇區最有權力的人，而中央代表團雖具權威，但隻是處在一個監督者的地位。於是，在諸多矛盾的作用下，毛與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共中央的蜜月終於在1931年11月初宣告結束，從此雙方開始了長達三年零兩個月的對抗和衝突。
